内容提要

亲密关系与泛泛之交有什么区别；大丈夫与小女子真的般配吗；吸引力的秘密是什么；男人与女人真的是不同的动物吗；同性恋真的是由基因决定的吗；单亲家庭的孩子长大后更容易离婚吗……什么是爱情？由什么构成？能持续多久？两性在发生一夜情及选择终身伴侣上有什么差异？爱情和性欲是由不同的脑区控制吗？亲密关系美满的秘诀是什么？有什么方法能让婚姻持续一生？米勒教授在《亲密关系》中回答了这些问题，尤其澄清了通俗心理学所宣扬的经验之谈，甚至某些错误观点。

《亲密关系》汲取了社会心理学、沟通研究、家庭研究、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及家政学等学科的最新成果，研究实践和理论建构并重，学术标准与大众兴趣兼备。全书结构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生动、启发思考，既通俗易懂，读来轻松愉快，又科学权威，崇尚实证精神。本书遵循由浅入深、由一般到特殊的认知规律，论述了亲密关系的基础、活动形态、类型、矛盾和修复等内容，读完本书，你将对人际吸引、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沟通、性爱、依恋、择偶、嫉妒、出轨、家暴等亲密关系的方方面面有全新的认识。

亲密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核心，处理得好能给人带来极大的快乐，处理得不好则会造成重大创伤，因此科学地认识亲密关系，攸关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本书既适合研究亲密关系的专业人士，能给他们带来启发与灵感，也适合每个想爱情甜蜜、婚姻长久、人生幸福的普通读者。

主编简介

彭凯平（Kaiping Peng）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与东亚研究终身教授

现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及东亚研究终身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学博士。曾教授的课程包括普通心理学，管理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积极心理学、跨文化沟通心理学。现任职国际积极心理联合会执行委员（2010年至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2009年至今），曾任职美国心理学会科学领导小组成员、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人格心理专业主任、第五届世界华人心理学家学术大会共同主席，并担任过美国唐氏基金会董事和德国宝马公司青年领袖论坛董事会成员；为众多政府和国际公司作战略、人事、文化，管理咨询，例如：福特，宝马，美国航天局，富士康，宏达电，万科，中化，中航，海总，总装备部等。他还是多所国际著名商学院常聘客座教授，并连续多年获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最佳教学奖。

彭教授曾发表140多篇期刊论文，多次获得重要学术奖项（包括2004年美国社会问题心理学会最佳论文奖，2006年美国管理学院最佳论文奖），出版学术专著多部，2007年被美国人格与社会心理学会评为全世界论文引用最多的中青年社会心理学家。2008年5月起受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和首任系主任；2009年入选中组部国家级海外高级引进人才（千人计划），回国后主要贡献包括：主持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复系工作；主持与国防有关的特殊人员的心理保障工作；主持并推动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普及工作并担任国际积极心理学联合会中国理事；参与中国各城市幸福城市建设工作；以清华大学名义发表科研论文70多篇，为论文国际引用名列前茅的少数中国社会科学学者。

序一：译丛新序

1979年，我在北京大学校园开始了我的心理学求学生涯，当时我们心理学系的老师委婉地告诉我们，你们学心理学可能早了20年。老实说，年轻的我们当时并没有完全领会这句话的多重含义。

2004年，我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校园，开始了和新曲线出版咨询有限公司的合作，推荐出版《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坦率地说，我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套关于人性、人情、人欲、人世的学术丛书，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成为中国出版界发行的最畅销的心理学丛书之一。

2013年的今天，我已经到了清华校园。受清华大学之邀、加州大学之托，五年前我开始帮助清华大学恢复它历史上曾经辉煌的心理学系，并出任复建后的首任系主任。五年的国际穿梭，以及和国内心理学界同仁的共苦同甘，已经让我看到了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兴起，等来了中国心理学的春天！

所以，当新曲线公司的同事们决定出版该丛书的十周年纪念版，不仅新增《社会认知：洞悉人心的科学》、《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社会冲突》、《社会心理学之旅》、《社会心理学纲要》等新品种，而且对《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决策与判断》等原有品种的译文进行精益求精的再加工，将丛书以更加精致、高雅、系统的方式介绍给我们的读者，并邀请我为新书重新写序，我已经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并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人们喜爱的优秀的心理学书籍。

那么，为什么短短几年社会心理学会在中国变得如此大受欢迎？甚至我们还可以问问，为什么清华大学要在2008年恢复它的心理学系？我觉得，中国的现代化是背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达到3 400美金。根据经济学家在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人均3 000美金的现代化标准，这正式表明中国已经迈入现代化国家的门槛。美国人是在1962年首先进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的，英国人是1968年，法国人是1972年。

现代化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变得比“物”更为重要。现代化之前，我们追求小康，以物质的丰富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现代化以后，我们追求和谐、文化、美丽和幸福，以人民的尊严和完美生活为奋斗目标。这种变化，也不断反映在中国政府的执政理念变化上。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构建和谐社会”，从“建设文化强国”再到“建设美丽中国”，这些理念其实反映的正是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特别是人民基本需求的变化和提升。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就提出人类的需要层次理论，就是说人类从一开始衣食住行的生理需求，逐渐上升到安全、归属、爱和尊严的社会需求。再往上，就得有文化和知识的需求，以及对美的追求。人类最高级的需求就是马斯洛的自我实现，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心理指标就是幸福的巅峰体验。

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那人又是什么？其实，人最重要的标志是他有心理活动。“人者，心之器也。”正是因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人生活得才有意义，才有价值。没有心理活动，人就是行尸走肉。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没有人类的心理，可以照样存在。没有人类，星空依然灿烂，太阳照常升落，但一旦人类的活动参与进来，星空就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它就成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在中国东海，北纬25°40′ ~ 26°、东经123° ~ 124°34′之间有一片岛屿，这本来是一个地理科学的概念，是属于自然科学的知识，但当我们意识到，这片岛屿就是钓鱼岛列岛时，这个知识就变成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它就有了感情、意识、行动。没有人类的思想和意识，自然世界本身是不会有特别的意义的。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它呼唤的其实就是社会心理学。因为社会就是人的集合；人的本质就是心理的载体。正是人类的心理活动，如需求、欲望、价值、信念、判断、决策、竞争、合作、冲突、博弈，等等，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更加复杂多变，需要更多的智慧、理性、善良、宽容和理解。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学提出了无数引人入胜的问题。社会如何管理？创新如何推进？什么是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薪火相传，传的到底是什么？甚至还包括一些看起来肤浅、实际上很难回答的问题，比如，你幸福吗？

2000年，美国科学院组织了一批著名的学者讨论人类的未来科学究竟有哪些，他们的结论是NBICS（纳米—生物—信息—认知—社会）。

“在下个世纪，或者在大约五代人的时期之内，一些突破会出现在纳米技术（消弭了自然的和人造的分子系统之间的界限）、信息科学（导向更加自主的、智能的机器）、生物科学和生命科学（通过基因学和蛋白质学来延长人类生命）、认知和神经科学（创造出人工神经网络并破译人类认知）和社会科学（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领域，这些突破被用于加快技术进步的步伐，并可能会再一次改变我们的物种，其深远的意义可以媲美数十万代人以前人类首次学会口头语言知识。”

其中提出的社会科学问题——理解文化信息，驾驭集体智商——正是我推荐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初衷。丰富中国人民的社会文化生活，提高我们中国人的集体智商，正是这个时代赋予我们这些心理学工作者的责任，让我们大家一起为人民的心理幸福而奋斗。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伟清楼501

2012年12月12日

序二：译丛序

社会心理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它研究的是人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试图探讨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是如何受到其他人影响的，这些影响包括实际的、想象中的和推测出来的人际作用。社会心理学家通常思考的问题有：我们如何认识他人（社会认知），我们如何与他人打交道（社会互动）以及文化、社会、团体如何作用于我们（社会影响）等方面的内容。

众所周知，社会心理学研究向来有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和符号学的三种取向，其中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实证的研究和对社会中个体心理的关注。本译丛以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主编的“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系列丛书” 为基础，从中遴选出精品（如《决策与判断》、《自我》、《亲密关系》、《态度改变与社会影响》），并在更大的范围内，补充一些近年来有着广泛影响的社会心理学新著。

十几年前，香港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确实，这门学科是我们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域，因为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可惜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心理学并没有得到它所应有的关注。我们推出这套丛书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让国内有志于学习、研究和应用社会心理学的各界人士较为系统地了解当代社会心理学的来龙去脉、重大发现以及最新前沿，而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为推动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以及提高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国际影响贡献绵薄之力。

彭凯平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

2004年9月

序三：英文版序

亲密关系是人类经验的核心所在，也是戏剧般人生每个阶段的基本情节线索。一生中，我们会受到某些人的吸引，喜欢或者爱上他们，与他们谈恋爱或者发生性关系，结婚并给予伴侣支持和慰藉，而当这些关系不幸终结时，我们则会感到痛苦。亲密关系能满足人们对归属和关爱的基本需求，亲密关系蕴含着对他人强烈的感情依恋，也常常会涉及与他人的相互依赖。众所周知，要抵御精神或身体疾病，任何人所能得到的最好保护，莫过于身边积极的社会支持网络。亲密关系能提供有意义且持久的社会支持网络，人们苦恼时可以向伴侣求助，而在伴侣需要时也能关照和帮助他们。有人曾询问成功的商人，如果一切可以重来，生活会有什么不同，没有人愿意做更多的工作；相反，他们更愿意对家人和朋友付出更多的爱，花更多的时间与家人共处。

鉴于亲密关系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显而易见的中心位置，但亲密关系在社会心理学历史上仍是相对较新的课题，这令人吃惊。只是在近几十年，亲密关系才在研究与实践中崭露头角。在此之前，学术研究侧重于结构性关系中的双方或者小群体，一般为公开的关系，如人们的竞争与合作，磋商与谈判，顺从或者抗拒。但是有一批执着的研究人员开始证明，完全有可能研究人际动力学的微妙特征，有可能理解喜欢、爱恋和性关系的一些要素。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兴趣开始从社会心理学扩展到人格研究、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演化心理学、社会学、家庭研究、传播学及家政学。每一种视角都给亲密关系研究带来崭新的见解与思想。

我相信，推动这一领域研究进展的是麦格劳-希尔社会心理学丛书中的《亲密关系》。《亲密关系》不仅销量很大，而且深受广大师生的喜爱，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也能得到启发，明了研究亲密关系的意义所在。《亲密关系》的出版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不仅因其权威性和学术性得到业界同仁的尊重，还因为浅显易懂、充满感情、令人愉快而受到学生读者的欢迎。

现在再说几句推介我们丛书的话。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是奉献给读者的一场盛宴，记载了社会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们、理论学家们及实践者们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这套丛书能增进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善加应用就能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这套丛书已成为心理学领域杰出学者展示新理论，对原有理论进行分析、整合以及介绍当前方法论进展的平台。本套丛书的作者都有一个共同心愿，要与读者分享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思想观点，分享对象包括同事、研究生、本科生以及所有对社会心理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这套丛书的每位作者都遵循着共同的写作目标，要以生动有趣的语言传授社会心理学的重要原理和课程，传播专业知识却不诉诸专业行话，同时激发读者在思想或实践层面应用这些知识。《亲密关系》显然实现了这两个目标。《亲密关系》是一本综述性的专著，整合了多个学科的重要理论和最新研究进展，旁征博引，纵横捭阖，系统性地整理和展现了当代亲密关系研究最新的研究结果与理论进展，其生动的论述、严密的逻辑、清晰的思路、谨慎的论证和科学的结论一定会得到学者和学生的喜爱。

虽然这套丛书的每一本都是各自专业领域的巅峰之作，但精品译丛作为一个整体，代表着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精华和核心。社会心理学专业的师生可以选用其中任何一本，用作通用教材的“深度”辅助读物，而普通读者则可选用整个系列的精品图书来完成系统的社会心理学课程。我个人认为，《亲密关系》是将爱情与科学、情感与理性、通俗性与学术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完美结合的百科全书式的两性心理学专著，《亲密关系》一定能让你的亲密关系获益！

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G. Zimbardo）

《麦克劳—希尔社会心理学丛书》主编

序四：作者序

欢迎翻开《亲密关系》！看到你手捧本书专心阅读，让我倍感欣慰。本书自出版以来，好评如潮，对此我甚感荣幸，同时我也非常乐于为你展现亲密关系研究领域充满生机而又迅猛发展的最新和最全的进展。第6版增添了很多新内容，但我的写作理念从未动摇：本书既要切合普通大众的阅读兴趣，又要为院校的专业读者提供人际关系科学广泛全面、易于阅读的内容。作为专业的教材，本书既要遵循严格的学术标准，又要保留人际关系自身的迷人魅力。我希望本书是亲密关系现代科学概览的一本最易上手、最吸引人、最为全面的教材。

第6版新增的内容

第6版新添了713篇最新的参考文献，大部分都是最近3年的文献。因而，我会讨论很多先前版本未曾提及的新问题。本版新添的部分内容有：

文化（Culture）

厌烦（Boredom）

脸谱网（Facebook）

自控（Self-control）

快速约会（Speed-dating）

谎言觉察（Lie detection）

同性婚姻（Gay marriage）

性满足（Sexual satisfaction）

爱情的生理（The biology of love）

相伴之爱（Compassionate love）

冲突协商（Conflict negotiations）

禁欲教育（Abstinence education）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温情沟通（Affectionate communication）

婚姻平等

（Marital equality）

社交网络

（Social networks）

夫妻冲突风格

（Couple conflict styles）

不满意的轨迹

（Trajectories of dissatisfaction）

知觉到的伴侣反应性

（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趋近和回避动机

（Approach and avoidance motivations）

在McGraw-Hill公司网站上：www.mhhe.com/millerint6e为教师准备了最新的教师手册、列出每章要点的PPT教案和测试题库。

未变动的内容

如果你熟悉第5版的内容，就会发现很多内容都还在相同的地方。在第1章我仍旧介绍了影响亲密关系的重要因素。随后，在各章的论述中提及这些因素时，都会以脚注提醒读者术语出现的位置以激活记忆，从而使本书涵盖的广泛内容有着统一的连贯性。

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保留了原来雅俗共赏、充满趣味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在先前的版本中得到了读者们的赞扬。能为你介绍人际关系科学，我甚感荣幸；关系领域的研究令我兴奋，更让我自豪，希望能为你展示多姿多彩的人际关系。

我非常感谢本书原来的作者莎伦·布雷姆和丹尼尔·珀尔曼，是他们最初吸引我参与了这本书的写作。他们两位是我非常慷慨和优雅的同事。

《亲密关系》中译本能与中国读者见面，我分外高兴。各位能阅读本书，我甚感荣幸，希望这本书能引起你对关系的兴趣，善用书中的知识，畅享愉悦的亲密关系。谢谢中国读者对这本书的喜爱，尤其要谢谢译者王伟平驾轻就熟的翻译工作，这样我的著作才能为各位理解与欣赏。

序五：中文版序

我们中国人往往自诩“关系专家”，能够自如穿梭于纷繁的关系网络，善于巧妙地运用复杂的人际关系。表面上看也确实如此，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在“关系”方面的理论和书籍层出不穷。然而，当从科学的角度重新考虑“关系”的实证问题时，我们便茫然了。假设一位心理学家向100个学生提出下面两个问题，你能想象他们会怎样回答吗？

第一个问题是：如果你要到一座荒岛上生活，只能在你的各种亲密关系中（父母、兄弟姊妹、好朋友、同学、同乡、同事等等）选择一个人同行，你会选择谁？

第二个问题是：当你的父母、配偶、孩子、最好的朋友一起落水，只有你会游泳，而你只能救其中的一个人时，你又会选择谁？

不过，在关系科学上的无知不是我们中国人特有的。就以爱情为例吧，虽然数不胜数的诗人和作家或热情讴歌赞美，或理性分析批判，总结出一个又一个的爱情真谛，但我们对这一奇妙现象背后的心理学原因的理解似乎并不深刻。是性格相似的人容易相互吸引，还是性格互补的人更容易坠入爱河呢？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超越性欲的柏拉图式爱情？情侣之爱与舐犊之爱究竟有什么不同？激情之爱与相伴之爱又有何差异？

在我们早已司空见惯的各种人际关系中，你又是否注意到了两性差异？女人是不是比男人更容易嫉妒？男性和女性对关系的感知和体验方面有哪些不同？男人真的来自火星、女人真的来自金星吗？所有这些问题都是社会心理学中亲密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

过去的40年间，社会心理学从单纯地关注认知、思维、决策等理性过程逐渐扩展到人类的情感、关系等感性课题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心理学家在过去40年关于情感和关系的研究中所收集的数据和进行的科学论证，可能已经超越了我们中国两千年来在关系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和判断。另外，亲密关系研究中一个不为人知的挑战是，人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体验来判断关系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这是由研究课题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我们必须强调科学研究讨论的是一般规律，而不是某个人的具体想法和行为。也就是说，不能依据个人喜好来判断价值。所以我希望读者诸君在阅读《亲密关系》这部著作时，能更多地进行理性思考，而不要片面地以情感作为评判标准。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它探究了长期以来诗人、戏剧家、哲学家乃至医学家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和论断。由于数千年来科学家忽视了亲密关系的研究，当通俗心理学占据了关系学的主导地位时，人们对人际关系的了解和领会往往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然而，最近40年，如本书所记载，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当然，我们不能期望一本书就能取代通俗心理学家在电视上的夸夸其谈，或者阻止书店中庸俗心理学书籍的猖獗泛滥。但是，它至少使得人们对关系科学的认识向着更加学术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转变。也就是说，它将使我们对爱情、婚姻、承诺、友谊、激情、理解、沟通、亲密、依恋、择偶、嫉妒等各个方面有一个崭新的认识。

本书关注的所谓“亲密关系”，即指人们的思想、感受及行为在亲密关系中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米勒教授综合了社会心理学、进化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和临床心理学等多个分支的理论和研究成果。作为活跃在社会心理学界的学者，米勒本着严谨的态度，在上述众多领域中寻求平衡，融会贯通，研究了“先天因素”与“后天培养”的相互作用。

特别要提醒的是，如果你已经习惯了通俗心理学家把个人观点当作科学结论，用华丽辞藻取代严谨分析的惯常做法。那么，在阅读本书时，你不仅要适应科学研究的表达方式，更要理解科学家们在争论“关系”原理和甄别伪科学时的执着。

我相信，这本书能同时引起普通读者、学生和学者对整个亲密关系的兴趣。可以想见，书中难免会出现某些读者不感兴趣的话题，以致这些读者可能偶尔觉得，本书不太合他们的口味。不过，如果耐心多读一两页，便会发现，当再次随同作者回到主要问题上时，你已经获得了对亲密关系更为深刻的理解。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科学总能广泛地吸引公众，而通俗理念往往只被信奉者所接受的原因。

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

目录

内容提要

主编简介

序一：译丛新序

序二：译丛序

序三：英文版序

序四：作者序

序五：中文版序

第1章 人际关系的构成

亲密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

亲密关系的性质

归属需要

文化的影响

亲密关系变化的根源

个人经历的影响

个体差异的影响

性别差异

性认同差异

人格

自尊

人类本性的影响

人际互动的影响

人际关系的消极面

请你思考

第2章 研究方法

关系科学研究简史

问题的提出

参与者的选取

研究的设计

相关设计

实验设计

发展性研究设计

场景的选择

数据的性质

自我报告

观察法

生理测量

档案材料

研究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结果的解释和整合

最后要点

请你思考

第3章 吸引力

吸引力的基础：一种奖赏

临近：喜欢身边的人

方便：远亲不如近邻

熟识：重复接触

临近的作用

长相吸引力：喜欢那些可爱的人

对美丽的偏见：“美的就是好的”

吸引力的秘密

长相吸引力的演化观

文化也起作用

长相的重要性

美丽：交织着的代价与收益

长相吸引力的匹配

礼尚往来：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相似性：喜欢与我们相像的人

有吸引力的相像种类

相异并不相吸

障碍：得不到的就喜欢

男女两性期望的理想伴侣

请你思考

第4章 社会认知

第一印象及其影响

知觉的力量

伴侣的理想化

归因过程

记忆

关系信念

期望

自我知觉

印象管理

印象管理策略

亲密关系中的印象管理

我们了解伴侣的程度

了解

动机

伴侣的易理解性

知觉者的能力

危险的知觉

知觉者的影响

小结

请你思考

第5章 沟通

非言语沟通

非言语沟通的组成

非言语的敏感性

言语沟通

自我表露

言语沟通中的性别差异

沟通障碍及其应对

沟通不良

精确表述

积极倾听

守礼而镇定

尊重和确认的力量

请你思考

第6章 相互依赖

社会交换

奖赏和代价

人际关系的期望收益

人际关系的替代收益

人际关系的四种类型

与时俱变的比较水平

亲密关系的经济论

奖赏的作用不同于代价

与时俱变的奖赏和代价

亲密关系中的贪婪

相互依赖的实质

交换关系与共有关系

公平关系

小结

承诺的本质

承诺引起的后果

请你思考

第7章 友谊

友谊的本质

友谊的属性

友谊的规则

友谊的毕生变化

童年期

青少年期

成年早期

中年期

老年期

友谊的差异

同性友谊中的性别差异

友谊的个体差异

友谊发展的障碍

羞怯

孤独

请你思考

第8章 爱情

爱情简史

爱情类型

爱情三角理论

浪漫狂热之爱

相伴之爱

同情之爱

爱恋风格

爱情的个体和文化差异

文化

依恋类型

年龄

性别

爱情能持久吗

浪漫爱情为何难以持久

爱情的未来怎样

请你思考

第9章 性爱

性态度

对随意性行为的态度

对同性恋的态度

性态度上的文化差异

性行为

第一次性行为

忠诚关系中的性行为

不贞

性欲望

安全而明智的性行为

性满足

性沟通

性满足与关系满意度

性胁迫

请你思考

第10章 压力与紧张

感知到的关系价值

感情创伤

伴侣排斥

嫉妒

嫉妒的两种类型

容易嫉妒的人

让人嫉妒的人

让人嫉妒的事物

对嫉妒的反应

积极有效地应对嫉妒

欺骗和说谎

亲密关系和普通关系中的说谎行为

谎言与说谎者

对伴侣欺骗行为的觉察

背叛

背叛的个体差异

背叛的两面性

应对背叛

宽恕

请你思考

第11章 冲突

冲突的性质

冲突的定义

冲突的频率

冲突的过程

激发事件

归因

介入和升级

要求/退避模式

协商和顺应

应对冲突：四类夫妻

冲突的结果

冲突的结束

冲突的益处

请你思考

第12章 权力和暴力

权力和相互依赖

权力的来源

资源的类型

男女两性和资源的控制

权力的过程

权力的结果

权力的两面性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暴力的普遍性

伴侣暴力的种类

亲密关系暴力中的性别差异

暴力的相关因素

暴力的基本原理

受害者不离开的原因

请你思考

第13章 亲密关系的解体与消亡

离婚率的变化

离婚的普遍性

离婚率增加的原因

离婚的征兆

障碍模型

脆弱—应激—适应模型

亲密关系适应过程（PAIR）项目结果

婚姻早期岁月（EYM）项目结果

婚姻问题的个体知觉

特定的离婚信号

分手

与婚前伴侣的分手

离婚的步骤

分手的后果

解体后的关系

克服消极情绪

离婚不同于恋人分手

父母离异的孩子

请你思考

第14章 亲密关系的维持和修复

亲密关系的维持和提升

保持忠诚

保持满足

修复关系

自我实践

预防性维持

婚姻治疗

结语

请你思考

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第1章 人际关系的构成

假若黄金周这样度过，是不是很美妙：住在装饰精美的别墅里，院外是迤逦的田园风光。房内配置了有线电视、电子游戏、无线网络和许多书刊，还有满足你爱好的各种设施。这里有享用不尽的美食佳酿，有触手可及的消遣娱乐。但美中不足的是：你身边没有任何人，没有人可以与你沟通。你完全是个孤家寡人，不能使用电话和电子邮件，不能访问任何聊天室，也不能收发短信。整个假期你看不到任何人，也不能以任何方式和其他人联系。除此之外，你几乎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这样的黄金周滋味怎样？没有几个人能享受这种孤独，大多数人马上会发现自己完全和他人隔离了，这让人极度紧张（Schachter，1959）。人类需要和其他人接触，对此我们往往认识不足。这也是监狱有时用单独监禁（solitary confinement）来惩罚犯人的原因。人类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如果剥夺了和他人的紧密接触，这会令人很痛苦，人类社会属性的核心部分正是对亲密关系的需要。

与他人的关系还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内容：关系处理得好会带来极大的快乐，处理得不好则会造成重大的创伤。人际关系必不可少，也至关重要，因此非常有必要了解人际关系是怎样建立、发展和运作的，什么情况下人际关系又会陷入愤怒和痛苦的深渊。

本书能增进你对亲密关系的理解，在汲取心理学、社会学、沟通研究和家庭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为你介绍社会科学家经过细致研究所探索到的人际关系知识。这与你在杂志或者电影中所了解到的人际关系不太一样，它更具科学性、更有逻辑、更为谨慎，却不太浪漫。你会发现本书并不是一本傻瓜式的操作手册。后面章节的学习需要你的领悟力，更需要运用你自己的信念、价值观和个人经验来理解这些内容。本书的目的就是引导你去领略人际关系科学的多姿多彩，帮助你正确地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

为了更好地考察亲密关系，我们先来界定一下它的主要内容。什么是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为什么亲密关系这么重要？然后我们要思考紧密关系的基本构成要素：我们承传的文化、遭遇的经历、拥有的人格、共同的遗传以及人际交往。要正确理解人际关系，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我们是谁，置身何处，又是如何变化发展的。

亲密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

人际关系种类多样，规格不齐。我们上有父母，还可能下有子女，有工作的同事或学校里的同学。生活中还会接触到商店职员、医生和公务员。我们还有朋友和爱人。本书重点关注后两种伙伴关系，因为它们是典型的亲密关系。而且我们主要关注的是成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亲密关系的性质

那么，亲密关系究竟是什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为亲密关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包含许多不同的成分（Prager & Roberts，2004）。然而研究者（BenAri & Lavee，2007）和普通人（Marston et al.，1998）都认为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至少在六个方面存在程度差异：了解（knowledge）、关心（care）、相互依赖性（interdependence）、相互一致性（mutuality）、信任（trust）以及承诺（commitment）。

首先，亲密的伴侣彼此间有着广泛而私密的了解。他们熟知彼此的经历、爱好、情感和心愿，而且一般不会把这些信息透露给其他人。亲密的伴侣关心对方，彼此能从对方身上感受到更多的关爱。如果人们认为自己的伴侣了解、理解并欣赏自己，其亲密程度就会增加（Reis et al.，2004）。

亲密伴侣的生活也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方的行为会影响另一方的行为目标和行动能力。亲密伴侣的相互依赖性是指他们彼此需要的程度和影响对方的程度，这种相互依赖是频繁的（经常影响彼此）、强烈的（彼此都有显著的影响）、多样的（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影响彼此）和持久的（彼此影响的时间很长）。人际关系变得相互依赖时，一方的行为在影响自己的同时也会影响对方（Berscheid et al.，2004）。

由于这种紧密的联系，亲密伴侣常认为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而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个体。他们表现出很高的相互一致性，这意味着他们认同双方在生活上的融合，自称为“我们”，而不是“我”和“他/她”（Fitzsimons & Kay，2004）。事实上，这种称谓上的变化（从“我”到“我们”）常常标志着人际关系发展到了微妙而又意义重大的阶段，此时新伙伴刚刚认识到彼此间产生了依恋（Agnew et al.，1998）。的确，研究者有时只让伴侣来评定他们“重合”的程度，以此评价伴侣关系的亲密程度（Aron et al.，2004）。自我接纳他人的程度（见图1.1）是测量相互一致性最生动、最直接的方法，它能有效地区分亲密关系和泛泛之交（Agnew et al.，2004）。

使得亲密关系易于保持的另一个特点是信任，期望对方会善待和尊重自己（Simpson，2007）。人们相信亲密关系不会带来伤害，并期望伴侣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关注自己的幸福（Reis et al.，2004）。如果丧失了这种信任，亲密伴侣也常常会变得猜忌与疑虑，以致损害亲密关系特有的开朗、坦诚和相互依赖（Jones et al.，1997）。

最后，亲密伴侣通常会承诺他们的亲密关系，希望他们的关系能持续到地老天荒，并为此不惜投入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这种承诺一旦丧失，曾经的恩爱情侣、知心朋友也会日渐疏远、貌合神离。

请从下列图片选出最符合你目前与伴侣关系现代的图片

图1.1　自我接纳他人的程度

这六个方面未必全部出现在亲密关系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单独出现于亲密关系之中。例如，一对单调乏味、缺少情趣的夫妻可能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在日常生活的琐事上紧密合作，但却生活在缺少关爱、坦诚或信任的心理荒漠中。他们当然比一般的熟人要亲密，但毫无疑问，他们会觉得彼此不如过去那般亲密了（比如他们决定结婚时），那时他们的关系中存在更多的亲密成分。一般而言，最令人满意和最有意义的亲密关系应当包括亲密关系的所有六个特征（Fletcher et al.，2000a）。但亲密关系如果只有部分特征，亲密程度就会减弱。正如不幸福的婚姻所揭示的，在整个关系的过程中亲密程度波动极大。

所以，并不存在单一的亲密关系模式。的确，我们需要记住人际关系最简单、最基本的特点是：种类多样，规格不齐。这种多样性使人际关系非常复杂，也使人际关系魅力无穷。（这也正是我撰写这本书的原因！）

归属需要

我们关注的焦点是亲密关系，所以不会考察你在日常生活中与普通人发生的各种人际交往。例如我们不会考察你与学校大部分同学的关系。亲密关系值得特别关注吗？这种关注合理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虽然，我们与陌生人及一般熟人的偶尔交往也很重要（Fingerman，2009），但亲密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事实上，这种要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普遍而又强烈的内驱力，或许是我们人类的一种本性。研究者发现，如果我们要正常地生活，保持身心健康，就要在长久而关爱的亲密关系中经常与伴侣愉快地交往（Baumeister & Leary，1995）。在亲密关系中包含有人的归属需要（need to belong），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

归属需要使“我们与亲密之人正常的社会交往”变得必不可少（Baumeister & Leary，1995，p.501）。为满足归属需要，我们努力与他人建立和维持亲密的人际关系，我们还期待与那些了解、关心我们的人交往和沟通。个体需要的亲密关系无需太多，几个便可。归属需要得到满足后，我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内驱力就会降低（因而人际关系的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归属需要也和我们伴侣是谁并无太大的关系，只要他们能给予我们持续的关爱和包容，我们的归属需要就能得到满足。因而，即使一段重要的亲密关系终结，我们也往往能找到替代伴侣（尽管新人和旧人有很大的差别），而且能满足我们的归属需要（Spielmann et al.，2011）。

人际关系建立后会令人轻松愉悦，而要解除已有的社会联系则会遇到重重阻力，

这六个方面未必全部出现在亲密关系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单独出现于亲密这都可以佐证上述观点。的确如此，当我们珍视的人际关系出现危机时，我们往往会魂不守舍，进而变得癫狂痴迷，这充分表明亲密关系对我们的重要性。归属需要的力量还表现在，当人们长期处在极度孤单的状态时，会表现出强烈的紧张应激反应（Schachter，1959）；任何对亲密关系构成威胁的事物，都让人难于接受（Leary，2010a）。

实际上，归属需要最有力的证据是：针对亲密关系的生理益处所进行的研究。一般而言，具有亲密关系的人较之单身生活的人更幸福、健康、长寿（Koball et al.，2010）。握住爱人的手就能减弱人们面对威胁情境时的脑反应（Coan et al.，2006），只要看看爱侣的照片，疼痛就好像不再那么强烈（Master et al.，2009）。有人接纳和支持我们时，甚至伤口都能更快地愈合（Gouin et al.，2010）。相形之下，缺乏亲密关系可能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Cohen，2004）。当大学生孤独无伴时，免疫反应会变弱，更易患上感冒或流感（Pressman et al.，2005）。纵览人的一生，那些朋友和爱人都很少的人，比有充满关爱的亲密伴侣的人死亡率高得多；一项历经9年的大规模纵向研究发现，缺乏亲密关系的人的死亡率是正常人的2~3倍（Berkman & Glass，2000）。失去已有的伴侣关系也对人有害：老年人在丧偶的最初几个月内与婚姻持续的老年人相比更可能死亡（Elwert & Christakis，2008）。

亲密关系的质量还会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Kim & McKenry，2002）（参见图1.2）。久而久之，那些能与关心自己的人愉快相处的人与缺乏这种社会联系的人相比，前者对他们的生活更为满意（Nezlek et al.，2002）。在全世界，那些结婚并维持婚姻的人一般比缺乏亲密关系的人更加幸福（Diener et al.，2000）。当然，快乐满意的伴侣关系与不快乐的伴侣关系相比，前者能带来更多的幸福感；然而，即使伴侣关系并不幸福，大多数有伴侣的人仍觉得自己比完全的孤家寡人要充实得多（Dush & Amato，2005）。一些问题如抑郁、酗酒、饮食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也更可能侵扰那些缺乏社会交往的人（Segrin，1998）。乍看起来（第2章详述），这些研究结果并不必然表示肤浅、虚浮的人际关系就会引起这些心理问题，毕竟易患精神分裂症的个体也许从一开始就很难与他人建立和保持亲密关系。尽管如此，亲密关系的缺乏看来不仅会引起这些问题，也会使之更加严重（Eberhart & Hammen，2006）。总的说来，我们的幸福感看来取决于归属需要的满足程度。

为什么我们这样强烈地需要亲密关系？为什么我们是如此社会化的动物？可能的解释是：归属需要是人类长期演化的产物，逐渐成为所有人共同的自然倾向（Baumeister & Leary，1995）。这种观点的逻辑在于，由于早期人类生活在很小的部落群族里，生存环境恶劣，到处是长着獠牙利齿的猛兽。所以，孤僻的人比合群的人在繁衍子女和养育后代的成功率上更低。这种环境下，与他人建立稳定持续而充满关爱的人际关系的个性倾向就具有演化学上的适应意义，拥有这些个性倾向的早期人类，其子女更可能生存和繁衍。结果人类的特质也缓慢地演化为：十分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并极力寻求他人的认同和亲密接触。虽然这种观点启发了我们对人类自身的现代行为进行反思（本章稍后会进一步探讨），但必须承认这只是一种猜测。无论这种演化论的假设是否完全正确，毫无疑问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十分关注自己与他人依恋关系的质量。如果我们的生命缺乏亲密感情，我们就很容易迷失人生方向，患上身心疾病。众所周知，衣食住行乃生活必需，但归属需要却表明亲密感情也是美好生活所必需的（Kenrick et al.，2010）。

图1.2　满意的亲密关系与寿命

下面我们要考察在满足归属需要时，主要有哪些因素决定我们构建的人际关系。就从亲密感情内在的归属需要的对立面开始吧：即不断变化发展的文化，它是规范亲密关系的社会标准。

文化的影响

如果没有智能手机、脸谱网和艾滋病，就像回到了遥远的古代。其实只要看看1960年代，那时我们的祖辈正决定是否结婚。当时美国人通常20岁刚出头就已经结婚了，通常女性不到21岁，男性不到23岁。 [1] 没有结婚人们不会同居，因为大家都这样。未婚生育更是天方夜谭；1960年代美国出生的儿童中，95%儿童的父母都已结婚。成家后妻子很可能不再工作（大多数妈妈都不再工作），孩子上学前妈妈也许整天待在家里抚养孩子，当时大多数妈妈都这样。而他们的孩子（即你的父辈）在成长过程中，每天晚上全家都能聚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了。近几十年亲密关系的文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确，即使祖父辈对今天文化景观的变化感到震惊，我们却习以为常。看看当今的美国社会：

● 越来越少的人结婚成家。1960年代几乎所有的人（94%）都结过婚，但如今更多的人选择不结婚。人口统计学家预测目前只有85%的年轻人可能会结婚（而这一比例在欧洲甚至更低[Cherlin，2009]）。算上分居、离异、丧偶和从未结婚的美国成人，只有约一半（52%）的人目前处在婚姻状态（Mather & Lavery，2010）。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低谷。

● 结婚的年龄越来越大。现在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超过26岁，男性超过28岁，这在美国历史上也是结婚最晚的年龄了（Jayson，2010）。这可能比你祖父母的结婚年龄大了许多（见图1.3）。许多美国人（46%）到了35岁左右仍未结婚。

● 人们即使没有结婚也常住在一起。在1960年未婚同居非常罕见（只有5%），现在却很普遍。你的大部分同学（超过60%）在婚前都曾有过同居行为（Roberts，2010）。

● 人们常常未结婚便养育子女。这在1960年代很少发生，当时美国出生的婴儿中只有5%是由未婚妈妈生育的。即使有未婚先孕现象，但父母常在孩子出生前就完婚了。如今情况就不一样了，2009年在美国出生的婴儿中41%是由未婚妈妈生育的，这也创了历史新高（Taylor，2010）。未婚生育的比例在北欧和西欧甚至更高（Haub，2010）。

图1.3　美国人初婚的平均年龄

与以前相比，美国人初婚的年龄越来越大。

● 近一半的婚姻以离婚告终。离婚率现在比我们祖父辈时高出两倍。近年来具有大学学历的夫妻离婚率已经缓慢下降（这对于正在阅读这本书的你可能是好消息），但对于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离婚率仍然很高，并未下降（Cherlin，2010）。2009年美国离婚数量是结婚数量的一半（Tejada-Vera & Sutton，2010）。并非所有持续的婚姻都幸福，因此对美国新婚夫妻前景较准确的估计是，他们更有可能面临离婚，而不是白头偕老。 [2]

● 许多儿童（40%）在12岁之前都生活在单亲家庭里（Taylor，2010）。由于高离婚率、同居和未婚生育，许多美国儿童看到各色成人加入和离开他们的家庭（Cherlin，2010）。

● 大多数学龄前孩子的妈妈都外出工作。在1960年代，超过四分之三的美国妈妈们在孩子入学前整天在家带孩子，但现在这样做的母亲只有40%（Taylor，2010）。即使父母和孩子一起生活，父母也不可能全职在家整天照料小孩。

这些巨大变化表明：某些普遍的观念（比如婚姻和养育后代在我们人生中的作用）近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几何时，人们高中毕业后几年之内就会结婚，无论婚姻幸福还是痛苦，人们往往与原配厮守到老。怀孕的年轻人觉得必须结婚，未婚同居是“伤风败俗”的。现在的观念却截然不同了，婚姻只是一种选择，哪怕孩子就快要出生了。越来越多的人把婚期推迟，甚至干脆不结婚。即便是已婚人士，也不太可能把婚姻视为毕生神圣的承诺（Cherlin，2009）。总的来看，近些年来文化规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鼓励人们迈入婚姻、白头偕老（Amato et al.，2007）。

与上一代人的婚姻相比，如今新郎与新娘的年龄更大，更可能有上次婚姻的子女，更可能兼顾事业和家庭。

图1.4　不同同居时间的结果

图片显示的是对美国2 746名同居情侣历时5年的追踪研究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居情侣结婚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却不降低；同居5年后，结婚和分手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转变率表示同居情侣每个月分手或结婚的百分比。数字看上去很小，但反映了每个月情侣不再同居的比例，所以比例会逐月增加，最终变得很大。）

资料来源：Wolfinger，2005.

文化规范的这些变化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文化标准是人们建立人际关系的基石（Acitelli et al.，2011），它影响着人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限定了正常的人际关系模式。就拿最近普遍流行的同居现象来说，现在许多高中生认为情侣未婚同居是个“好主意”，因为他们能据此考察彼此是否真正能“和睦相处”（Bachman et al.，2001）。这种态度使未婚同居看上去很有道理，好像是个不错的选择，现在大多数年轻人在结婚之前的确就住在一起了。然而，如果人们并没有切实的结婚计划，未婚同居并不能确保随后的婚姻幸福美满；相反，同居增加了夫妻离婚的危险（Jose et al.，2010），原因有若干。首先，同居情侣彼此的承诺一般不如已婚夫妻，毕竟同居情侣还有选择的机会（Wiik et al.，2009）。所以同居情侣比已婚夫妻经常面临更多的问题和不确定性（Hsueh et al.，2009）。他们往往会遭遇更多的冲突（Stanley et al.，2010）、嫉妒（Gatzeva & Paik，2011）、出轨（Thornton et al.，2007）和身体攻击（Rhoades et al.，2009a），所以同居与婚姻相比，往往充满变数，前景难料。故而，人们同居的时间越长，对婚姻的热情越低，越容易离婚。我们先看看图1.4：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居情侣结婚的可能性逐渐降低，但分手的可能性却不下降；同居5年后，分手和继续在一起的可能性就非常接近了（婚姻的基本模式则完全不同。夫妻婚期越长，离婚的可能性越低[Wolfinger，2005]）。总的说来，草率同居原本用来测试伴侣能否和睦共处，却好像会损害人们对婚姻的积极态度和维持婚姻的决心，这种态度和决心是幸福婚姻的支柱（Rhoades et al.，2009）。情侣如果已经订婚，准备结婚，这些有害的同居效应相对轻微，但即使伴侣已经订婚，未婚同居也有一定的危害性（Jose et al.，2003）。故而，尽管同居很流行，人们普遍把同居当成“试婚”，但这是越来越少的人结婚，越来越少的婚姻能持续（与1960年代相比）的原因之一。 [3]

亲密关系变化的根源

所以，支配亲密关系的规范已经不同于上一代人的规范，原因很多。影响因素可能涉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工业化程度越高、越富足，就越能接纳单身、包容离婚和支持晚婚（South et al.，2001），而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提高了。教育和财政资源的充裕，足以让人们变得更为独立，与过去相比，女性尤其更可能不结婚（Dooley，2010）。而最近全球经济的衰退也有明显的影响。随着更多的情侣为节省金钱生活在一起，同居人数明显增加（Yen，2010c），但结婚率在赤贫人群中却在下降，没有稳定的收入人们并不愿意结婚（Yen，2010b）。

近年来，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个人主义（支持自我表现，重视个人成就）也变得愈发突出（Twenge & Campbell，2010）。（比如，美国人现在更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取不常见的名字以引人注目[Twenge et al.，2010]。）可以想见，这种对自我实现的重视会让我们期望从亲密关系中获取比上一辈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快乐和享受，更少的麻烦和付出。而与上一代不同（他们往往会“为了孩子”而勉强生活在一起），我们只要对婚姻不满意，就会理直气壮地结束夫妻关系，重新追求满意的亲密关系（Cherlin，2009）。相形之下，东方文化更倡导集体主义的自我感，人们与家庭和社会团体的联系更为紧密。集体文化国家（如日本）的离婚率比美国低得多（Cherlin，2009）。

新科技也会影响亲密关系。现代生殖技术（如人工授精、体外受孕）能让妇女在还未与孩子的父亲谋面之际，就能从医院的精子库中授精，独自生育后代（Ali，2007）！妇女还能掌控生育，只在她们愿意时生小孩，美国妇女养育儿童的数量也比过去要少。美国家庭中儿童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少（Gillum，2009）。现代通讯科技也改变了人们亲密关系交往的方式，参见专栏1.1：“哥们，为什么你在脸谱网上还是单身？” [4]

然而，影响人际关系规范更重要（但却很微妙）的因素是特定文化下青年男女的相对数量。男多女少的社会和女多男少的社会往往有着不同的人际关系标准。描述文化这种特性的指标就是性别比率（sex ratio），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看特定人群中每100位女性对应多少位男性。如果性别比率高，则男多女少；如果性别比率低，则男少女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使美国的性别比率在1960年代末从高峰跌到低谷。战后每年出生的婴儿逐年增加，这意味着当这些“潮流中的婴儿”进入成年期后，比青年女性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变少，性别比率就下降。不过，当出生率逐渐下降，出生的婴儿数量减少，他们长大后，青年女性的数量比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要少，所以美国的性别比率在1990年代又攀高。自1990年代以后，“婴儿潮”中长大的父母有相对稳定的生育率，从而使适婚男女的数量持平。

人们可能意识不到性别比率变化的重要性。高性别比率的社会（女性较少）倾向于支持老式、传统的两性性别角色（Secord，1983），即男主外女主内，妻子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外出工作养家。这种文化形态在性生活上也相对保守。理想的新娘应该是处女，未婚先孕让人蒙羞，公开同居几乎绝迹。妇女更早结婚（Kruger et al，2010），离婚不受欢迎。相形之下，低性别比率的社会（男性较少）则倾向于颠覆传统，也更为宽容。鼓励妇女外出工作以自立，默许（虽不提倡）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如果不慎怀孕，成为未婚妈妈也无可厚非（Harknett，2008）。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基本模式却是贯穿整个历史的（Guttentag & Secord，1983）。古罗马时代性别比率低，以骄奢淫逸而闻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性别比率高，以贞洁守礼而著称。美国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性别比率低，是随心所欲、恣意寻欢的十年。那么出现“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性别比率高还是低？答案是非常低。

人际关系专家认为这种文化波动并非偶然现象（Guttentag & Secord，1983）。在他们看来，社会规范的演变总是要满足那些掌握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力的强势人群的利益。在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强势人群是男性。因而，当男女数量发生变化时，人际关系的规范总是向着有利于男性的方向变化。

这种假设很大胆，毕竟近几十年来美国妇女的地位提高了许多，对此谁都无法否认。现在仔细推敲一下这个假设。当性别比率居高时，妇女稀缺。假若某男幸运地得到某女的芳心，他当然想长相厮守。方法之一是鼓励该女子成为家庭主妇，从而使她在经济上要依赖丈夫；方法之二是反对离婚（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反之，当性别比率偏低，妇女过剩，男人就不太想被一个女人拴住。这样，妇女就得工作，推迟结婚，不满意的话还可方便地离婚。

所以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人际关系规范显著改变的原因，可部分归结于性别比率的剧烈变化。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了1990年代末期高性别比率对美国的影响。从1967到1980年，美国的离婚率翻倍增长，此后逐渐走缓，甚至略有下降。政客们又开始关注“家庭价值观”。因为现在适婚男女的人数大致相等，文化的钟摆又摇摆于1980年代的放纵状态和60年代的禁锢状态之间。

必须指出，性别比率影响过程（即人际关系规范的变化偏利于男性）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想。然而，社会文化中的两性比例和人际关系规范的确存在粗糙却真实的关联，这也是文化影响人际关系的有力佐证。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标准。

个人经历的影响

人际关系还受到个体经历和经验的影响，最好的例子就是对人际关系总体取向有重大影响的依恋类型（attachment styles）。发展心理学家（如Bowlby，1969）很早就发现，婴儿对其主要照料者（常为妈妈）的依赖表现出不同的模式。人们普遍认为，某些婴儿只要饥饿、尿床和受到惊吓，就能发现马上会得到悉心的照顾和呵护。婴儿哭喊时，慈爱的照料者总是如约而至，得到此种呵护的小宝贝们就能舒心地依赖他人，觉得他人可以信任，能从别人那里获得安全和友善。结果，这些儿童就发展出安全型（secure）依恋：他们快乐地与他人交往，很容易与他人发展出轻松信任的人际关系。

其他婴儿的情形可能不同。如果大人对孩子的照料无法预测而且并不持续，照料者有时热情关注，有时却心不在焉、焦急烦躁，有时根本就不出现。这些孩子就会对他人产生焦虑、复杂的情感，这种依恋类型就是焦虑—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这些孩子由于不能确定照料者是否以及何时会回来关照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和过分依赖，表现出对他人的过分贪求。

最后第三组婴儿的照料者在关照孩子时，带着拒绝或敌对的态度勉强为之。孩子就会认为他人是靠不住的，因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上畏缩不前，表现出回避型（avoidant）依恋。回避依恋型的孩子经常怀疑和迁怒他人，不容易形成信任和亲密的人际关系。

更重要的是，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人际经验会影响个体后来人际关系的发展进程。的确如此，孩子依恋类型的差异表现得如此泾渭分明，所以依恋过程成为研究的热点。当儿童面对危险的陌生环境时，安全型的儿童会跑向妈妈，很快安静下来，然后开始勇敢地探索陌生的新环境（Ainsworth et al.，1978）。焦虑—矛盾型的儿童则会大哭大闹，紧紧抱住妈妈，完全不顾父母的安全保证。而回避型的儿童往往躲开大人，保持和父母的距离，即使在害怕时也不愿意发生亲密接触。

孩子表现出的这些依恋类型生动鲜明，但直到研究者（Hazan & Shaver，1987）发现成人在处理亲密关系时也会表现出类似的反应方式，依恋类型才真正引起了人际关系研究者的注意。他们的一项研究（Hazan & Shaver，1987）调查了美国丹佛市《落基山新闻报》的读者，发现大多数人认为依赖他人是轻松愉悦的，即他们的亲密关系是安全型的。但是约40%的人认为自己不安全，他们要么很难信任和依赖伴侣，要么十分担心自己的亲密关系能否持续。此外，受访者还要报告童年经历和目前对亲情、爱情的态度，结果表明这些和他们的依恋类型是一致的。安全型的人一般对自己和他人都有积极的看法，记忆中父母也是充满爱心、提供支持的人。相反，不安全类型的人认为他人不靠谱或不能信任，记忆中的父母也是矛盾或冷漠的。

随着这些具有启发性的研究结果的公布，依恋研究迅速成为人际关系科学最热的研究领域之一（如Cassidy & Shaver，2010）。研究者很快发现，成人有四种而非三种依恋模式。人际关系专家巴塞洛缪（Bartholomew，1990）指出，人们避免和他人亲密接触，有两种不同的原因。一种情况是人们期望和他人交往，但又对他人戒心重重，害怕被人拒绝和欺骗。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真正地喜欢我行我素和自由自在，而不愿意与他人发生紧密的依恋关系。

因此，巴塞洛缪认为成人有四种依恋类型（见表1.1）。第一种安全型（secure），和儿童的安全型依恋完全相同。第二种痴迷型（preoccupied），是巴塞洛缪给焦虑矛盾型的新名称，因为这种类型的人若要感觉心安，就得过分地依赖于他人的赞许，所以他们过度地寻求认同，沉溺于人际关系，担心关系破裂。

表1.1　巴塞洛缪提出的四种依恋类型

资料来源：Bartholomew，1990.

第三和第四种依恋类型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回避型”。恐惧型（fearful）的人因为害怕被拒绝而极力避免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虽然他们希望有人喜欢自己，但更担心自己因此离不开别人。相反，疏离型（dismissing）的人认为和他人发生亲密关系得不偿失。他们拒绝和他人相互依赖，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能自力更生，也不在乎他人是否喜欢自己。

现在普遍认为可以在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区分这四种依恋类型（Fraley et al.，2000）。首先，人们在回避亲密（avoidance of intimacy）的程度上有差别，这会影响人们接纳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的难度和信任程度。在亲密关系中感到舒心和轻松的人，回避亲密的程度就低；而与伴侣亲密接触时烦躁不安的人，其回避亲密的程度就高。其次，人们还在忧虑被弃（anxiety about abandonment）的程度上有差别，即害怕他人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而远离自己。安全型的人在与他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非常安心，不会担心别人会苛刻对待自己；因而能积极快乐地寻求亲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相形之下，其他三种类型的人充满焦虑和不安，在亲密关系中如坐针毡。痴迷型的人渴望亲密接触但害怕被拒绝。疏离型的人并不担心被拒绝，但却不喜欢亲密接触。至于恐惧型的人则两者兼而有之，在亲密关系中坐立不安又担心亲密关系不能长久（见图1.5）。

需要注意，回避亲密和忧虑被弃这两个依恋维度能由低到高连续变化。这就意味着，虽然我们能很方便地讨论依恋类型的差异，好像它们不会重叠，是分离、纯粹的类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Fraley & Waller，1998）。当要求参与者从表1.1中选出最符合自己的依恋类型时，大多数人（通常60%左右）认为自己是安全型依恋（Mickelson et al.，1997）。 [5] 然而，如果有人在回避亲密和忧虑被弃两个维度上都表现出中等水平，应该归入哪种依恋类型呢？对于忧虑和回避都适中的人，套用上述四种依恋类型的任何一种都是不适合的。

所以不要绝对化地理解图1.5所示的依恋类型。应该这样来理解依恋的复杂性：存在忧虑和回避这两个重要因素，它们塑造了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的全部适应性行为（测量忧虑和回避程度的问卷见60页的专栏2.3）。这两个因素都重要，如果你比较任一维度上的高分和低分人群，就会发现他们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差别很大。的确，最近的依恋研究（如Birnie & Lydon，2011）不再简单地把人们分为安全、痴迷、恐惧或疏离四种类型，而是给出人们在忧虑和回避两个维度中的相对位置。

图1.5　依恋的双维度图

尽管如此，把依恋类型分为四类简单明了，所以仍广泛沿用，深入人心。在1990年之前，研究者只探讨三种依恋类型：安全型、回避型和焦虑矛盾型。现在则一般认为存在四种依恋类型，但不会认为它们是没有任何共同点的对立类别，而是视为称呼不同忧虑和回避分数组合的便利标签。依恋风格差异最大的地方或许表现在“安全型”和不安全类型的人（高忧虑被弃或高回避亲密的人，或兼而有之）。现在的重点是，依恋类型看似是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适应行为，这种适应大部分是从与他人交往的经验中习得的。我们带入新的人际关系的癖好和观点，部分来自于与以前伴侣的交往经历，这是人际关系适应行为最好的例证。

下面我们来仔细分析人际关系的适应行为。任何人际关系都受到很多不同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本章的主题——婴儿和成人的行为表现都会反过来影响到对方对待自己的行为，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比如，父母都知道婴儿天生具有不同的气质和唤醒水平。有些新生儿具有轻松快乐的气质，有些则好动闹腾。个性和情绪性的天生差异也使儿童的养护难度高低有别。因此，婴儿获得的养护水平部分地取决于儿童自身的个性和行为；这样，依恋类型受到个体与生俱来的特质影响，基因塑造了我们的依恋类型（Picardi et al.，2011）。

然而，我们的经验在塑造之后的依恋关系上甚至起着更大的作用。父母对我们接纳或拒绝的程度在很早就有巨大的影响（Rohner & Khaleque，2010）。怀孕时快乐的准妈妈与焦虑矛盾的准妈妈相比，前者的孩子在1年后更可能具有安全型依恋（Miller et al.，2009）。婴儿出生后，悦纳亲密、夫妻和睦的妈妈一般能成为周到体贴、充满爱心的照料者（Seluck et al.，2010），故而安全型的妈妈往往有安全型的孩子，而不安全型的妈妈则往往也有不安全型的孩子（Holman et al.，2009）。不过，即使婴儿天生难缠、易怒，如果训练妈妈们养护婴儿时的敏感性和回应性，她们的孩子则比没有接受类似训练的妈妈们的同类孩子更可能表现出安全型依恋（van den Boom，1994）。妈妈对儿童依恋类型的影响在学前期之后仍未结束（Berant et al.，2008）。7年级的少年接受的养护能预测他们成年后在爱情和友谊中的行为表现；父母给予关爱和支持的少年在数年后对待恋人和朋友更加热情（Cui et al.，2002）。毫无疑问，年轻人把从家中学到的经验运用到了以后的人际关系上（Zayas et al.，2011）。

然而，我们并不会被动地受童年经验的束缚，因为依恋类型不断地受到我们成人后经历的影响（Zhang，2009）。依恋类型既然是习得的，就可能发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依恋类型的确会发生新的改变（Chopik et al.，2011）。一次悲痛欲绝的分手会让原本安全型的人不再安全，一段如胶似漆的恋情也能慢慢让回避亲密的人不再怀疑和戒备亲密感情（Birnie & Lydon，2011）。在两年之内，足有三分之一的依恋类型可以发生实质性变化（Davila & Cobb，2004）。

尽管依恋能改变，但它们一旦确立后，既稳定又持久，并影响人们新建立的人际关系，加强已有的行为倾向（Scharfe & Cole，2006）。例如，恐惧型的人如果坚持孤僻，回避相互依赖，就可能永远不会发现有些人可以信任，不会发现亲密可以令人心安，这又加重了他们的恐惧型依恋。如果没有大起大落的新经历，人们的依恋类型可以持续数十年（Fraley，2002）。

所以，我们对紧密关系性质和价值的总看法，看来是由我们体验到的亲密关系的经验所决定的。我们幼时对人际交往价值和他人是否可信的观念，起源于我们与照料者的交往，由于运气的好坏，我们就此走向了信任或恐惧的亲密关系之路。这段历程永远不会停止，同行者随后给予的阻碍或帮助会改变我们亲密关系的方向和进程。视乎人际交往经验的不同，我们习得的依恋类型既可随时间发生变化，也可永久保持稳定。

个体差异的影响

依恋类型一旦形成，就决定了人们与他人交往时显示出的独特个体特征。每个人都是由不同的经验和特质组合而成的独特个体。这些经验和特质又塑造了不同的能力和偏好，正是这些差异影响了我们的亲密关系。例如在爱情关系中，情侣双方某些依恋类型的匹配可能比其他的匹配要好得多，也就是说，更让人满足和稳定（Jones & Cunningham，1996）。假若痴迷型的人爱上了疏离型的人，就产生了依恋类型的不匹配。痴迷型的人会因对方的感情疏远而气馁，而疏离型的人则会因对方的依赖和干涉而烦恼。双方都不如与安全型的爱人相处时轻松。

一点也不奇怪，我们与某些人相处融洽，而与另一些人则格格不入，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探讨这一简单事实背后的原因。首先，我们将探讨个体差异的本质，这种个体差异常常是渐进微弱的而不是突然剧变的。然后，我们要阐明个体差异如何影响亲密伴侣的行为。我们将重点考察四种不同类型个体差异：性别差异、性认同差异、人格差异和自尊差异。

性别差异

此刻你正在做的事情就与众不同。你在阅读一本人际关系科学的学术著作，大多数人可能不会这么做。这可能也是你读到的人际关系科学第一本严谨的教材，所以你需要正视（能改正最好）你对亲密关系中男女行为差异所持的刻板印象。

这或许并不容易。我们都习惯性地认为男女两性处理亲密关系的方式各异，正如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作者所言：

男人和女人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一样。他们不仅在交流方式上不同，而且在思考、感受、感知、应答、反应、示爱、需要以及欣赏等方方面面也全不一样。他们似乎来自不同的行星，说着不同的语言，汲取不同的营养（Gray，1992，p.5）。

天啊，男人和女人看上去是两种不同的动物，难怪男女关系存在这么多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人类特质变化的范畴很广，（在多数情况下）如果把拥有某种特质或能力的人数画成图，就得到一条独特的曲线即正态曲线。正态曲线描述了某种特质在特定水平上的人数。正态曲线的特点有二：第一，大多数人的才华或能力只比平均水平略好或略次；第二，大多数特质的极端水平，即过高或过低的特质，都十分罕见。拿身高来说，特别高或特别矮的人很少，大部分人的身高都在同性平均身高的3~5厘米上下浮动。

为什么我们要关注正态曲线？因为一般人对男女两性的认识都存在刻板印象，把两性在兴趣、风格和能力上的差别过度夸大了。比如，认为男性比女性更对性事感兴趣（见25页专栏1.3）。人们对两性形象的认识更类似于图1.6描述的情形：两性之间的平均差异很大，几乎没有共同点。但尽管有所谓“火星”和“金星”的刻板认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第9章我们会发现，男人平均起来比女性有更高的性驱力。但是实际的性别差异却如图1.7所示：两性之间的兴趣和才能重合的程度很大（Hyde，2007）。

图1.7的3张图片分别展示了研究者认为的较小、中等和较大的性别差异。从形式上看3张图的统计d值不同，d值是表示组间差异大小的指标。 [6] 在性态度和行为上，图A代表男女两性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年龄（男性一般比女性小一点）；图B代表男女两性手淫的频次（男性比女性手淫次数更多）；图C代表实际上并不存在、假设的较大性别差别。最近有项大数据研究分析人类的性行为，涉及87个国家共1 419 807名参与者，结果在男女两性的性态度和行为上并没有发现任何如图C所描绘的那么大的差异（Peterson & Hyde，2010）。非常明显，这些实际生活中的例子和图1.6所描绘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更具体地说，这些例子揭示了心理学上关于两性差异的三个重要观点。

图1.6　想象中的性别差异

通常人们对性别的刻板印象认为两性差异非常大，男性和女性在处事风格和兴趣爱好上没有重合之处。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图1.7　实际上的性别差异表现为有重合的正态曲线

这3张图分别描绘了较小、中等和较大的性别差异。（为简便起见，假定两性在横坐标上的态度和行为变化范围是一样的，现实中并非总是如此。）

● 有些两性差异的确存在，但非常小（不要被专业的术语误导，研究者提及的“显著的”性别差异通常指“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就是说差异在数字上是可靠的——但差异或许根本不大）。本书中谈到的两性差异，几乎全部是较小到中度程度的差异。

● 两性性别内的行为和观点差异通常远大于两性之间的平均差异。男性较女性更能接受随意、短暂的性关系（Peterson & Hyde，2010），这未必表示所有男性都喜欢随意的性关系。有些男人喜欢与陌生人发生性行为，但也有些男人根本不喜欢这样做，这两组男性在性生活上的相似程度远不如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尽管在性放任上存在两性差异，一位非常性放任的男人与女性性放任的平均水平的差别，远低于他与另一位性保守的男人在性放任上的差别。

● 由于两性的行为和观点在正态分布上重合的程度如此之大，以致即使平均得分低的性别中也有许多人的得分高于另一性别的平均得分。在中等程度的性别差异上（男性高于女性，d值为0.5），仍有三分之一女性的得分高于男性平均水平。这就意味着，假如你要寻找性放任的家伙，不要因为听说“男人比女人在性上更放纵”就只找男性；你应该找性放任的个体，其中许多是女性，尽管两性之间存在差别。

归根结底，由于两性之间的共性如此之多，所以在人际关系科学研究的许多维度和方面，其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Hyde，2007）。其实，“性别差异”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因为它只强调两性之间的差异性，而忽略相似性，这容易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所以，宣扬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根本就是误导人，因为它根本就不对。“研究不支持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文化的观点，更别提来自不同的世界了”（Canary & Emmers-Sommer，1997，p.6）。根据你在本书中接触到的严谨的人际关系学，更精确的说法是“男人来自北科州，女人来自南科州”（Dindia，2006，p18），或者正如我们某天看到的汽车贴纸所写：“男人来自地球，女人也来自地球，好好相处吧!”

所以，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并不像一般人认为的那般重要和有影响。但既然你读到了这本亲密关系的严谨著作，你就需慎重地思考并合乎理性地解释性别差异。有些性别差异很有意思，有时还很重要，它们是人际关系的重要方面，接下来的几章我们逐一介绍。但性别差异是以两性之间更多的相似性为前提而存在的，与整个人类的变化幅度相比，性别差异算不上太大。也许，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并进行更复杂和精确思考的应该是个体差异，而非性别差异。个体差异才是影响人际交往的更重要的力量。无论男女，人们在很多方面彼此各异（例如依恋类型），这些差异一般都比性别差异更能影响人际关系。

性认同差异

我要对人际关系条分缕析，进一步区分亲密关系中的性别差异和性认同（gender）差异。确切地讲，性别差异指的是源自身体的两性生物性差异。相反，性认同差异指的是由文化和教育引起的两性在社会性和心理上的差异，或者叫社会性别（Wood & Eagly，2009）。例如，养育子女后，女性为母亲，男性为父亲，这就是性别（生理）差异；但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有爱心，更关心孩子的社会共识，则反映的是一种性认同差异。许多男性和女性一样充满柔情、富有爱心地关心下一代，但如果我们希望和鼓励女性成为儿童的主要照料者，那么我们就会在养育风格上人为地制造文化上的性认同差异，这种性认同差异并非与生俱来的自然天性。

要分清性生理和性认同的差异殊为不易，因为加诸于男性和女性的社会期望、教育训练和他们的生物学性别差异常常混淆在一起（Wood & Eagly，2010）。例如，因为女性能哺乳而男性不能，所以人们往往以为半夜为新生儿哺乳的一定是妈妈，而且妈妈肯定比爸爸做得好，即便婴儿吃的是奶粉，只需要把奶瓶放到微波炉加加热！要分清生物和文化在塑造我们的兴趣和能力中所起的作用并不容易。尽管如此，区分性生理和性认同两者的差别仍很重要，因为两性间的性认同差异大部分是在成长过程中习得的。

性认同最好的例子是性别角色（gender roles），即社会文化所期待的男女两性应有的“正常”行为模式。男人当然应该有“男子气”，他们应该自信、独立、果敢、能干、好强。女人就应该有“女人味”，热情、敏感、多情、友善。大多数人都认为男人和女人是相反的两性，因此全世界都不同程度地期望男性和女性有各自不同的独特社会行为（Kite et al.，2008）。然而遗传在决定人们自信或友善的倾向时只起到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作用，大部分行为是后天习得的（Cleveland et al.，2001；Lippa & Hershberger，1999）。文化的影响持续而广泛，它通过社会化和榜样学习（而非生物学上的性别差异），促使我们期待所有的男性都应该有阳刚之气，所有的女性都应该温柔细腻（Reid et al.，2008）。

然而，刻板印象并不像你认为的那般符合现实中的人；只有一半人的特质刚好符合性别角色期望（Bem，1993）。相当多的人（约35%）并不是完全的“男子气”或“女人味”，他们既自信又热情，既敏感又独立。这些人同时拥有传统上认为应该属于男性和女性的特质，因而被称为双性化（androgynous）。如果双性化这种说法看起来别扭，那可能是由于过于僵化地使用词汇：表面上看，“男子气”和“女人味”不可能同时并存。实际上，由于这些词语容易使人误解，研究者常用其他词汇来代替。把与任务有关的“男子气”的才能称为工具性（instrumental）特质，把与社交和情感有关的“女人味”的技能称为表达性（expressive）特质。这两类特质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双性化的人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在职场激烈的薪酬谈判中能有效而强悍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但回家后又能细腻而温柔地安慰刚刚失去宠物的孩子。大多数人只擅长一种技能，在一种情境下显得游刃有余，另一种情境下就不会那么轻松。而双性化的人在两种情况下都能驾驭自如（Cheng，2005）。

实际上，最好把工具性和表达性视为男性和女性都拥有的两组能高低变化的不同技能（Choi et al.，2007）。看看26页的表1.2，传统的女人表达性高而工具性低，她们热情友好，但不够自信主动。符合传统期望的男人应该具有高工具性、低表达性的特质，他们是坚忍而强悍的铁血真汉子。双性化的人具备工具性和表达性两种特质。剩下的人（约15%）要么具有在传统上属于异性的技能（称为“跨类型”），要么缺乏这两组技能（称为“未分化”）。在双性化、跨类型和未分化各类型内的男女比例大体相当，所以就性别差异而言，把两性视为具有不同特质的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既简单化又不准确（Bem，1993）。

不管怎样，人际关系的研究者都特别关注性认同差异。因为正是这些差异“实际上造成了许多不和谐”，最终导致人际关系失败，而不是让两性关系变得更融洽（Ickes，1985，p.188）。从相遇的那一刻起，传统的男性和女性并不如双性化的人那样欣赏和喜欢对方。在一个经典实验中，研究者（Ickes & Barnes，1978）把男女配成对，一种条件下配对的男女都符合传统的性别角色，另一种条件下配对的双方至少有一位是双性化的。介绍两人认识后，他们有5分钟的时间在房间单独相处。研究者秘密地录下了这段时间双方的交往过程。结果令人吃惊，传统型的男女双方很少说话，很少注视对方，甚至看不到笑容，事后报告喜欢对方的程度也没有其他配对高。（请想一想：从行为方式来看，男子气十足的男性和女人味浓厚的女性有哪些共同点？）如果双性化的男人遇上传统型的女人，或双性化的女人遇上传统型的男人，或者两个双性化的男女碰到一起，他们都比两个传统型的男女相处更为融洽。

表1.2　性别角色

更重要的是，传统型夫妇的这些缺憾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对婚姻满意度的调查发现，坚持传统刻板性别角色的夫妇一般不如非传统的夫妇婚姻幸福（Helms et al.，2006）。剽悍大丈夫和温柔小女人因为在处事风格和才干能力上差别很大，他们往往并不如那些不太传统、不太符合性别刻板印象的夫妇幸福快乐（Marshall，2010）。

对此无需大惊小怪。人们一旦投身于亲密关系之中，都期望得到关爱、温情和理解（Reis et al.，2000）。表达性低的人（不怎么热情、温柔、敏感）不太容易表现出热情和温柔；也不怎么充满深情（Miller et al.，2003）。因此，长期来看，与表达性低的人结婚就不如与那些更敏感、贴心和友善的人结婚过得满意（SteinerPappalardo & Gurung，2002）。因此，屈从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对男人是一种伤害，剥夺了他们本可成为更好丈夫的技能。

另一方面，低工具性的人（缺乏自信和个人魄力的人）往往不如那些高工具性的人（任务导向的技能高的人）自尊程度高和适应能力强（Stake & Eisele，2010）。在“应对事务”上有能力和效率的人通常自我感觉良好（Reis et al.，2000）。所以，屈从于传统的性别角色对女人也是一种伤害，剥夺了她们可能取得更多成功和成就的技能。传统性别角色也让女人少赚金钱。在全世界，传统型女人比上班的女人收入低（Stickney & Konrad，2007）。

这一切都表明，工具性和表达性都是有价值的特质，幸福、适应能力强、有效率和心理健康的人士通常都同时拥有这两组技能（Stake & Eisele，2010）。详而言之，那些拥有满意、幸福伴侣的理想夫妻，他们的工具性和表达性通常都很高（Marshall，2010）。在实际生活中，如果人们可以选择的话，大多数人更喜欢双性化的恋人或配偶，而不是完全男子气或完全女人味的恋人或配偶（Green & Kenrick，1994）。

然而讽刺的是，人们往往会给那些不完全符合“恰当”性别角色的人很大的压力。妇女如果表现得如男人那般好强、自信，很容易被人认为霸道、无礼和“不像个女人”（Parks-Stamm et al.，2008），在工作中也更容易受到性骚扰（Berdahl，2007）。然而，如果性别角色期望有什么性别差异的话，那就是对男性的性别角色期望比对女性更为严格（Vandello et al.，2008）。女孩像个假小子，大家都不会放在心上，但是如果男孩子娘娘腔十足，大家就会很担心了（Sandnabba & Ahlberg，1999）。美国社会的性别角色的变化虽然缓慢，但的确在改变，尤其是每一代的新生女性都变得更加具有工具性（Twenge，2009），年轻人也逐渐变得更加男女平等，对男女性别角色的看法也不那么传统了（Bryant，2003）。但无论如何，即使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限制了我们的潜能，甚至有时候还是错误的，但它仍将持续地存在。今天我们仍期望和鼓励男人具有工具性，女人具有表达性（Heilman & Wallen，2010），这些性别角色期望正是使亲密关系变得错综复杂的重要因素。

工具性、男子气的人在向他人提供热情、细腻的感情支持时、往往感到不自在

资料来源：Re printed with penrmission of King Features Syndicat.

人格

人们之间的某些重要差异（比如依恋类型和性认同差异）会受经验影响，历经岁月会发生变化，但也有些个体差异却更为稳定和持久。人格特质会影响人们一生的人际交往行为（Roberts et al.，2007），人格特质较稳定，长期也只会缓慢地变化（Roberts & Mroczek，2008）。

研究者已经发现一些能概括世界上所有人的核心特质（McCrae & Costa，1997），大部分核心特质会影响人们人际关系的质量（见专栏1.4）。积极方面看，外向、随和和尽责的人比在这些特质上得分低的人拥有更丰富、更愉快的人际关系（Malouff et al.，2010）。外向的人坦率开朗，随和的人善良友好，他们往往招人喜爱。尽责的人努力工作，做事有条理，他们往往会墨守成规，因而他们在高中并不太受人欢迎（van der Linden et al.，2010），但他们长大成人后，能成为值得依赖、信守承诺的亲密伴侣。“尽责心不够的人会透支他们的信用……取消计划、怨天尤人、疏懒嗜睡、违背承诺”（Jackson et al.，2010,p.507）,因此他们往往是不可靠的伴侣。

然而，大五特质中最重要的却是那个有消极作用的特质：神经质（Malouff et al.，2010）。神经质的人容易发怒和焦虑，这些不良倾向往往会引起人际摩擦、悲观情绪和争执（Suls & Martin，2005）。的确，一项对300对夫妇历经45年的纵向研究发现，婚姻生活满意和幸福的程度10%可由他们订婚时的神经质得分来预测（Kelly& Conley，1987）。神经质越弱的夫妇越幸福。每个人都有好日子和坏日子，但有些人的坏日子好像特别多（好日子特别少）——这些不幸家伙的亲密关系很可能非常糟糕、令人失望。

与大五特质一起影响人际关系的还有其他更特殊的人格变量，我们将在后续章节中探讨。现在请注意，人格影响人际关系的程度远大于人际关系影响人格的程度（Asendorpf & Wilpers，1998）。例如，人们是否会结婚，似乎有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Johnson et al.，2004）。某些先天的人格特征可能让人晚婚，而且这种倾向不大会受到他们后来经历的影响。然而，即便是顽固的人格特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Lehnart et al.，2010）。不满意和糟糕的人际关系会逐渐让人变得更焦虑和神经质，而热情、有价值的伴侣关系会逐渐让人变得更随和、平易近人。但这些影响是微弱的，人际关系对我们即将考察的最后一个个体差异的影响可能更大，这就是：人际交往中的自我评价。

自尊

大多数人喜欢自己，也有人不喜欢自己。对自我的评价构成了自尊（selfesteem）。如果对自己的能力和特质持正面评价，自尊水平就高；如果怀疑自己，自尊水平就低。因为高自尊的人一般比低自尊的人活得更健康、更幸福（Crocker & Luhtanen，2003），所以人们普遍认为自我感觉良好有益身心（Swann & Bosson，2010）。

但人们是怎样喜欢上自己的呢？具有启发性的主导理论认为，自尊是人们的主观计量器，即“社会关系测量仪”（sociometer），可以测量我们人际关系的质量（Leary& Baumeister，2000）。如果他人喜欢我们，我们就喜欢自己；如果他人积极地对待我们并看重与我们的关系，自尊水平就高。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吸引别人的关注——如果别人似乎并不在意我们是否会介入他们的生活——自尊水平就低。根据社会测量理论，自尊就是以这种方式运作的，因为自尊是满足我们归属需要演化而来的机制。这种观点认为，因为生殖成功取决于能否待在部落里以及被他人接纳，所以早期人类对能预示他人拒绝的任何排斥信号都变得敏感起来。自尊就成为心理测量器，提醒个体警惕他人拒绝接纳自己，他人的厌恶和冷漠会逐渐使个体讨厌自己（Leary，2010）。

这一观点和我们对自尊起源和运作特点的了解非常一致（Leary & Baumeister，2000）。毋庸置疑，假设人们认为自己对异性有吸引力，则自我感觉就会良好（Brase& Guy，2004）。我们从他人那里感受到的尊重明显地影响到随后的自我评价（Stinson et al.，2010）。详而言之，人际拒绝会损害人们的自尊，而其他沮丧事件则不会。研究者的一个巧妙实验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者让参与者相信自己会被一个吸引人的小组开除，开除方式要么是随机抽取，要么是被组内成员投票开除（Leary et al，1995）。即使两种情况下都没有好结果，投票拒绝比随机拒绝让被拒绝者感觉更糟糕。有意思的是，有他人目睹的公开事件比私人事件（事件完全一样，只不过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对自尊的影响更大。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在许多领域自我评价似乎极大地受到我们所以为的他人看法的影响（Koch & Shepperd，2008），这一点全世界亦然（Denissen et al.，2008）。

进一步的证据是，我们人类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如果他人不喜欢我们，我们要喜欢自己非常困难（的确，这样做很不现实）。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不能从他人那里获得足够的接纳和欣赏，长期处在低自尊的人就会形成负面的自我评价。

有时，非常不公平。有些人自己没有任何过错，却成了糟糕人际关系的牺牲品。尽管他们招人喜爱，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却因为他人的苛刻对待产生了低自尊。当这些人进入伙伴更友善、更欣赏的新人际关系又会怎样呢？他们接受到的新反馈能否慢慢提高他们的低自尊呢？

这却未必。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研究发现，低自尊的人有时低估伴侣对他们的爱，以致损害亲密关系（Murray et al.，2001），还觉知到根本就不存在的伴侣忽视（Murray et al.，2002）。请看表1.3。自我评价低的人很难相信伴侣会真正深深地爱着自己（Murray et al.，1998），结果，他们往往都对持续的爱情不乐观。低自尊者“即使处在亲密关系之中也往往（毫无根据地）认为伴侣对自己的感情非常不可靠”（Holmes& Wood，2009，p.250）。这又使他们对伴侣偶尔糟糕的情绪反应过度（Bellavia & Murray，2003）；与高自尊者相比，他们会感到更多的拒绝，遭受更多的伤害，变得更容易发怒。这些痛苦情感使他们更难建设性地行动，以应对臆想中的危险。当亲密关系出现挫折时，自我评价高的人却能拉近和伴侣的距离，努力修复亲密关系，低自尊的人则防御性地把自己隔离起来，生闷气，乱搞一通（Murray，Bellavia et al.，2003），还觉得自己更加糟糕（Murray，Griffin et al.，2003）。

表1.3　伴侣怎么看我

默里（Murray，2008）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变得依赖他人时总要冒很大的风险。与亲密伴侣的紧密联系让我们享受到支持和关心的丰厚回报，但如果发现伴侣不值得信赖，也让我们容易受到背叛和拒绝的极具破坏性的伤害。高自尊的人因为对伴侣给自己的爱恋和关心充满信心，即使亲密关系出现困难也能和伴侣拉近距离。相反，低自尊的人则持续地怀疑伴侣对自己的关心和信赖，所以一旦关系变糟就从伴侣身边离去，以保护自己免受伤害。默里指出，我们都需要在与他人的联系和自我保护间保持平衡，但低自尊的人总把他们脆弱的自尊心置于亲密关系之上。

结果是，低自尊者的自我怀疑和敏感脆弱使他们从无数的琐事中制造出堆积如山的问题。他们错误地以为爱情之路上的磕磕碰碰是伴侣拒绝承诺的不祥之兆。然后，又表现出令人反感、自我打击式的伤害和愤怒，完全隔断了自己渴望的伴侣的安慰。相形之下，高自尊者对同样的小磕绊完全不以为意，信心十足地期待伴侣对自己的接纳和正面评价。最终的结果非常不幸，低自尊一旦形成后就很难克服；即使结婚10年后，低自尊的人仍倾向于认为自己的伴侣不如恩爱夫妻那般爱恋和接纳自己（Murray et al.，2000）。

因此，低自尊好像既来自人际关系，又影响着随后发生的人际关系（Carmichael et al.，2007）。我们的自我评价似乎至少部分地取决于我们与他人交往的质量。这种自我评价影响着随后与新伴侣的交往，新伴侣又进一步证实我们人际关系的价值。可以这样说，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来自于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并影响着人际关系的后续发展。

人类本性的影响

在考察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个体特征之后，现在可以讨论人际关系中一些更基本的、反映人类共有的动物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是演化的作用，演化历经无数代塑造着我们的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地使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Confer et al.，2010）。

演化心理学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使人类成为今天这样的物种（Flinn & Alexander，2007）。你或许听过自然选择，它指动物比其他同类更能有效地应对天敌和环境挑战（如食物匮乏）的天赋优势。性选择意味着能更成功地繁殖后代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

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反，演化和适者生存一点也没关系。你死还是生并不是个问题。演化的关键是繁殖后代。尽管所有的有机体最终都会死亡，但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能繁殖后代。而且在能繁殖后代的有机体中，有些繁殖的后代数量更多（Ash & Gallup，2008，p.313）。

这种观点认为诸如归属需要这类动机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特征，是因为它具有适应性，赋予拥有这些动机的个体某种繁殖优势。正如我前面谈到的，那些寻求与他人亲密合作的早期人类可能比那些不合群的孤独者更容易繁殖后代和遗传基因。长此以往，到了一定程度时，与他人交好的愿望就具有遗传性（现在就是这样，Tellegen et al.，1988）。性选择使得归属需要越来越普遍，生下来就没有归属需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与这个例子一致，演化学原理认为：任何普遍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以它目前的形式存在，是因为它一直有利于人类解决过去的生存或繁殖问题（Confer et al.，2010）。

第二个假设，演化心理学认为两性之所以存在差异，只是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在过去面临着不同的繁殖困境（Geary，2010）。因而，除了在那些不同、特异化的行为方式上（这种行为方式能更好地接近异性和提升后代的生存优势）存在性别差异外，男女双方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应该很相似。这样的情况存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两个设问：

假如某男子一年之内与100个不同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他会是多少个孩子的父亲？（答案当然是“很多，或许多到100个。”）

假如某女子一年之内与100个不同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她能生育多少个小孩？（可能只有1个。）

显而易见，男女双方为生育孩子投入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有很大差异。对于男人，最低要求可能只是一次射精；如果有足够多的能生育的女伴，男人一生可以生养数百个孩子。而女人只有在绝经前才能生孩子，每生养一个孩子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男女双方在生养孩子上的养育投入（parental investment）的生物学差别，引起了男女双方在选择配偶时进化出不同的策略（Geary，2000）。可以想见，考虑到女性的繁殖能力有限，那些认真挑选配偶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更为成功（她们有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又去繁殖自己的孩子），而那些挑选配偶不太认真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没有这么成功。男性刚好相反，那些追求和利用每一次交配机会的乱交式的男人繁殖就更为成功。如果他们频繁地变换性伴侣，其后代可能不容易存活，但是这种（养育）质量上的不足可以用（孩子）数量来弥补。所以，当今的妇女——正如这一演化学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谨慎得多。她们要求男性伴侣聪明、友善、有名望、性情稳定，而男性选择女性伴侣则不会这么苛刻（Kenrick et al.，1990），女性也不像男性那样对随便、不忠诚的性行为感兴趣（Schmitt，2005）。或许这种性别差异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另一个繁殖上的性别差异是女性总是能确知某个孩子是否是自己亲生的。相比之下，男性则会遭遇父系不确定（paternity uncertainty）的困扰；除非他完全自信伴侣会忠于他，否则他不可能绝对确定伴侣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Buss & Schmitt，1993）。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即使女人的不贞行为比男人少（Tsapelas et al.，2011），男人对于红杏出墙的威胁分外警惕，这一点较女人为甚（Schutzwohl，2006）。这种性别差异也可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演化学的观点还能用来解释人们在短期和长期性行为策略上的不同（Buss & Schmitt，1993）。男女双方在短期的艳遇和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中所追求的异性的特征存在差别。详而言之，男人比女人更渴望短期的性关系；更嗜好与多个伴侣保持短期的风流关系，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后，也比女性更早地发生性关系（Schmitt，2005）。结果是，男人在猎艳时，看起来性感且“容易”得手的女人特别有吸引力（Schmitt et al.，2001）。然而，如果男人想结婚安顿下来，常常偏好贞洁的女人作为将来的伴侣，即使这个男人仍然认为在偶然的性关系中放荡的女子是最理想的目标（Buss，2000）。男人还常常追求年轻、漂亮的妻子。当男人想确立长期的亲密关系时，比女人更看重外貌，随着年纪增长，老男人更加喜欢与更年轻的女子结婚（Kenrick & Keefe，1992）。

女人却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女人选择短期性伙伴时——尤其是发生婚外情时（Greiling & Buss，2000）——更看重性感、有魅力、强势等有许多阳刚之气的男人。但当评价有潜力的丈夫时，都把经济前景作为首选，有稳定和较高收入和资源的男人想必能给她们的孩子带来安全的成长环境，即使这些男人并不是备选丈夫中最性感的家伙（Gangestad & Simpson，2000）。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关注长期伴侣的经济前景和社会地位（Buss，2012）。

通过识别人类共有的行为模式来描绘人类的本性，是演化学观点最令人信服的方面。实际上，我刚提到的不同偏好——男性看重长相，女性珍视收入——在很多文化中都有所表现，也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得到证实（Buss，2012）。 [7] 然而，演化学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文化不重要。

的确，演化心理学的第三个假设就是，文化影响决定了演化形成的行为模式是否具有适应性——并且文化的变化比演化快得多（Kanazawa，2010）。所以，人类表现出的某些行为模式在远古时期具有适应意义，但这些遗传下来的行为倾向并不全都适应于我们今天居住的现代环境。例如，穴居的原始男性如果尽可能地与每一个可能的女伴交配，他的繁殖就可能更成功。但现代男性不太可能做到了：仅在过去的两代人中，我们就看到（1）生殖技术的发明（例如避孕药）能让女性完全掌握自己的生育行为；（2）通过性接触而传染的致命病毒（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传播。如今，对于男人而言，对多个性伴侣的渴望可能不如数百万年前那般具有适应意义了。可以想见，现代男性要想繁殖得更为成功，只有表现出更多的兑现承诺的能力和忠于一夫一妻，以鼓励伴侣为他怀孕。但人类种族仍在演化，性选择最终会偏利于那些能适应新环境的行为风格，但这种适应又将经历数千代的时间。（那时我们的文化又将怎样变化？）

因而，演化心理学的视角针对现代人际关系中的共同模式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Eastwick，2009）：某些规律和性别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是心理机制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很久以前都是有适应意义的。我们并不是机械执行基因指令的机器人，我们所有人并不相同（Michalski & Shackelford，2010），但我们确实还继承了由后天环境启动的习惯性反应。而且，这种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适应我们现代的情境。行为产生于个人和情境影响的相互作用，但人类的某些共同反应则是人类本性自身演化的产物：

数千年来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环境压力遗留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痕迹。某些遗留下的情感和行为反应源自我们的远祖，在现代已经没有必要了，但前人生存的这些遗迹不可磨灭地刻入了我们的性格（Winston，2002，p.3）。

这种富有争议性的观点既得到了赞扬又引来了批评。一方面，演化学的视角促进了许多有意思的新发现，大多数发现还和演化学的观点一致（Buss，2012）。另一方面，对于人类本性起源的原始社会环境的设想必然带有猜测性。此外，对许多有争议现象的解释，演化学模型并非惟一合理的。例如，妇女在选择伴侣时必须比男性更谨慎，也的确是因为社会文化通常不允许女性掌握经济资源（Wood & Eagly，2007）；可争论的观点是，妇女必须关心配偶的钱袋子，因为她们自己很难赚到男人那么多的钱（Wood & Eagly，2002）。如果赋予女性和男性同样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上述性别差异就可能大大减小了（Eagly & Diekman，2003）。

无论如何，在人际关系中的确存在一些引人注意的模式，它们出现在世界各地，与文化无关，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陆续谈到。无论人类本性是演化而来还是文化创造（或兼而有之），它的确存在，而且影响到我们的亲密关系。

人际互动的影响

人际关系的最后一个构成要素是两人之间的互动。到目前为止，我主要谈到的还是人际关系中个人所特有的经验和人格，现在得承认人际关系常常大于它各部分相加的总和。人际关系由每一个参与者的经历和才能组合而成（Robins et al.，2000），这些总和也许比构成它们的个体简单相加要大得多。化学家常常以这种方式来思考：把两种元素结合在一起（比如氢和氧）就得到化合物（如水），这个化合物与组成它的任何部分都不一样。类似地，两个人创造出的人际关系来自于每个人的贡献，但它也许与这两个人其他的人际关系不太相似。

就拿你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来说。即使你是个安全型和可信赖的人，毫无疑问你对某些人的信任远超另一些人，因为信任是双向的过程，同时受到你和伴侣双方性情的影响（Simpson，2007）。而且，它来源于你每天和伴侣不断付出以及不断接受的动态过程；信任是流动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变的事物，它在你所有的人际关系中时起时落。

每种亲密关系都像这样。就个体而言，伴侣各方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情绪的波动，健康和精力的变化；那么当他们互动时，他们彼此的相互影响就可能产生千变万化的结果。当然，长此以往，明确而清晰的互动模式就能区分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类型（Zayas et al.，2002）。但是在任一特定时刻，人际关系可能是一种不稳定的存在，它是人类复杂互动活动变化的结果。

总之，人际关系是由多种影响因素构成的，其范围从当前文化的流行时尚到人类种族的基本属性，非常广泛。在这些一般的影响因素之外，还有很多个体独有的影响因素如人格和经验，它们有些是习得的，有些是遗传的。最终，两个来自同一星球，但在很多方面存在一定程度差异的人，开始了他们的互动。互动的结果或许令人沮丧，或许令人满意。但这种可能的互动结果总是让人着迷，这就是人际关系的构成。

人际关系的消极面

本章开始时我就强调了亲密关系对人类的价值，所以为公平起见，在本章结束之际我得承认亲密关系也有一些潜在的代价。我们需要亲密关系（没有它我们会备受煎熬），但有时我们和他人打交道也会带来不幸和痛苦。的确，人际关系在很多方面都可能令人失望，很多书就是针对人际关系的缺陷而写的（Cupach & Spitzberg，2011）！当人们与他人接近时，可能害怕自己最在乎的秘密被人揭露或利用。他们还可能担忧伴随相互依赖而来的自主性和自我控制的丧失（Baxter，2004）。他们或许还担心会被自己所依赖的人抛弃。他们认识到人际关系可能存在欺骗，人们有时还会混淆了性和爱（Firestone & Catlett，1999）。实际上，大多数人（56%）在过去的5年中人际关系都曾陷入困境（Levitt et al.，1996），这些并不是杞人忧天。

在我们讨论完依赖类型后，你或许就意识到，有些人更害怕亲密关系（Greenberg & Goldman，2008）。的确，有些人总是担忧别人会拒绝他们，忧心忡忡地等待亲密关系的破裂（Romero-Canyas et al.，2009）。但无论我们的担忧是臆想或现实的，我们都有可能经历人际关系带来的意外的、令人沮丧的伤害（Miller，1997b）。亲密关系中失望和烦恼的恶果会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Whisman et al.，2010）。

那么为什么还要冒这种风险呢？因为我们人类是社会化的动物，我们需要彼此。没有与他人的亲密联系，我们就会枯萎和死亡。人际关系有时很复杂，但它是我们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所以值得我们仔细思索。你现在阅读这本书，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希望在下面的章节中能更好地帮助你理解亲密关系。

请你思考

马克和温蒂大三的时候在校园相识，他们很快发现彼此很喜欢对方。温蒂漂亮、非常有女人味还相当温顺，而马克在他们第二次约会时就勾引温蒂上了床，对此马克沾沾自喜。温蒂着迷于马克的个人魅力，因为她总是有点不自信，怀疑自己的优点。温蒂感到非常兴奋，能有一个强势、有非凡魅力的男人为她吸引。在大四的时候他们开始同居，毕业6个月后就结婚了。他们的婚姻状况保持了传统的伴侣关系，孩子还小时，温蒂就待在家里照看，马克则致力于自己的事业。他在职场成功了，加过好几次工资，但温蒂觉得丈夫爱工作胜过爱自己。她希望丈夫能多和她聊聊天，而马克则希望妻子节食减肥并照料好她自己。

据你看来，马克和温蒂婚姻生活的前景怎样？如果他们10年后还在一起会有多快乐？为什么？

[1] 此处及下文的统计数据来自美国统计局（U.S.Census Bureau，其网址为：www.census.gov）、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U.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其网址为：www.cdc.gov/nchs）、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其网址为：pewsocialtrends.org）以及人口资料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其网址为:www.prb.org）。

[2] 这一事实可能令人沮丧，但你拥有幸福婚姻（假设你选择结婚）的可能性比大多数人都要大。你正在阅读这本书，你对关系科学的兴趣很可能极大地促进你的亲密关系。

[3] 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这一点，这个例子说明了我们经常遇到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真理，关系科学却发现未必如此。这类例子表明对亲密关系谨慎的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无知并非福。亲密的伴侣关系是复杂的，在常识观点和民间智慧把我们引入歧途时，准确的科学信息尤其对我们有益处。

[4] 请不要跳过本书的专栏，这些专栏都值得你用心阅读，相信我。

[5] 这里给出的是美国数据。在其他国家，安全型依恋比其他三种依恋任何一种类型都更普遍，但并没有其他三种依恋类型的总人数多。所以，在世界大部分地区，不安全依恋的人比安全依恋的人更多（Schmitt，2008）。

[6] 这里d值的计算方法是，把男女平均得分的差值除以每一性别内的平均数差异（即男女得分的标准差）。计算出的d值可以比较性别差异和男女组内差异孰大孰小。

[7] 这里请你复习一下本章前面学习过的性别差异。两性在喜爱外貌长相和金钱收入的程度上各不相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女人不关心外貌，男人不关心金钱。正如我们将在第3章看到的，男人和女人大都渴望同样的事物，如爱侣的热情、稳定的情绪、慷慨的关爱等。上述性别差异的确存在，但人们并不愿意以牺牲两性都渴望的其他有价值的特质为代价去片面地追求长相和金钱（Li，2008）。最后在结束脚注前，你是否清楚父母不同的养育投入可能会增大我们刚刚提到的两性差异？仔细思考一下，第3章我们再讨论这个问题。

第2章 研究方法

我敢打赌，研究方法的章节可能会令你畏惧。你可能认为它们是阅读“精彩内容”之前的鸡肋。比如，爱情、性爱和嫉妒等都是吸引人的主题，而实验设计和程序却不是你关注的内容。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掌握一些研究方法的基础知识对于正确理解人际关系科学十分有必要。举例来说，与其他领域相比，在人际关系方面似乎有更多一知半解、不懂装懂的所谓专业人士吸引着你的眼球（Stanovich，2004）。在书店里或者在网络上，充斥着指导人际关系发展的各种建议和意见，大部分所谓的专家根本就没有研究过人际关系，他们要么根据自己的个人经历得出结论，要么直接凭空虚构（Honeycutt，1999）。如果你能辨析真实可信的科学结论和小道传播的经验之谈，就能避免不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损失。而且，人际关系学中的错误信息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其他科学。比如说，对天文学上黑洞性质的错误认识不太可能使人做出危及自身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人错误地报告离婚对子女的影响，其危害将是真实而具体的。人际关系研究的结果的确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Bradbury，2002）。

的确，本书所涉及的内容对你私人生活的影响将超过你所读的大部分其他书籍。因此，你应该责无旁贷地做一名见识广博的读者，从而能分辨确凿的事实和虚浮的奇谈。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正如我们在本章看到的，探讨某个特定研究课题的方法很多，各有利弊。严谨的科学家会系统而认真地收集和评价各种信息，但没有任何一种单一的研究方法能得出绝对明确的答案。要深入理解人际关系，需要综合许多研究的结果，需要以明智而审慎的态度评价和辨别不同的信息。本章将介绍人际关系总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历史，这有助于你做出正确的判断。

这里我们只介绍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原则能帮助你判断哪些证据可以接受，哪些则应该存疑。我希望你在读完本章后，能分辨出有实用价值的研究结果和无用的趣闻轶事或臆想。要想更详细地学习研究方法，可以阅读相关的书籍（如Robins et al.，2009；Leary，2011）。

关系科学研究简史

早在1687年，牛顿就发现了物理学的基本规律。生物学和化学也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但是系统地研究人类人际关系却是科学界最近的创举。这个领域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许多研究人类亲密关系的科学家都还健在！这可不是件小事。因为人际关系科学只有短暂的历史，并不如大多数其他科学那样广为人知，更别提人们对它有什么深刻的理解了。在大学院校和学术机构之外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这门新兴学科在过去45年所取得的长足进步。

直到20世纪中期，仔细思考人际关系的主要是哲学家和诗人。他们有许多看法（我们大家难道不是一样），但这些观点也仅仅是个人之见，很多还是错误的。因而，行为科学家首次对真实人际关系所进行的实证观察可谓重大的进展。我们可以说，关系科学始于1930年代，当时有一系列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研究，如对儿童友谊的研究（参见Moreno，1934）；求爱和婚姻的研究（参见Waller，1937）。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关系研究相对较少。之后，一些重要领域的研究赢得了社会的注意和尊重，如怀特（Whyte，1955）的街角社会（Street Corner Society）研究，费斯廷格、沙赫特以及巴克（Festinger，Schachter，Back，1950）对大学寄宿生友谊的研究。但直到20世纪60~70年代，随着人际关系科学在整个科学领域中研究的激增，关系科学才真正成为一门引起广泛关注的学科。

在此期间，人际关系科学研究最有影响力的进展是社会心理学对实验室研究的重新关注。为求精确地获得明确的结果，研究者开始研究他们能够控制和操作的影响人际关系的特殊因素。例如，伯恩和同事（Byrne & Nelson，1965）所做的一项著名的研究，考察了态度相似性对喜欢他人的影响。研究者要求参与者仔细阅读一份态度调查表，并告诉参与者调查表是由隔壁房间的陌生人填写的；然后要求参与者报告喜欢这个陌生人的程度。参与者并不知道研究者在调查表上做了控制，调查表要么和参与者自己的态度一致，要么不一致（参与者的态度倾向稍早已经测评过了）。这种对态度相似性的处理产生了明显的效果：态度一致比不一致更能让参与者喜欢陌生人。

这类实验程序表明，我们可以通过实验室实验来了解影响人们喜欢他人的因素，实验方法的严谨性也能满足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精简和明晰的要求。伯恩等人对人际吸引的研究得到了学界的认可并开始推广开来，第一次使人际关系成为社会心理学教科书中必不可少的部分。然而现在看来，这些研究在表现现实人际关系的天然复杂性上做得并不好。伯恩实验中的参与者实际上从来就没有与那个填写调查表的陌生人遇到过或者交往过。的确，在伯恩的实验程序中，参与者与陌生人谋面是不可能的，因为所谓的陌生人根本就不存在！在这种“不存在的陌生人”的实验程序里，人们只是对一张纸上的各项内容打钩或打叉，他们也是研究中惟一真正的参与者。研究者测量的人际吸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伯恩和同事是为了有力地得出研究结论，才选择这一实验方法，把人际关系研究局限在一个精心控制的方面（即态度相似性）。然而，他们创设的实验情境相当僵化，参与者缺乏与陌生人第一次会晤时面对面交谈的那种即时性和趣味性。

但是不要低估这类研究的重要性：它们表明对人际关系也能进行科学的研究，这种研究还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它们第一次真正地使同行的专家学者们注意到人际关系科学。此后的几十年，经过家庭学者、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传播学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人际关系学已经成长和发展为一门包含复杂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今天的人际关系学：

● 经常从社会各阶层抽取不同的人群样本作为研究对象；

● 考察家庭、朋友和爱情等多种不同类型的关系；

● 经常对这些人际关系做长期研究；

● 既研究人际关系令人愉快的一面，也研究消极的一面；

● 经常在自然状态下追踪人际关系。

以下是人际关系领域所做研究的一些例子：

● 在美国西北大学，芬克尔和同事（Eastwick et al.，2010）进行了“速配约会”研究，研究中的单身人士可以轮流和10位可以约会的异性伙伴短暂交谈。参与者有4分钟与人谈话的时间，研究者记录他们在交往中的反应，然后参与者开始与下一个异性接触。约会可能成功，因为如果交谈的双方表示愿意再见到对方，就可约会见面。研究者给了他们一个网址以便交流信息。这样研究者也能考察人们在追求新的伴侣时产生浪漫爱情的影响因素（视频请观看http://www.youtube.com/watch？v=4hOKtyQMZeE）。

● 在阿灵顿的德克萨斯大学，威廉·伊克斯（William Ickes）和同事研究了人们自发的即兴交往过程（这些人刚刚才认识）。他们把参与者安排在一张舒适的沙发上待上几分钟，同时用隐蔽的摄像机拍摄下他们的谈话场面（Ickes，2009）。摄像机隐藏在通过大厅的另外一个房间里，即使你直接面对着它也觉察不到（见图2.1）。然后研究者邀请参与者到放映室观看他们交往的录像带，并报告在交往的每一个关键点自己心中的感想（包括认为对方是怎么想的）。这种方法能客观地记录交往过程，并获取参与者的想法、情感以及对对方的知觉（实验室网址: http://www.uta.edu/psychology/faculty/ickes/social_lab/）。

图2.1　威廉·伊克斯在阿灵顿德克萨斯大学的实验室平面图

研究中的参与者将被单独地留在图（1）的沙发上——在宽敞的房间内惟一能坐的地方。麦克风藏在图（2）的咖啡桌下，参与者看不到的摄像头藏在图（3）的房间内来记录他们谈话的场面。随后，参与者可以在独立的放映室[图中（4）和（5）]观看录像带，同时说出在他们交往时的所思所想。

● 在亚利桑那大学，马赛厄斯·梅尔（Matthias Mehl）和同事给参与者装备了可以随身携带的袖珍录音机，以获取他们白天的社会生活片段（Mehl & Robbins，2011）。这种微型设备一天能记录参与者身边发生的各种声音70次，每次持续30秒。从这些记录的声音可以判断参与者独处及交往的次数，他们的交谈轻松愉快还是起了争执。这种方法可以让研究者了解参与者自然展露的真实生活（在以下网址你可以录下自己的声音：http://dingo.sbs.arizona.edu/~mehl/EAR.htm）。

● 在西雅图（http://www.gottman.com/research/family/），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和同事们邀请一些已婚夫妇去一个舒适的环境，在那里夫妻们可能要花上几个小时来重温引起他们上次争吵的冲突。他们知道现场会进行拍摄，但片刻后就忘记摄像机的存在而专注于两人的互动上。研究者甚至对参与者进行了诸如心率和皮肤电反应的生理学测量。戈特曼等人不辞辛劳地分析观察到的生理的、情感的和行为反应方面的即时数据，从而能以93%的精确性来预测数年后这些夫妇的婚姻能否持续（Gottman & Levenson，2000）。

● 奥布琪和威若夫在他们的“婚姻早期岁月”（Early Years of Marriage，EYM）研究项目中（Birditt et al.，2010），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抽取了1986年结婚的199对白人夫妻和174对黑人夫妻，自结婚后每隔几年就进行回访。此一研究项目特别关注社会和经济条件对人们婚姻满意度的影响。到了2002年，此项目已进行了16年，有36%的白人夫妻和55%的黑人夫妻已经离婚了（Orbuch & Brown，2006）。随着时间推移，研究者追踪了所有婚姻从起始到结束的过程（访问此一研究项目的网站：http://projects.isr.umich.edu/eym/）。

希望你能被这些研究方法所体现出的创造性和丰富性所打动（我就是）！虽然这些研究方法引人注目，但对于人际关系科学研究的现状而言，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人际关系科学虽然年轻，在全世界却有来自各个科学领域的成千上万的学者投身其中，他们的研究结果也发表在各种人际关系的专业学术期刊上。如果你是大学生，你可能看到过这类期刊：《婚姻与家庭杂志》《社会和人际关系杂志》以及《人际关系》。你也可以在国际人际关系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hip Research，最大的国际性人际关系学家组织）查阅最新的人际关系研究资料，其网址是：http://www.iarr.org。

问题的提出

这些学者是如何研究人际关系的？任何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提出问题。像人际关系这样一个领域，一些问题来自于个人经验。人际关系研究者与其他科学家相比，更能异常方便地接近他们的研究课题；他们自己在亲密人际关系中的经验能提醒他们注意某些重要的过程，有时候他们还阴差阳错地掉进了自己曾力图避免的陷阱中（Miller，2008）！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也能提示他们某些值得仔细研究的问题。比如，美国离婚率在20世纪60~80年代的激增引起了对离婚现象的大量研究，正如社会学家注意到文化变迁产生的影响。

问题也可能来自先前的研究：为回答某个问题所做的研究可能引发新的问题。还有些问题来自那些想要对关系事件提供解释的理论。科学的理论既能解释已有的事实，又能做出新的预测，而研究的目的通常是检验这些预测。亲密关系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来自所有这些根源：科学家把他们的个人观察、他们对社会问题的认识、他们对前人研究的了解以及他们自己的理论视角结合在一起去挖掘要回答的问题（Fiske，2004）。

问题本身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科学家可能尝试对某些事件或一系列事件的自然发生过程进行描述。这种情况下，科学家的目标是尽可能全面和精确地描述事件的性质。另一类是，研究者要确定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以确定哪些事件对随后的结果有显著影响，哪些没有影响。对所有主持研究和参与关系研究的人而言，这种区分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不同的研究具有不同的目的，有辨别力的读者应该判断出这些研究的原本目的。如果某项探索性研究主要是为了描述新发现的现象，我们不应因为它确定不了该现象的因果联系而去苛评，这些是第二步才能解决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出现的现象是什么。第二，更加重要的是，有思想的读者要抵制诱惑，不要试图从以描述为目的的研究中得出因果联系。只有某些特定的研究设计才能让我们洞察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聪明的读者不要匆忙得出研究结果并不支持的虚假结论。本章稍后还会谈到这个问题。

参与者的选取

那么，人际关系的研究对象该怎样选取？研究者通常采用两种方法来招募参与者。第一种方法是使用容易接触到的任何人，只要他们同意参加实验，这种方法叫方便取样（convenience sample），因为它（相对地）方便研究者获取参与者。研究亲密关系的大学教授常常以大学生为研究的参与者，参加研究本身就是这些大学生的课程作业。研究者还会通过大众媒体或者当地的社区组织来招募参加研究的志愿者。虽然有时参与者需满足一些特点（例如研究需要那些认识不到两个月的正在约会的恋人），但研究者利用方便取样通常能轻松地得到研究的参与者。

相反，采用代表性取样（representative sample）的研究项目要努力确保参与者大体要与研究的整个总体相似。例如，对婚姻真正有代表性的研究必须包括所有已婚人士——涵盖所有的年龄、国籍和社会经济水平。这很难做到，甚至不可能实现，因为如果没有其他原因，那些同意参加研究的参与者和不愿意参加研究的人可能存在某些差异（见48页专栏2.1）。不过，有些研究中的（志愿者）样本能代表某个国家或特定人群的成人总体。那些能够放到网络上进行的公开研究，比在大学校园或者某个国家进行的研究能吸引到更加多样化的庞大样本（Gosling et al.，2010）。

一方面，如果我们要寻找适用于大多数人的基本原理，毫无疑问，代表性样本比方便样本更好。采用方便样本常常有一个缺陷，研究所获得的结果很特殊，只适用于与我们的参与者（如某个大学的学生、某个地区的人）相似的人。虽然全世界都在进行关系科学的研究，但本书介绍的大部分研究都来自特定的文化，即西方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业化的、相对富裕和民主的文化，所以研究参与者都显得有点怪异。（明白了吗？）事实上，来自“怪异”文化的人与落后国家的人相比，行为有时的确存在差异（Heinrich et al.，2010）。从一个群体到另一个群体，态度无疑存在巨大的差异。另一方面，人际关系的研究者所考察的许多过程非常基础，人口统计学上不同的人群在基本的人际过程上可能并不存在过大的差异：比如世界各地的人们对外在美的判断标准是相似的（详见第3章）。就考察人们交往基本过程的研究而言，由于其基础性较强，采用方便样本也无不可。

让我们看一个特例。1978年拉塞尔·克拉克（Russell Clark）派出男性和女性助手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校园里闲逛，碰到异性的学生就发出邀请。他们各自接近毫无戒备心的学生，并从三个邀请问题中随机选一个（见表2.1）提问；有些助手只是提出约会的要求，而另一些助手则直接要求发生性关系！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没有女性接受来自陌生人的性要求，但75%的男性接受了性要求——这比接受约会要求的人还多！

表2.1　“今晚能和我上床吗？”

这一研究结果如此惹人注目，但那又怎样？该项研究只使用了大学校园的一个小方便样本。或许结果告诉我们的是，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男生比一般男性有更强烈的性渴求。实际上，克拉克连发表这项研究都很困难，因为评审人看重研究结果的普遍性。所以，在1982年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再一次进行了这项研究，在佛罗里达州立大学重复进行的这项研究，得到同样的结果（Clark & Hatfield，1989）。

嗯，为什么还有问题？已经是4年之后了，但这套实验程序仍然在塔拉哈西（Tallahassee，美国佛罗里达州首府）进行。对这个案例你只要稍加思索，就能找出若干条理由，说明为什么结果只能限定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

我们先从另一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这项研究。先不要对那些同意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的佛罗里达大学男生或者其他地方男性的人数比例大惊小怪。这种特定的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不同的人群之间的确存在一定的差别。然而不要无穷无尽地批评，或者更糟糕地，完全否定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Clark & Hatfield，1989）的研究结果。我们既要认识到他们研究的局限性，又不要疏忽问题的关键：男性一般比女性更能接受偶然的性关系。如果有人发出实际的要求，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接受陌生人的性邀请。而且，这正是最近对世界各国20 000多名参与者进行调查所得出的结论（Schmitt & the International Sexuality Description Project，2003），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正是发现这种性别差异的最早的研究者之一。他们的方法简单，样本也有局限性，但他们的确发现了新事物，他们的实验程序探测到了确实存在的人类行为基本模式。 [1]

当然毫无疑问，克拉克和哈特菲尔德的研究并不完美。他们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但只要审慎而又公正地来考察他们的结论，即使像这样采用方便样本的小研究对人际关系科学也有着重要的贡献。代表性样本能确保研究结果应用的广泛性，但代表性样本较难获得，而且成本很高。即使研究者能接触到代表性样本中的人群，他们也支付不起参与者报酬和各项其他支出，因为大多数参与者不仅仅只回答几个简单问题。

代表性样本中的人群反映了研究者想研究的总体人群在人口统计学方面的某些特征（性别、年龄、种族等）。

人际关系学经常出现这样左右为难的情况：必须做出选择，但没有一个选项是完美无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正确理解就依赖于采用各种不同方法进行研究而日积月累堆积起来的知识（Reis，2002）。这里，多样性就是财富。不同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某个特定的课题。任何单一的研究都可能存在不足，但这些缺点却能为另一项研究所弥补。采用一系列不同的研究，每项研究都从不同的角度趋近某个问题，我们就能逐渐地描绘出事实真相。作为人际关系科学的明智读者，你应该尝试像科学家那样思考：没有一项研究是完美的。再次提醒你，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都是有价值的。智慧需要时间的历练，但真理就在不远处，我们正不断地向它靠近。

研究的设计

既然提出了研究的问题并获得了一些参与者，我们就需要安排一种观察方法来解答我们的问题。这部分内容要介绍关系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几种不同的研究设计。

相关设计

相关（correlation）能回答这样的问题，“X和Y这两个事件在一起变化吗？也就是说变量X和Y有某种关联吗？”。表示相关程度的数值即相关系数在-1.00和+1.00之间。相关值越大（绝对值），两个事件联系就越紧密。如果X和Y完全正相关（这意味着他们一起上升或降低——即X上升时Y也上升，Y下降时X也下降），相关系数就等于+1.00。如果X和Y完全负相关（也即他们按相反的方向变化——X上升时Y下降，X下降时Y上升），相关系数就等于-1.00。如果X和Y没有任何关系，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就是0。这些相关模式的例子见图2.2。

两个事件是否一起变化，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普遍。考虑下面这个问题（第3章会解答）：具有类似的态度和价值观的人们是否倾向于喜欢彼此呢？此类问题的相关研究一般会评价伙伴们在自然条件下知觉到的相似性和吸引力，并不会对配对伙伴的行为进行任何的干预或影响。研究者会仔细测量参与者的情感，从而发现相似性和吸引力之间的可靠关联，帮助我们理解新建立的人际关系中伙伴感到满意的原因。

另一方面，即使在吸引力和知觉到的类似性之间存在相关，仍有很多信息我们并不知道。的确，很多读者经常错误地理解相关设计得出的研究结果。相关只告诉我们两个事物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它们会相关。相关并不能表明事件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当你得出相关结论时，当心不要推导出其他没有根据的结果，相关只是相关；相关的存在意味着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似是而非的因果关联。这里给出三条简单明了的可能性：

● X可能引起Y——在相似性和吸引力的例子中，知觉到的相似性可能引起了更多的喜欢。

● Y可能引起X——可能是喜欢上某个人让我们认为自己与他有许多共同点。

图2.2　相关模式

● 其他影响因素，第三方变量可能同时引起X和Y，X和Y之所以相关的惟一原因是他们存在共同的影响因素。两个事件X和Y可能对彼此没有一点影响，而是其他影响因素，如他人的俊美长相，致使我们喜欢他们，并且认为他们和我们非常相像。

当X和Y存在相关，上述三种可能性以及许多其他更复杂的结果都有可能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得到的只有相关，我们所知道的也只是这两个事件存在关联。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因果联系涉及哪些因素。 [2]

实验设计

如果有可能，考察因果关系更简单的方法是采用实验设计。实验（experiment）提供了原因和结果的最直截了当的信息，因为实验者创造并控制了他们要研究的条件。在真正的实验中，研究者有意操作一个或多个变量，并把参与者随机分配到这些预设的不同条件下，从而观察这些条件变化怎样影响人们的行为。因而，实验不会问“X和Y是否一起变化”，而是问“如果我们改变X，Y会发生什么变化”。

让我们重新看看伯恩对态度相似性和吸引力的经典研究（Byrne & Nelson，1965），以阐明实验研究和相关研究的差别。假如伯恩只是测量同伴的态度和他们喜欢彼此的程度，他会得出相似性和喜欢程度存在正相关，但他不能确定为何它们有关系。

伯恩于是做了一个实验。一旦参与者来到实验室，伯恩会以投掷硬币的方式来随机确定参与者遇到的是一个与自己类似的人，还是一个和自己完全不同的人。他控制了伙伴的相似程度，这也是这两种条件下参与者的惟一差别。利用这种实验程序，如果伯恩观察到参与者对相似的陌生人表现出更多的喜欢，就可以合理地推导出：更高的一致性引起更多的喜欢。为什么能得出这个结论？因为参与者是随机分配到这两种实验条件下，所以喜欢程度的差别不能归之于每种条件下个体的差异；平均来看两组参与者是一样的。而且，参与者除了和陌生人在相似性上有明显差别外，他们在实验中的程序全部是一样的。伯恩观察到的行为差别惟一合理的解释就是：相似性引起人们的喜欢。他的实验清晰地展示了被操纵的原因（态度相似性）对结果（喜欢程度）的显著影响。

实验比其他设计能更清晰、更精确地测定因果联系。如果实验控制得好，就能清晰地揭示因果联系。那么，为什么研究者还要进行其他设计？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实验者必须能够控制和操纵他们要研究的事件。伯恩能够控制参与者所接收到的关于从未谋面的陌生人的信息，但他操纵不了亲密关系中的其他重要因素。我们也做不到。（你怎么去创造一段在实验室发生的浪漫爱情体验？）在一些无法控制的事件上不能采用实验设计。

所以，相关设计和实验设计各有自己的优势。采用相关设计，我们能研究现实世界中引人注目的事件——亲密关系的承诺、火热的爱情、不安全的性行为——并考察它们之间的关联。采用实验设计，我们能考察因果联系，但我们研究的事件范围有限。再次强调，没有完美的研究设计——这也是用不同的研究设计、从不同方面研究同一个课题的又一原因。

发展性研究设计

发展性研究设计研究行为或事件随时间而改变的方式。发展性研究设计主要有三种类型。

横断设计

最常见的发展性研究设计是横断设计（cross-sectional design），即比较处在不同人生阶段或者不同年龄人的发展过程。例如，如果我们要考察在婚姻的不同阶段导致离异的危险因素，我们可以询问那些有着不同婚龄的离异夫妇的主要抱怨。我们或许会发现婚姻持续的时间和离婚原因之间的关系。

正如在这个例子中看到的，横断设计是相关设计，所以我们要当心从中推导出的结论。如果我们比较那些婚龄25年的夫妇和婚龄只有5年的夫妇，我们比较的就不仅是婚龄不同的人，我们还比较了在不同社会环境下成长的人，两者相差20年。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他们对婚姻的抱怨并没有随着年岁而变化，他们的担忧也许只是反映了他们结婚时的时代差异。

正如你所看到的，从横断设计得到的相关总会受到某些不确定性的影响：参与者所经历的不同社会、文化和政治事件。只要人际关系研究的结果涉及年龄，我们就得质问结果究竟真的是年龄差异，还是不同年龄参与者的成长背景差异。

纵向设计

横断设计混淆了年龄和经历的相对影响。然而，如果我们招募的参与者年龄一样，并长时期跟踪研究，那么参与者的经历相同但年龄在变化。这就是纵向设计（longitudinal design），即对同一群人在一段时间里反复进行测量。如果我们既监测参加研究时新婚夫妇的抱怨，又监测继续参加研究的已婚多年夫妇的抱怨——正如奥布琪的婚姻早期岁月（EYM）研究项目（Orbuch & Brown，2006）所进行的——我们采用的就是纵向设计。

在横断设计中，研究者从不同年龄组的人获取信息。例如考察不同年龄的人对音乐偏好的差异，我们可以请20岁和60岁的人来评价不同的艺人。

这种设计与横断设计相比，在分离经历和年龄的影响方面做得非常好，但它们仍不完美。社会文化的巨大变化仍然会混淆年龄和经历的影响。如果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夫妻为金钱发生的争执越来越频繁，又能说明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经济萧条时期收集数据，研究看似关注婚姻的时间发展变化，却可能反映暂时性的文化变动所带来的影响，而且这种文化影响对大多数未处于经济萧条时期的婚姻根本没有影响！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也足够聪明，就可以把纵向设计和横向设计结合起来以排除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可以选择两组参与者，平均年龄分别是20岁和40岁，然后对这两组人都追踪到55岁。如果在55岁时，两组参与者都表现出对婚姻类似的抱怨，那么我们才能真正地相信找到了婚姻发展的基本趋势。

当然，做这样一项研究并不轻松。实际上，要做这样一项耗时35年的研究存在巨大的困难。纵向研究设计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参与者流失（participant attrition），即随着时间推移参与者变得越来越少。人们会搬家或失去联系，或变得很忙，或对研究感到厌倦而不愿意再继续参加研究。研究持续的时间越长，这些问题就越严重。有些长期的纵向研究结束时，那些自始至终参与研究的人少之又少。的确，即使纵向研究开始时采用的是代表性样本，但当研究结束时就不再是了。

回溯设计

由于纵向研究与参与者保持联络比较困难，为什么我们不追踪事件的时间变化，问问人们过去的经历？当然可以，很多亲密关系的研究使用的就是回溯设计（retrospective design）。有时，回溯的时间很长（“你们结婚前最主要的争议是什么？”）；有时回溯的时间相当短暂（“在过去的24小时内，你和配偶的交往有多愉快？”）。

回溯设计非常灵活。如果我们担心历史事件对人们的影响，我们可以请不同年龄的人回想他们在某个相同年龄是否有类似的体验。的确，如果人们的记忆力完美，回溯研究会非常有用。不幸的是，回忆肯定不精确，并且如果询问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回忆的难度就会大大增加（Frye & Karney，2004）。无论何时我们看到回溯研究报告，我们都无法确切知道报告内容是过去的清晰图像，还是受到近期事件影响的错误记忆。

总之，对发展性设计的了解支持了我们早先提到的观点：没有一种研究设计是完美的，但每种设计都有它的应用价值。发展性研究设计对时间推移的关注对于关系科学特别有价值。人际关系通常也是长期事件，我们需要理解关系是怎样随着时间而变化的。

场景的选择

我们的研究在不断推进，现在已经提出了要研究的问题，招募了参与者，选择好了实验设计，我们还需选择一个场景来实施我们的研究。研究场景通常有：（1）实验室；（2）自然的日常生活环境，如一对夫妻的家里。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优点和缺点。（你现在正在习惯这些，不是吗？）实验室的优点是能有效地控制外在的、无关变量的影响。研究者能精确控制参与者要经历的体验，还能安排符合研究目的客观环境。自然场景的优点是参与者在日常的环境中感到舒适和放松，从而使研究者能了解更多的典型行为。这两种研究场景的优缺点恰好互补。实验室场景可能引发参与者的虚假行为，使我们对他们的典型行为认识不足。另一方面，自然场景可能难以控制，充满与研究问题无关的干扰变量。

不论研究的场景在哪里，某些行为因为很少发生，或者让人痛苦，又或太过亲密（或三者兼而有之），很难进行研究。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是让参与者进行角色扮演（role-play），以便研究者了解某些行为——例如，参与者装作“好像”产生了妒忌心，或者发生争吵，或者试图诱惑他人上床。角色扮演的研究往往与真实场景相差很大。在一种极端情况下，请参与者阅读与要研究的行为有关的故事，并想象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这种戏剧脚本研究往往没有生活中的真实事件逼真生动，允许参与者以一种超然而从容的方式来演绎，这和真实事件中人们所表现出的冲动性和情感反应差别很大。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模拟研究要求参与者扮演虚构情境中的特定人物。例如，研究者可能要求一对夫妇假装双方都感到很生气，然后观察他们的行为反应。这种研究方法参与者较投入，但他们仍然知道自己只不过是在假装。角色扮演研究在考察一些牵涉感情较深的问题时，不会违背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但人们可能是按自己所认为的、在这些情境中应该实施的方式来行动，而不是事件真正发生时他们将会实施的行动方式。再一次看到，这种方法既有优点也有缺点。

数据的性质

现在我们实际收集到什么类型的数据？我们记录的是他人对人际关系的判断和知觉，还是我们自己考察的某种特定的人际交往？两种最主要的测量是：（1）人们对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的自我报告，以及（2）对他人行为的观察。我们还要考察这两种测量中的一些变量。无论我们采用何种数据，对行为的测量应该同时具备心理测量学上的效度（validity）和信度（reliability）。也就是说，我们测量到的事件真正是我们试图测量的（这就是效度）；如果这些事件不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在不同时间的测量结果应该一样（这就是信度）。

自我报告

亲密关系研究最普遍的方法是直接询问人们的体验。人们的回答就是自我报告（self-reports），自我报告的获取形式有很多种：书面问卷、口头访谈、非结构性的日记（参与者随时记录心中所想）等。这些技术的共同特点是参与者要把自己的体验告诉研究者——研究者并没有亲眼观察到。

自我报告得到的资料有着重要价值。举例来说，自我报告能让我们“走进报告者的内心”，了解外在观察者不易觉察的个人观点。自我报告的数据成本较低，也容易获得。研究者并不需要精密的仪器；他们只需要一些纸和笔及自愿的参与者。请思考一下表2.2中简短的自我报告测验：这七个问题能很好地评价人们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多数情况下，没有必要去问一些更详细的问题，或者采用其他的方法来区分快乐、满意的爱人和不很满足的伴侣，因为这七个问题直截了当，恰到好处（Hendrick et al.，1998）。自我报告的方法非常有效率，信息量丰富。然而（这可能没什么奇怪的了！）自我报告也可能出现一些潜在的问题。下面是三个最主要的问题。

表2.2　爱情关系评价量表

资料来源：Hendrick，Dicke，& Hendrick，1998.

参与者对问题的解释

自我报告常在研究者给出指导语或者提问之后进行。如果参与者错误地理解了研究者的意思或目的，他们随后的自我报告就会误导人。例如：“你和多少个人有过性行为？”如果男性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往往会包括仅发生过边缘性行为的伴侣，而女性一般只计算真正发生过性交的那些伴侣（Gute et al.，2008）。这也是为什么男性报告与异性发生性关系的人数往往多于女性报告的一个原因。 [3] 实际上，人们描述性行为的词语常会产生难以觉察的理解问题，这或许是性行为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缺陷（Wiederman，2004）。

回忆或觉知的困难

即使人们能准确理解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他们也可能无法客观地回答问题。举一点来说，他们可能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洞察力，以致自己认为的真实情况未必完全准确。比如，根据人们的自我报告，在恋爱问题上，外表吸引力对于女人并不如对于男人重要；女人说外貌对于她们并不如对于男人那般重要。然而，在速配研究中当她们同时遇见和评价几个候选对象时，外貌对于女性的确如对于男性一样重要（Eastwick & Finkel，2008），外貌是影响男女两性喜欢对方最重要的影响因素（Luo & Zhang，2009）。有时，人们对自己喜好和行为的描述并不完全符合实际。

记忆错误也是个问题。人们在描述最近发生的具体客观事件时最准确。如果询问参与者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他们可能会发生错误（Feeney & Cassidy，2003）。具体的细节信息更容易遗忘。比如，在一项研究（Mitchell，2010）中，大样本的离异群体中有50%的人不能准确地说出他们在哪一个月离婚。而过往的情感经历尤其可能发生记忆错误。具体而言，如果火热的爱情以痛苦和不满收场时，失落的恋人们往往很难回忆起数月前他们刚刚坠入爱河时的快乐和激情（Grote & Frieze，1998）。

参与者报告的偏差

自我报告数据的最后一个严重问题是，人们的报告可能存在系统性偏差或歪曲。例子之一就是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在第4章还会谈到），它会使人们高估自己在人际关系积极事件中的作用，而低估在消极事件中的过失。人们喜欢用积极眼光看待自己，所以会把自己的成功归于自己，而面对失败则推脱自己的责任。如果没有其他因素影响，操持家务的伴侣会认为自己做的家务比实际上的要更多（Ross & Sicoly，1979）！这类错误并不是不诚实所引起的，而是的确反映了人们真实的（然而也是特异的）观点。尽管如此，通过自我报告所获得的参与者对客观事实的主观知觉，或许与其他观察者的预测结果有所不同。

如果人们不愿意说出看到的事实，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最有名的例子是社会赞许性偏差（social desirability bias），指的是人们希望给他人留下好印象而歪曲事实。参与者常常不愿意承认让他们看起来不好的事情或者任何不符合期望的描述。例如，由于对社会接纳的顾虑，参与者不敢诚实地向研究者报告他们的同性恋取向和行为。因而，在同性恋的普遍性上一直存在争议（Tourangeau & Yan，2007）。再看另一个例子，离婚已经好几年的人（研究者事先在法院看过他们的离婚判决书）中有4%的人宣称他们从未离过婚（Mitchell，2010）。匿名程序有助于减少这类社会赞许性偏差，例如允许参与者参加网络调查而非面对面访谈（Brown & Vanable，2009），但如果研究涉及敏感问题，这种偏差仍然会出现。

观察法

另一种收集亲密关系信息的方法是直接观察行为。科学观察并不是轻松随意的工作。研究者要么采用复杂的工具测量行为，要么细心地训练助手以使观察尽量准确、可靠和详尽。

一些研究直接观察正在发生的行为，而另一些则采用记录设备，后者可以在行为发生之后分析。有一种观察法，叫体验式取样（experience-sampling），它采用间断式的、短时间的观察，从而获取较长时间内实际发生的行为。在体验式取样中，当目标行为可能发生时研究者可以随机抽取若干较短的时间段，在这些时间段中，目标行为可能发生，研究者可能把观察分散在不同日期不同时间的几个阶段。梅尔（Mehl & Robbins，2011）利用能放入口袋的微型录音设备所做的研究就是这种技术的最好例子。这种设备叫电子激活录音机（electronically activated recorders，EARs）。（你还记得吧？）在白天这种设备每间隔一段时间就自动打开开关，并录下参与者身边发生的任何声音。结果在伴侣的交谈中捕捉到许多愤怒和轻蔑等不良情绪，伴侣们并不太满意，他们的关系在6个月之后变得更为脆弱（Slatcher & Ranson，2011），对此你或许不会感到奇怪。

这类观察有若干种记录结果的形式。研究者有时会使用比较综合的（通常也是主观的）词语来评价他们所目睹事件的特征。例如，根据争吵是“建设性和有助于解决问题的”或“充满火药味和敌意的”可对争吵进行评价。观察者也可以使用编码程序来对非常特殊的行为进行记录，如一次交往中人们说话的时间长度、出现笑容的次数、彼此肢体接触的次数等等。这些能知觉到的具体行为往往比主观评价更为客观，借助于某些技术手段研究者可以更客观地进行观察。比如，研究者开发了一种软件，可以计算人们说话或写字时使用的各类词语，还能自动分析人们的谈话内容。（不好的结果是，如果人们太过频繁地使用“你”这个词，他们往往比不常使用“你”的人更不满意自己的人际关系[Tausczik & Pennebaker，2010]。）

科技发展为行为的测量提供了新方法。最近一项研究革新采用眼动跟踪的方法来评价人们对他人的视觉兴趣（Lykins et al.，2006）。在眼动跟踪研究中，参与者要戴上特殊的头盔，上面安装有拍摄眼睛活动的微型摄像头。然后，当参与者查看不同的图片时，眼睛的移动就能揭示他们正在看什么图片，看了多长时间。例如，通过并列呈现两张只有头发颜色差别的人像，我们能确定你喜欢金发还是黑发：在你认为更有吸引力的图片上你看的时间会更长。

这类观察一般可以避免自我报告的缺点。受过训练的观察者通常不会错误理解研究者的研究目的，参与者也不会有错误的记忆或者自我服务偏差。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要理解人们对自己经验的个人知觉，就离不开自我报告。观察研究也可能很昂贵，花费观察者的大量时间，有时还需要昂贵的设备。有项了不起的研究在一周时间里拍摄了32个不同家庭中每天早上起床后的互动情况，长达1 540个小时的拍摄视频需要花几千个小时来仔细察看、编码和归类（Carey，2010）。

观察研究还面临反应性（reactivity）问题的影响：如果人们知道有人观察自己就会改变行为。（安装在起居室的摄像头可能会改变你的某些行为——至少在你习惯之前。）参与者知道有人正在看着自己时会极力营造好印象，这正如人们面试时的表现一样。因此，研究者更乐于进行那些不大可能改变参与者行为的观察研究。有一项这样的研究，人际关系学家追踪了某大学1 640名学生大学期间在脸谱网的个人页面情况（Lewis et al.，2008）。研究者跟踪个人页面中的公开信息，从而确定学生的品位和价值观怎样影响他们建立的友谊。研究者有具体而认真的研究目的——并不是日常那般随意浏览网页——也不会有对参与者的行为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因为参与者都不知道有人观察自己！毫无疑问，将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网络社交行为的正式研究。（这让人厌烦吗？为什么？）

生理测量

如果我们观察到的行为人们无法有意识地加以控制，就可以避免反应性问题。对人体自主的和生化的反应进行的生理测量就能做到这一点。生理测量的项目包括心率、肌肉张力、性唤起和荷尔蒙水平等，通过生理测量可以确定生理状态是怎样和社会行为关联的。

有些研究者考察生理机能影响人际交往的方式。例如你血液中神经肽催产素（oxytocin）有助于确定你的同理心和信任程度（Campbell，2010）；引人注目的是，如果你摄入一定剂量的催产素，短时间内不太容易对人起疑（MacDonald & MacDonald，2010）。我们的依恋类型也存在生理基础。依恋类型不安全的人面对社会压力会出现更强烈的自主神经反应，包括诸如肾上腺素等荷尔蒙的分泌；社交威胁往往会引起焦虑或回避类型之人不安的唤醒，但安全型的人却能保持清醒和沉着（Diamond & Fagundes，2010）。

其他一些研究探索人际交往怎样改变人们的生理状态。宽恕对我们有益（第10章还会谈到），具体地说，那些能够宽恕冒犯者的人比睚眦必报的人表现出更弱的心率和肌肉张力（Witvliet et al.，2008）。还有一些研究试图识别社会行为的生理标签地图。例如，已有研究者识别出调控爱情和性欲的大脑结构（参见Aron，2010），研究者让参与者体验到这些心理状态，同时用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考察他们的大脑。fMRI图像能显示哪一部分的大脑消耗了更多的营养，因而比其他部分更激活——正如结果所示，亲密的爱情和饥渴的性欲看起来是由大脑不同部分控制的。（对此你感到奇怪吗？）

生理测量一般成本较高，但其应用在不断增加，因为生理测量能让研究者考察我们社会行为的生理基础。生理测量也是人际关系科学一直以来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的一个很好的例证。

档案材料

历史档案（archives）也能避免反应性的问题。个人记录如照片和日记，公共媒体如报纸和杂志，政府记录如结婚证和人口统计信息等，都是人际关系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当这些信息过时了，就变成了“档案”信息。有一项研究考察了人们过去的长相吸引力和现在的收入之间的相关，研究者对大学年鉴相册中的学生照片进行了外貌吸引力的评定，以确定数年前外貌俊美的人是否现在赚的钱更多（Frieze et al.，1991）。（他们发现了什么结果呢？请阅读第3章！）

档案材料是“无反应性的”，因为查阅档案资料不会改变要研究的行为。而且档案研究较为廉价。但档案材料存在局限性。具体而言，那些在很久以前就保存的材料可能没有包括研究者想知道的所有信息。

研究应遵循的道德规范

档案研究通常不会让人感到尴尬，但人际关系研究有时的确要询问敏感话题或者观察隐私行为。有必要刺探他人的私人事务吗？

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这类信息非常有价值，也很必需，但人际关系科学却处在严重的道德两难困境之中。仅仅让参与者填写描述他们人际关系的问卷，就可能对他们的人际关系产生微妙而又持续的影响（Zhaoyang & Cooper，2011）。比如，要求参与者明确说明从人际关系中得到些什么或者要求他们评价对伴侣的爱时，研究者就把参与者的注意力指向他们平时没有仔细考虑的细节事务上了。我们鼓励他们评价自己的人际关系，启发他们思考。而且，研究者还唤起了他们对于伴侣会怎样回答同样问题的好奇心。总之，研究者不经意的探询可能警醒人们注意那些他们不曾意识到的人际关系问题或者挫折。

模拟和其他观察研究也可能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戈特曼（Gottman & Levenson，2000）的研究方法，他要求夫妇重温引起上一次争吵的分歧：他并不是要鼓励人们去争吵，但有些夫妇的确发生了争执。结果发现，那些尖酸刻薄、大吵大闹的夫妇比那些优雅而幽默地探讨分歧的夫妇更容易离婚，戈特曼的研究表明特定的行为风格能预测将来的婚姻问题。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但它有破坏作用吗？我们真的应该要求那些夫妇重温可能损害他们将来婚姻满意度的争吵场面吗？

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人际关系学家通常会非常注意保护参与者的权益（Kimmel，2004）。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会向参与者介绍有关研究的具体信息，以让参与者根据充分的信息来决定是否参加研究。他们参加研究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且能随时退出。在数据收集完毕后，研究者会立即向他们提供反馈，解释所有的实验操作过程，介绍研究的目的。研究完成后，参与者常能看到研究结果的最终报告。不仅如此，如果研究的是一些难处理的问题，而参与者想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还会提供婚姻咨询的信息，甚至还免费提供某些心理服务。

正如你所看到的，人际关系学是建立在对参与者的幸福深切关注的基础之上。在研究中参与者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付出会得到由衷的感谢，甚至还会因占用了他们的时间而得到报酬。他们也会在研究过程中体验到乐趣并从中获益（Zhaoyang & Cooper，2011）。在一项婚姻的纵向研究中，经常进行自我报告的参与者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个合格称职的配偶，这比控制条件下很少报告自己情况的参与者强，密切关注关系进展的状况显然有益（Veroff et al.，1992）。因此，参与人际关系研究有时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性。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研究亲密关系中这类私密问题呢？

回答是绝对的有必要。道德还有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提到：科学在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是求得真知造福人类。无视这点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例如，美国卫生部（DHHS）当前正拨出很多金钱资助一项健康婚姻新方案（Healthy Marriage Initiative），这项工程计划教会非裔美国人维持婚姻的技巧。美国黑人是这项婚姻幸福计划的受益者，因为黑人与白人相比更不可能结婚，也更可能离婚（Orbuch& Brown，2006）。这项新方案背后的假设是：如果非裔美国人能珍视婚姻，那么他们的婚姻就会更加稳定——所以纳税人的钱就花在了教育黑人尊重和欣赏婚姻生活的课程上。这里的问题——正如人际关系学家所看到的（Karney & Bradbury，2005）——是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看重婚姻。他们甚至比白人还渴望结婚，但面对窘迫的经济前景又结不了婚。具体来说，黑人妇女不想和没有稳定工作的男人结婚（Gibson-Davis，2009）。即使黑人结了婚，却经常遇到经济困难，因而婚姻一般也不稳定（Hardie & Lucas，2010），任何夫妻只要为金钱而痛苦挣扎，其婚姻满意度都会下降。因而，非裔美国人的婚姻容易破裂似乎更多地与社会经济地位而非个体的态度有关（Karney & Bradbury，2005）。

所以在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或相关部门希望价值观的教育能起作用就太愚昧了。试图改善人际关系的政府工程如果把钱用在训练黑人的工作技能或者提高最低工资，比去教育他们尊重婚姻会更加有效（Gibson-Davis，2009）。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提升人们的幸福，不仅需要善良的意图，而且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在诸如《爱情风味》（Flavor of Love）和《爱情摇滚》（Rock of Love）等电视节目（在这些节目里现实的婚姻更像是人生败笔而不是成功）大肆流行，传递怪异“爱情”的文化中，不去理解人际关系的运作过程才是真正的不道德。亲密关系可以带给人类最伟大、最荣耀的幸福体验，但它也可以使人绝望痛苦和万劫不复。关系学家相信，努力探索增加人们快乐和减少痛苦的方法，是人际关系研究最根本的道德。

结果的解释和整合

这不是一本统计学课本（对此你感到心中窃喜吧），但人际关系学家整理数据的一些统计技术，仍是明智的读者应该掌握的。许多人际关系研究要对所获得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确定结果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是一种计算研究结果（如观察到的相关或实验中操纵变量所得的效应）偶然发生的概率有多大的方法。如果结果偶发的可能性很低，那么结果就是“显著的”。本书所有的研究结果都是显著的。你也可以放心，得到这些结果的研究都经过了其他科学家严格的审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提及的每一个结果都是完全正确的：有些结果可能是偶然发生的，反映了有偏样本特殊人群的影响或各种没有预计到的失误。如果心理学、社会学或传播学研究的结果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就表明这种结果不太可能随机发生，但并非完全不可能随机发生。还请牢记，我们碰到的结果通常描述了普通人群明显的行为模式，但因为存在个体差异（参看第1章），这些模式适合特定个体的程度存在差别。请不要太天真，幼稚地以为实际上的确符合大多数人的研究结果是错误的，只因为该结果似乎并不适合你认识的某个人。我希望你能成熟点，辩证思考，富有理性。

此外，我们还要注意，人际关系研究所得到的数据也会表现出独特的挑战性和复杂性。以下是三个例子。

配对的相互影响的数据。多数统计程序都假定不同参与者的分数是各自独立的，不会发生任何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参与者的反应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参与者的影响）。但是，如果夫妇双方都参加研究，情况就不同了。妻子对夫妻关系的满意度非常有可能受到丈夫是否快乐的影响，所以妻子的满意程度并不独立于丈夫。从人际关系伴侣所取得的数据常常会相互影响，明智的做法是用特殊的统计程序来分析这类数据（如Kashy et al.，2006）。

不同的分析水平。人际关系研究者还必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析水平上做出选择，一种水平是构成夫妇的个体，另一种水平是夫妇两人一起（Kashy et al.，2006）。例如，研究者要考察个体的依恋类型对他（她）自己社会交往的影响，或者要考察两个伴侣的依恋类型组合如何影响他们之间的人际关系质量。第一个问题是在个体水平上进行分析，第二个问题则是在成对的数据水平上分析。研究者必须小心确保所使用的统计程序适合数据的不同分析水平。

影响人际关系的三个根源。而且，人际关系来自各个伙伴的单独贡献和他们组成一对的独特组合。比如，假设梁山伯和祝英台拥有幸福的婚姻。原因之一或许是梁山伯是一个特别令人愉快的家伙，他能和任何人很好地相处，包括祝英台。又或者（也可能同时）祝英台是个很容易生活在一起的人。然而，梁祝比梁与其他女性或祝与其他男性有更好的亲密关系，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两人个人特质独特组合的结果：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际关系研究者常常会遇到这三种影响因素结合起来的现象，即两个单个伴侣和他们共有的独特伴侣关系。同时一起分析所有这些成分需要高级的统计分析方法（Kenny & Ledermann，2010），这是人际关系科学复杂性的又一证明。

那么我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呢？我已经指出研究亲密关系要处理的问题的复杂性，也提到统计显著性检验针对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确定性。你就应该怀疑每一个研究结果，怀疑每一种观点和理论吗？答案既是肯定的又是否定的。我希望你能慎思而不盲信，也希望你了解你要学习的内容的复杂性。记住要像科学家那样思考：没有一项研究是完美无缺的，但真理就在前方。我更相信不同的科学家采用不同的参与者样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果。如果研究结果用不同的方法得到重复，我们就更有信心。

由于这些原因，科学家现在做了很多元分析（meta-analyses）研究，即把先前许多不同的研究得出的结果结合在一起进行统计分析（Roberts et al.，2007）。在元分析中，研究者把针对某一特定现象的所有现存研究汇编到一起，分析整合它们的结果以识别它们包含的共同规律。如果所有的先前研究都得出基本相同的结果，元分析使这一结果一目了然；如果存在不一致，元分析有可能揭示出原因。

由于有了这一称心如意的分析工具，尽管人际关系学历史短暂，研究内容复杂，却仍取得了巨大进步。虽然前面我不时提出警告，但本书提到的大多数结论都是可靠的，如果你重复研究者的工作也将得出同样的结果。不可思议的是，大部分人际关系的研究结果在你父母出生时都还没有发现呢。

最后要点

为帮助你提高识别能力，我用了大部分篇幅来说明不同研究方法的优缺点，通常的结论是没有哪一种方法是最好的。我希望能鼓励你审慎地思考一项优秀研究的复杂性。但作为结论，我想让你放心，人际关系学的学科体系严谨、状态良好，并不像它所包含的所有那些不确定的复杂因素给人的印象。如果进行人际关系科学研究，最典型的研究是从来自大学生的方便样本获取自我报告的横断研究（Cooper & Sheldon，2002）。 [4] 许多研究仍然使用这种方法。然而，研究者现在一般运用更精细的设计、更复杂的测量，研究更多样化的样本。研究者在研究人际关系用到多种方法是一种优势，而不是缺陷（Ickes，2000）。而且，人际关系科学这种区分知与不知的明断能力，标志着这门科学的诚实、日趋成熟和智慧。

人们喜欢轻松容易的答案，喜欢简单干脆的信息。如果科学事实难于掌握，很多人实际上更喜欢简单的谬论，如“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样的观点。然而，作为刚刚接触人际关系科学的读者，你有义务崇尚事实，反对迷信，即使弄清人际关系的复杂性要颇费一番周折。勿将科学的谨慎误解为缺陷。相反，我们希望你持有这样一种信念，恰恰是这种谨慎体现了科学的尊严，使人们能坦率地面对本领域的优势和不足。那些声称自己一直正确的人，毫无疑问是招摇过市的江湖骗子，谨慎的科学家不会这样做，他们只会努力使自己不断接近真理。

请你思考

克里斯和吉尔如果要通过心理学导论课程，就必须参加研究实践，所以他们签字参加一项“人际关系过程”的研究。他们恋爱已经有两个月了，这项研究正在找“未结婚的恋人”。如果他们参加这个研究，会得到5美元，这让他们有点高兴。就这样，他们和十多对其他恋人聚在了一个大房间里，然后分别相对而坐。随后他们阅读了研究的注意事项，注意到自己可以在任何时候退出这个研究，便签名同意参加研究，开始填写长长的问卷。

有些问题比较敏感。他们要回答去年与多少个人发生过性关系，未来5年他们希望与多少个人发生性关系。隔一段时间后，他们要再次回答同样的问题，这一次他们都认为伴侣也要回答这些问题。克里斯以前从来没考虑过这些问题，一想到这些问题他就意识到自己对吉尔的性经历和未来的想法知之甚少。那天晚上，他有点焦虑，想知道又有点担心吉尔的回答。

据你看来，这一研究程序符合道德规范吗？你愿意完成类似的问卷吗？为什么？

[1] 比如，2009年5月和6月在丹麦城市地区进行了同样的调查，结果发现38%的男人接受了邀请，愿意与陌生人发生性关系，而只有2%的女人接受了此种邀请（Hald & Hogh-Olesen，2010）。

[2] 然而，我必须指出，如果有很多个变量存在许多相关，或者测量是在某段时间里多个不同的场合下得出的，那么高级统计分析通常能排除某些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这种不存在的因果联系通常会混淆相关研究结果）。尽管我们要小心，不要把简单的相关关系错误理解成因果关系，但是运用高级统计技术却有可能在相关设计的结果上得出一些因果联系的可靠结论。

[3] 291页专栏9.3中我会详细考察这一颇具争议的性别差异。

[4] 这个句子中包含了若干个术语，在学习本章之前或许你并不了解它们，但现在你知道了。请回忆一下。

第3章 吸引力

假设你独自在教室里阅读本书，突然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陌生人。这人对你有吸引力吗？这人可能成为你的朋友或恋人吗？很显然，在你还未读完这句话的电光火石之际，你心中已尝试回答了（Willis & Todorov，2006）。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的判断有什么根据吗？本章我们就要探讨这些问题，重点关注友谊和爱情的建立过程。从心理学来看，迈向成功人际关系的第一步永远一样：人际吸引，即接近他人的愿望。感觉到他人的吸引力不一定就能保证建立人际联系，但却使人际交往成为可能。本章我们要考察影响吸引力的几个重要因素，就从吸引过程的基本原理开始吧。

吸引力的基础：一种奖赏

人与人之间产生吸引力最基本的假设是：他人的出现对于我们有奖赏意义（Clore & Byrne，1974）。影响吸引力的奖赏（rewards）有两种类型：与他人交往产生的直接奖赏，和仅与他人有关的间接利益。直接奖赏指的是他人提供给我们的所有显而易见的愉悦。如果他人给予我们许多兴趣和赞许，我们就会对这种关注和接纳感到非常高兴。如果他人聪明又美丽，我们就会享受这些赏心悦目的个人特征。而如果他人能给我们带来物质利益如金钱或地位，我们更会乐于接受这些好处。多数情况下，人们提供的直接奖赏越多，对我们的吸引力就越强。

但吸引力还受到很多不易觉察的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只与人们外在的友善、俊美的长相或怡人的个性有间接的关联。例如，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自己，而新结识的人如果与我们有着某些共同点，哪怕多么不着边际，他们都可能看上去更讨人喜欢。比如有个家伙叫丹尼斯（Dennis），他很喜欢自己的名字；因为他名字的第一个字母是D，“丹尼斯可能很容易被城市如丹佛市（Denver），职业如牙医（dentistry），恋人如丹妮斯（Denise）所吸引”（Pelham et al.，2005，p.106）。实际上，的确是这样：人们更有可能爱上名字和自己名字类似的人（Jones et al.，2004）。这类奖赏是间接、微弱的，我们有时甚至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它的确表明他人吸引我们的奖赏是多么复杂多变。

即使人们不刻意去做，还是会去追求那些更可能使自己繁殖后代、遗传基因的伴侣，从这些特殊的伴侣身上同样能获得间接利益（Buss，2012）。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常常被那些能为将来的后代提供生存优势的人所吸引，即使他们根本还没想过养育孩子的问题。

的确，大多数人只是认为如果某个人充满魅力我们就容易被他吸引，但实际情况远比这复杂得多。吸引力的确与我们认知到的他人具有吸引力的个人特征有关，但它还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偏好、愿望以及所处的情境（Graziano & Bruce，2008）。吸引力的基础是与他人发生的有奖赏意义的经历，但这些愉快经历表现的渠道多种多样，我们未必总能意识到这些影响我们选择的所有因素。那么，我们就从一个常常容易被人忽略的因素开始考察吧。

临近：喜欢身边的人

我们或许在网络上结识过朋友，但当我们能听到朋友的声音、看到朋友的微笑、能真实地握手时，这样的交流不是更有奖赏意义吗？大部分时候，当人们面对面地交往时（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更接近），这样的人际关系奖赏价值更高。确实，现实空间上的临近（proximity）通常首先决定了人们能否相遇。多数情况下，友谊和爱情都源自与身边人的交往。

事实上，空间上的临近和人际吸引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一米左右的距离就会造成很大的差别。想一下你上学的教室：新学期开始时你认得的是谁？谁又是你的新朋友？你认识的人和最喜欢的人在上课时很可能就坐在你的身边。如果在教室里给大学生分派座位，大学生更可能与坐在身边的人成为好友，而不是那些坐在教室另一边的人，即便教室非常小（Back et al.，2008）。

图3.1　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公寓结构图

在费斯廷格等人（Festinger et al.，1950）的研究中，把住宿生随机分配到这样的公寓里。

资料来源： Myers, 1993.

对大学校园里学生公寓区的社交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费斯廷格等人（Festinger，Schachter，& Back，1950）的一项经典研究考察了麻省理工学院住校生的友谊选择。他们把住宿生随机分配到如图3.1所示的17间公寓里。住处较近的人比房间相隔较远的人更有可能成为朋友。的确，住宿生成为好友的可能性与他们房间的距离有紧密的关系（见表3.1）。值得一提的是，对建筑楼群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人们更可能喜欢和结识与他们更靠近的公寓楼里的人。显然，即使很小的距离对我们的人际关系也有着重大的影响，对此我们常常认识不足。一旦我们确定了居住、工作或上学的准确地点，我们大体上也就决定了哪些人将会成为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表3.1　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公寓里的友谊选择

方便：远亲不如近邻

为什么空间上的临近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答案之一是如果他人在我们身边，我们很容易得到他们提供的各种奖赏。如果其他条件相同，身边的伙伴比遥远的伙伴更有优势：与远距离的伙伴交往消耗的金钱和付出的努力——诸如手机话费、汽油费和路上的耗时等——使这样的人际交往比住家附近的交往成本更高（Baldinger，2008）。远距的人际关系奖赏价值也低；在文字或声音中表达出的爱意远不如脸颊上真实的一吻那样打动人。因而，分居两地的亲密关系一般不如朝夕相伴的亲密关系令人满意（Sahlstein，2006）。

这一研究结果的惟一亮点是出乎人的意料。然而，住在一起的恋人，假若要分离一段时间，他们还可能快乐地认为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感情，因为他们的爱情已经具有足够的奖赏价值。如果这样，他们或许会奇怪于距离对亲密关系的影响。原本临近又便利的亲密关系如果因为距离而变得疏远，这种伤害是任何人都难以预料的。即便已婚的夫妻如果分居两地也更可能离婚（Poortman，2005）。分离似乎并没有加深感情。

熟识：重复接触

空间上的临近也使两个人更可能相遇，彼此变得更加熟悉。俗语云“亲不敬，熟生蔑”，但研究证据并不支持。重复地接触他人（甚至只要看到他人照片）通常能增加我们对他们的喜欢程度，而不会导致厌烦，此即曝光效应（mere exposure effect） [1] （Zajonc，2001）。即使我们从来没有与陌生人说过话，我们仍倾向于喜欢见过很多次的面孔，而非不熟悉的面孔。

图3.2　大学教室里的曝光效应

即使女生没有和教室里的真正学生打交道，她们出现在教室里的次数越多，其他学生就越喜欢她们。

资料来源：Moreland & Beach, 1992.

研究者（Moreland & Beach，1992）做了一项有趣的研究来说明曝光效应。在大学学期开始时，研究者让女大学生在某些课堂上分别出现15次，10次或5次。这些女生从来不和教室里的其他学生交谈，只是坐在那里，她们出现的次数有多有少。然后，在学期末让该课堂真正的学生看这些女生的照片，并询问他们的反应。结果非常清楚：越熟悉的女生（即出现次数越多的女生）对学生越有吸引力，她们比那些从未看到过的女生更让他们喜欢（见图3.2）。

因为临近常常能导致熟识，而熟识又引起喜欢，所以与他人频繁的接触不仅能使交往更方便，而且会使对方看起来更有吸引力（Reis et al.，2001）。再举一例，真正认识同性恋的人与那些与同性恋没有（或不想有）任何接触的人相比，前者对同性恋者的态度更积极（Vonofakou et al，2007）。

临近的作用

当然，空间上的临近所增加的吸引力是有限的。如果不断接触，则任何事物（喜爱的食物、歌曲，也许甚至是恋人）都会令人厌烦（Bornstein，1989）。熟识能增加吸引力，但过度接触则未必。而与可憎、难于相处的人临近并不一定让我们更喜欢他们（Ebbesen et al.，1976）。要给临近的作用下一个定论的话，就是它能增强我们对他人的情感。我们往往更喜欢身边的人，然而如果他们令我们厌烦，那么临近只会雪上加霜。

的确，对美国加州的一个居民小区的研究发现，尽管住户的大多数朋友就住在附近，但很多他们极为讨厌的人也住在附近（Ebbesen et al.，1976）！很少有人会说他们讨厌住在几栋楼之外的人。相反，他们鄙视那些常惹他们厌烦的近邻，这些近邻要么大声地放音乐，要么让宠物随意乱走等等。如果伴侣分开了，临近甚至能摧毁看起来处得很好的亲密关系（见下页专栏3.1）。我们易被身边的人吸引，但如果我们与他们的接触令人失望或者不快，那还不如保持距离的君子之交呢。

长相吸引力：喜欢那些可爱的人

空间的临近把人们连接在一起之后，我们见到他人时可能最先注意到什么？当然是他们的长相了。尽管我们都知道人不可貌相，但长相的确影响着我们。长相吸引力对人们第一印象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且先不管对错，我们倾向于认为外貌俊美的人更讨人喜欢，更好相处（Brewer & Archer，2007）。

对美丽的偏见：“美的就是好的”

假若给你看一张陌生面孔的照片，要求你只依据照片来猜测此人的性格特点和人生前景。这类研究一般发现：人们认为外貌具有吸引力的人更有趣、更善于社会交往，在生活和爱情方面也更可能取得成功（见76页表3.2）。总之，人们似乎受到“美的就是好的”这一简单刻板印象的影响；人们认为有吸引力的人也有着令人满意的特质，以与其俊美的长相匹配（Lemay et al.，2010）。而且我们似乎自动地做出这些判断，没有丝毫有意识的思考；我们看到俊美面孔的那一刻就已开始了对它的正面评价（Cheng et al.，2003）。

然而我们并不会认为长相好看的陌生人十全十美，外貌越有吸引力的人我们越容易认为他们较放荡（Brewer & Archer，2007）。[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吗？有可能。理由是我们倾向于认为俊美之人大方得体、和蔼可亲，因为被他们吸引，期望他们反过来也喜欢我们（Lemay et al.，2010）。希望恒存。]当然，俊美之人给陌生人的总体印象毫无疑问好过长相一般的人，这一点在世界各国应该都是一样的。例如在韩国，美丽的人给人的印象是友善、聪明和善于社交，这点与美国一样。然而，与韩国的集体主义文化一致（强调团体和谐），韩国人认为貌美之人也非常关心其他人是否幸福，这一结果在西方社会并不存在（Wheeler & Kim，1997）。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俊美之人有哪些优势，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具体文化所强调的价值观。

表3.2　美的就是好的

资料来源：Dion et al., 1972.

对美丽的偏见还可能使人混淆容貌和才能。在职场中，貌美之人比一般长相的人工资更高、晋升更快。平均而言，与中等相貌之人相比，貌美的雇员多赚5%，而丑陋的家伙少挣9%（Salter，2005）。智力比相貌对收入的影响可能更大，但不论你多聪明，相貌仍可能对你的收入有一定的影响（Judge et al.，2009）。的确，在大学校园，学生对有魅力的教授的教学评价更高（Hamermesh & Parker，2005）。美国政治人物越有吸引力，人们对其才能的评价更高（Olivola & Todorov，2010）。甚至在法庭上相貌好的人都会留下更好的印象；在德克萨斯州因犯轻罪而罚款的人中，相貌俊美的人比相貌一般的人罚的钱更少（Downs & Lyons，1991）。

但貌美之人的交往及人际关系真的与不太漂亮的人有什么差别吗？我们稍后再来谈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考察一下我们评价美丑的标准是否一致。

吸引力的秘密

请思考以下一幕：在第一天的大学课程上，研究者邀请你加入一个小组，算上你一共有4名男生和4名女生。小组成员彼此都不认识。你的任务是仔细观察每个人并（秘密地）评价他们的外貌吸引力，其他人也会对你进行评价。你认为结果怎样？异性的4名组员对你外貌的评价是否一致？你和其他3名同性组员对其他4名异性组员是否会给出完全一样的评价？这正是我和戴维·马库斯所做的研究，以确定“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正确性（Marcus & Miller，2003）。我们的确发现不同的观察者之间存在一些轻微的分歧，这可能缘于个体的品味不一样。对美貌的判断一定程度上具有个人特色（但个体差异不会太大）。我们的后续研究发现，人们对陌生人外貌是否美丽的判断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我们研究的参与者对谁漂亮和谁不漂亮显然具有相同的看法。

而且这种共识具有跨种族的一致性；亚洲人、中南美洲人和美国黑人、白人对他们各自种族美丽女子的认识是一致的（Cunningham et al.，1995）。更惊人的发现是，新生儿也偏好成人认为漂亮的面孔（Slater et al.，2000）；婴儿还很小，不会受到社会规范影响，但他们盯住漂亮面孔的时间远长于不漂亮的面孔。

这些能吸引婴儿的面孔具有哪些特点呢？毫无疑问，女人如果有“娃娃脸”的特征，比如大眼睛、小鼻子、尖下巴和丰满的双唇，就更有吸引力（Jones，1995）。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要看上去有孩子气，而是要有女人味，青春可人；美丽的女人结合了这些娃娃脸的特征和健康成熟的标志，诸如突出的颧骨、瘦削的脸颊和满面的笑容等（Cunningham et al.，2002）。拥有这些特征的女子在全世界都是公认的美女（Jones，1995）。

男性的吸引力则比较复杂。拥有结实下颚和宽阔前额的男性——看上去坚强而有主宰力——通常被人认为是帅哥（Rhodes，2006）。（想象一下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 [2] 另一方面，如果通过电脑图像技术把普通男性的面孔变得略微有点女性化和娃娃脸，这种“女性化了的”男面孔——看上去热情又友好——也有吸引力。（想象一下托贝·马奎尔[Tobey Maguire]）。 [3] 更值得一提的是，女性喜欢哪种男人脸型取决于她们的月经周期：当处在排卵前的受孕期，她们会觉得不修边幅、具有男子气特征的面孔更吸引人，但其他时间则更喜欢青春型、具有孩子气特征的男性面孔（Little et al.，2002）。

两张面孔中哪一张更吸引你？这是对同一张面孔修改合成的两幅图像，使面孔变得更女性化或男性化。如果你是女性，你的偏好或许取决于你目前所处月经周期的阶段。大多数女性在受孕期觉得右面具有男子气的面孔更有吸引力，但在受孕期之外她们认为左面女性化的面孔更吸引人。左图是50%女性化了的男人合成面孔；右图是50%男性化了的男人合成面孔。

资料来源：Little et al., 2002; Anthony Little (www.alittlelab.com)

任何情况下，两性漂亮的面孔轮廓既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的确，漂亮面孔的轮廓大小是处在平均水平的。如果使用电脑图像技术制作一张由不同人的面孔局部特征组合而成的新面孔图像，得到的这种平均化的面孔几乎比组成它的所有单个面孔更有吸引力（Rubenstein et al.，2002）。这种情况不仅在美国，在中国、尼日利亚、印度以及日本都是一样的（Rhodes et al.，2002）。（有趣的例子请访问德国的网站：www.beautycheck.de。）

然而，这并不表明漂亮的人有着平庸和普通的长相。通过平均化合成的面孔在实际生活中是非常罕见的。合成面孔的局部特征相互之间比例般配：鼻子不会过大，眼睛不会过小，面孔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会有过分的夸大、发育不良或者怪异。平均化的面孔也是对称的，面孔的两半是互为镜像的；两只眼睛一般大小，脸颊也是一般宽等等。对称的面孔本身就有吸引力，不论面孔是否是“平均化”了的（Fink et al.，2006）。实际上，如果你仔细看一对双胞胎，尽管他们的脸很相像，你可能还是会认为脸部更对称的那位更吸引人（Mealey et al.，1999）。显然，对称和“平均”都会影响到面孔的美丽；即使在许多对称的面孔图片中，面孔越平均化就越有吸引力（Rhodes et al.，1999）。所以，漂亮的面孔似乎结合了所有单个面孔最好的局部特征，构成了左右平衡、比例适宜的整体。

当把2、8、32张真人面孔叠加在一起构成复合面孔时，看看会发生什么？当组合的面孔越多，合成的面孔图像越不像某个真实的面孔那般怪异或独特，而是越来越多地具有人类面孔典型的局部特征和大小尺寸。这样就得到了最有吸引力的面孔图像。“平均化”了的面孔就是有吸引力的面孔。

资料来源：Rubenstein et al., 2002.

当然，不同体型的吸引力也存在差异。男性认为体重正常、不肥不瘦、腰身明显细于臀部的女性身材最有诱惑力（Furnham et al.，2005）。最吸引人的腰臀比例（waist-to-hip ratio，WHR）的曲线比率0.7，即腰部比臀部细30%（见图3.3）；这种“沙漏”形状的身材对世界各地的男性都有吸引力（Singh，2004）。 [4] 多数情况下，人们都认为肥胖的女性不如身材苗条或正常的女性有魅力，但干瘦的女性并不比正常的女性更吸引男性（Swami et al.，2007）。男性还喜欢丰满的乳房，但乳房的大小并不如它与女性身体的比例重要；曲线比率为0.75的腰胸比例最吸引男性（Voracek & Fisher，2006），巨乳配上水桶般的粗腰并不能提升女性的吸引力（Furnham et al.，2006）。并且女性的腰臀比例比乳房大小更能影响男性对女性吸引力的判断（Dixson et al.，2011）。 [5]

图3.3　腰臀比例

这六个女人的身材在两个方面存在差别。两个女人比正常体重偏轻，两个女人比正常体重偏重，中间的两个女人体重正常。此外，有三个女人的腰围是其臀围的70%（所以她们的腰臀比例即WHR是0.7），而其他三个女人的腰围和臀围一样粗。当男性来评价这些图时，腰臀比例小的女人比不太有曲线的女人得分要高，而且正常体重中的WHR为0.7的女性最受男性喜欢。

资料来源：Singh, 1993.

如前所述，男性的吸引力稍显复杂。当腰部仅比臀部略窄，腰臀比例为0.9时，男性的身体最有吸引力。宽广的肩膀也有吸引力；肩臀比例大（约为1.2）（Hughes & Gallup，2003）、肌肉强壮（Lassek & Gaulin，2009）的男性发生性关系的年龄更早，性伴侣也更多，这一点在全世界都一样（Frederick et al.，2011）。然而，男性光有好身材并不能吸引女性，除非他还有其他资源；只有当他能挣一份体面的薪水时，他的腰臀比例才会影响女性对他的评价（Singh，1995）。男性即使英俊但若贫穷，对女性并不那么有吸引力。

对外貌吸引力的判断显然是多层面的，还存在影响外貌吸引力的其他因素。男女两性都倾向于男方高于女方（Salska et al.，2008），所以在网络上高个男性的照片比矮个男性的照片能得到更多女性的回应。矮个（如162厘米）男子要在婚恋网站得到与高个（如186厘米）男子一样多的回应，只有赚更多的钱才能做到——多得多的钱。上例中的矮个男子每年必须多赚221 000美元才能与高个男子一样吸引女子的注意（Hitsch et al., 2010）。说到金钱，职场中高个子也能得到更多的尊重和更高的收入；如果不考虑年龄和性别，在美国和英国身高每增加1英寸（约2.54厘米），平均每年多挣789美元（Judge & Cable，2004）。比如在各种职业中，身高185厘米的人每年比身高175厘米的人多挣3 156美元。

未来伴侣身体散发出的气味对女性的影响比男性更大（Herz & Inzlicht，2002）。尽管如此，男性更喜欢漂亮女人散发出的体香（Thornhill et al.，2003）。在一项对体香的经典研究中，人们连续几天穿着同一件T恤衫睡觉，也没有使用任何香水。然后陌生的参与者嗅一下这些T恤衫，并挑出最吸引人的气味。面孔对称、有吸引力的人的气味明显地比面孔不对称的、没有吸引力的人的气味好闻，因为陌生人偏好俊美之人的体香，而不是相貌平常人的气味（Thornhill et al.，2003）。值得一提的是，异性恋的男性认为女性在排卵期的体味比月经周期的其他时间好闻（Gildersleeve et al.，2011），但他们不是很喜欢同性恋男性的气味，同性恋男性的体味对其他同性恋的男性比对异性恋男性更有吸引力（Martins et al.，2005）。这些研究结果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所以显然还有一些微妙的因素在起作用。

长发的女性比短发的女性对男性更有吸引力（Knapp-Kline et al.，2005）。这类研究中，男性参与者要评价图片中某个女性的吸引力，她的头发通过计算机图像技术在图片中表现得长短不一。男性参与者对长头发的约会女伴更感兴趣，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认为长头发的女人不太可能订婚或者结婚，更愿意在第一次约会时就与他们发生性关系（Boynton，2008）。但男性的胸毛再长也没有此种效果；女性更喜欢胸部光滑、少毛的男性，而非胸部毛茸茸的男性（Dixson et al., 2010）。

女性还喜欢聪明的男性（这对于读到这本书的大多数男性都应该是好消息）。在一项有趣的研究中，研究者对男性进行了智力测试，然后拍摄他们投掷飞盘、朗读新闻标题和思考火星生命的场景。当女性观看这些视频时，男性越聪明就越有吸引力（Prokosch et al.，2009）。原因可能是当男性企图打动女性时，会使用比日常谈话更华丽（即夸大）的词藻（Rosenberg & Tunney，2008）。

最后，男女两性都认为穿红色衣服的约会对象更有吸引力。参与研究的两性都认为陌生的异性（而非同性）穿着红色（而非绿色或蓝色）的衬衫更性感、更有吸引力，而当女性穿着红衣服时，男性更愿意采取示爱行动，如请求约会、花费金钱（Elliot et al.，2010； Elliott & Niesta，2008）。无怪乎情人节是红色的。

长相吸引力的演化观

我刚刚谈到许多细节，你或许没有注意到，人们对美貌的偏爱通常符合演化心理学的观点。请思考以下行为模式：

● 文化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但世界各地的人对于美丑的评判仍趋向一致（Cunningham et al.，1995；Jones，1995）。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选美大赛的获胜者不论来自哪里，看起来都那么迷人的原因之一。

● 婴儿天生就偏爱那些同样能吸引成人的面孔（Slater et al.，2000）。对美丽长相的偏爱或许是遗传而来的。

● 面容英俊的男性比面容丑陋的男性的精子更健康，更有活性（Soler et al.，2003）。[他们在全美橄榄球联赛里也是更成功、更有效率的四分卫，评级也更高（Williams et al.，2010）。]

● 有着对称面孔的人与面孔不对称的人相比，往往也拥有对称的体型，他们的身体和心理也更为健康，因而能找到更优秀的配偶（Perilloux et al.，2010）。有着对称体型的妇女体内雌二醇（estradiol） [6] 含量更高（这可能使她们更有生殖能力； Jasienska et al.，2006）。拥有对称体征的男女两性更加聪明（Luxen & Buunk，2006）、更少生病（Thornhill & Gangestad，2006）。

● 荷尔蒙通过调节脂肪在人体的分布而影响腰臀比例。腰臀比例接近0.7（最吸引人的标准）的妇女，其体内带有特定比例的雌二醇和黄体酮（progesterone） [7] 混合激素，比缺少曲线美的妇女更容易受孕、身体也更健康（Jasienska et al.，2006）。腰臀比例接近0.9标准的男性可能比大腹便便的男性更健康（Payne，2006）。所以，两性都会认为异性最佳健康状态的身材最有吸引力。而且，腰臀比例低的妇女的子女在认知测验上的得分常高于矮胖妇女的子女（Lassek & Gaulin，2008）。

不同文化对于美丑的评价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其他国家被评为可爱的美人对我们也往往有吸引力。

● 年轻的妇女比年老的妇女更可能留长发，并且头发质量和身体健康有关。所以男人偏爱的长发与女性配偶的健康有关（Hinsz et al.，2001）。

● 最终，综合一切因素，有吸引力的人比缺乏吸引力的人生育更为成功（有更多的孩子）（Jokela，2009）。

● 尽管人人都喜欢美丽的容貌，但长相吸引力对于居住在赤道地区的人尤为重要，因为那里充斥着有损人体健康的寄生虫和病菌（Gangestad & Buss，1993）。在赤道地区，无瑕疵的美貌就是身体健康的最好标志，与面貌不完美的人相比俊美的人是更好的配偶（Fink et al.，2001）。

● 伴随着月经周期，妇女的偏好存在一些微妙而又有点好色的变化（Gangestad et al.，2010b）。妇女只在每个月排卵前的几天才有可能受孕（见图3.4），这段时间妇女会发现男人的某些特征特别具有吸引力。当处在受孕期时，妇女比其他时间更偏爱男子气的面孔、低沉的嗓音、有着对称体型男子的体味以及更大胆、更傲慢、更有领袖魅力的行为（Thornhill & Gangestad，2008）。所以，妇女在最有可能怀上孩子时易被自信果断、狂妄自大的男子吸引，即那些“举止更像浪荡子而非好父亲”的男子（Perrett，2010，p.104）。但在这个月的其他时间则偏爱温情脉脉、和善友好、谦虚保守的男子。如果女性没有排卵（如服用避孕药），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则不会发生（Smith et al.，2009）。

图3.4　月经周期中妇女受孕的可能性

妇女的受孕期处在月经周期的卵泡期（follicular phase，即月经期和增殖期，血液中雌二醇和孕酮水平很低）快结束时排卵前的几天。在受孕期内，妇女比其他时间更偏爱男子气的面孔和男性更狂妄大胆的行为。

资料来源： Jochle，1973。妇女总数N = 1800。

● 最后——正如你所看到的，足可以列出长长的表单了——妇女在每个月的受孕期都变得对男人更有吸引力。她们会穿上红色的衣服（Gonzales & Luévano，2011），装扮妖娆性感，显露更多的肌肤（Schwarz & Hassebrauck，2008），变得风情万种（Haselton & Gangestad，2006）。她们更愿意接受陌生人的邀请跳舞（Guéguen，2009），对随意性关系也更为感兴趣（Gangestad et al.，2010a）。事实上，在夜总会跳艳舞的女子每个月受孕期的那几天比其他时间赚的钱更多（Miller et al.，2007）。这一切对男子也有影响：给他们嗅受孕期女子穿过的T恤时，睾丸激素含量会上升（Miller & Maner，2010），脑子里也会浮现与性有关的想法（Miller & Maner，2011）。 [8]

这些行为模式使一些理论家确信，身体美貌的标准存在一个演化的过程（如Buss，2012）。推测看来，那些能成功地找到可受孕、强壮健康的配偶的早期人类比起随便找个配偶的早期人类更可能繁殖成功。因而，现代男性普遍偏爱体型对称、娃娃脸面孔、腰臀比例低的女性，现代（受孕期内的）女性普遍偏爱体型对称、男子气、精力充沛的男性。这种偏爱是演化而来的倾向，它根源于人类的本性而不是特定文化传承的结果。

文化也起作用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的变化，吸引力的标准无疑也会受到影响。你是否注意到，依据现代的标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女人看起来显得过于肥胖？在经济困难时期，食物供应都成问题，人们都饿着肚子，苗条的妇女的确不如丰满的女子更吸引人（Nelson & Morrison，2005）。全世界只有在富足的年代，人们才认为苗条的女子更迷人（Swami et al.，2010）。的确，美国在20世纪时经济繁荣，社会对女性的期望越来越瘦，因而《花花公子》上的玩伴女郎和美国小姐的参赛者，总的说来比你小时候的那些参赛者更为纤瘦骨感（Pettijohn & Jungeberg，2004）。实际上，今天《花花公子》玩伴女郎的纤瘦身材所要求达到的平均体重标准已经足以引起饮食障碍了（Owen & Laurel-Seller，2000）。

不同种族人群的文化审美标准也会有所差异（也许部分地受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在美国，黑人妇女和拉丁裔妇女可接纳的体重比白人妇女要重些，并且黑人和拉丁裔男性的确比白人男性更喜欢稍胖点的妇女（Glasser et al.，2009）。[不过请注意：他们都喜欢同样的曲线美即0.7的腰臀比例，这一身材对所有男性都有吸引力（Singh & Luis，1995）。事实上甚至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的女性的腰臀比例都是0.7。]

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人类本性和环境条件一起塑造了我们对美丑的共同判断标准。我们常常被那些看起来是个好配偶的人所吸引，但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算是好配偶，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不过，并不见得总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世界各地的人对于美丑的判断标准还是有相当的一致性。

长相的重要性

陌生人走进房间时，你瞥一眼就明了此人的吸引力如何（Willis & Todorov，2006）。这重要吗？的确重要。想想人们在相亲大会上的一幕。研究者考察了美国一家网络交友公司HurryDate的1万多名会员的行为，在该公司策划的快速约会中，参与者可以和多达25位不同的交友对象进行短暂的交谈。（每次谈话后，参与者要回答是否有兴趣与刚刚见过的对象做进一步接触；如果两人彼此的回答都是“是”，HurryDate就给他们送出好消息，允许他们访问彼此网上的个人说明。这样速配就成功了。） [9] 在这样一个平台，人们能快速地交换他们需要的信息。那么，什么因素决定了他们的选择呢？男女两性都依据外在的长相做决定。“HurryDate的会员有3分钟的时间来做出决定，但大部分人在3秒钟内就决定好了”（ Kurzban & Weeden，2005，p.240）。苗条、年轻、长相美丽的女性最吸引男性，高挑、年轻、长相英俊的男性最吸引女性。人们在几分钟会面及交谈所了解的信息中，最重要的就是长相吸引力。这是快速约会研究中一致的结果。

另一项研究评估了参与者的大五人格特质、依恋类型、政治态度、爱好和价值观，也发现在第一次短暂会面后，影响青年男女交往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当事人的长相吸引力。如你所料，外向、友善的人往往更受人喜爱，但在一次短暂的会面之后这一切都不如当事人的外貌重要（Luo & Zhang，2009）。

当然，快速约会可能有点忙乱，你曾经在仓促的一个半小时内向25位相亲对象介绍自己吗？如果人们有时间完全有可能深思熟虑地挑选恋爱对象（Lenton & Francesconi，2010）。具体而言，全世界的男性都比女性更为关注恋人的长相吸引力（见图3.5）。如果要在单身网站上描述自己对伴侣的要求，男性会比女性更加露骨地表明自己要找一位漂亮的对象（Iyengar，2007），男性在决定接触对象时比女性更容易受长相的影响（Hitsch et al.，2010）。女性都知道男性会以貌取人，这可能是2010年美国91%的整形手术对象都是女性的原因（American Society of Plastic Surgeons，2011）。

图3.5　爱侣对外貌吸引力的期望

在全世界，根据人们的自我报告，男性比女性更为关注伴侣的长相。

资料来源：Buss & Schmitt, 1993. Copyright 1993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尽管如此，女性在网上的行为与男性几乎一样，更喜欢与长相英俊的男子接触（Hitsch et al.，2010）。另外虽然男女两性（认为他们）在俊美的长相上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长相吸引力影响我们对所遇之人的喜爱程度上并不存在性别差异（Eastwick & Finkel，2008）。人们聚在一起时，长相真得很重要。外貌吸引力或许是影响男女之间最初喜欢彼此的最重要因素。

美丽：交织着的代价与收益

人们的长相究竟对人际交往有怎样的影响？众所周知，美丽的女人比姿色平庸的女人的约会次数更多（Reis et al.，1980）。而且，与美女交往令男人如沐春风；他们交谈时滔滔不绝，忘我投入，觉得能与美女交往真是三生有幸。他们还会给可爱的女招待更多的小费（Lynn，2009）。英俊的男人也一样走运，他们能得到女人更多的微笑、交谈和积极情感（Ickes，2009）。

然而，在获得与异性交往的机会方面，男人长相的吸引力比女人的长相更重要（Reis et al.，1982）。实际上女人的美貌和她与男人交往的时间整体上看并无相关。美丽女人的确有很多约会，但姿色平庸的女人在群体活动中也会把大量时间都用在与男人交往上。相形之下，男人的长相和他们与女人交往的次数及时间存在相关。长相平庸的男人与英俊潇洒的男人相比，与女性任何形式的交往都更少。准此而论，长相吸引力对男人社交活动的影响要甚于女人。

有吸引力的人由于更受欢迎，他们往往不怎么孤独，拥有更好的社交技能，比其他人更快乐些（Feingold，1992），并且如果他们愿意，他们能和更多的人发生性关系（Weeden & Sabini，2007）。长相的吸引力甚至还能解释影响人们一生适应能力和幸福生活变量的10%（Burns & Farina，1992）。但是有吸引力也有不利之处。举例来说，人们对俊美之人更可能撒谎。为了和美女约会，男人不惜虚报和歪曲自己的兴趣、性格和收入，而对于姿色平庸的女人，男人不屑于虚构自己的形象（Rowatt et al.，1999）。因此，俊美之人常常认为别人在“拍马屁”、奉承讨好自己，开始谨慎地怀疑别人，对别人的溢美之词都会打上几折。

请思考下面这项精巧的研究：相貌俊美和相貌普通的人都会看到一份评价他们工作的书面报告，评价者为异性，有的了解他们的长相，有的并不了解（Major et al.，1984）。两组参与者得到的都是表扬和肯定的评价（的确，每个人得到的都是相同的评价）。参与者对这样的好消息反应如何？如果评价来自不了解他们俊美长相的人，俊美之人都认为表扬更真实、更可信。显然那些被他们外貌打动的人，过去常常给予他们太多不实的恭维。相反，相貌普通的人认为那些的确了解他们长相的人的表扬更令人信服；但悲哀的是，他们并不习惯来自了解他们平庸长相之人的表扬。

所以，俊美之人常常能与他人愉快交往，但不如长相平庸之人那样信任别人（Reis et al.，1982）。具体而言，他人的表扬或许具有不确定性。如果你非常有吸引力，你或许永远无法确定别人赞美你是因为欣赏你的能力还是喜欢你的长相。

最后，长相对你社会生活的影响可能部分地取决于你居住的环境（城市或农村）。在美国人口稠密的都市，腰臀比例低的女性与他人的联系更紧密，对生活也更为满意，但在人烟稀少的农村，则没有这种模式（Plaut et al., 2009）。在可以选择的恋爱对象很多时，长相吸引力可能更为重要。由于有选择余地，人们理所当然会更偏爱有吸引力的对象。然而，在挑选机会不多的地方，长相则不太重要（Anderson et al.，2008）。

长相吸引力的匹配

我们已经详尽地探讨了长相吸引力（这也说明其重要性），但还有最后一点要说明，就是长相吸引力在人际关系刚建立时的作用。人们或许都想找到俊美的伴侣，但最终结果通常是与自己容貌相当的人配成对（Hitsch et al.，2010）。已确定爱情关系的伴侣，他们的长相吸引力往往是类似的；即他们的容貌是相匹配的。这种现象称为匹配（matching）。

亲密关系越严肃、投入程度越多时，匹配就越明显。有时运气好的话人们偶尔能与长相胜于自己的人约会，但这种恋爱关系并不稳定，也很难发展到订婚，因为双方并不是“同一类人”（White，1980b）。这表明，即使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伴侣长相俊美，但只有那些容貌也俊美的人才能得偿所愿。长相确实俊美的人并不愿意和容貌平庸的家伙成为伴侣，同样我们普通人也不会愿意和长相“差于我们”的伴侣长相厮守（Lee et al，2008）。

因而，虽然不很浪漫，但相似的长相吸引力或许是筛选伴侣的一个指标。如果人们普遍珍视俊美的容颜，都满足于寻找长得最好看的伴侣（反过来这些伴侣也一样），伴侣的匹配就出现了（Montoya，2008）。因此，夫妻双方在长相吸引力上是非常接近的（Little et al.，2006）。再往后，长相吸引力在婚姻中所起的作用远不如当初把情侣们吸引在一起时那么重要（McNulty et al.，2008），但如果两个人看起来差异很大，亲密关系可能根本无法建立（Straaten et al.，2009）。

礼尚往来：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

吸引力匹配现象表明，要想享有成功的亲密关系，我们应该追求最有可能回报我们的伴侣。实际上，大多数人就是这样做的。当我们寻找未来的伴侣时，大多数人会用下面的公式来衡量自己对他人的实际兴趣，以及接近伴侣和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Shanteau & Nagy，1979）：

对未来伴侣的期望值=伴侣的外表吸引力×伴侣接纳自己的可能性

如果其他条件相同，长相越好，人们对他（她）的期望值就越高。不过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伴侣综合的吸引力如何，取决于伴侣的长相吸引力和我们判断伴侣喜欢我们可能性的乘积。算术谁都会做，如果有人喜欢我们，但却十分丑陋，这样的人可能并不是约会的首选对象。同样，如果有人长相非常俊美但并不怎么喜欢我们，我们也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最吸引人的伴侣是长相还过得去，也很有可能接纳我们的人（之所以愿意接纳我们或许是因为他们也不太俊美）。

我们期望伴侣接纳自己的可能性大小，很大程度上和自己的适配价值（mate value）即作为生殖伙伴的综合吸引力有关。高适配价值的人，有很多热烈的追求者，因此他们能够坚持自己对伴侣的高要求。他们的确能实现（Edlund & Sagarin，2010）。例如，绝代佳人对男人有非常高的标准要求；她们不单想要一个能成为好父亲的友善绅士，也不只需要经济实力雄厚的性感猛男，她们希望伴侣拥有所有这些理想的条件（Buss & Shackelford，2008）。如果她们的适配价值足够高，或许真能吸引到这么完美的伴侣。但如果她们高估了自己的期望值、盲目自信，就会不断地被人拒绝。于是她们可能重新调整自己的适配价值，并对他人接纳自己的可能性重新做出估计（Greitemeyer，2010）。

的确，被人接纳和拒绝的经历教会我们在接近新的恋爱对象时所应有的期望（Kavanagh et al.，2010）。害羞之人（Wenzel & Emerson，2009）或低自尊的人（Cameron et al.，2010）往往紧张不安地估计他人会拒绝自己，因而会追求不太出众的对象。当我们不太确定他人是否会接纳我们时，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冒被拒绝的风险。下面一项精巧的研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实验中大学男生必须选择观看电影的座位（Bernstein et al.，1983）。他们有两种选择：挤到临近美女的惟一座位上，或者独自一人坐到周围有很多空位的座位上。关键是有些男生认为两边屏幕放映的是同样的影片，而另一些男生则认为两边放映的是不同的影片。我们来看看小伙子们的抉择结果。推测起来，大多数男生都希望能结识美女。然而，如果两边屏幕放映的是同一部影片，挤到美女身边就会招致被拒绝的风险；他们泡妞的意图太过明显，美女可能会叫他们“退回去”。不过，如果两边放映的两部不同的影片，男生们这样做就比较安心。挤到美女身边惟一的座位就座，可能表示自己只是想看这部不同的影片，而并非受到美女的诱惑，如果美女此时还严词拒绝就会显得粗鲁无礼。实际上，当两边播放的是同一部影片时，只有25%的男生敢坐在美女旁边，但当两边的影片不同时有75%的男生敢这样做，因为此时他们的意图比较模糊，美女不太可能拒绝。而且，我们可以确信这些男生利用了这种不确定的情境来接近美女，而不是真想看另一部不同的影片，因为研究者不断交换两个屏幕上的影片。不管美女那边的屏幕放映的是什么影片，都有四分之三的男生挤坐在美女身旁！

一般而言，人们似乎注意到别人接纳和喜欢自己的可能性，他们更可能与那些愿意接纳而不是拒绝他们的人接近。不过最好的接纳来自那些挑剔讲究的恋爱对象，他们并非来者不拒。比如在快速约会中，急于要与遇见到的每个人都约会的人较之那些更有分辨力、更挑剔的人，配对成功的次数也更少；对每个人都说“yes”的人，人们回馈的“yes”却没几个。而只对有选择的少数人表现出兴趣的人，他们则对这些挑出的对象充满吸引力（Eastwick et al.，2007）。顺便提一下，人们“故作清高”的行为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方面最近的研究结果和传统研究相差很大。因为人们乐意被人喜欢，装作冷若冰霜却只对某个人略微有点兴趣，这是一种默默地吸引人的方法。一味故作清高没有什么作用。真正有用的是选择性地故作清高——也就是说，除了你想吸引的人之外，任何人想要得到你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Walster et al.，1973）。那些能付出代价拒绝大多数人却又能高兴地接纳我们的人，才是最有吸引力的未来伴侣。

不过，当其他条件相同时，不喜欢那些欣赏我们的人也难（Curtis & Miller，1986）。设想你听到一位转校生的头一件事情就是他（她）已经注意到你并且真的喜欢你；作为回报，你不应该对他（她）产生好感吗？

显然，喜欢那些喜欢我们的人这一倾向是与吸引力的奖赏模型一致的。这一倾向还符合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的观点，该理论认为人们期望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社交关系能够保持一致（Heider，1958）。如果两个人彼此都喜欢对方，他们的感情契合可以说取得了“平衡”。如果两个人都讨厌对方也是一种平衡状态，但如果某人喜欢一个人但得到的回报是厌恶时，就是一种不平衡状态。如果涉及三个人结果会怎样？在一项研究中，大学生会遇见一位实验者，要么友好地对待他们，要么粗暴地对待他们（Aronson & Cope，1968）。随后，实验者的导师会走进来，对实验者的态度也是要么友好要么粗暴！然后大学生有机会帮导师做些事情。他们会怎样反应？如果这位导师友好地对待让大学生愉快的实验者，或者粗鲁地对待让大学生不快的实验者，这两种情况下大学生们都对这位导师更有好感——也就是说，这两种人际交往取得了平衡。这项研究基本上支持了人们偏爱在人际关系中保持平衡的观点。正是这个原因，如果我们获悉某人和我们一样厌恶其他人，我们就倾向于喜欢与我们态度一致的人（Bosson et al.，2006）；我们还常常指望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即使我们还没见过他们。

相似性：喜欢与我们相像的人

遇上喜欢我们的人具有奖赏意义。如果能遇上和我们恰好相像的人，与我们有同样的背景、兴趣和品位，也令人感到愉悦快乐。的确，人际吸引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相像律：同性相吸（相类似的人彼此吸引对方）。谚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绝对是正确的（Fehr，2008）。请看以下例子：

● 在密歇根大学，男转校生如果参加一项与陌生人交朋友的研究，就能获得免费住宿（Newcomb，1961）。在学期结束时，男转校生们的密友都是和自己有很多共同点的室友。

● 在普度大学，研究者刻意安排一些社会政治观点相似或不相似的男生和女生进行盲约（Byrne et al.，1970）。每对学生边喝饮料边聊天，相互了解。45分钟的盲约之后发现，观点相似的学生比不相似的更加喜欢对方。

● 在堪萨斯州立大学，13位男子挤在防空洞里并相处10天，期间不断地考评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变化（Griffit & Veitch，1974）。结果发现能融洽相处的人都是有许多共同点的人，如果有可能，他们恨不得把那些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人扔出去。

以上例子表明，相像是有吸引力的。

有吸引力的相像种类

但我们谈到的相像具体指哪些呢？答案几乎包括任何方面。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幸福的伴侣在各方面都比随机选出的陌生人更为相像。首先就是在年龄、性别、种族、教育程度、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等人口统计学上的相像（Hitsch et al.，2010）。还记得你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吗？他们可能与你的年龄、性别、种族完全一样。美国人甚至更可能出人意料地与姓氏首字母和自己相同的人结成伉俪（Jones et al.，2004）！

其次是态度和价值观的相像。如图3.6所示，伴侣间态度相同的程度和彼此的吸引力有着简单直接的关联：共同点越多，彼此越喜欢（Byrne & Nelson，1965）。注意曲线的走势，即使相像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吸引力并不会下降，所以“共同点太多”并没有什么危险。比如，就态度来说，两个人越相像，就越喜欢彼此。最近的选举你投了谁的票？你和自己最好的朋友很可能投一样的票。甚至你在Facebook上的网友也往往和你有相同的品味，喜欢同样的书籍、电影和音乐（Lewis et al.，2008）。

吸引力受到人们相像程度的强烈影响。那些在家庭背景、性格、长相吸引力以及态度上相像的人比不相像的人更有可能互相吸引。

图3.6　态度的相像和吸引力的关系双方的共同点越多，伴侣就越喜欢彼此。

资料来源：Byrne & Nelson, 1965.

最后，伴侣们还可能有着相似的性格。处事风格和人格特质相像的人往往在彼此邂逅时就能和睦相处；比如，两位爱好交际的人或两位害羞内向的人首次相遇往往比内向和外向的人彼此相遇更愉快（Cuperman & Ickes，2009）。因而长期来看，具有类似性格的人比性格迥异的人更加喜欢彼此。在一项研究中，800多名美国空军新兵在军营训练期间彼此结识了很多新伙伴（Tenney et al.，2009）。最终，性格相似的人的比性格不同的人婚姻更幸福（Gaunt，2006）。

相异并不相吸

两个人越相似，就越喜欢对方。那么，为什么很多人相信“异性相吸”呢？是否存在共同点越少就越喜欢对方的例子？总的说来，答案是否定的。但有一些微妙之处需好好体会理解，尽管人们一般不会满足于不相似的（而非相似的）伴侣。不过，相像起作用的方式有时很巧妙，这点很重要，因为它可能误导人们认为相异也能相吸。

匹配是广泛的过程

我们已经认识到人们倾向于和那些长相相像的人配成一对。但另一方面，长相明显不般配的情况有时也会发生。1994年，26岁的《花花公子》年度女郎安娜嫁给了89岁的亿万富翁马歇尔。在这种情况下，伴侣们在很多方面并不相像，好像相异反能相吸。如果这样认为就太幼稚了，因为这样的伴侣实际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进行了匹配，用长相换金钱，反之亦然。他们或许有着不同的优势，但在人际市场上都在寻找与自己身价整体相当的伴侣。人们往往和有着类似适配价值的人结合（Brase & Guy，2004），虽然他们彼此能给予对方的特定奖赏或许存在很大的差异。

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对一家网络交友机构的6 485名用户的调查发现，长相丑陋的男子（外貌吸引力最低的那10%的男士）每年需要多出186 000美元的收入，才能和英俊的男子（即外貌吸引力最高的那10%的男士）一样吸引到女性充分的注意力；如果这些丑陋的家伙真能挣那么多钱，女性对他们的关注就和长相英俊的男子一样多（Hitsch et al.，2010）。

也许看上去不太浪漫，但名望、财富、健康、才能和长相等等都像商品一样，能用来吸引心仪的伴侣。如果我们把匹配视为广泛的过程，不仅涉及长相吸引力，而且包括各种其他长处和特质，那么很显然，人们总是会与旗鼓相当的人配成一对，同性相吸（相类似的人彼此吸引对方）就发生了。

实际上，这种公平交易是演化心理学的核心观点。因为和健康、能生育的女人婚配更可能成功地繁衍下一代，自然选择大概促进了男性对年轻且漂亮的伴侣的兴趣（Buss，2012）。年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女性到了中年绝经后就不能再生育了，漂亮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与健康的身体有大致的关联（Thornhill & Gangestad，2006）。所以，男性特别看重女性的姣好容颜（见图3.5），并且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与他们结婚的女性却比他们越来越年轻（Dunn et al.，2010）：20多岁时结婚的男子，其伴侣平均要比他小2岁；但如果到50多岁才结婚，其妻子可能比他小15岁。

图3.7　爱侣对良好经济状况的期望在世界各地，女性比男性更在乎伴侣的经济状况。

资料来源：Buss & Schmitt, 1993. Copyright 1993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女性不必关心伴侣是否年轻，因为男性只要活着就有生殖能力。相反，鉴于女性在其后代所耗费的巨大养育投入， [10] 她们应该找一位能够在漫长的孕期及哺乳期为她们遮风避雨、保护安全的伴侣；她们应该偏爱能保障母子幸福、拥有丰富资源、社会地位高的强势男人。的确如图3.7所示，女性比男性更关心伴侣的经济状况（Gustavsson et al.，2008），挥金如土的男人比吝啬的男人能吸引更性感的伴侣（Kruger，2008）。而且，女性对伴侣年龄的偏爱不会随着年龄增加而发生变化；女人终其一生都喜欢嫁给比自己略大几岁的男人（Dunn et al.，2010）。

所以，女性以年轻、美貌交换男性的社会地位、经济资源，这样的夫妻匹配非常普遍（Mathes & Kozak，2008）。的确，全世界都这样（Koziel & Pawlowski，2003）。然而，这是演化压力造成的结果吗？文化论的倡导者认为女性之所以要通过伴侣来获取期待的资源，是因为她们被剥夺了独立获得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机会（Wood & Eagly，2007）。的确，在美国（这种文化中聪明的女性有能力掌握自己的工作机会）女性越聪明，其寻找有财富和社会地位的爱侣的欲望越低（Stanik & Ellsworth，2010）。

所以，女子以美貌交换男子金钱的这种婚姻匹配的原因并不确定。但不管是演化还是文化造成的结果，说到底匹配是一种广泛的过程，涉及各种资源和特质。如果“相异”看起来相互吸引，也许人们是在用一种优势交换伴侣的另一种优势，以便得到伴侣类似的社会地位，所以正是他们类似的适配价值，而非任何外在的“相异”，使得他们彼此相吸。

发现差异需要时间

人们认为相异会相吸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两个人相识后，需要一段时间来充分了解彼此的共同点和差异。在快速约会3分钟的互动之后，两人实际的共同点并不会影响他们彼此喜欢对方的程度（Luo & Zhang，2009）；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即时的吸引力更多地取决于长相而非其他因素。然而，他人长相越俊美，我们越可能期望他们有着与我们相似的态度和价值观（Morry，2007），或者这只是一种希望？我们往往认为自己与俊美之人有着许多共同点——但我们通常错了，要纠正这类错误的知觉需要时间。如果开始谈恋爱，伴侣共同的兴趣、态度和价值观就会产生影响力（Luo，2009），但这个过程通常需要一段时间之后伴侣才能觉察。

这一过程在纽科姆（Newcomb，1961）的研究中一目了然，他考察了住在寄宿公寓的转校生们的友谊发展过程。学生们见面后不久，他们最喜欢的室友是他们认为最像自己的人；刚见面时，他们的友谊主要受知觉到的相像（perceived similarity）的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之间实际的相像在友谊发展的过程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他们有了充分了解后，参与者显然喜欢那些真正与他们相像的人，尽管在一开始并不是这样。

即使我们觉得很了解自己的伴侣，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根据伯纳德·默斯坦（Bernard Murstein）的刺激—价值观—角色（stimulus-value-role）理论（Murstein，1987），我们会从伴侣那里获得三种不同的信息，它们会影响亲密关系的发展。当伴侣第一次相遇，彼此的吸引力主要建立在“刺激”信息基础上，包括年龄、性别、长相等明显的外部特征。随后就进入“价值观”阶段，吸引力取决于彼此态度和信念的相像程度，人们开始了解彼此是否喜欢同样的比萨、电影和度假方式（见图3.8）。再往后，“角色”的相容性才变得更重要，此时伴侣们最终发现他们在养育方式、事业、居家等基本的生活要务上是否一致。问题是伴侣们对彼此的政治观点、娱乐格调可以十分满意，但可能根本意识不到对于定居在什么地方、是否生养子女、生养几个存在根本的分歧。有时候重大的差异只有在婚后才凸现出来；尽管存在这些差异，夫妻仍可能生活在一起，但这并不是因为相异而相吸。

图3.8　亲密关系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

默斯坦的刺激—价值观—角色理论（Murstein，1987）认为，亲密关系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到三种不同的信息影响，伴侣彼此间的了解也随之加深。

资料来源：Murstein，1987.

时间和经验的影响还表现在致命的吸引（fatal attractions）上（Felmlee，2001）。如果伴侣最初吸引人的品质逐渐变成最惹人厌烦、恼怒的特点，致命的吸引就产生了。例如，伴侣开始交往时看上去主动而风趣的行为，可能到后来却变成了不负责任的愚蠢之举；坚强执著变成了专横跋扈。一开始很享受伴侣高度注意和奉献的人，到后来或许觉得伴侣占有欲太强而反感这些行为。这些例子中，令人厌烦的特征并非隐而不显的秘密，只不过人们领悟不到自己的判断会随着时间发生改变。重要的是，这类致命的品质往往是伴侣一方所没有的；最初看起来令人羡慕、渴望得到（故而花钱大手大脚的月光族最初可能会欣赏锱铢必较的吝啬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认识到这些相异没有吸引力了（Rick et al.，2011）。

知觉到的相像与真实的相像：挥之不去的错误知觉

第三个微妙之处在于，我们很少真正地如自己认为的那般了解伴侣。即便是多年的老友或结婚很多年的夫妻，他们认为彼此有着许多共同点，但实际上并非如此（Goel et al.，2010）。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彼此的相像。耐人寻味的是，知觉到的相像程度和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高于真实的相像和关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Selfhout et al.，2009）。在某种程度上，人们似乎是和幻想中的伴侣（把伴侣刻画成类似于自己的精神配偶）结婚——他们爱上的是另一种人，却认为自己的伴侣就是这种人（Montoya & Horton，2004）——当他们真正了解彼此在很多方面存在严重分歧时，或许会很失望。

这种把伴侣构造成美满形象的倾向有利于维持亲密关系，在第4章我们会详细探讨。另一方面，就知觉到的相像所涉及的错误知觉来说，这种错觉也能解释有时相异看上去也能相吸。如果努力营造这种错误知觉，人们可能觉知到根本不存在的相像，并被实际上和自己很不同的人所吸引。知觉到的相像的确能把人们聚在一起，至少能维持一段时间，即使他们之间的差异在旁观者眼里非常明显。

你就是我要成为的那种人

人们还仰慕那些有能力和才华的人，这些特质是自己所没有并渴望拥有的。相像起作用的另一微妙之处在于，那些我们渴望成为的人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往往喜欢那些与我们的理想自我相像的人，即那些拥有我们期望得到却并不具备的品质的人。这种倾向性比较复杂，因为如果那些人超过了我们的理想自我，让我们相形见绌，就具有威胁意义和令人不快了（Herbst et al.，2003）。不过，只要其他人只比我们好那么一点点——那么他们带给我们的就是默默的鼓励而不是羞辱——我们就能被那些与我们当前状况的确有点差异的人所吸引（Klohnen & Luo，2003）。不要夸大这种微妙作用。最有吸引力的伴侣仍然是那些在很多方面和我们相像，但又拥有我们通过努力就能实现的理想特征的人（Figueredo et al.，2006）。这样的人根本不是与我们相左的“异性”。但是只要差距不是过大，或许我们更喜欢自己想要成为的那种理想式的人物，而不是与我们目前非常相像的人。

差异可能随着时间而减少

而且，亲密关系还能使人发生改变（Ruvolo & Ruvolo，2000）。随着时间的推移，夫妻双方在面临各种事件时体验到的态度和情绪反应会越来越相似（Gonzaga et al.，2010）。有些差异是在夫妻共同体验到令人信服的经验时自动减少的，但也有一些是在伴侣有意识地寻求和谐和满足的过程中人为减少的（Becker & Lois，2010）。所以，相异并不相吸，但夫妻如果因其他原因待在一起，某些差异会逐渐消退。并且久而久之，新发现的相像有助于伴侣们聚在一起，即使他们最初共同点并不多。

某些相像更重要

要进一步探讨的微妙之处是，某些相像或许十分重要，而另一些相像（或者相异）可能无关痛痒。具体而言，如果伴侣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能和我们保持一致，将特别具有奖赏价值。宗教就是这样一个议题：如果伴侣双方在宗教上都非常虔诚，共同的宗教信仰就非常有满足意义；而如果双方都不是积极的信徒，宗教上的相像就没什么影响，甚至有分歧也不重要（Lutz-Zois et al.，2006）。因而，相异并不相吸，而且如果伴侣双方都不太看重这种差异的话，相异或许一点影响都没有。

家务和性别角色通常是属于有影响力的那类相像。同居的情侣如果对家务劳动的分派有分歧，他们比观点相似的情侣更可能分手（Hohmann-Marriott，2006），共同分担家务劳动的夫妻比家务分配不公平的夫妻对婚姻更加满足（Amato et al.，2007）。性别角色更相像的夫妻——而非相异，就如传统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比那些在处事风格和才干能力上相差很大的夫妻婚姻更幸福（Gaunt，2006）。具体而言，和性别角色更为相像的配偶比起来，大男子主义的丈夫和小女人味十足的妻子（他们显然有着不同的性别角色）彼此感受到的理解更少、情义更少，久而久之在婚姻中体验到的爱恋和满足也越来越少（Helms et al.，2006）。

另一方面，满足的伴侣在性格上也会有一定的差异。 [11] 态度和价值观的相像或许比性格更为重要（Watson et al.，2004），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讨论的相像及其影响的最后一条微妙之处。

“相异”还能相吸：互补性

最后，不同类型的行为有时却能和谐共存。有助于我们实现目标的行为都是受欢迎的。如果伴侣双方有不同的技能，一方往往乐于让另一方在其优势项目上发挥特长（Beach et al.，2001）。这样的行为就是取长补短，即互补性（complementarity），它能弥补我们的不足，因此具有吸引力。大多数互补行为其实是相似的：比如热情随和的人在得到热情幽默的回报时最为快乐。不过，互补性更确切的形式涉及伴侣双方的不同行为：支配与顺从（Markey et al.，2010）。如果一方非常自信，会希望伴侣听从自己的忠告；其他场合下，如果一方需要帮助和建议，会希望伴侣能够给予（Markey et al.，2003）。如此，“相异”或许偶尔会相吸。

要建立有效率的、称心如意的互补性需要时间。例如，大学新生住在一起数周后，他们的人际交往并没有出现任何互补性的迹象；他们仍按自己的习惯来行事，没有发展出能适应室友风格的行为模式。然而，15周之后互补性就很明显了：室友如果冷漠、疏远，其他室友也与他保持距离；室友如果热情、随和，其他室友则回报以友好、和蔼；室友如果言听计从，其他室友就发号施令、掌控一切（Markey & Kurtz，2006）。相似的情形也出现在满足的爱情中：感到最多爱意和最少冲突的伴侣是那些在热情上相似而支配欲上不同的伴侣（Markey & Markey，2007）。如果伴侣一方要在亲密关系起带头作用，当另一方愿意顺从时才最快乐。

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这种互补性。人们会更加喜欢性格相似的人，而非性格不同的人，即使支配欲很强的人也更喜欢有主见的家伙，而非长期服从的懦夫（Markey& Markey，2007）。另一方面，如果你真正想达成某事，伴侣若能助你如愿那是最好了。（如果你们两人都慷慨大方、善解人意、信心十足，你们可以轮流以这种方式回馈对方。）归根结底，我们喜欢能使我们快乐、支持我们的伴侣，但我们讨厌使我们感到沮丧、阻碍我们的伴侣，这种相像和差异的混杂就形成了在夫妻间的各种最优组合（Baxter & West，2003）。而且，个人的成长和新奇的活动都具有奖赏意义，所以我们喜欢那些和我们兴趣不同（虽然并非不相容）的人，只要我们自信能与他们融洽相处（Aron et al.，2006）。需牢记的重点是，相像的伴侣可能比不相像的人都更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相像具有吸引力的原因

遇见和我们相像的人通常令人心安、具有奖赏价值。发现他人与自己相像令人快慰，提醒我们这样子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往往赞成那些与我们相像的人；毕竟他人与我们一致，所以经常留给我们一种聪明睿智、真诚善良的印象（Montoya & Horton，2004）。但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与他人有很多共同点，会期望彼此相处融洽；我们期望他们喜欢我们，这又使他们更讨人喜欢（Singh et al.，2008）。我们已经看到，相异看似相吸的原因或许有不少，但事实上我们的确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相像具有奖赏意义，而相异则没有。

障碍：得不到的就喜欢

最后一个影响吸引力的因素是人们努力克服障碍以实现期望的基本倾向。心理抗拒（reactance）理论认为，如果人们失去行动或者选择的自由，会奋力争取重获自由（Brehm & Brehm，1981）。因而，如果我们面临失去某种事物的危险时，我们可能反而想得到更多。

这一原理显然会影响我们对亲密伴侣的感情。在未婚的青年男女身上，研究者有时会观察到一种有趣的行为模式，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Romeo and Juliet effect）：父母越是干涉子女的恋爱自由，他们彼此之间就会越加相爱。这或许不仅仅是简单的相关；久而久之父母的干涉对年轻恋人日益增加的狂热之爱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Driscoll et al.，1972）。当然，这种效应并非总会发生（Leslie et al.，1986），但父母在禁止孩子的恋爱自由时，的确要三思而后行。如果父母的干涉使孩子产生了抗拒心理，父母就可能无意中使这位被禁止接近的对象反而更有吸引力了。这种情况下父母最好的行为或许是温和地表达自己的不满，或者干脆听之任之，什么也不做。

另一种障碍发生在夜晚的酒吧里，就发生在人人要归家，酒吧要打烊的那一刻。如果你在寻找一位约会的对象，当酒吧就要关门而你或许又要再次形单影只时，你会觉得那位潜在的对象越来越有吸引力。实际上，当时间已不多，酒吧内还未找到玩伴的人会认为可约的异性比当晚早些时候更好看（Pennebaker et al.，1979）。这种现象和饮酒无关，人们不喝酒时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Gladue & Delaney，1990）。不过，这只会发生在那些还在找寻恋人的人身上；已经拥有亲密关系的人不会表现出这种行为模式（Madey et al，1996）。因而打烊效应看起来是“得不到的禁果格外甜”的又一个例子。

男女两性期望的理想伴侣

我们就快要结束对吸引力影响因素的考察了，但还有重要的一点需要说明。前面我们曾谈到，男女两性对伴侣的长相吸引力和收入水平重要性的认识存在差别。然而，希望这些结果不会误导你，因为尽管存在这些差异，男人和女人对亲密伴侣一般都有着同样的品质要求（Li et al.，2011）。我们来仔细看看男人和女人在亲密关系中期望得到什么。

在世界各地，人们评价未来的伴侣有三条基本标准（Tran et al.，2008）。如果可以选择，大多数人都期望伴侣有以下的特点：

● 热情和忠诚，值得信赖、亲切友善、给予支持、善解人意；

● 吸引力和活力，长相俊美、性感、外向；

● 社会地位和资源，经济宽裕、生活安心。

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值得拥有的，但它们并非同等重要，其优先性取决于我们追求的是较随便、短期的露水恋情还是忠诚持久的浪漫爱情。

男女两性对短期性伙伴的要求，远不如对长期伴侣的要求那么挑剔（Fletcher et al.，2004）。比如，在偶尔的风流韵事中，两性都能接纳在智力、热情和收入水平上比较低的性伙伴，但要做夫妻显然要求要高得多（Buunk et al.，2002）。具体而言，女性在仔细考虑短期的情人时，只要情人有强壮的肌肉、性感、“能引起性激动”就可接受，不太亲切、可靠或通情达理都不太要紧（Frederick & Haselton，2007）。即使脸上的疤痕并不能让丈夫更有吸引力，但却能增进情人的诱惑力（Burriss et al.，2009）。

但女性清醒地意识到那些充满魅力、富有男子气概的男性可以是令人无法抗拒的好情人，但常常不见得是能托付终身的好丈夫（Boothroyd et al.，2007）。女性挑选丈夫，更看重良好的品格而非英俊的外表。她们在思索持久的亲密关系时，更看重热情、忠诚、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标准，而不是长相吸引力和活力标准（Fletcher et al.，2004）。威望和成就变得比勇敢和强势更为重要（Kruger & Fitzgerald，2011）。如果不能拥有所有这些特点，普通的女性更喜欢友善、体谅和富裕（不要求特别英俊）的男子，而不是英俊但贫穷，或者富有、英俊但冷漠、不忠的男子（Li，2008）。

男性的优先性则不同。和女性相同的是他们也看重热情和忠诚，但不同的是，在长期亲密关系中，他们更看重吸引力和活力而非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Fletcher et al.，2004）。普通的男性更喜欢没什么金钱、友善、漂亮的女子，而不是有钱但爱抱怨或温柔但丑陋的女子（Li，2008）。

当然，我们在找寻亲密伴侣时，对这些标准的要求往往不得不折中。要找到（并赢得！）完美的伴侣来满足我们所有的期望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我们坚持要求自己的伴侣既要友善、体谅，又要非常俊美，还要富有阔绰，我们很可能会长期处在失望和沮丧之中（Tolmacz，2004）。所以，在评价未来的伴侣时，男人往往首先确保女友至少有普通的长相，然后再来寻找尽可能多的热情、友善、诚实、坦率、稳定、幽默和智慧等等特征（Li et al.，2002）。绝世容貌是男人所渴求的，但不如高水平的热情和忠诚重要（社会地位和经济资源屈居第三位）。女人往往首先确保男友至少有点金钱和前途，然后再来寻找尽可能多的热情、友善、诚实、坦率、稳定、幽默和智慧等等特征（Li et al.，2002）。金钱与财富是女人所渴求的，但不如高水平的热情和忠诚重要，长相排在第三位。

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行为表现类似，和异性恋的男女一样期望相同的事物（Felmlee et al.，2010）。虽然上面给出的研究结果都是在美国获得的，但世界各地的人们表现都是一致的：对全球218 000名互联网用户的样本调查发现，他们在追求亲密伴侣时最注重的四个特征分别是智慧、幽默、友善和可靠（Lippa，2007），在巴西（Castro & Lopes，2010）、俄罗斯（Pearce et al.，2010）和新加坡（Li et al.，2011）所进行的研究全都得到类似的结果。

所以，综上所述，吸引力毕竟不是玄奥莫测的。男人专注于长相，女人专注于资源，但人人似乎都期望伴侣友善、随和、可爱和亲切，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没什么差别。只要女伴姿色中等，只要男伴金钱足够，两性都想尽可能得到更多的热情和忠诚。到目前如果还有什么奇怪的话，那就是女人不仅仅期望得到坚强的、强势的男人，而且还希望他们热情、友善和忠诚（Jensen-Campbell et al.，1995）。如果你是位不易动感情、大男子主义的男性，那么请注意了：如果在你的力量和权力之外表现出一些儿女柔情，女人会更为你陶醉。

请你思考

泰德向贝蒂做了自我介绍，因为贝蒂实在是位美丽性感的姑娘。但当泰德发现贝蒂有点多疑、以自我为中心和爱慕虚荣时，微微有点失望。另一方面，贝蒂的确很性感，所以泰德还是邀请贝蒂约会。贝蒂被泰德的名牌服装和大胆举止打动，迷上了他，但几分钟之后贝蒂就认为他有点爱出风头、傲慢无礼。不过，泰德有一场昂贵音乐会的门票，所以她同意与泰德约会。

依你看来，他们的这场约会以及未来发展会怎样？为什么?

[1] 或译简单曝光效应，指刺激的简单暴露能提升个体的态度体验，人们对他人或事物的态度随着接触次数的增加而变得更积极的一种现象。——译者注

[2] 乔治·克鲁尼是美国著名的影视演员，曾获第78届美国奥斯卡奖最佳男配角，第75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New York Film Critics Circle Awards）最佳男主角，其代表作有《在云端》、《夺金三王》和《霹雳高手》等。——译者注

[3] 托贝·马奎尔是美国著名的男演员，其代表作有《蜘蛛侠》系列、《兄弟》等。——译者注

[4] 如果你要测量自己的腰臀比例，量出你腰身周长的最小尺寸然后除以臀围的最大尺寸。

[5] 该研究还发现，当男性扫视女性正面裸体图片5秒钟时，首先注意的是乳房和腰部（Dixson et al.，2011）。之后才会注意面部。（但如果你是女性，你或者已经知道这一点。）

[6] 雌二醇，人体内最具功效的雌激素，见于卵巢和胎盘中。主要功能是为受精卵植入子宫作准备、激发和维持女性的第二性征。——译者注

[7] 黄体酮，人体内主要的促孕激素，由黄体、肾上腺皮质及胎盘释放，其功能为使增生期的子宫内膜变为分泌期，以准备接受和发育受精卵。——译者注

[8] 诚如前述，再次强调这一切都不是我编造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结果难道不值得注意吗？我们都知道动物的行为受到发情周期的影响。类似的周期在人类身上则表现得更微妙，但它们的确存在（Thornhill & Gangestad，2008）。

[9] 这里并不是为HurryDate公司做广告，不过你在该公司网址www.hurrydate.com上可以看到这项服务的详细内容。

[10] 需要提醒你养育投入的概念吗？请翻到第1章34页。

[11] 这种情况更符合美国夫妻（美国比中国更注重个人主义）。与美国不同，中国的夫妻往往有着非常相似的性格（Chen et al.，2009）。你认为哪一种模式更有益于亲密关系？

第4章 社会认知

假设你身患重感冒，在家卧床不起，你的恋人一整天都没打电话了解你的情况。你感到很失望，为什么恋人不打个电话表示关心？难道不爱你了吗？还是说明恋人只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同情心、令人沮丧的对头冤家？抑或这正是恋人的可爱和体贴之处，怕打扰你的休息？有很多可能的解释，你可以选择宽恕的理由、责备的理由或者折中的理由。重点是，选择权就掌握在你的手中；同一个事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但不论你选择何种解释，你的判断都可能非常重要。其结果是你的认知既可能巩固也可能损害你们之间的关系。

本章我们要考察这类判断。社会认知（social cognition）一般指我们理解社会现象的知觉和判断过程（Moskowitz，2005）。我们首先关注的焦点是人们理解人际关系的思维方式。我们将考察和思索以下问题：人们对伴侣及其行为的判断怎样影响亲密关系后来的发展；人们为影响和控制伴侣对自己的看法会做出何种努力；两个相识的人或者亲密伴侣彼此了解的程度能有多深。本章我自始至终都会强调人们对同伴关系知觉和解释的重要性：认知决定了人们的感受和行动。如果人们的判断一直能保持正确，则没有什么不良后果。然而，解释某一事件通常有各种合理的理由（正如上面的例子所示），即使我们信心十足地自以为掌握了事实的真相，仍会犯错误。的确，正如第一印象的研究结果所示，也许人们从相遇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开始发生认知错误了。

第一印象及其影响

第一印象很重要。第一次与人短暂的谋面后，对别人所形成的印象深刻而持久，初期的认知在数月之后还影响着人们的判断。在初次交往时如果十分厌恶某人，那么我们就会回避与他发生任何进一步的接触（Denrell，2005）；如果这样，第一印象就是我们获得的唯一印象，显然也是对此人做出永久评价的依据。然而，即使发现了新朋友的其他特点，第一印象仍会持续地影响着我们的评价。研究者在正式安排大学新生的见面会之后发现，学生们最初形成的印象在9周后仍继续影响彼此的情感（Sunnafrank & Ramirez，2004）。

可以想见，有些第一印象是敏锐和正确的，而且会一直持续。有时并不需要多少时间就能明辨善恶好坏，如果判断正确就无需改变最初的知觉。另一方面，即使第一印象是错的，也仍会相当顽固地继续存在（Harris & Garris，2008）。不管对还是错，第一印象盘踞不去，这就是它如此重要的原因。我们先来看看它是怎样起作用的。

自彼此相遇的一瞬间起人们就开始做出判断。这里的“瞬间”指1/25秒，这就是辨认陌生人的面部表情是否愤怒所花的时间，只要39毫秒 [1] （Bar et al.，2006）。在约十分之一秒的更加耐心的考虑后， [2] 人们就能判断出陌生人的长相是否有吸引力、有多么可爱、是否值得信赖，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和仔细审视该陌生人的面孔一分钟后得出的完全一样（Willis & Todorov，2006）。而只要观察该陌生人和异性5秒钟的聊天场面，人们就能确定他/她的外向程度、良知水平和智力高低（Carney et al.，2007）。人们妄下结论的速度太快，太快了。

人们对不同类型的人群都持有刻板化的第一印象，并且会把碰到的陌生人都归入各种类型，这样草率的判断就产生了。这一论断看似鲁莽，但却符合实际。试想：人无非男女，这样（正如第1章所述）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就导致人们对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有不同的期望。进而，一眼之下就能分辨美丑，这样（正如第3章所述）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俊美之人讨人喜欢。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群分类类型：年轻人/老年人，黑人/白人，穿耳洞者/不穿耳洞者，乡下人/城里人等等不一而足，这都会让人做出草率误判。刻板印象的具体内容或许因人而异，但其作用方式大抵相同：使人先入为主地看待他人（Freeman et al.，2010）。根据刻板印象所做出的判断往往非常不准确（Olivola & Todorov，2010），但却又很难避免其影响：人们会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甚至有时还意识不到它的存在（Devine & Monteith，1999）。所以，即使人们主观上想保持不偏不倚、胸怀坦荡，某些对他人先入为主的感受仍会不请自来。

那么，只要与他人交往，我们就仍然会不断地妄下结论。请花点时间快速地评价具备以下特点的某个人：

妒忌、固执、挑剔、冲动、勤劳、聪明。

当我们首次与人会面时，很难客观公平地认识他们。相反，各种刻板印象和首因效应影响着我们对观察到的行为的解释。

你愿意这个人成为你的同事吗？大概不太愿意。那么，再花些时间快速地估量具备以下特点的另一个人：

聪明、勤劳、冲动、挑剔、固执、妒忌。

印象好点了吧，是吗？后面这个人并不完美，但看上去能干且上进。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两种描述只不过以不同的顺序给出了相同的信息，这就足以造成两种不同的印象（Asch，1946）。对他人的判断受到首因效应（primacy effect）的影响，从而使最先获得的信息印象深刻，即时印象和刻板印象一起，塑造出他人的整体印象。

首因效应能很好地说明为什么第一印象的作用如此强大：不论对错，快速形成的第一印象会影响人们对后来所获信息的解释。判断一旦做出，就会影响人们选择和使用后来获得的信息——它经常以难以觉察的微妙方式起作用。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者（Darley & Gross，1983）让大学生观看一段录像，然后确定小女孩“汉娜”所属的社会阶层。录像有两套版本，有些人看到汉娜在校园里破旧的水泥地面上玩耍，然后回到了狭小暗黑的房间，从而认为她很贫穷；另一些人则看到汉娜在宽阔的绿草地上嬉闹，然后回到了宽敞明亮的豪宅，从而认为她很富有。当要求参与者猜测汉娜在学校的成绩表现时，还好，没人认为富孩子比穷孩子更聪明；两组大学生都认为她成绩一般（见图4.1）。然而，此后研究者又让大学生观看汉娜参加智能测试的录像，汉娜的表现时好时坏，她有时能答对一些很难的问题，有时却在简单的问题上犯错。大学生看的都是相同的录像，但糟糕的是，他们根据汉娜所属社会阶层的印象做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认为汉娜贫穷的参与者指出了她犯的错误，并判断她的智能低于平均水平。而认为她富有的参与者却注意到她的成功之处，并评价她的智能远高于平均水平。由于对汉娜所属社会阶层持有不同的先入之见，从而对同样的行为做出了迥然不同的解释，得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请注意这一过程是多么微妙：参与者并不是在只知道汉娜所属社会阶层之后就草率地得出有偏差的判断，这样的错误很容易觉察。但汉娜所属社会阶层的印象显然逗留在他们的大脑中，歪曲了对她后来行为的解释。他们可能很自信地做出这些错误判断，并且认为非常公道。两组大学生都能挑出汉娜测试时的一段表现（符合他们先入之见的那部分），认为自己做出的判断完全正当有理，却从未意识到：第一印象与他们不同的其他人，观看着同样的录像，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图4.1　先入之见会严重影响人们对他人信息的解释

对一位小学四年级的女孩所属社会阶层具有不同预期的人们，即使看到该女孩一样的智能测试表现，却对她的测试成绩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认为女孩富有的人比认为贫穷的人所评成绩更好。

资料来源：Darley & Gross，1983.

因此，第一印象影响着人们对随后所获信息的解释，也影响着人们对新信息的择取。如果要检查对别人形成的第一印象是否真实，人们更有可能去寻找可以证实自己信念的信息，而不是查找证明自己错误的资料。也就是说，人们常常会表现出验证性偏差（confirmation biases）：他们常常寻找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正确的信息，而不是那些证明自己错误的证据（Snyder，1981）。比如，假若你要对一个同学进行面试，以确定他/她是否是个善于社交的外向型的人，你可能要提一些问题。有些问题是中性的（如“举止友善、心态开放的优点和缺陷是什么？”），还有些问题倾向引发内向的反应（如“喧闹聚会的哪些方面会让你讨厌？”），另一些问题则可能带来外向的回答（“如果要增加聚会的活跃气氛，你会做些什么？”）。你会怎样提问？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就会选择那些能证实你预期的问题。

当研究者要求一些参与者查明某位陌生人是否外向，而要求另一些参与者查明此人是否内向时，上述的一幕就发生了（Snyder & Swann，1978b）。两组面试者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调查方法，提的问题都可能使他们得到符合自己预期的回答。实际上，面试者的偏差非常严重，以致那些只听面谈磁带的人也根据面试者的先入之见判断陌生人的内、外向性。

确实，验证性策略的问题在于它引出了符合人们先入之见的、一面倒的信息，其结果是，人们很少正视那些能证明第一印象错误的明确证据。因而，人们不仅会坚持那些错误的轻率判断，而且还常常自以为对他人的看法正确无误（Ames et al.，2010）。的确，大多数人对他人的看法都会表现出过度自信（overconfident）的倾向，犯了许多错误而不自知。举一个例子，在你和情人开始恋爱之后，你可能很自信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了解情人的性爱历史。你可能会越来越确信自己知道伴侣过去有过几个情人，是否身患性病。但很显然，你不太可能像你自己认为的那般了解情况。在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大学进行的研究表明，人们并不能像他们认为的那般准确地估计到新结识的朋友身患艾滋病的风险（Swann et al.，1995）。当新的亲密关系刚建立时，人们是非常自信的，随着关系的发展只会变得更盲信（Swann & Gill，1997）。彼此越熟悉，人们会更加确信自己非常了解伴侣，但实际的准确性并没有增加（见图4.2）。

所以，第一印象重要在于最先了解到的信息能够：（1）把人们的注意力导向某类新信息；（2）影响对后来获得的新事实的解释。最终结果是导致人们不能客观公平、不偏不倚地处理来自他人的信息。相反，这些已存的观念（不管是简单的刻板印象抑或草率的第一印象）影响了人们对新信息的选择和采用。人们常常轻松随意地忽略掉证明自己错误的证据，却一点也意识不到。人们没有丝毫犹豫，仅仅根据一些支持自己看法的零碎事实就盲目地相信自己对他人的判断，犯错的次数远比人们认识到的要多。

图4.2　人际关系发展过程中的准确性和（过度）自信

在亲密关系开始之初，人们会认为自己了解新伴侣的性爱历史，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非常确信自己熟悉了伴侣的所有事实，但实际上准确性并未提高。

资料来源：Swann & Gill, 1997.

当然，随着时间的增加和经验的积累，对伴侣的了解会加深。亲密程度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伴侣私人情况的了解，随着伴侣彼此熟悉程度的增加，第一印象肯定会发生变化（Kammrath et al.，2007）。然而，在人际关系的各个阶段，已有的信念都会产生影响，这也是我们要强调的基本观点。甚至那些站不住脚的第一印象，改变起来也比理论上认为的要困难得多，因为第一印象会影响后来的思维。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和对亲密伴侣了解的增多，情况会怎样？这一模式仍然会持续：第一印象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或许依旧视其所乐见，听其所乐闻，常常对自己的错误判断信心十足。

的确，对恋人和朋友现有的看法毫无疑问比当初结识时的第一印象强大得多。对亲密伴侣的了解使人们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但（因为这些信息对于我们相当重要）人们或许会发现很难看清楚自己的伴侣，所谓当局者迷。比如，要预测你的恋爱前景，你与父母比谁更准确？如果让大学生本人、室友和父母来预测该学生恋爱关系的将来发展，很显然，父母和室友做出的预测都要比大学生本人更准确（MacDonald & Ross，1999）。你或许认为人们能对自己的亲密关系做出最好的判断，但当事人只关注自己亲密关系的优点而忽略了缺点；因而，他们就会自信而乐观地预测自己的亲密关系会比实际情况持续更久。父母和室友则相对冷静而公正，虽然对预测不是很有信心，但对亲密关系未来的预测却更为准确。实际上，对异性恋爱关系预测最准确的往往是女当事人的朋友（Loving，2006）。如果她的朋友赞成这段恋情，就很有可能持续，但如果他们认为这段恋情注定要失败，就可能真的告吹（Etcheverry & Agnew，2004）。

因而，那些干扰人们对新结识者知觉的因素，如过度自信、验证性偏差和先入之见，在已经建立的人际关系中也会产生影响。当然，人们对自己的人际关系并非完全懵懂无知。如果人们以一种谨小慎微的心态来认真评价自己的亲密关系，当然比在浪漫的心情下预测爱情的未来发展要更加准确。但一旦人们投身到亲密关系之中，并希望永远持续，就很难保持冷静的头脑。如果人们要努力保持亲密关系的完好，就特别容易受到验证性偏见的影响，从而找到一些证据以保持对伴侣乐观的错误知觉（Gagné & Lydon，2004）。

所以，人们对自己人际关系的知觉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样超然客观、准确无误（见专栏4.1）。并且，不管这种认知是对是错，其对后来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和行为都有相当大的影响，这点我们接下来会详细探讨。

知觉的力量

人们对自己亲密关系和伴侣的判断似乎自然而然地发生，好像这是我们看待自己所遇情境的唯一合理方法。人们很少意识到自己持有的观点往往都是通过选择而采纳的，这种选择进而会促进或妨碍亲密关系的满足。

伴侣的理想化

在理想的爱情关系中，你在寻觅什么？正如第3章所述，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伴侣热情而诚信、忠诚而多情、俊美而活泼、富有而强大。人们对情侣的满意度取决于他/她接近这些理想的程度（Tran et al.，2008）。但人们的现实爱侣与理想中的却总有些差距。那么，人们究竟要怎样才能与爱恋自己的人快乐相处呢？

一种方法是建立对伴侣善意和大度的认知，突出他们的美德而缩小他们的缺陷。人们经常以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来评价自己的爱人，尽可能地用积极眼光来描述伴侣（Holmes，2004）。这种“错觉”混合了对伴侣现实的认识和理想化了的知觉。他们并不会忽视伴侣真实的缺点，只是认为这些缺憾并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么重要（Murray & Holmes，1999）。例如，满意的夫妻都认为伴侣的缺点是局部的、有限的瑕疵，远不如他们的优点和长处重要和有影响力（Neff & Karney，2003）。他们了解所有的实情，但做出的解释却与众不同（Gagné & Lydon，2003）。他们将伴侣理想化，比其他人更积极地评价伴侣，甚至比伴侣对自己的评价还更为积极（Conley et al.，2009）。

对爱人持有这么积极的看法是否会带来危险？如果伴侣不符合如此积极的评价，是否必然使人沮丧？答案取决于积极错觉与现实不符合的程度（Neff & Karney，2005）。如果人们硬要自欺欺人，在伴侣身上凭空虚构令人期待的品质，这注定要幻想破灭（Tomlinson et al.，2010）。新婚燕尔的夫妻如果发现伴侣并不如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其不满情绪会日益增加（Watson & Humrichouse，2006）。另外来看，如果人们了解伴侣各方面的情况，但却能以一种善意而大度的方式来进行诠释，这样的“错觉”就对亲密关系十分有益。将自己的伴侣理想化，人们就会先入为主地以一种积极方式来评价伴侣的行为，更愿意致力于维护好自己的亲密关系（Luo et al.，2010）。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能被自己认为如此称心如意的伴侣所爱，毫无疑问会增强我们的自尊（Murray et al.，2000）。我们能慢慢地让伴侣相信，他们实际上正是自己所信任的最优秀的人，因为我们的高度评价也会提高他们的自尊（Murray et al.，1996）。总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想化的爱人形象总是和更多的满意、关爱、信任和持续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Miller et al.，2006）。

此外，保护自己免遭幻想破灭的聪明方法是：随着对伴侣了解程度的增加，不断调整自己对理想伴侣的期望，这样，对伴侣的期望标准就能切合伴侣的现状（Fletcher et al.，2000）。在某种程度上，人们能方便地确定伴侣已拥有的品质正是自己所期待的。

因而，选择乐观地看待事物——认为伴侣已经做到最好——不断调整对伴侣的希望和标准以符合客观实际，我们就更加可能与当前的伴侣愉快相处。的确，伴侣一般都清楚我们在美化他们，但往往希望我们这样做（Boyes & Fletcher，2007）——而作为回报，我们也从伴侣那里得到同样积极、善意的认知评价，这就是双赢！

归因过程

人们的喜怒哀乐还受到解释伴侣行为时所选择理由的影响。归因（attribution）就是指人们对事情发生的原因（特别是指人为什么要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提出的解释。归因能确定事件的起因，强调某些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很重要，因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多数事件通常都有很多可能的解释，这些解释的意义相差甚远。我们可以强调个体内部的影响因素（如人格、能力或者努力），或者强调外部的影响因素（如个体所面临的情境或环境）。比如，或许你已经注意到，考试成绩好的学生通常把成功归结于内因，如充足的准备和自己的能力；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则把失败归罪于外因，如试题太难或评分不公（Forsyth & Schlenker，1977）。事件的原因可能稳定而持久，如人的能力；也可能易变而短暂，如心情会起伏不定。原因还可进一步分为可控的，因而我们能管理或影响它们；或者不可控的，因而我们根本没法改变。因为存在以上种种区分，对某一事件的各种不同解释或许看上去都有道理。在亲密关系中，相互依赖的伴侣可能对很多生活事件都承担共同的责任，对因果的判断就格外复杂。

尽管如此，人际关系的归因研究发现三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首先，尽管伴侣之间有着深入的了解，仍然会受到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 effect）的强烈影响。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对观察到的伴侣的类似行为的解释完全两样（Malle，2006）。人们常常能深切地感受到影响自己行为的外部压力，因而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容易做出外部归因。但他们注意不到同样的环境也会影响他人，从而在解释他人一样的行为时，常常归因于他们的内部原因，如意图或性格。这一现象对亲密关系的启发意义在于：它使伴侣们忽略了他们在彼此身上观察到的行为正是自己所引发的。在吵架的时候，如果一方想：“她这样做真令我生气”，另一方可能这样想：“他脾气这么暴躁，真该学学如何控制自己了”。这种偏差相当普遍，几乎人际交往的任何一方对彼此具体的行为表现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在解释行为的原因时却可能各执一词（Robins et al.，2004）。更糟糕的是，伴侣双方可能意识不到彼此归因上的这种差异，每个人都可能认为另一方会像自己一样看问题。如果伴侣有意识地去努力了解对方的观点，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就会减少（Arriaga & Rusbult，1998），但很少会完全消失（Malle，2006）。最保险的策略是在心中这样假定：即便是你最亲密的伴侣也很少能真正理解你所有行为的原因。

其次，尽管伴侣彼此之间有真爱，也可能表现出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 bias），欣然地把成功归功于自己，而极力推脱自己在失败中的罪责。事情顺心时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自己所起的作用，而情况变糟时则喜欢寻找外部理由。因而，虽然伴侣们不会告诉对方这一点（Miller & Schlenker，1985），但是当双方如胶似漆时，则常常认为自己居功至伟；当双方反目成仇时，则认为自己仍无可厚非（Thompson & Kelley，1981）。这一现象有意思的地方是，人们都能估计到他人存在自我服务偏差，而看不到自己也存在（Kruger & Gilovich，1999）。大多数人都能轻易地认识到别人对功劳过分的自居，对失败苍白的托词；但却认为自己类似的自我服务偏差明智而准确（Pronin et al.，2002）。这部分地是因为即使在自己的善良意图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仍能清醒地意识到它，并给予充分的肯定；而判断别人则仅仅依据他们的行为，完全无视他们行动的意图（Kruger & Gilovich，2004）。

这一现象发人深省，且来看看它是怎样发生的。设想丈夫上床睡觉时想道：“我敢打赌明天老婆躺在床上看到早餐时肯定很高兴。”他打算为妻子做点什么，并为自己是个体贴周到的伴侣而沾沾自喜。但当他睡过了头，不得不飞奔去上班，根本没有任何善意之举，却可能仍感觉良好：毕竟自己有颗为对方着想的心。相形之下，妻子只能从丈夫的行动来评价他；她又不会读心术怎能懂得丈夫心中所想，这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丈夫的好心好意。不同的信息来源使丈夫认为自己是位尽心尽力、周到体贴的好伴侣，但妻子（或任何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还记得那些你想对亲人说出却未曾表达的感激吗？你或许为自己曾找机会向他们表达而认为自己是个感恩的人，但失望的亲人却未曾感到你的一丝谢意，认为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个白眼狼！）

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微妙的心理过程使得人们对事件习惯性地做出自利式的解释。事实上，如果伴侣认为他们非常亲密，彼此的自我服务偏差就比与其他人相处要少得多（Sedikides et al.，1998）。尽管如此，在幸福满意的亲密关系中仍存在自我服务偏差。特别是发生争吵时，夫妻双方都倾向于认为争吵是对方的过错（Schutz，1999）。如果发生了婚外情，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风流韵事不过是无伤大雅的逢场作戏，但却认为对方同样的出轨行为伤风败俗、令人痛彻心扉（Buunk，1987）。

所以，伴侣们各自不同的视角使得自己能更好地开脱罪责，而不会同样地原谅朋友或爱人所犯的错误。他们还倾向于认为争执和冲突是对方首先挑起的。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很好相处，但对方有时难以忍受。这种知觉无疑影响深远。的确，第三种重要的现象就是，伴侣双方总的归因模式能决定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Fincham et al.，2000）。幸福的爱人对伴侣行为的归因都是能改善关系的。认为伴侣的积极行动都是刻意的、习惯的，还能据此推断伴侣在其他情境下的行为。也就是说，幸福的配偶对彼此的积极行为都通常给以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归因。他们也倾向于淡化彼此的过失，认为它们是偶然的、特殊的和局部的。因而，消极的行为都通过外部的、易变的、特定的归因而得到谅解。

通过这种归因方式，快乐满意的伴侣放大了伴侣的友善行为，而缩小了伴侣的冷漠行为，并且只要伴侣的不端举止的确仅仅是偶尔之失，那么这些善意的解释就能使双方愉快相处（McNulty，2010）。但痛苦不满的伴侣反其道而行之，夸大了坏处而缩小了好处（Fincham，2001）。不幸的伴侣做出了维持苦恼的归因，认为伴侣的负面行动都是故意的、习惯性的，而正面行动都是无心的、偶然的（见图4.3）。所以，幸福美满的伴侣常以君子之心来衡量彼此，从而能快乐相处；而痛苦不满的伴侣则以小人之心来忖度对方，那么不管双方表现如何友善都不能令人满意。即使苦闷的夫妻彼此示好，但双方都会认为对方的体贴只不过是消极常态中短暂的、不具代表性的片刻安宁。当善意被视为偶然的，伤害被视为蓄意的，亲密关系就很难得到满足。

图4.3　幸福伴侣和痛苦伴侣所做出的不同归因

改善关系的归因让伴侣肯定体贴、慷慨的行为，宽恕令人不悦的行为，认为它是一时的过错。维持苦恼的归因刚好相反，责备伴侣不合心意的行为，却并不肯定伴侣的良好举止。

资料来源：Brehm & Kassin，1990.

这种自我打击式的归因模式发生的原因何在？依恋类型有其影响作用。安全依恋型的人倾向于宽容地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而不安全型的人则更为悲观（Pearce & Halford，2008）。高神经质的人也比其他人更可能做出维持苦恼的归因。不过，各种不同的沮丧事件都会使人逐渐消极悲观地来看待问题（Karney & Bradbury，2000）。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良的归因方式会引起更多的纠纷，降低解决问题的效率，从而导致了那些本可避免的失落和不满（Sillars et al.，2010）。人们能随意选择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伴侣的行为，既可能让亲密关系变得惹人喜欢、宽容大度，也可能使亲密关系变得痛苦悲观、每况愈下——幸福的亲密关系最终取决于这两种归因方式的选择。

记忆

对亲密关系当前事件的知觉，显而易见影响深远。人们对过去事情的记忆一样会影响亲密关系。

人们往往以为自己的记忆是对过去事件的如实表征。具体而言，人们可能会信任生动的回忆，因为它们看来如此确凿而具体。但一项历经数年的研究（Della Sala，2010）清晰地表明：随着新事件的发生，即便貌似生动形象的记忆，人们也会对其进行篡改和更新。所以对过去事件的记忆往往混杂着过去真实发生了的和最近才知悉的信息。心理学家用重构性记忆（reconstructive memory）这一术语来描述随着新信息的获得人们会不断地修订和改写记忆。

重构性记忆影响着亲密关系。举例来说，伴侣当前的感情状况会影响双方对共同往事的记忆（McFarland & Ross，1987）。如果当前幸福，人们倾向于忘记过去的不愉快；但如果伴侣感到痛苦，亲密关系在走下坡路，人们会低估过去曾经的幸福和情意。记忆的这种策略有助于人们适应环境，但常使人觉得自己的亲密关系一直比实际状况更稳定、更可靠——这会让人滋生有害的过度自信。

错误记忆好的一面是，伴侣能对未来保持乐观。任何时间点，满意的爱人都还可能记得过去曾发生过的一些问题，但这些最近都得到了改善，所以他们现在比过去更幸福（Karney & Frye，2002）。这一现象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你纵向追踪这些幸福的配偶，即使他们彼此的满意程度日渐削弱而不是增加，他们仍会再三地告诉你这一点（Frye & Karney，2004）。显然，通过记忆亲密关系中那些并没有发生过的新近改善，伴侣们显然更为幸福。如同其他知觉一样，我们的记忆会影响随后的行为以及亲密关系中的情感（Simpson et al.，2010）。

关系信念

人们还带着人际关系的固有信念步入亲密关系。这些信念以心理结构的形式组织起来。心理结构又叫图式（schemas），能对人际关系的知识进行系统化的归档，更重要的是，能据此提出连贯一致的假设，以说明人际关系的发展规律（Solomon& Theiss，2007）。在人际关系图式中有一套很常见的相互关联的信念，即浪漫主义（romanticism），浪漫主义者认为爱情应该是选择伴侣的最重要的依据（Weaver & Ganong，2004）。他们认为：（1）与伴侣的爱情是完美无瑕的；（2）每个人只能有一个完美的“真”爱；（3）真爱能克服一切障碍；（4）一见钟情是可能存在的。这些浪漫信念显然能为刚建立的亲密关系增添一抹玫瑰色彩——浪漫情侣比不浪漫的情侣体验到更多的爱意、满足和承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削弱（Sprecher & Metts，1999）。现实中的亲密关系很少能满足这么高的期望。

至少浪漫信念看起来相当有益，其他一些信念则显然有害。人们对亲密关系本质属性的错误认识具有负面作用（dysfunctional），也就是说，它们对亲密关系有不利影响，使伴侣对亲密关系更不易满足（Goodwin & Gaines，2004）。什么样的观念有害呢？应警惕以下六个观点：

● 争吵具有破坏性。争吵就表明伴侣爱自己还不够深。如果彼此深深相爱，就不会发生任何争执。

● “读心术”很重要。真正彼此关爱的伴侣仅凭直觉就能知道对方的需要和偏好，根本不需要告知对方自己的所思所想。如果必须告诉伴侣自己的想法和愿望，那只能说明伴侣爱自己还不够深。

● 伴侣是不会发生改变的。一旦亲密关系变糟，就无法得到改善。如果爱人曾伤害过你，毫无疑问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你。

● 每一次的性生活都应该是完美的。只要爱情是忠贞的，每一次的性生活都应该是神奇美妙、令人满足的。伴侣应该经常渴望并为性生活做好准备。

● 男人和女人就是不一样。男人和女人的性格和需要非常不同，很难真正理解对方。

● 美好姻缘天注定。根本无需努力来维护美满的夫妻关系。夫妻要么彼此脾性相投、快乐到老，要么格格不入、争执一生。

数年前就有研究者识别出这些有害的观点（Eidelson & Epstein，1982），此后陆续有研究发现这些观点会导致亲密关系的困扰和不满（如Knee et al.，2003）。这些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争吵的确发生——争吵总是会发生的——持有以上观点的人就会认为事态极其严重（Franiuk et al.，2004）。任何争议都意味着他们的爱是不完美的。更糟糕的是，当亲密关系出现问题时，持有这些错误观念的伴侣并不会采取建设性的行动来改善关系。由于相信伴侣不会改变、真爱天注定，他们就不会设法去解决问题，而只会逃避问题（Franiuk et al.，2002），他们更愿意结束不幸福的亲密关系，而不会努力去修复亲密关系（Knee et al.，2003）。

表4.1　宿命信念和成长信念

资料来源： Knee，1998.

在关系信念的研究中，有学者把上述观念叫做宿命信念（destiny belief），因为这些信念认为伴侣要么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婚姻生活注定幸福美满；要么不是冤家不聚头，婚姻生活注定痛苦悲惨（Knee & Bush，2008）。宿命信念从僵化呆板的角度来看待亲密关系（见表4.1）：如果伴侣双方注定要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那么在相遇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了，他们不会碰到任何疑虑或困难，一旦两个梦中情人相遇，就必然有美满的未来。这种爱情往往表现在好莱坞电影中的浪漫情侣身上，而迷恋这类影片的人通常认为真爱天注定（McCarthy，2009）。

另一种爱情观你很少在电影中看到，其假定幸福的亲密关系乃是辛勤维护的结果（Knee & Bush，2008）。根据成长信念（growth belief），幸福的关系是努力和付出的回报，如果伴侣一起努力战胜挑战、克服困难，良性的亲密关系就能逐渐建立起来。其基本假设是：只要努力付出，几乎任何亲密关系都能取得成功。

我们都能看到，在面临困难时，不同的关系信念会引起不同的结果（事实证明，好莱坞电影对于我们没任何好处）。如果夫妻发生争吵或者伴侣偶尔犯错，持有成长信念的人更忠于自己的亲密关系，更乐观地相信任何伤害都能得到平复（Knee et al.，2004）。持有成长信念的人还能心平气和地讨论爱人的缺点；相形之下，持有宿命信念的人一谈到伴侣的缺陷就充满敌意（Knee et al.，2001）。

很显然，某些关系信念更有适应意义（Miller et al.，2008）。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这些观念往往较为稳定而持久（Franiuk et al.，2002），但通过教育和反思可以改变不良的关系信念（Sharp & Ganong，2000）。确实，如果你有上述的宿命信念，希望本书对你有启发作用。不现实的关系信念是如此的理想化和过于乐观，没有任何亲密关系能达到它的标准。

期望

如果关系信念是错误的（正如起消极作用的宿命信念），则错误会延续下去。相形之下，人们却能期望他人做出某些特殊行为，即使这些期望一开始是错误的，后来却能变成现实（Rosenthal，2006）。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ies），指错误的期望最终变为现实，因为它会诱导被期望人的行为，从而使错误的期望得到实现。自我实现的预言非常生动地说明了知觉的力量，因为预言中的事件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人们期望它发生，并且被期望的人就像所期望的那样去行动。

我们一起来考察图4.4，详细看看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怎样进行的。自我实现的预言第一步是知觉者形成对目标（他人）的期望，即预测目标会怎样行动。目标的各种信息，诸如年龄、性别、种族、长相吸引力和社会阶层等，都会在知觉者意识不到的情形下影响他的判断。

然后，接下来是重要的第二步知觉者行动，知觉者通常会以与自己期望一致的方式来行动。的确，知觉者很难避免微妙地传达出对目标的看法（Biesanz et al.，2001）。比如，持赞许性期望的知觉者与持否定性期望的知觉者相比，前者与目标交往的时间更长、更频繁，有着更多的眼光接触，坐得更近，更多微笑，问的问题更多，鼓励更多的反应等（Rosenthal，2006）。

图4.4　自我实现的预言

知觉者原本错误的期望在与目标互动的过程中似乎变成真实的了。

知觉者行为的接受方（即被期望的人）可能注意到所有的这一切，目标的解释会影响他/她自己的反应（Stukas & Snyder，2002）。然而，多数情况下在第四步当目标做出反应的时候，其方式与知觉者对他/她的行为方式是类似的。对热情常报以兴趣（Snyder et al.，1997），敌意则还以反击（Snyder & Swann，1978a），轻浮则回应诱惑（Ridge & Reber，2002）。因而，知觉者往往从目标身上引出他们所期望的行为。如果知觉者没有刻意寻找这种行为，目标的行为或许会大为不同。

但这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的本质，所以在最后一步知觉者解释目标的反应时，知觉者不太可能认识到他自己在引起目标反应中所起的作用（McNulty & Karney，2002）。行动者/观察者效应会使知觉者把目标的行为归因于目标自己的性格或心情。毕竟，知觉者在目标身上发现了自己期待的行为；还有更好的证据来证明知觉者的预期是正确的吗？（这也是人们在判断他人时往往过度自信的另一个原因；当错误的期望变成现实，人们从来不会意识到自己犯过的错误。）

这也是对他人知觉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基本原因。这些知觉不仅影响到对所获信息的解释，也指导着对他人的反应。我们常从别人身上验证了我们的期望，而这些期望中的行为如果没有我们的推动就不会发生——但我们很少意识到正是我们的期望造就了他们的现实。

研究者通过一个精巧的实验演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Snyder et al.，1977）。研究者让明尼苏达大学的男生相信和他们在电话里聊天的女生有的非常漂亮，有的则非常丑陋。主试让每位男生看一张他们即将结识的女生的假照片，然后将谈话录了下来看会有什么结果。认为自己在和美女聊天的男生比认为和丑女聊天的男生有着更高的期望，在交往开始时他们更为热切和投入。听谈话录音的人也认为他们好交际、热情、外向和勇敢。男生对女生的判断（大部分是错误的）清晰地反映在他们对待女生的行为中。女生又是如何应对男生的这些行为呢？她们并不知道自己已被贴上漂亮或丑陋的标签，但肯定知道与自己交谈的男生是热情还是冷漠。结果，男生得到了他们所期望的：被认为美丽的女生听起来更吸引人，对兴味盎然的男生报以热情和魅力。相形之下，被认为丑陋而且被男生淡漠对待的女生听起来相当乏味。在这两种情况下，无论男生的期望是否正确，他们都从女生那里看到了自己所期望的行为。

对他人的期望能引导我们对他人做出的行为反应，所以期望具有促动作用。另外一个有趣的实验是，研究者先误导参与者的期望：陌生人要么喜欢他们，要么讨厌他们，然后让他们与该陌生人交谈（Curtis & Miller，1986）。实验中研究者告诉参与者，为了研究不同类型的人际交往，研究者会提前给陌生人一些关于参与者的虚假个人信息，所以与陌生人见面时，参与者会预期从陌生人那里得到友好或者冷漠的反应。但实际上，没有一个陌生人知道参与者的任何信息，对这次交往是好是坏的虚假期望只不过是参与者的臆想罢了。（假设你也参与了这个实验：你认为即将谋面的人已经喜欢或者讨厌你了，但那人实际上对你一无所知。）结果怎样？人们实现了他们的期望。预期自己将被人喜欢的参与者与陌生人打招呼时富有魅力，开朗而积极——他们的言谈举止讨人喜爱——并且真的得到了陌生人的喜爱。然而，预期自己被人讨厌的参与者则显得小心翼翼、戒心重重、畏畏缩缩，对方也的确讨厌他们。错误的期望再一次使他们的行为变为现实——积极的期望对人际交往有所裨益，而消极的预期则相反。

的确，长期对他人持有不同期望的人逐渐会制造出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Stinson et al.，2009）。例如，一项研究计划发现，经常忧虑被他人拒绝的人，其行为方式往往更可能遭人拒绝（Romero-Canyas et al.，2009）。对拒绝高度敏感的人经常会紧张地感受到别人的怠慢，即使没有人有意冷落他（Romero-Canyas et al.，2010）。他们的行为令人讨厌，因而他们自己以及伴侣往往对亲密关系感到不满足（Downey et al.，1998）。

对拒绝敏感的反面或许是乐观主义，即总是期望好事发生。长期乐观的人比那些不太有希望的人享有更满足的亲密关系，因为他们的积极期望对伴侣关系有所裨益（Carver & Scheier，2009）。与悲观主义者相比，他们感受到伴侣更多的支持（Srivastava et al.，2006），自信能和伴侣一起紧密合作，创造性地完美解决所遇到的问题（Assad et al.，2007）。相信自己能克服困难的期望显然使他们能信心十足、精力充沛地直面任何难题，这实际上也让问题变得更易于处理。

随着时间和经验的积累，人们肯定会了解对他人的错误期望这一事实真相。当人们日渐变得熟悉彼此，某些最初还站得住脚的预言会消失。相反，如果人们仍根据自己先前的期望持续行事，某些自我实现的预言能存在若干年（Smith et al.，1999）。总之，对伴侣的知觉、做出的归因、带入新的人际关系的信念和期望等因素，对随后的人际事件或许有着重要的影响。人们彼此做出的评价也有影响（Holmes，2002）。同悲观主义者相比，期望他人值得信赖、慷慨大方、充满关爱的人会发现对方对自己的确很好。

自我知觉

知觉具备力量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人们对自己形成的评价。在第1章讨论自尊时我曾提到，自我评价是影响人们交往的重要因素。高自尊的人对自己友好的搭讪常常信心十足，预期他人会热情地回应。而低自尊的人则不太确定自己是否讨人喜欢（Baldwin & Keelan，1999）。因而，怀疑自己的人往往也会怀疑自己的亲密伴侣，其亲密关系一般不如高自尊的人安全（Mikulincer & Shaver，2007）。

但自尊只是更宽泛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s）的一部分。自我概念包括人们对自己所形成的全部信念和情感。我们的自我概念包含广泛的自我了解和自尊，自我概念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和我们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社会交往中，自我概念具有两种不同的功能（Kwang & Swann，2010）。一方面，我们从他人那里寻求能提升自我概念的反馈，这将使我们相信自己是合乎他人心意、有吸引力、有能力的人。我们都喜欢听到关于自己的正面信息，并设法与那些能帮助我们树立正面自我形象的人保持联系。

另一方面，如果听到与自己信念矛盾的信息会令人不安，所以我们还需要能支持自我概念的反馈（Swann et al.，2008）。且不管好坏，自我概念在构建人们的世界观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使得生活可以预见，也支持了人们对每天行动结果连贯而一致的期望。如果没有稳定和牢固的自我概念，社会生活将变得混乱无序，而不断地面对与自我形象矛盾的信息则会令人感到气馁。因此，人们还会从他人那里寻求与自我看法一致的反馈，这能证实他们现存的自我概念（Stinson et al.，2010）。

这两种动机，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对正面、褒扬反馈的渴望）和自我证实（self-verification，对与自我概念一致的反馈的渴望）的动机能一起和谐地出现在喜欢自己和有正面自我概念的人们身上。当这样的人和表扬及恭维他们的人交往时，获得的反馈同时具有自我提升和自我证实作用。但对于那些真正认为自己能力不足和不招人喜欢的人而言，情况却更为复杂。他人的正面评价使他们感觉良好，但却会威胁到他们的负面自我形象；负面的反馈和批评确证了他们的自我概念，但感觉糟糕。

这两种动机如何在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身上共存？答案之一是具有糟糕自我概念的人喜欢人们总体的赞扬，以表明伴侣与自己相处很幸福，但对于其特殊的缺点却偏爱自我证实的反馈（Neff & Karney，2005）。伴侣很清楚你的毛病，尽管如此仍然喜爱你，这样的伴侣貌似能同时满足这两种动机（Lackenbauer et al.，2010）。自我提升的动机看上去是自动化的、相对无意识的、主要为情绪性的反应，而自我证实动机却根源于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认知。这就意味着具有不良自我认知的人喜欢他人的表扬和恭维，但一旦有机会思考时，他们就不会相信和信任这些反馈（Swann et al.，1990）。

那么，这又会怎样呢？这些现象对于人际关系研究的意义在于：如果人们认真地选择伙伴，他们会选择那些支持他们现存自我概念的亲密伴侣，不论自我概念是好是坏（Swann et al.，2008）。看一个例子：设想你在大学生宿舍和人共住一个两人间，学年结束时你是否愿意更换室友？如果你有正面的自我概念，你的室友喜欢与你相处并告知了你。你想离开吗？可能不会吧。但如果室友讨厌你还不断地贬低你，你或许就想走了。你不会愿意和与自己看法有争执的人住在一起，因为整天面对这样矛盾的观点会让你身心疲倦、厌恶透顶。

现在设想你有着糟糕的自我概念，分在一起的室友一直恭维你。这样的表扬的确能提升自我，听起来也顺耳，你还想得到更多表扬，是吗？不对！因为保护和维持我们现存的自我概念的动机非常强烈，以致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希望逃离喜欢和赞同他们的室友；他们宁愿室友不喜欢自己（Swann & Pelham，2002）。这种不赞成虽然令人不快，但至少打消了接受者的疑虑：这个世界还是能预测的。

在爱情关系中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人们选择约会的恋人，自我提升是很重要的动机，人人都会寻找喜欢和接纳自己的伴侣。所以，即使有着糟糕自我概念的人也会追求能提供积极反馈的伴侣（Swann et al.，2002）。不过，在相互依赖更多、更投入的人际关系（如婚姻）中，自我证实的动机居于主导（这种现象叫婚姻转变），人们需要支持他们自我概念的反馈（Swann et al.，1994）（见图4.5）。具有负面自我形象的人如果发现爱人不断表扬和欣赏他们，他们逐渐会找出各种办法尽可能地逃避自己的配偶：

设想有位男士把从妻子那里得到的表扬都解读为过誉之词。虽然这些表扬起初让他觉得乐观而幸福，但如果他最后判断妻子只不过是言不由衷…或者干脆认为妻子是个傻子，正面光辉就会慢慢消退。无论哪种情况，从自己非常熟悉的人那里得到了过分称赞的评价，都会使自己不安、并认为对方很虚伪（Swann，1996，p.118）。

另一方面，那些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即使伴侣贬低自己，他们也能够亲密相处。（当然，那些具有正面自我概念的人相处方式则刚好相反。）

总的来说，自我概念对人们选择亲密伴侣具有导向作用。他人的赞许和接纳令人愉快，但在长期的亲密关系中，人们更偏爱能确证自我认知的反应。这就意味着虽然大多数人对那些赞美他们的伴侣感到很满足，但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不会这样；他们觉得能证实自己糟糕的自我观念的伴侣更理解自己、感觉更亲切（Letzring& Noftle，2010）。 [3]

图4.5　自我证实中的婚姻转变

在恋爱的伴侣关系中自我提升非常明显；那些赞赏我们的恋人比那些认为我们有缺陷的恋人更让我们感到亲密。但一旦人们结了婚，自我证实的动机就居于主导。具有负面自我概念的人的确认为不赞赏他们的配偶比赞赏的配偶更亲密。如果你现在的爱人自尊较低，当心婚姻转变这个现象。

资料来源：Swann，De La Ronde，& Hixon，1994.

印象管理

他人对我们形成的印象显然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经常会努力控制自己给他人传递出的信息。有时我们会仔细地选择自己的动作、言语、穿着和背景，企图给他人留下精心策划的好印象；甚至会仔细挑选自己的好友以呈现某种公共形象（Keating，2006）。另一些场合，虽然我们并没有刻意去追求某种人际印象，但我们仍然会表现出以前习惯的行为模式，这种模式把我们刻画成令人喜欢的形象（Lakin，2006）。所以，不论我们是否能意识到，我们总是在进行着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t），试图影响别人对我们的印象。

这一观点非常有意义，原因至少有两方面。首先，我们在他人面前做的所有事情，其调控策略几乎都是围绕着印象管理的。女性与自己心仪的男子约会时，比与自己的闺蜜在一起时吃得更少（Robillard & Jarry，2007）。男性若想打动女子，他们会在滑板上做高危动作，展示更惊人的碰撞（Ronay & von Hippel，2010），更慷慨地做慈善（Iredale et al.，2008），炫耀奢侈品（Sundie et al.，2011）。 [4] 在性生活中，女性会夸张地叫喊以示愉悦（Brewer & Hendrie，2011），男女两性偶尔都会假装性高潮（在美国堪萨斯州的样本中约有四分之一的男性和三分之二的女性这样做过）（Muehlenhard & Shippee，2010）。确实如此，任何公开的行为都会向别人传达我们有意义的信息。我们选择的电子邮箱名称（Back et al.，2008b），在3D虚拟网游《第二次生命》（the Second Life）里创建的人物（Bélisle et al.，2008），当然还有在脸谱网站编写的个人页面（Back, Stopfer et al.，2010），所有这些都会让陌生人认为我们的某些人格特质特别优秀。

印象管理之所以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它对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人对我们的评价非常重要，与人交往时，我们很难不关心对方对我们的看法（Miller，1996）。运用印象管理我们能影响他人的判断，从而增加实现社交目标的机会。这一过程鲜有不诚实的事件出现，故印象管理很少有欺骗性。是的，女性会在网上的个人页面上误报自己的体重，男性则会误报身高（Hitsch et al.，2010）——你肯定知道误报的方向——但大多数印象管理是向别人（或许是选择性地）披露自己真实的特性（Schlenker，2003）。比如，只是表明自己的部分态度，而不提及其他，这样人们看上去与自己遇到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某些共同点。印象管理的这一简单策略使人们的社会交往变得更得体、更有奖赏意义，却与虚伪无涉。因为人们都反感虚假和欺骗，所以很少有人会伪装矫饰自己。

印象管理策略

然而，因为大多数人都有着不同的兴趣和才能，所以只要我们真实呈现，就能创造出各种不同的印象，在不同的情境下展现不同的形象。的确，人们通常会用到四种印象管理策略（Jones & Pittman，1982）。如果要寻求他人的接纳和喜欢，会用到逢迎讨好（ingratiation）策略，帮别人的忙，夸赞别人，谈及共识，装作可爱而大方，总之，尽量让自己显得充满魅力、讨人喜欢。逢迎讨好是恋人最常用的印象管理策略（Nezlek et al.，2007），只要这些努力不明显带有操控性质或者虚伪不实（Marchand & Vonk，2005），一般都能得到对方的良好回应（Proost et al.，2010）。

在其他场合下，如果我们希望自己的能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就会使用自我推销（self-promotion）策略来向他人描述自己的成就，或颇具策略地公开展示自己的技能。自我推销是职场最常用的印象管理策略（Nezlek et al.，2007），但即便是在职场的背景下，如果女性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推销行为，就会有一定的风险被人认为“不够淑女”（Moss-Racusin & Rudman，2010）。然而在求职面试中，自我推销比逢迎讨好给面试官的印象更好，而这两种策略结合使用效果更佳（Proost et al.，2010）。

逢迎讨好和自我推销都能营造讨人喜欢的社交印象，但另外两种策略则会留下令人讨厌的形象。通过恐吓（intimidation）人们把自己描绘成无情、危险和凶恶的形象，以使他人顺从自己。这样的行为令人反感，会使人避而远之。不过如果只是偶尔为之，或者对待的是儿童和无家可归的流民，恐吓或许能达到一些目的。最后，使用恳求（supplication）的策略，人们看上去显得无能或体弱，以逃避责任或求取他人的帮助和支持。人们声称经过“一天辛苦的工作”感觉“太累了”而不能洗碗，使用的就是恳求的策略。如果前面两个策略起了作用，大多数人会避免使用恐吓和恳求。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讨人喜欢和受人尊敬，而不是让人害怕或者要人怜悯。但几乎人人都偶尔会用到恐吓和恳求策略。如果你曾经做出姿态，让伴侣知道你对某事很生气或者伤心，以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分别用到了恐吓或恳求策略（Clark et al.，1996）。

亲密关系中的印象管理

亲密伴侣之间的印象管理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首先，人们管理印象的动机存在个体差异，这种差异具有重要的影响（Nezlek & Leary，2002）。自我监控（selfmonitoring）能力高的人善于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各种情境下的不同规范。他们对社会线索敏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们愿意也有能力灵活地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当前的情境。相形之下，自我监控能力低的人不太在乎社会规范，缺少变通，应变能力差，故而所有情境下都表现出一成不变的行为，即使并不适合当前的情境仍保持原来固定的形象。故而，自我监控能力高的人其印象管理更为灵活多变（Fuglestad & Snyder，2009）。

这些不同的印象管理风格导致了不同的交际圈子。由于自我监控能力高的人常能快速地转变形象以面对不同的人，他们比自我监控能力低的人有着更多的朋友，但和这些朋友的共同点并不多。 [5] 自我监控能力高的人身边有许多“活动专家”式的伙伴，他们是进行某些爱好和活动的好伙伴——如“网球伴儿”或“芭蕾舞伴”——但在活动之外朋友间并不见得心投意合（Leone & Hawkins，2006）。高自我监控者能有技巧地尽量避开可能引发争执的话题，而专家式的朋友则能使他们真正地享受这些活动——但如果他们聚会，把所有这些朋友都请来，那么他们可能是鲜有共同点的形形色色的人。相形之下，低自我监控者必须更加费力地寻找才能找到更为相似的同伴。如果把低自我监控的人的所有朋友召集在一起（当然屈指可数），他们的共同点会更多。

印象管理风格上的差别随着时间流逝似乎变得更为重要。高自我监控者第一次见到别人时，比低自我监控者体验到更为紧密的交往；他们善于找到谈话的共同点，也擅长和人私聊（Snyder & Simpson，1984）。高超的印象管理能力似乎有助于他们与许多不同的人轻松自在地交往。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每个朋友身上所花的时间较少，所以与低自我监控者相比，他们的人际关系维持的时间更短、投入程度也较小（Leone& Howkins，2006）。人际关系刚开始时，高自我监控者所享有的社交优势，在关系稳固后却可能变成障碍（Wright et al.，2007）。

故而，高自我监控者对社交形象的高度关注会影响他们建立的人际关系。你更愿意成为哪类人，你的自我监控能力高还是低？使用表4.2所示的量表，可以确定你自己的自我监控能力。请记住：只有非常高或者非常低的得分才符合这里所描绘的情况。

表4.2　自我监控量表

资料来源：Snyder & Gangestad，1986.

亲密关系中印象管理的第二个有趣特点是，尽管我们给好友和恋人营造的印象比为熟人或陌生人营造的更为重要，但是为了维持良好的形象，我们在前者所花的心思通常不如后者。我们不会总是惦记着如何给熟悉的人留下美好的印象，也不会一直努力在他们面前显得招人喜欢、德才兼备（Leary et al.，1994）。比如人们与伴侣认识的时间越长，他们在约会聚餐时，在洗手间里梳洗打扮自己所花费的时间就越少（Daly et al.，1983）。我们对在亲密伴侣面前所呈现形象的关注程度，反不如面对陌生人时更在意，这可能有很多原因（Leary & Miller，2000）。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好友和爱人已经喜欢上我们，所以营造美好形象以赢得他们赞许的动机不足。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十分了解我们，要改变他们的看法比较困难。不过，还有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变懒了。要表现最好的言谈举止需要专心和努力。有礼貌的举止通常意味着某种形式的自我约束。在已经了解并喜爱我们的人身边，我们可以放松，无拘无束。但这也意味着人们对亲密伴侣常比对普通人更为坦荡不羁（Miller，1997b）。在谈恋爱时显得非常端庄得体的人——不沐浴更衣、穿戴整齐后决不出来吃早饭——常常在结婚后变成这样的配偶：穿着内衣坐在桌旁，没有洗漱，又是抓痒又是剔牙，还叉走了最后一个炸面包圈。这很有讽刺意义。人们在谈恋爱时，凭借优雅的举止赢得浪漫伴侣的爱情后，却再也不肯努力在爱人面前保持风度（这或许是许多亲密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在第6章我们会详细探讨）。

我们了解伴侣的程度

我们来总结一下本章学习过的社会认知内容。在亲密关系中，伴侣们彼此常常持有理想化的且过度自信的认知，并且如果他们依据这些判断来行事，或许彼此会引发符合他们期望的行为，否则这些行为就可能不会发生。而且，不论期望正确或错误，他们都可能会以符合自己先入之见的方式来解释彼此的行为。和这些因素一同起作用的，还有伴侣努力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便给对方留下自己想要造成的印象。显然，在亲密关系中有着许多不同的过程在起作用，导致我们在伴侣身上看到我们所期望或想要（或者伴侣希望我们）看到的特质和动机。那么我们对伴侣认知的准确度如何呢？我们有多了解自己的伴侣呢？

答案很简单，“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准确”（Sillars，1998）。当然，我们对伴侣都有着深入的了解（Gill & Swann，2004），但正如第3章所述，我们通常会认为伴侣与自己很相像，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相信他们经常会同意自己的意见，但实际上没那么频繁，我们还过高地估计伴侣的人格特质与自己的相似度（Luo & Snyder，2009）。结果，我们觉得自己理解伴侣，伴侣也理解我们，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Pollmann & Finkenauer，2009）。这些错误知觉也有些好处。的确，我们在伴侣身上感知到的相似和理解越多，我们与他们的亲密关系就越令人满意（Pollmann & Finkenauer，2009）。不过，我们对伴侣的误解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认识到的程度。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对伴侣的认知是一种虚构的形象，把伴侣描绘成另外一种人。

有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判断伴侣的准确程度。人际知觉既取决于交往中的人，也取决于他们所面临的情境。

了解

我们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样了解自己的伴侣，这一结论与亲密伴侣彼此熟悉这一事实并不矛盾。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及伴侣在一起的时间增加，双方确实对彼此更加了解（Brown et al.，2011）。已婚的夫妻对彼此的认知比恋爱中的情侣或一般朋友更为准确，熟人对彼此的判断也比陌生人更准确（Letzring et al.，2006）。亲密的伴侣有着更多的交往，对彼此有着更为细致的了解——正如第3章所述，他们实际上可能有着更多的共同点——所有这些都会影响判断的准确性（Connelly & Ones，2010）。

动机

然而，我们对他人的认知并不一定随着时间的流逝就必然变得更为准确（Kenny et al.，2007）。实际上，结婚时间较短的配偶在推测伴侣的心思方面，比婚龄更长的配偶更准确（Kilpatrick et al.，2002）。显然，我们领会彼此心意的兴趣和动机有助于提高我们认知的洞察力和准确性（Thomas & Maio，2008），刚刚同居的人（想了解彼此的动机大概很强[Clark & Wegener，2008]）对彼此的了解或许和以后了解的一样准确。但长期非常亲密的接触（如婚姻），随着时间的递进彼此的了解似乎更不准确（Ickes，2003）。

一般看来，女性仔细思考自己的亲密关系的时间比男性多（Acitelli，2008）。引人注目的是，女性在月经周期的某些阶段可能变得特别机敏：当她们处在受孕期——也就是说，正好在每个月排卵之前的几天——她们能迅速而轻松地判断出男性的力量和强势，其他时间则迟钝得多（Macrae et al.，2002）。但是，女性对他人的判断是否通常比男性更准确？答案是肯定的。一定程度上，这与男性不如女性那么努力地去理解他人有关（Hall & Mast，2008）。最后，我们对俊美之人往往比对普通长相的人更为了解，这是因为他们俊美，我们会更加努力地进行了解（Lorenzo et al.，2010）。如果我们了解他人的动机很强就能更准确地了解他们。

伴侣的易理解性

人们的某些特质格外显眼——即表现这些特质的行为易于观察、显而易见——特质越明显，人们认知的准确性就越高。比如对于善于社交和性格外向的人，人们更可能认为他们喜欢热闹、为人友善，但神经质程度高的人却不易让人觉察（Vazire，2010）。此外，我们通常更容易正确地判断某些人。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让参与者观看快速约会相亲者的视频（Place et al.，2009）。观察者通常能较准确地分辨男子是否对相亲的女子感兴趣，但要判断女子对男子的兴趣却有点困难（可能是因为女子大多喜欢掩饰自己的情感）。尽管如此，男女两性中都有一些人非常坦率，容易解读，而另一些人（约占该群体的20%）总是会误导那些观察他们的人。如果观察者难以解读这些人，对他们的想法往往也就毫不知晓。

知觉者的能力

有些人或许很难被人了解，但也有些人却善于观察别人。具备优秀社交技能的人往往擅长评价和判断他人（Hall et al.，2009），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很高。情绪智力指人们觉知、利用、理解和管理情绪的能力（Mayer et al.，2008）。如果人们有较高的情绪智力，就能驾轻就熟地调控自己的情感，从而在遭受打击和挫折时避免过度反应。他们还能敏感地体验到别人的感受，所以他们的人际交往更加满意和亲密（Mirgain & Cordova，2007）。女性往往比男性的情绪智力更高（Brackett et al.，2005），这也是她们擅长评价和判断他人的又一个原因。

觉知他人的能力低下可能引起不良后果。研究者请已婚男士观看妇女讨论她们离婚的录像，结果发现（你或许能猜到）有些男士能更好地读懂这些妇女的心思和情感（Schweinle & Ickes，2002）。录像充满着紧张的情绪反应，这些男士也不认识录像中的妇女。那些能准确辨别妇女真正恼怒和愁苦心境的男士，其婚姻往往更为美满。相形之下，有些男士知觉到的敌意情绪比她们的实际情况更严重；他们在这些妇女的中性言谈中觉知到批评和拒绝，而其他男士却不这么认为。这些男士殴打老婆的可能性也更高（Schweinle et al.，2002）。从陌生女性那里觉知到并不存在的敌意，这一敏感的倾向与虐待妻子的行为有相关。

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训练和实践人们可以提高自己理解伴侣的能力。在一项研究中，参与者参加了为期10小时的同理心训练课程，在6个月后他们就能更准确地理解伴侣的想法和情感。他们的伴侣对彼此的亲密关系也更为满意（Long et al.，1999）。

危险的知觉

亲密伴侣彼此的了解当然比一般熟人的了解更准确，但如果伴侣的情感和行为令人困扰和不安，他们就不愿意去了解对方。准确知觉如果令人忧虑，可能实际上促使他们故意歪曲知觉，以避免对亲密关系产生怀疑（Ickes & Simpson，2001）。这是好事一桩，因为如果伴侣能明确无误地觉知到对方消极、危险的情感，亲密关系就会受损（Simpson et al.，2003）。设想如下情境：你和恋人要观看并讨论几张十分有魅力的人的照片，你的恋人后来或许会遇见他们。然后，在观看刚才讨论照片的录像同时，你试图去确切了解恋人在检视这些美女的照片（或者女友检视帅哥的照片）时的真实想法，这些美女帅哥可能就是你的情敌。这时你的知觉会有多敏锐呢？你真的想知道恋人认为某张相片特别迷人，而的确盼望和那人见面吗？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你肯定不想知道恋人真实的想法。这些相片越是吸引人（因而越有潜在的危险），恋爱关系越是亲密，在这种情境下，你对恋人思想和情感的感知就越不准确（Simpson et al.，1995）。伴侣对面容丑陋相片的反应，大多数人都能比较准确地了解，但伴侣对长相迷人相片的反应，大多数人则会莫名其妙地显得相对愚钝。对自己不愿听闻的消息人们是不会关注的。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以这种方式来管理好危险的知觉。痴迷型依恋的人在伴侣检视迷人的照片时，他们对伴侣的判断实际上却更加准确（Simpson et al.，1999）。然而，准确的知觉却让他们不得安宁，因而他们对自己亲密关系的准确评价并没有多大好处。痴迷型的人就如飞蛾扑火：他们在这些情境下特别擅长于凭直觉来评判伴侣的感受，可惜在这里准确的知觉只能令人不安，得不偿失。这种知觉的敏感性或许是痴迷型的人长期对亲密关系感到焦虑的原因之一。在面对令人痛苦的信息时，疏远型 [6] 的人则表现良好，因为他们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对此视而不见（Edelstein& Gillath，2008）。这能保护他们的感情，但也使得他们对真实情况的了解相当迟钝（Fraley & Brumbaugh，2007）。

知觉者的影响

最后，我们应该记住，人们对他人的觉知并非消极被动的过程。在亲密关系中，伴侣仍持续不断地进行交往，根据自己的期望来行动，并根据自己构建的知觉做出相应的回应。如果他们认为伴侣不是自己所期望的那种人，他们会鼓励伴侣做出某些行为，避免另一些行为，从而改变伴侣。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人们有时就像雕塑家，试图把现实中的伴侣塑造成心中理想的形象（Rusbult et al.，2009）。如果伴侣萎靡不振，我们会努力给他加油鼓劲。而如果伴侣狂妄自大，我们则会努力让他脚踏实地（De La Ronde & Swann，1998）。因为亲密伴侣会持续不断地改变和塑造彼此的行为举止，当我们将伴侣引导成为我们所希望的人时，起初不准确的认知会变得越来越正确。

小结

这么多影响因素都在起作用，使得我们对伴侣的认知既可能变成毫无根据的凭空幻想，又有可能成为丝毫不差的正确评判。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我们当然能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伴侣，但人们对伴侣认知的动机和关注程度瞬息万变，而有些人可能比一般人更容易让人了解。有些人的知觉判断还比普通人更敏锐。此外，即使你非常了解自己的伴侣，有些场合故作糊涂反而更有益，能够使你避免不必要的怀疑和苦恼。伴侣之间还会彼此影响，故而知觉随着时间的流逝既可能变得更准确，也可能更不准确。总的来说，我们通常不如自己所认为的那样能很好地了解自己的伴侣。

我们得出的重要结论就是：人们对伴侣的认知显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不管是对是错，我们对爱人和好友做出的评判，既可能促进也可能损害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满足。有些人总能看到亲密关系光明的一面，将伴侣往好处想，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期待得到善意和慷慨的回应——这就是他们所得到的。然而另一些人却怀疑自己的伴侣，预期着最糟糕的情况——因而使得亲密关系更可能失败。

请你思考

马修期望能遇见盖丽，因为认识盖丽的人都说她友好、外向又阳光，是个好女孩。但在他们相遇的那天，不巧盖丽因为治病而出现了过敏反应，过敏药物使得皮肤瘙痒，也令人疲乏，这让盖丽感觉很不舒服，总之盖丽这天心情糟透了。因而，当马修向她问好并做自我介绍时，情况进展得并不顺利。短暂接触后马修就走开了，认为盖丽实际上非常冷漠、孤僻。

盖丽康复后，又恢复到正常的精神状态。在再次遇见马修时热情地向他打招呼，却奇怪地发现马修好像不太热情、非常谨慎。你认为马修和盖丽的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1] 1毫秒等于千分之一秒，所以，1秒的时间内如果过去了39毫秒，就还剩下1秒的96.1%的时间。

[2] 并非刻意欺骗，而是自然反应。

[3] 当然自我观念可以改变，改变的难易取决于持有者对其认识的确定性（Chang-Schneider & Swann，2010）。好的一面是，如果你怀疑自己是个傻瓜但并不很确定，来自敬慕你的爱人的正面反馈可以非常快速改变你的自我形象，并会让你相信伴侣所说的（Stinson et al.，2010）。坏的一面是，如果你十分确定自己一无是处，则和非常了解你并确证你负面自我概念的那些人（即那些同意你是一无是处的人）在一起更舒心。

[4] 男人仅为了交通的便捷绝不会花费44万美元购买保时捷卡雷拉轿车，这种轿车只有两个座位，车身狭小，耗油量大。

[5] 必须注意此处和后面章节对自我监控能力高低的区分，具体是指自我监控能力最高的人（即得分最高的那25%）和自我监控能力最低的人（即得分最低的那25%）。这样做的目的是尽可能简单明了地研究人格特质可能存在的个体差异。但你应该知道，有半数人的得分是在平均分附近上下波动的，他们的表现介于这里给出的例子中间。

[6] 你还能认识“痴迷”和“疏远”这些术语吗？如果不记得，你翻到第1章16~17页复习。

第5章 沟通

设想你和爱侣单独坐在舒适的房间里，讨论上次你们发生分歧的话题。你们的谈话非常有结构性，因为在你和伴侣说话之前，都会记录自己下一句话的快速评价。通过按压标有“非常消极、有点消极、中性、有点积极及非常积极”的五个按键，你能评价你说的话可能产生的影响。在你说完之后，你的伴侣会用同样的方法快速评定他/她对你发出的信息的知觉，然后再回答你。就这样你们轮流地一方说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反过来聆听伴侣的谈话，整个谈话过程得以持续进行。这种研究程序就是谈话桌（talk table）技术，研究者可以记录你内心的想法和公开的行为。这一技术引人注目之处是，如果你对自己的亲密关系不满意，谈话中你或许不会故意惹恼或鄙视你的伴侣，但无论如何你都很有可能引起这样的结果。在谈话的内容上，痛苦不满的夫妻与幸福美满的夫妻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同，但夫妻相互不满时表达出的信息——即他们的伴侣认为自己听到的内容——却更加有批评指责和不尊重对方的意味（Gottman et al.，1976）。这一点有着深远的影响，因为在谈话桌边一个下午的谈话能预测伴侣双方在一起的幸福程度；不管起初伴侣双方彼此多么满意，沟通时产生沮丧结果的伴侣在结婚五年后都不怎么幸福（Markman，1981）。

图5.1　人际沟通的简单模型

在传递者想表达的信息和接受者认为自己获知的内容之间通常存在差别，即人际隔阂。

资料来源： Gottman et al.，1976.

沟通在亲密关系中极其重要，也比我们通常所认识到的要复杂得多。先来考察一下图5.1所示的简单沟通模型。沟通的起点是传递者的意图，即传递者希望表达的信息。问题在于传递者的意图是秘密的，只有传递者本人才知道。这些信息要传达给接受者，就必须编码成公开的、可观察到的言语或者非言语信息。信息传递者的心情、社交技能和周围环境的噪音干扰等许多因素都会影响这一过程。然后，接受者必须对传递者的行动进行解码，这里同样可能会发生干扰（Albright et al.，2004）。最终对接受者产生的影响，同样是私密性质的，只有接受者本人清楚。

问题的关键是，从信息传递者的意图到信息对接受者产生的影响，这中间会涉及多个环节，其中就有可能产生错误或误解（Puccinelli，2010）。我们常常认定自己发出的信息会产生我们所期望的作用，但我们却很少真正能确知它的效果。我们常常认识不到（Keysar & Henly，2002），传递者的意图和对接受者产生的影响并不相同，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人际隔阂（interpersonal gap）。事实上，人际隔阂更可能出现在亲密关系之中，而非陌生人之间（Savitsky et al.，2011）。我们不会想到伴侣也会误解自己，故而不像与陌生人相处那样努力检查彼此是否达成共识。

人际隔阂令人沮丧，不仅与亲密关系中的不满有关，而且会妨碍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的建立。假设有位害羞的大学男生找到了机会，向某位女同学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意。课后闲聊时，他进行了一次胆怯而天真的试探——“这个周末你有什么安排？”——心里认为自己的示爱意图显而易见，希望得到对方热情的回应。很不幸，他可能认为自己的求爱目的对于心上人是再明显不过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Cameron & Vorauer，2008）。如果她没有注意到他对约会的暗示，做出了无动于衷、含糊其辞的反应，他或许认为自己清楚的表白和邀请（女生实际上并未接受到）遭到了对方明确的拒绝。心灵就会受到伤害，从此和该女生保持距离，而她或许永远不知道究竟发生过什么。

这种事情在实际生活中的确会发生（Vorauer et al.，2003）。不过希望这类情形不会出现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学习本章的知识，帮助你消除人际隔阂。我们先来考察人际沟通中人们的非言语行为，然后探究人们的言语沟通。伴随着言语沟通进行的还有很多非言语动作，它们也承载着许多信息，无论你是否有意做出这些动作。

非言语沟通

设想你要参加一项研究，要戴着一顶受人敬重或令人讨厌的帽子在街上走来走去，购物、进餐或应聘。但你事先并不知道自己戴的是哪种帽子。那么通过观察他人对你的态度反应，你能推断出自己戴的是哪种帽子吗？或许可以（Hebl et al.，2002）。如果你戴着令人讨厌的帽子，女服务员或许不会像往日那般热情而愉快地招待你。商场上擦身而过的人会瞥你一眼，目光中满是鄙夷唾弃之色。即使没有人提及你的帽子，他们的行为足以明确无误地表明他们不喜欢见到你。实际上，因为你对别人的反应方式充满好奇和警觉，他们的情绪表现就再明白不过了。

在这种情境下，你可能注意到非言语行为所传达的大量信息，除了口头表达的话语和句法外，它几乎囊括了人们在人际交往中的所有行为。的确，非言语行为在我们的日常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表5.1列出了非言语行为的五种功能，我们特别关注其中三种功能。

首先，非言语行为具有提供信息（providing information）的作用，提示着人们的情绪状态和所说话语的真实意图。比如你在和人调侃时，你的面部表情和说话的音调、节奏是对方判断你是否具有敌意的唯一线索。这一功能非常重要，所以在网络线上交流时我们会用到模仿人们面部表情的情感符号（emoticon），从而表达自己真实的意图。

非言语行为在调控交往（regulating interaction）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非言语行为表露出的兴趣，常常一开始就决定了人们的沟通能否进行下去，之后人们还能根据微妙的非言语线索你来我往地进行谈话，从而整个沟通过程得以流畅而优雅地持续下去。

表5.1　非言语行为在人际关系中所起的功能

资料来源：Patterson，2011.

最后，非言语行为还能表达亲密、传递权力和地位的信号，从而能限定关系（define the relationship）的性质。关系亲密的人彼此之间与一般熟人之间的非言语行为并不一样，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地位高的人与下属的行为也不一样。即使双方一言未发，旁观的人也能分辨出谁喜欢谁，谁是老板。

这些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答案涉及非言语沟通的各种不同成分，我们接下来一一考察。

非言语沟通的组成

非言语沟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它传递信息的渠道非常多，我们来看看以下六个方面。

面部表情

面部表情表明了人们的情绪和情感状态，不管你到了哪里都能辨认出他人表情的含义（Matsumoto et al.，2009）。比如你在国外，不懂当地的语言，却能够看出别人是否高兴：如果高兴，他们脸颊上的肌肉会把嘴角往上牵动，眼皮也会皱起来。显然这种动作就是微笑，而快乐和其他几种情绪（哀伤、恐惧、愤怒、厌恶和惊奇）一样会引起独特的面部表情，每种面部表情所传达的情绪在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其他情绪（如尴尬）所涉及的面部系列动作和表情也是明白无误的（Keltner & Shiota，2003）。事实上，面部表情的这种普遍性表明它们是人类生而具有的天赋。人们在高兴时不用去学习微笑——他们生下来就会微笑。天生就失明的人也和我们有一样的面部表情（Matsumoto & Willingham，2009）。

面部表情蕴含的信息通常较为可信。你在自己Facebook个人主页上的照片是否有灿烂的笑容，还是显得像个牢骚满腹的愤青？大学生在第一学年展示的笑容越灿烂，四年之后毕业时他们对自己的社会生活和学业生涯就越满意（Seder & Oishi，2010）。大学生在大学年鉴里的笑容越阳光，他们毕业之后越不可能离婚（Hertenstein et al.，2009）。更令人惊叹的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选手1952年在团队照片里显示的笑容越饱满和真实，他们的寿命就越长（Abel & Kruger，2010）！快乐的表情显然与人生的成功有关，某方面来说，可以根据你遇到的每一个人来预测你的未来。辨别我们自己所处文化群体里个体的面部表情，比辨别世界其他文化里个体的表情好不了多少（Elfenbein & Ambady，2003）。不过，根据他人的面孔表情准确识别其情绪几乎是自动化的过程：美国大学生能在四分之三秒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辨认出高兴、哀伤、厌恶和惊奇等表情（Tracy & Robins，2008）。

这里呈现的是四种基本的表情：哀伤、高兴、恐惧和惊奇。你以前从未见过这个女子，但你能识别每张图片描述的情绪吗？我打赌你肯定能。c Paul Ekman

所以面部表情含义的普遍性使其包含非常丰富的信息——当然是在它们真实表现的情况下。遗憾的是，面部表情在非言语沟通中如此惹人注目，人们有时会刻意控制以掩饰自己真实的情感。有时，这样做是因为要遵守表现规则（display rules），即在特定情境下为适合文化规范而展示面部表情（Zaalberg et al.，2004）。我们至少可以采用四种方法来调节情绪的表达，以遵循这些表现规则。首先，我们可以增强表情，刻意夸大它们，好像我们体验到比实际感受更强烈的情感。如果打开礼物时你并不是很喜悦，但如果馈赠者在场，你会表现得非常高兴。其次，有时我们还会减弱表情，试图使情感显得没有实际上的那般强烈。因为我们的文化要求“男儿有泪不轻弹”，男人应该显得很坚毅，不太容易被悲剧电影打动。第三，我们会中和自己的表情，把所有感情掩盖起来。扑克牌高手就是这样喜怒不形于色，谁也猜不透他手里的牌。最后，我们可以伪装自己真实的情感，代之以完全不同的外显情绪。当另一名选手赢得了选美比赛冠军，走在最前面的亚军仍显得十分兴奋，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她在掩饰自己真实的情感。

不过，即使人们试图控制自己的表情，仍然会泄露真实的情绪。首先，伪装的表情往往和真实的表情有着细微的差别。比如要假装开心微笑，很容易往上拉动嘴角，但真假微笑在时间进程和细微动作上仍有微妙的差别；因而在细心的观察者眼里，真实微笑和伪装微笑的区别洞若观火（Ambadar et al.，2009）。其次，尽管我们努力控制，但真实情绪的自然闪现，即微表情（microexpressions）在短暂的失控后显露无遗。即使你想有意识地努力控制自己的表情，如果你突然看到一张断肢照片也会惊慌失措地流露出害怕的表情（Porter & ten Brinke，2008）！

注视行为

显然，面部表情能提供伴侣情感方面有价值的信息。不过个体观看行为的指向和时长即注视（gazing）也很重要（Wirth　et al，2010）。比如，仅仅看着别人就表达出自己对其有兴趣，而表情友好的人如果能吸引我们的视线并继续看着我们，则比看我们一眼后马上转移视线显得更讨人喜欢和有吸引力（Mason et al.，2005）。如果在单身酒吧发现有人盯着你瞧，而你不想和他/她交谈，那么就应该看向别处，而不是与之对视。

根据注视行为还能确定沟通双方的关系属于哪一种类型。恋人比朋友会更多地相互注视，而朋友比一般熟人也会更多地相互注视（Kleinke，1986）。而且，如果陌生人在交往时更多地注视彼此的眼睛，比在一起时眼睛张望别处更加喜欢彼此（Kellerman et al.，1989）。沟通双方更多的注视行为，不仅能表露单纯的兴趣，而且能传递关爱之情。

注视还能传递社会地位的信息。在日常交往中，人们在交谈中倾听的时候更多地看对方（平均有60%的时间注视讲话者），讲话时更少地看对方（约40%的时间看向倾听者）。然而，有权力、地位高的人的表现却不一样——与一般人相比，他们讲话时看对方更多，而倾听时看对方更少（Koch et al.，2010）。研究者通过比较“注视-讲话”（讲话者注视对方的时间）和“注视-倾听” （倾听者注视对方的时间）即视觉支配性比率（visual dominance ration，VDR）来总结这一模式。位高权重者的注视模式刚好把普通人的40/60比率掉了过来，成为60/40的VDR（Ellyson et al.，1992）。居于支配地位的人在交往中会坚持，“我跟你说话时要看着我！”，但通常不会反过来也给予对方同样多的视觉注意。

身体动作

目前我们只谈到了颈部以上的非言语沟通，不过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有沟通作用。我们进行言语沟通时常伴有身体动作，并得到其支持，从而使我们更容易传递信息——试试不用双手比划，描述一下你所捕之鱼的大小（Holler et al.，2009）——不过身体动作有时能完全代替口语，只要身体姿势的含义大家都能理解。（且不论其含义是好是坏，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把中指竖起来。这个手势指向的人肯定知道它的意思。）姿势的含义与面部表情不同，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可能差别很大（Pease & Pease，2006）。例如用食指接触拇指，而其他手指伸直的手势在美国表示“行”或“好”。然而在法国则表示“零”，在日本表示“钱”，在中东则是猥亵的侮辱（就像美国人竖起中指一样）。面部表情的含义无需解释，但手势语却并非如此。

身体的姿势或动作传达的信息虽不太明确，却仍很有用（Hugill et al.，2010）。例如观看短暂的（10秒）无声教学录像，观察者就能预测大学生对教授教学的评价结果（Ambady & Rosenthal，1993）。更引人注目的是，根据身体的姿势和动作还能（比几率水平）更好地判断陌生人的性取向（见专栏5.1）。陌生人只要观察30秒就能相当准确地判断出我们的人格特质（Yeagley et al.，2007）。身体语言能有效传递信息的原因之一是它比面部表情更难以控制；它更具“泄露性”，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企图加以掩饰，它仍可能暴露我们真实的感受（Babad et al.，1989）。美国海关的检查员就是利用旅客不安或焦虑的身体信号，而不是面部表情，来检查其箱包是否携带走私物品（Kraut & Poe，1980）。

身体姿势还能显示人的地位高低。地位高的人常表现出开放的、不对称的姿势，身体的左右两侧摆出不同的姿势（Carney et al.，2010）。他们占据的空间更大。相形之下，地位低的人常表现出封闭、对称的姿势，相对狭小。如果强势的老板和下属面对面地坐在一起谈话，只要观察一下你一般就能分出他们的身份（Bente et al.，2010）。

身体接触

与他人的身体接触也有着丰富的含义。在很多文化中，人们首次相遇会彼此握手。众所周知，对方与你握手的力量、气势、时间和部位都传递着重要的信息。握手行为和一些人格特质有关；握手时满握、有力和持续时间长的人与软弱无力的握手者相比，往往更加外向和开放，神经质较低。握手有力的女性往往更随和（Chaplin et al.，2000）。

所以，从人们相遇那刻起身体接触就可能传递着信息。之后，不同的身体接触传递着截然不同的含义。喜爱（会使你轻触对方的手臂）和同情（会使你会轻拍对方）等支持式的积极情感引起的身体接触，和表达厌恶（推开对方）或者愤怒（击打对方）的身体接触迥然不同。身体接触显露的情绪往往非常明确，触碰动作的接受方和旁观的观察者都能分辨出当前的情感状态（Hertenstein et al.，2009）。

当两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时，彼此身体的接触也往往会增多（Emmers & Dindia，1995），这是好事。充满爱意的身体接触实际上有益于我们的健康：经常与伴侣接吻能降低你的胆固醇（Floyd et al.，2009），一周进行3次30分钟的头部和颈部按摩可以降低你的血压和应激荷尔蒙的分泌（Holt-Lunstad et al.，2008）。身体接触显然能传递亲密和关爱，同时具有保健功效。

人际距离

使得身体接触如此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人们必须离得很近才能发生身体接触。这表明交往双方一般要位于人际距离（隔开两人身体的实际空间）的范围之内，也即私人交往中保持的空间。人际距离的亲密区（intimate zone）从我们的前胸向外延伸至46厘米处（Hall，1966）。（见图5.2。）如果两人面对面如此接近地站立着，他们之间的关系只有两种可能，非常亲密或十分仇视。人际交往更多是在较远的距离进行的，人际区（personal zone）距离我们身体46厘米到1.2米之间。在人际区，朋友之间可能在较近的距离内交往，而一般的熟人则离得较远，所以根据人们交往时的距离可以确定他们之间关系如何。再远一些就是约1.2米到3.7米的事务区（social zone），在这一人际距离里的交往更倾向于事务化。如果你面向面试官或者教授隔桌而坐，你就处在事务区，这样的距离是合适的。但如果相隔1.5米与好友私下交谈就显得很怪异。超过3.7米就是公共区（public zone）了，这种距离的交往往往非常正式，主要适用于结构式的交往，如课堂上师生的互动。

这里给出的人际距离数据是北美人际交往的模式，上述人际距离通常比世界其他地区要大一些（Pease & Pease，2006）。法国、拉丁美洲和阿拉伯地区偏好较小的距离。个体的性别和地位也会影响到人际距离的大小（Holland et al.，2004）。男性往往比女性保持的人际距离稍大，人们与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保持的距离，通常比与权力和声望较低的人所保持的距离更远。无论人的偏好怎样，人际距离都是测定人际交往亲密程度的巧妙手段，甚至能用来间接衡量人际关系的质量：不幸福的配偶比满意的配偶保持的人际距离更大（Crane et al.，1987）。

副语言

图5.2　人际距离区域图

不同类型的社会交往对应着四种不同的空间区域。

非言语沟通最后的组成部分不像其他部分那样寂静无声。副语言（paralanguage）指除了言语过程中的词语之外，个体发出的各种声音特征，如节奏、音调、音量和速度，比如说话时气喘、嗓子沙哑或者尖溜、哧哧笑、整句话带鼻音、某个字音拉得很长、结结巴巴说话不连贯等等。此外，诸如喊、叫、哭、笑、叹气、咳嗽、沉默等也可以视为副语言现象。故而，副语言与人们说话的内容无涉，而与说话的方式有关。副语言的典型例子是我们发出的声音（根本不需要使用词语）特征，足以告诉他人我们心中的感受。如果你想仅以短暂的声音向人表示你受到惊吓、愤怒或悲伤，你能做到吗？宽慰、愉悦或敬畏又该如何表示？研究参与者的确能不使用任何词语就能有效地向倾听者表达诸如此类的情绪（Simon-Thomas et al.，2009）。

结合面部表情和副语言，细心的观察者往往能洞悉我们的感受与意图。

根据副语言还可以确定人际关系的性质，因为情人之间和朋友之间彼此谈话的节奏并不一样。情人之间延迟应答的时间更长，谈话间经常有沉默，总体上说得更少（Guerrero，1997）。即使面对陌生人，人们面对俊美的人和容貌平庸的人说话方式也不一样；男女两性在给俊美而非平庸的异性留下声音短信时都会使用更低频的声音，而且这样做他们感觉更愉悦（Hughes et al.，2010）。副语言是否有助于判断恋爱关系的开始？

某些嗓音往往很诱人，有着魅力嗓音的人往往也有着吸引人的面孔和身材（Saxton et al.，2009）。与一般人相比，他们与人发生性关系时的年龄更小，次数也更多（Hughes et al.，2004）。更令人咂舌的是，如果你倾听女性在月经周期不同时间录制的磁带，内容只是从1数到10，你会发现女性在排卵前几天的声音听起来更吸引人（Pipitone & Gallup，2008）。这可能是因为女性荷尔蒙的变化对其咽喉声带造成的影响，如果服用避孕药就没有这种效应，这就是非言语渠道巧妙传递重要人际信息的极佳示例。

各部分的结合

我们已经介绍了非言语沟通的各个部分，它们看起来好像是各自独立、分离的信息源。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的确是这样：每个部分对人际交往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影响（Rashotte，2002）。不过，它们通常会彼此强化，共同作用以传递个体连贯一致的情感和意图。如果你面对面地和人交流，非言语的所有部分都在起作用，把所有这些信息结合起来你就能知道人们行为的真正意图。比如我们讽刺别人时，往往会指桑骂槐：真实的意图并不会表现在我们的话语中，而是表现在动作和副语言上。大部分时间，非言语行为和话语传递着相同的信息，这种情况下我们对人的喜好会增加。但如果人们的话语和动作之间存在不一致，言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往往表现在非言语沟通当中，而不是言语沟通中（Vrij，2006）。

如果交谈的双方采取了类似的姿势和风格、表现出类似的表情、使用类似的副语言，就出现了无意识的行为模仿（mimicry），这可能涉及非言语的所有部分。如果人们的交往轻松愉快，往往会自动地使他们的非言语行为保持同步，根本无需思考；如果一方用手抓了下自己的鼻子，另一方也很可能会这么做。一旦出现这种情形，交谈往往非常流畅顺利，更重要的是交谈双方更倾向于喜欢彼此，即使他们并没有注意到相互之间的模仿（Chartrand & van Baaren，2009）。的确，如果他人具有和我们相似的非言语行为似乎有奖赏意义。一个实验演示了这一效应，研究者通过机械设备记录了参与者握手的物理特征；然后参与者要和其他“人”握手，当然有时会用机械手代替人的手。有些参与者是与模拟自己握手姿势的机械手握手，而不是与陌生人真实握手。结果发现人们喜欢自己的握手甚于其他人的握手（Bailenson& Yee，2007）。另一项研究中，参与者要观看IVE [1] 场景中虚拟人物的说服性的辩论，其非言语动作要么采用录下来的某个真人的动作，要么单纯模仿参与者4秒钟之后的动作。参与者并没有意识到模仿，但如果虚拟人物重复参与者的动作，则比表现另一人的真实动作得到参与者更积极的评价，参与者也更易被它的辩论所说服（Bailenson & Yee，2005）。（这是高科技的广告宣传的未来吗？）如果发生了非言语的模仿，显然我们会感到高兴而舒心，而与一点也不模仿我们的人互动则会非常紧张（Kouzakova et al.，2010）。

非言语行为的这些不同方面也能让我们对交往的亲密程度进行精细调整，从而确定令人舒适自在的亲近水平（Patterson，2011）。设想你与一位熟人同坐在一张双人沙发上，这时你们的谈话发生了重大转折，此人开始谈到亲密的私人问题。如果这种发展令你不自在（或许你不想听到这么多），你可以通过非言语的“退避”来调整交往亲密程度。你可以转向一边、往后靠使两人之间保持更大的人际间距。你可以转移注视的目光。你也可以借助不太活跃的副语言和不太愉悦的面部表情来表明你的不舒适，所有这些都用不着说一句话（Andersen et al.，2006）。非言语沟通在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社会生活中既实用又巧妙的技能。

非言语的敏感性

根据以上种种，你可能会预期配偶们在娴熟运用非言语沟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你的看法是对的。伴侣们运用非言语沟通的敏感性和准确度能预测他们亲密关系的幸福程度。非言语沟通不良的夫妻往往对婚姻不太满意。而且如果出现这类问题，一般都是丈夫的过错（Noller，2006）。

什么？研究者是如何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如果非言语交流失败了，可能是编码或解码出错（Puccinelli，2010）：信息的传递者可能发出了让人难以解读的混淆信息（即编码不良），或者接受者没能正确解释人人易懂的信息（即解码不良）。女性往往在这两方面都有优势，因为如果不存在欺骗，女性一般比男性更像个娴熟的编码高手、精明的解码高手（Brody & Hall，2010）。（两性在觉察欺骗的能力上却没有差异，在第10章会详述。）因而，“女人的直觉”这一传统的刻板印象实际上是有事实根据的；女性比男性会更细心地运用微妙却真实的非言语线索来辨明实际情况。难道女性拥有更好的非言语沟通的技能，抑或她们只是更加努力罢了？问得好，我们稍后回答这个问题。

研究者请夫妻一方发出特定的非言语信息，由另一方来解码，从而评价夫妻双方编码和解码的质量。这些信息都是有着多种含义的陈述，具体意思取决于非言语的编码方式。比如短句“我冷，你呢？”可以是充满温情的邀请（“过来拥抱我，你这个小可爱”），也可以是蔑视的抱怨（“把暖气打开，你这个小气鬼！”）。在非言语敏感性的研究中，分派配偶一方表达某种意思，并录下他/她传递信息的非言语动作。然后让中立的陌生人观看录像，如果他们弄不明白配偶一方表达的内容，那么该配偶的编码就认定为有缺陷。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能解读信息，而配偶另一方不能，则该配偶的解码能力不言而喻。

诺勒（Noller，1980）首先对这类问题进行了精巧的研究，发现与婚姻幸福的丈夫相比，不幸福的丈夫传递了更多混淆的信息，也发生了更多的解码错误。在妻子们中间却没有这种差别，所以诺勒在痛苦的婚姻中观察到的沟通不良现象似乎都是丈夫的过错。处在婚姻困境中的丈夫，竟然会误解妻子传递出的连陌生人都能清晰解读的信息。更糟糕的是，他们对自己的错误竟然一无所知，还认为自己在和妻子的沟通中做得很到位，自信地以为夫妻之间彼此是相互理解的（Noller & Venardos，1986）。男性在沟通方面做得很差却不自知，这似乎就是他们难辞其咎的原因。

另一方面，公平地说，婚姻中非言语方面的沟通不良（miscommunication）并不全部是丈夫的过错。诺勒（Noller，1981）在另一项研究中比较了配偶在解读伴侣和解读陌生人信息方面的情况。结果发现，在不幸福的婚姻中，夫妻双方都能更好地理解陌生人，却不能很好地理解彼此。显然苦闷的夫妻尽管有能力和其他人进行非言语交流，但彼此之间却存在沟通不良。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既然你已经对人际关系科学有所了解，你可能已经认识到非言语的沟通不良和亲密关系不满意之间的相关存在多种可能的解释。一方面，伴侣的非言语沟通技能可能决定他们关系的满意程度；技能差会导致关系差，而技能好则会提升愉快的伴侣关系。另一方面，伴侣的关系满意度可能决定他们在沟通中努力的程度；关系差会引起沟通不良，而关系好则会促进良性沟通。

实际上，上面两种主张都是正确的。配偶非言语信息的不敏感使伴侣一方的奖赏价值更低，否则他/她的奖赏价值会变得更高（Koerner & Fitzpatrick，2002）。而不管何种原因，只要伴侣变得不满意，他们就倾向于不理会彼此，这使得他们的沟通更显笨拙（Noller，2006）。就是这样，非言语的敏感性不足和关系的不满意形成了恶性循环，每一方都加剧了另一方。

无论如何，人们的沟通问题都可能因缺乏技能或沟通中表现太差引起，这种区分很重要。有些人只是不太有非言语沟通的才能，他们的缺陷令人恼火（还有些令人恐惧）。比如殴打妻子的男人较温和的男人更难理解妻子的感受（Marshall & Holtzworth-Munroe，2010）。虐待孩子的母亲难以识别婴儿痛苦的信号，甚至婴儿受惊或不悦时也懵懂不知（Kropp & Haynes，1987）。于是，技能缺陷可能造成了人们的盲点，使他们不太可能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伤害有多深。

那么，为什么女性在非言语沟通上的表现比男性更好？技能和动机似乎都有其作用：平均而言，女性拥有更好的非言语才能，也更致力于沟通任务（Ciarrochi et al.，2005）。如果激励男性更密切地注意和正确地判断别人，他们的成绩会改善，但还是不如女性做得好（Hall & Mast，2008），看来女性天生就比男性能更快速、更准确地判断他人的情感（Hampson et al.，2006）。考虑到非言语沟通不良的不利影响，男性的不良表现就是烦人之事。这里有个小点子：请看别人的眼睛。女性比男性花更多时间看别人的眼睛，这似乎是她们能更准确地解读他人表情的一个原因（Hall et al.，2010）。正如这个点子所示，培训和练习能促进个体的技能（Blanch-Hartigan et al.，2011）。令人欣慰的是，如果男女两性都仔细看、耐心听、用心思索，他们在非言语沟通上都能做得更好，并且我们通常能更娴熟地解读亲密伴侣的非言语线索，而不是熟人或陌生人的非言语线索（Zhang & Parmley，2011）。令人不安的是，如果伴侣一方对非言语行为漫不经心，就可能比那些更专注的配偶产生更多误解，幸福感和满意度都更低（Noller，2006）。

言语沟通

如果非言语沟通这么重要，我们说出的话语又如何呢？当然，它们可能更加重要（Greene & Burleson，2003）。言语交流是亲密关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一开始就与亲密关系发展密不可分（Derlega et al.，2008）。

自我表露

设想你要参加一个心理实验，你会遇见一位陌生人，你的任务是逐渐地向此人透露越来越多的关于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描述你与母亲之间的关系，曾经的尴尬时刻或者深深的遗憾。陌生人也这样做。45分钟后，你们彼此有了许多个人细节的了解。会发生什么结果？相比于同样的时间内你们只进行浅谈，你会更喜欢这个陌生人吗？在大多数情况下，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样的实验常常会让参与者产生直接的亲密感。即使他们只是听从研究者的指示，彼此敞开心扉，也比信息透露更少的两个人更喜欢对方（Slatcher，2010）。

向他人透露个人信息的过程就是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它是亲密程度的指标之一：如果两个人彼此之间不共同拥有一些相对秘密的私人信息，他们的关系就称不上亲密（Laurenceau et al.，2004）。

自我表露的发展过程

当然，在实际生活中，有意义的自我表露所需要的时间远不止45分钟。大多数人际关系是以肤浅的信息交流（即“浅谈”）为起点的，然后再逐渐地转到更有意义的披露。人际关系的这种运行方式就是社会渗透理论（social penetration theory）研究的主题。社会渗透理论认为人际关系通过人际沟通的系统性变化而得以发展（Altman & Taylor，1973）。初次相识的人或许只会随意地讨论一些不带个人色彩的话题：“你是哪儿的人？”“你的专业是什么？”不过如果这类肤浅的问题有奖赏价值，人们可能通过拓展沟通的范围来进一步接近，沟通范围的拓展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1.　沟通的广度：所讨论话题的多样性，

2.　沟通的深度：所讨论话题对于双方的个人意义。

根据这一理论，如果用图形来表示结交某个人的全部过程，人际关系刚建立时，自我表露可能是个又窄（讨论的只是少数几个不同的话题）又浅（透露的只是不带个人色彩的信息）的楔形（见图5.3）。然而随着人际关系的发展，这个楔形变得更宽（讨论更多的话题）更深（透露更多有着私人意义的话题）。

图5.3　奥尔特曼和泰勒的社会渗透楔形变化图

如果个体的信息存在多个层级，那么随着人际关系的发展，自我表露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会增加。

人际关系的发展大体上就是这样（Derlega et al.，2008）。此外，与熟人早期交往的自我表露通常会表现出明显的相互作用（reciprocity）。新伙伴们倾向于匹配彼此的开放程度，如果对方表露多自己也表露多，如果对方的自我表露减少自己也表露更少。人们透露自己信息的程度，则往往取决于不同的对象，在不同的人际关系间也有很大的变化（Dindia，2002）。这往往也是个渐进的过程，新伙伴们通常分阶段地转到更深层次的话题，而不是一步到位。一次说太多、太快是危险的；因为这样会突破别人的期望，常常会给人留下糟糕的印象（Buck & Plant，2011）。最好的策略通常是保持耐心，让可以感觉到的相互作用逐渐地增加你们交往的亲密感。

然而人际亲密过程模型（interpersonal process model of intimacy）认为只有满足某些条件，两人之间真正的亲密感才有可能建立（Reis & Shaver，1998）。当我们对他人敞开心扉，我们希望自己的表露能引起他人明显的兴趣、同情和尊重。也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人表现出应答性（responsiveness），以证明他们理解和关心我们。如果他们应答适当，就能建立互信，表露会加深，亲密感也会增加；反之如果他们看来漠不关心或心不在焉，我们就会向后退缩，表露就会减少。故而，两个人要变得亲近，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他们必须进行有意义的自我表露。开诚布公一般有益于人际关系（Brunell et al.，2010）。其次，他们必须对彼此的个人信息有兴趣和同理心，在异性恋的关系中如果男性能做到这一点尤其有价值（Mitchell et al.，2008）。最后一点很重要，双方必须都认识到另一方具有应答性。判断出自己的伴侣理解和关爱自己（即所谓的感知到的伴侣应答性），这是亲密关系发展过程的关键要素（Laurenceau et al.，2005）。如果我们认为伴侣不关爱、不理解、不尊重自己，就不会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们。

秘密和禁忌话题

即使人际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人们也可能保留一些只属于自己的秘密。社会渗透几乎达不到所有方面，也不应该这样，因为即便是情侣也希望保留一些自己的隐私，也有必要这样做（Petronio & Durham，2008）。长期来看，没有任何关系能够维持全部的开放和坦诚（Derlega et al.，2008），即使尝试这样做都是错误的：亲密的自我表露和选择性地保留一些秘密都能促成婚姻的美满（Finkenauer，Kubacka et al.，2009）。即使是在非常亲密的人际关系中，保留一些隐私还是可取的。（由此我想起《大都会》杂志的封面文章，它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有婚外恋，“你会告诉你的伴侣吗？”经过大量讨论后，得出的答案是“可能不会”。）

当然，要保守秘密并不总是那么轻松，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中。要成功地保守秘密往往需要努力（Uysal et al.，2010），也有一定的风险：如果人们得知自己的伴侣隐瞒了某些事情，关系会受损（Finkenauer, Kerkhof et al.，2009）。为什么还要不厌其烦地保守秘密？有几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人们有意地对他人保留信息，“人们一般是渴望保护自己，保护他们的亲密关系，或者保护其他人”（ Afifiet al.，2007，p.79）。真的非常明显：如果人们认为保守秘密弊多利少，他们常常过不了多久就会把秘密透露给其他人了（Caughlin et al.，2005）。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担心自己或者其他人会受到伤害，觉得没有必要透露事实真相，他们就会努力地永远隐瞒（Afifi et al.，2005）。

伴侣双方还有一些完全不想讨论的重要话题（Afifi，2010）。无论是明说还是暗示，伴侣们都会有意避开禁忌话题（taboo topics），在伴侣看来，敏感的问题会危及亲密关系的质量。令人奇怪的是，最常见的禁忌话题是亲密关系本身的状态；在一项调查中，68%的应答者承认，最好不要提及他们爱情关系的现状及未来（Baxter& Wilmot，1985）。其他常见禁忌包括与其他伴侣的关系状况，31%的受访者避开了此问题，25%的人避开了过去的亲密关系。受访者通常还会避谈过去的性经历（Anderson et al.，2010）。人们经常对自己恋爱关系的未来非常感兴趣，也迫切想知道伴侣的期望和意图，但他们不会明问。相反，他们会对恋人的承诺和投入程度进行秘密测试（Baxter & Wilmot，1984）。他们会仔细观察恋人对有吸引力的异性反应怎样（即“三角测试”）；他们煞费苦心地制造困难让恋人来克服，以验证恋人对感情的忠贞（即“耐力测试”）；他们还会找到暂时分开的理由来考察恋人欢迎自己回来时的热忱（即“分离测试”）。这一切好像是自寻烦恼，他们只要直接询问伴侣就能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确常常请教伴侣的朋友——但是在很多伴侣之间，这些内容过于微妙不好公开谈论。的确，这样做往往给伴侣们带来切实的紧张（Loving et al.，2009）。总的说来，亲密关系中禁忌话题越多，伴侣间的满意度就越低，除非他们认为避开敏感话题能改善和保护他们的亲密关系（Dillow et al.，2009）。因为怯懦或能力不足而逃避讨论，会降低伴侣的满意度，但有礼貌地一起努力维持伴侣关系很少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自我表露和亲密关系的满足

归根结底，与沟通情境相符合的自我表露能在亲密关系中孕育喜爱和满意。比如恋人彼此的自我表露越多，他们就感到越幸福（Sprecher & Hendrick，2004）。的确，幸福的爱人就连谈话方式也与不太亲密的伴侣不同。他们可能有着双方都能明了的独特暗语和比喻用语，这样他们之间的沟通别人是听不懂的。他们会用到口头禅、特定的词汇或惯用语（idioms），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他们使用的惯用语越多，就越幸福美满（Dunleavy & Booth-Butterfield，2009）。这样的人际交往与众不同，在研究中倾听伴侣谈话的陌生人都能分辨出谈话人是好友还是只是熟人（Planalp & Benson，1992）。与一般伙伴的谈话相比，亲密伴侣之间的谈话显著特点是：清楚地了解对方，表现出更多的自我表露，令人更加放松。

自我表露与喜爱相关的原因很多（Collins & Miller，1994）。首先，我们倾向于向自己喜欢的人透露更多的个人信息。如果别人吸引了我们，我们往往会对他们更加开放。不过，我们也可能因为对他人进行了自我表露，从而倾向于喜欢他们。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对他人越开放，我们就越喜欢他们。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别人信任我们而对我们进行自我表露，具有奖赏意义。亲密表露多的人比那些对自己的信息保留的人更招人喜爱（Sprecher et al.，2011）。所以，得到和给予自我表露都让人感觉良好，并且这方面的言语沟通是构筑亲密关系必不可少的基础。你可以试着这样做45分钟，可能就会交到一个新朋友（Slatcher，2010）。

最终，自我表露不仅有益于我们的人际关系，而且有利于身心健康。与那些只是肤浅地闲聊的人相比，能触及人性的深入交谈和彼此敞开心扉的人更加健康（Sloan，2010），对生活也更为满意（Mehl et al.，2010）。有一种自我表露你绝对应该积极地勤加练习：告诉你爱的人你爱他。你诚实表达的钟爱、关心、温情和呵护对于想亲近你的人都是巨大的奖赏（Floyd & Pauley，2011），心中光有爱还不行，你还必须清楚明白地传达出来（Horan & Booth-Butterfield，2010）。本段真正的要点是：充满深情的沟通不仅能让你的伴侣得到肯定与愉悦；显然还对你有益。在实验室研究中，随机分配参与者写情书，向伴侣表达他们的爱意，结果发现他们应对压力的神经内分泌反应得到了改善（Floyd et al.，2007b），而且后续阶段胆固醇水平、心率和血压都下降了（Floyd et al.，2007a）。请说出你对伴侣的爱，这对你们双方都有益。 [2]

言语沟通中的性别差异

将男性和女性描绘成来自不同的星球、说着不同语言的不同物种，这类书大赚其钱。而我在本书始终反对这种简单的思维模式，因为两性相像的程度远大于差异程度。不过，男性和女性在相互交往时，他们的非言语沟通风格的性别差异会影响彼此的交往，在言语沟通中两性也存在一些差异。男性和女性并非说着不同的语言，只不过有时谈论的事情不一样罢了。

谈话主题

如果看一下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记录，你能否分辨出他们的性别？很有可能。女性之间的谈话比男性更可能讨论她们亲密关系中的情感问题，以及生活中的其他私人问题。在女性的谈话和即时通讯中，经常出现的是情感和人物话题（Fox et al.，2007）。相形之下，男性倾向于谈论更客观、不带个人色彩的内容，比如物品和活动，聊些名人和政治人物而非朋友，找些乐子而非支持和忠告（McHugh & Hambaugh，2010）。因此，与女性之间的谈话不同，男性彼此倾向于不太亲密和不带私人色彩的话题（Reis，1998）。

不过，男性和女性彼此互动时，这些差异并不如你认为的那般明显。当年轻人在网上用文字与陌生人聊天时，如果研究者不告诉他们对方的性别，他们一般难以判断对方的性别。区分两性谈话的所谓标准远没有出现，所以通常并没有判断谈话对象性别的方法（Williams & Mendelsohn，2008）。男性和女性话语中的差异显然相当微小。 [3]

谈话风格

女性说话有时不如男性那般强硬，她们更为间接，表面上不太确定（Mulac，2006）。她们会使用模棱两可的话来缓和主张，询问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提要求，正如这个讽刺的例子一样：“女人是某种较男人更具试探性的动物，不是吗？”（Palomares，2009，p.539）。然而事实证明，只有在与男性谈论男性话题时她们才更具试探性。而且，当男性与女性谈论女性话题时他们比女性更具试探性。当男女两性在另一方的主场时言谈都不太强势，而男女彼此讨论中性话题时则不存在谈话风格差异（Palomares，2009）。不过，女性较少爆粗口（McHugh & Hambaugh，2010）。

陈腐的刻板印象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健谈，但事实并非如此。对大学生交往的便携式录音研究表明，女生平均一天要说16 215个单词，而男生则说15 559个单词。这种差异微不足道（Mehl et al.，2007）。更醒目的是，男性不如女性那样经常畅所欲言、抒发观点，但一旦男性开谈，就滔滔不绝，容不得别人打断（Leaper & Ayres，2007）。女性虽然说话较多，但很少做长篇独白式讲演。

所以男女两性的言谈并不存在巨大的整体差异，尽管某些刻板印象不这么认为。不过，人们在语用上存在有意义的个体差异，我们使用的词语蕴含的信息如此丰富，以至于陌生人无意中听到我们几分钟的谈话就能留下精确的印象（Holleran et al.，2009）。人格特质也表现在我们使用的词语中。比如，仔细分析了近700名博客使用者的文章后发现，高神经质的人比乐观的人更多地使用“可怕”、“糟糕”、“恐怖”和“烦人”这类词语。“喝酒”和“跳舞”表示性格外向，而“拜访”、“一起”、“拥抱”和其他这类友好的词则与宜人性有关（Yarkoni，2010）。 [4] 我们使用的词语的确向他人泄露了我们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快速约会上的两个人如果使用语言的方式一样，则彼此更可能相互吸引（Ireland et al.，2011）。

自我表露

至此我们还没有发现男女两性的言语沟通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这里有个差异很重要：在已确立的人际关系中，女性比男性表现出更多的自我表露，并且与她们在“开启者”量表（见专栏5.3）上的高分相一致，她们也能引导对方进行更多的自我表露（Dindia，2002）。的确，男性对女性伙伴进行的亲密自我表露一般多于对同性伙伴（如最要好的朋友）的表露——结果是有女人参与的人际交往通常比只有男性参与的交往更加亲密、更有意义（Reis，1998）。男性对女性较为开放，女性彼此之间也较为开放，但男性不怎么对其他男性进行自我表露。

这一切造成的重要后果是，男性常常依赖于从女性那里得到温情和亲密，反过来女性却较少依赖于男性（Wheeler et al.，1983）：女性可能与男女两性伙伴都有着亲密的、开放的和支持性的联系，而男性则可能只与女性共享最有意义的亲密情感。因而，男性一生中或许需要与女人交往来避免孤独，但在这方面女性通常并不需要男性。

工具性对表达性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自我表露上的两性差异是性认同差异，这种差异更多地与性别角色而不是生理性别有关。女性之所以能与信赖的伴侣进行亲密的言语沟通，是因为她们往往有更高的表达性， [5] 可以轻松自在地谈论自己的情感。具有高表达性的男性自然也能这样，正如双性化的男性就能像女性一样容易和两性都建立有意义、亲密的交往（Aubé et al.，1995）。所以有必要精确阐述一下上述观点，实际上只有传统的大男子主义的男性才会与最要好的朋友也只维持着表层肤浅的沟通，故而需要与女性建立亲密关系以避免孤独。大男子主义的男性也常把男性朋友拒之于千里之外（Shaffer et al.，1996），如果没有保持浪漫爱情关系的女性情侣，就往往会感到痛苦和孤独（Wheeler et al.，1983）。与此相反，双性化的男性（既自信果断又热情外向）能很轻松地向男性和女性进行自我表露，从而体验到与所有朋友交往的乐趣；结果他们不会感到孤独，与表达性低、传统型的男人相比，他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与女性交往（Reis，1986）。

有鉴于此，认为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说着不同的语言是很不妥的。当然会有很多男性比一般的女性更沉默寡言，但也有比大多数女性更开放、更多进行自我表露的男性。个体交往的亲密程度一般与他/她的表达性水平有关，而一旦你把这一因素考虑进来，沟通双方是男性还是女性就不再显得那么重要了。而且，表达性对于男性和女性都是一种能高低变化的特质，所以关注两性在沟通风格上表现出的个体差异，远比把所有男性归成一类，视为与女性截然不同的群体更有意义。

人们交谈时还在健谈和热情方面有所不同。有些人把思想和情感组织成文字的速度很快——不管心里想的是什么都能脱口而出，因而交谈得以活跃地、快速地进行——但另一些人用言语表达情感时则比较缓慢、深思熟虑、犹豫不决。且不论谈话的内容，心理专家把这些谈话风格的差异定义为交谈反应性（blirtatiousness） [6] 上的个体差异（Swann & Rentfrow，2001）。交谈反应性高的健谈女性和沉默寡言的男性在刚相遇的时候相处不错（Swann et al.，2006）——男方无需讲太多话语，因为女方一直在很快乐地说话——但如果他们想安顿下来在一起生活，这样的配对就存在危险（Swann et al.，2003）。出现冲突时，女方很可能会控制整个讨论的进行（她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详见第11章），这种模式违反了男人是一家之主的传统社会期望。但这种模式并不会给开明的、双性化的男人造成什么麻烦，但却打击了传统型的大男子，因为后者如果和果断、健谈的女人配成双的话，从长期来看他们往往会变得很不满意（Angulo & Swann，2007）。在讨论冲突时，丈夫比较沉默而妻子却很健谈，也会给旁观者留下糟糕的印象（Sellers et al.，2007），所以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显然影响到我们关于异性交往的一些想当然的看法。

的确，男性比女性更看重工具性的沟通技能，比如给出明确指示和命令的能力。女性比男性更看重表达性的沟通技能，比如表达关爱和情感的能力。不过，男性和女性都认为在亲密关系中，表达性技能比工具性技能更为重要（Burleson et al.，1996）。有时候，我们在漫画中看到男性和女性说着不同的语言，但两性都认为，伴侣要充分地表达出对自己的爱意、尊重和呵护，这一能力是亲密关系不可或缺的（Flolyd，2006）。

沟通障碍及其应对

在前文我们已经知道，伴侣彼此自我表露得越多，他们往往会越幸福美满（Sprecher & Hendrick，2004）。但我们说出心里话，努力与伴侣沟通，并不总会带来积极的结果。我们常常认识不到，在那些听我们唠叨的人的心里面产生了人际隔阂，这会导致他们的误解和困惑。在痛苦和不满的亲密关系中，沟通不良及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问题之一。不幸福伴侣之间的言语沟通一般只会延续他们的不满，使关系变得更糟糕。

沟通不良

的确，通过仔细比较幸福伴侣和不幸福伴侣的沟通行为，我们能获得有价值的深刻的见解：与他人交谈时应避免的沟通不良行为。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们对此研究了30多年，观察到几种重要的沟通模式。首先，不幸福的伴侣在表述意图上表现得很糟糕（Gottman，1994b）。如果他们抱怨某事，很少能准确到位；相反，他们倾向于数怨并诉（kitchen-sinking），即同时谈及几个问题（以至于谈到许多问题反而忘记了刚刚抱怨过的事情）。这通常使他们最为关注的事情掩埋在同时责难的许多沮丧事件之中。例如，如果因为伴侣迟还录像店的影碟被罚款而感到恼怒，他们可能会说，“不只是因为你粗心，都是你和你那帮狐朋狗友瞎玩，对家里的事情从来不上心”。因而，他们的谈话经常偏离主题（off-beam），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问题，以致谈话从来不能在一个问题上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我说的你从来不去做。你和你母亲一样顽固，你老是站在她那边。”在一长串关心的问题上扯来扯去，结果一个都不能解决好。

其次，不幸福的伴侣在彼此倾听方面也表现得很糟糕。他们很少有耐心仔细思索伴侣所说的话，反而仓促地得出结论（常常假设最糟糕的情形），并根据自己揣测的伴侣意图突然改变做法。其表现之一就是读心术（mindreading），即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无需询问就能理解伴侣的思想、情感和观点。所有的亲密伴侣都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读心”，但苦恼的伴侣却以挑剔和恶意的方式来“读心”；中性或积极的动机往往被他们解读为存心不良：“你这么说就是要惹我生气，是因为昨天的事向我报复”。不幸福的伴侣比幸福的伴侣更多地以消极方式打断（interrupt）对方的谈话。打断谈话并不都会引起人的反感，为了表示赞同或者要求解释而打断伴侣，沟通实际上仍能愉快而有效地进行。但如果打断谈话是为了表示反对意见或转换话题，就可能会显得不够尊重和欣赏伴侣（Daigen & Holmes，2000）。

苦恼的伴侣总是能在对方所说的任何事情上都找出纰漏或不可行性，这样他们的倾听能力很差。总是使用是的——不过（yes-butting）句式，它不断地传达出对伴侣观点的批评：“是的，我们可以试一试，不过这并不可行，因为……”不幸福的伴侣还会进行反向抱怨（cross-complaining），避开对方关注的问题，只用自己的抱怨来应对伴侣的抱怨，而不是对伴侣所说的话表示关注：

“我讨厌你把盘碟堆在洗涤池里不洗。”

“哼，我讨厌你把衣服随便扔在地板上。”

最后，不幸福的伴侣在交谈时常常表现出消极情感（Gottman & Levenson，1992）。他们常常对伴侣的抱怨报以讽刺挖苦，贬低和鄙视伴侣的人格。这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类有破坏性的交往通常以批评（criticism）开场，攻击伴侣的人格和品德，而不是针对引起抱怨的具体行为。比如不去讨论某个特定的令人懊恼的事件（“你把用过的湿毛巾丢在地板上让我很生气”），而是全面指责对方的性格缺陷，这样的批评只能使伴侣交往的矛盾更加激化（“你就是烂人一个！”）。不良沟通还包括经常以侮辱、嘲笑或者充满敌意的幽默等形式表现的蔑视（contempt）。伴侣对这类攻击通常的反应是防卫（defensiveness）；伴侣通常会寻找借口或者拒绝反向抱怨，激烈地发起反攻，以保护自己免受不合理攻击的伤害，而不会认为这种话糙理不糙的抱怨合情合理。接下来伴侣可能会出现拒绝回答问题或者拒绝合作的石墙（stonewalling），面对乱糟糟的情境退守到石头般冷漠的沉默中（Papp et al.，2009b）。人们或许会认为不再争辩会改善当前的情形，但伴侣没有反应更令人生气（Williams，2007）。石墙一般传达出的是“反对、冷冰冰的距离、沾沾自喜”，而不是对伴侣抱怨的适度认可和关注（Gottman，1994b，p.94）。最终可能会出现毁灭性的交战状态（belligerence），伴侣一方会咄咄逼人地完全拒绝另一方（“那又怎样？你到底想干什么？”）

当沟通令人厌烦地倒退到这种争执状态，亲密关系的前景就堪忧了（Gottman et al.，1998）。伴侣间暴躁、敌意的沟通可以预测之后的不满和苦恼（Markman et al.，2010）。事实上，研究者只要观看婚姻冲突录像的开头3分钟，就能以高达83%的正确率预测哪对夫妻会在6年后离婚（Carrère & Gottman，1999）。婚姻注定失败的夫妻比起那些能长相厮守的夫妻，明显地表现出更多的蔑视、防卫和交战状态。而且在长相厮守的夫妻中，沟通良好的夫妻比起经常发生误解的夫妻更加幸福美满（Markman et al.，2010）。

当然，挑战在于，要避免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如果我们感到愤怒、憎恨或焦虑，或许会发现自己正在进行反向抱怨、数怨并诉或者其他诸如此类的行为。如何避免这些沟通陷阱呢？这要根据情境而定，我们或许需要表达更为清楚、不太有火药味的信息，更好地倾听，保持冷静和礼貌，有时这三条都需要做好。

精确表述

那些批评伴侣人格和品德的抱怨会贬低伴侣，往往是小题大做，把小问题看成严重、不容易解决的难题。（想想我们对伴侣的那些苛刻的抱怨，无怪乎他们有时会采取防卫行为。）尽可能清楚明白、详细具体地指出惹怒我们的特定行为，伴侣间的沟通就会变得更为明智、准确。这种方法就是行为描述（behavior description），这样不仅能告诉伴侣自己的想法，还能把谈话重点集中在可处理的、单独的某个行为上，而行为比人格更容易改变。正确的行为描述专指某一特定事件，不会涉及普遍性；因而，在沟通中指出问题时不应该使用总是或从不这样的词语。“你总是打断我！从不让我把话说完！”，这样的表达并非正确的行为描述。

我们还应该使用第一人称陈述（I-statements）来明确说明自己的感受。第一人称陈述的句子以“我”打头，然后描述清楚明白的情感反应。这种句式能驱使我们辨识自己的情感，这对伴侣双方都有好处，也有助于我们“拥有”并承认自己的情感，而不是把关注全部放在伴侣身上。因而我们应该说“我现在感到非常生气”，而不要说“你真惹怒我了”。

把行为描述和第一人称陈述结合起来的简单方法是把它们整合成XYZ陈述（XYZ statement），从而更清楚而准确地进行沟通。XYZ陈述格式如下，“当你在Y情境下做X的时候” （标准的行为描述），“我感到Z”（第一人称陈述）。下一次听听你自己对伴侣的抱怨，你是在说：

“你怎么这么不为我着想！从来不让我把话说完！”

如果妈妈使用适当的行为描述方法，杰米就不会进行反向抱怨，那么这次交谈会进行得很顺利。你能明白这对母子沟通不良的原因吗？

抑或，力求简明而准确地说出自己的意图：

“你刚刚打断我讲话的时候，我感到很生气。”

两者的效果差别很大。其中一个陈述有可能得到伴侣体贴的、表达歉意的回应，但另一个则可能适得其反。

积极倾听

在沟通中当我们接受到他人的信息时，有两个重要的任务要完成。第一是要准确地理解对方话语所表达的意思，第二是要向对方传达关注和理解，让他知道我们对他的话是在意的。这两个任务都可以通过复述（paraphrasing）接受到的信息而完成，即用自己的话重复对方的意思，让信息的传递者有机会肯定那就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人们在谈话中用到复述时，并不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理解了对方的话，并马上给予答复。相反，他们会复述对方的话并向对方重复地说出，从而花些时间来检查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这看起来会使沟通不太流畅，但它确实是避免争吵和冲突的非常好的方法，不这样做就容易引起误解和错误。无论谈话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过激，复述都可以使之免于失控。看看下面的对话错在哪里：

妻子：（叹气）我感到很高兴，婆婆决定下周不来我们家住了。

丈夫：（发怒）我妈怎么了？你总是拿她说事，你真是个忘恩负义的贱人。

也许丈夫在冒火之前，做一点复述就能缓和关系。

妻子：（叹气）我感到很高兴，婆婆决定下周不来我们家住了。

丈夫：（发怒）你是说你不喜欢她来咱们家？

妻子：（吃惊）不，我一直欢迎婆婆来我们家。只是我的课程论文就要交了，下周我没多少时间待在家里。

丈夫：（松了口气）哦！

另一个有价值的倾听技巧是知觉检验（perception checking），它与读心术恰恰相反。在进行知觉检验时，人们要求伴侣阐述自己说过的话，澄清某些说辞，从而能评价自己对伴侣的感受所做的推断是否准确。这表达了自己的专注和兴趣，也鼓励了伴侣更加开放：“你好像对我说的话感到很不安，对吗？”

人们在谈话中能够复述和检验自己的知觉，积极主动地努力理解自己的伴侣，这种关心和体贴往往能得到伴侣极大的赏识。根据人际亲密过程模型，这些人具有应答性，这非常有益于人际关系。这种积极倾听有助于缓解任何人际关系都不可避免的困境。的确，比起那些仅仅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理解伴侣话语的人，能经常运用这类沟通技巧的伴侣一般有着更幸福的婚姻（Markman et al.，1994）。

守礼而镇定

不过，如果我们在谈话时经常大发脾气或者充满敌意，即使信息的传递和接受都非常准确也可能没有多少裨益。如果我们遭遇他人的蔑视和敌视，心态就很难保持平和和放松。嘲弄和鄙夷伴侣的人反过来也会受到伴侣暴躁、愤怒的对待。的确，不美满的配偶与美满的配偶相比，更经常地陷入负面情感相互作用的沟通困境中，彼此蔑视对方，根本不把对方说的任何话当回事（Levenson et al.，1994）。幸福的伴侣偶尔也有这样的行为——大多数的亲密关系中都可能会发生尖酸刻薄的蔑视——但是他们比起不幸福的伴侣能更快地摆脱这些恶性循环（Burman et al.，1993）。

当发生争执时，不幸福的伴侣之间的沟通存在下列困难：不能准确地表述自己的意图，彼此难以有耐心仔细倾听，更难保持礼貌和镇定。

实际上，在争吵不断升级之初就进行化解是非常有益的，但却不太容易做到。虽然XYZ陈述和积极的倾听技能都有助于伴侣避免愤怒而敌对的沟通，但研究者发现，一旦人们开始变得愤怒，头脑里根本想不到运用这些技巧（Gottman et al.，2000）。当你处在“痛恨伴侣，想要报复，感到心被刺痛而想反击”的心理状态时，要想做出第一人称陈述非常困难，甚至根本不可能（Wile，1995，p.2）。

因而，在被伴侣激怒的时候能保持清醒，在开始生气的时候能冷静下来，都是非常可贵的技能。如果把愤怒诠释为只是思考问题的另一种方式，你的沟通会更好。如果认为他人强词夺理、有失公允而造成本可避免的悲痛和不幸，这种认知就会引起愤怒反应。换一种观点来看问题，愤怒就能减轻甚至完全可以避免（Tice & Baumeister，1993）。更有适应价值的想法是，“哈，挚爱我的人持反对意见。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而不应该这样想“她/他没有权利这样子数落我！”

当然，人在被激怒的时候很难保持平静，镇定地思考。所以只要有可能就应该事先允诺与伴侣彼此以礼相待，这也是（试着）减少使人愤怒的事件的好方法（Gottman，1994b）。你或许愿意和伴侣定期地会谈，双方（礼貌地）表达各自的不满；如果你知道伴侣会设法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你在这周的其他时间里就都能轻松愉快地和伴侣相处（Markman et al.，1994）。在任何情况下，双方都不应该彼此来回反复地侮辱和讥讽。如果你发现自己处在这样一种消极情感相互作用的状况，可以暂停一下以打断这种恶性循环。要求休息片刻——“亲爱的，我太生气了，想不清楚。给我10分钟让我冷静一下”——等你不再那么激动的时候，再回来讨论刚才的问题（Markman et al.，1994）。独自一人待着，每分钟最多做6个深长的呼吸，你就能更快地平静下来（Tavris，1989）。

尊重和确认的力量

良好的沟通包括很多构成要素：有意识地努力传递清晰、直接的信息，认真倾听，即使出现争执仍保持礼貌和克制等等。但最关键的要素却是明确地表现我们对伴侣观点的关心和尊重。我们也期望能从亲密伴侣那里得到这样的关心和尊重。如果认为伴侣不尊重自己，就会滋生苦恼和憎恨。所以，对伴侣的确认（validation），即承认他们观点的合理性，表达对他们立场的尊重，一直是亲密交往中值得拥有的目标。

确认并不需要你一定与伴侣观点一致。即使与伴侣的观点相左，你也能对其观点表示适当的尊重和认可。请思考以下三种抱怨的回应方式：

巴尼：我讨厌你那样做。

反向抱怨　贝蒂：我讨厌你和汤姆喝醉酒。

赞同　贝蒂：好吧，你说的对，我不会那样做了。

认可　贝蒂：是的，我明白你的感受。你说的话有道理。但我希望你也能理解我的感受。

只有最后一个回应既承认了巴尼观点的合理性，又表达了贝蒂自己的情感，从而能开启坦诚而平等的对话。即使我们与伴侣持有不同的意见，也不需要虚假或谦卑地屈从伴侣的意见。

的确，对伴侣的确认常使意见不合变得更能让人容忍。我们这里提到的所有沟通技能可以构筑起反应灵敏、充满关心和关注氛围的沟通环境，从而减少伴侣争执的强度和不利影响（Verhofstadt et al.，2005）。通过练习这些技能，并保证即使出现困难彼此也要保持礼貌和尊重，你甚至能让陷入绝境的亲密关系起死回生（Stanley et al.，2000）。

请你思考

吉米很喜爱狩猎的季节。他喜欢在黎明前的寒冷中蹲坐在捕兽夹旁边，全身冷得发抖，嘴里啜着咖啡，等候天亮看看会逮到什么野兽。但他的妻子朱迪却常常害怕狩猎季节的到来。因为吉米一去就是连续几个周末，每次回家时不是因为空手而归牢骚满腹，就是带回一大堆兽肉要她处理，这可是个本不该有的辛苦活。往返的汽油费、狩猎费和租金也是笔很大的开支，这样他们就没有钱去湖边享受她最喜欢的周末了。

所以，在狩猎季节第一天的凌晨4:30，当朱迪递给吉米一暖瓶热咖啡并送他到门口时，朱迪真的感到非常忧郁而孤独。她看着吉米，强颜欢笑，但她的微笑很僵硬，表情也很低落，以伤感的语气说道，“周末愉快，亲爱的。”吉米愉快地回答道，“好的，谢谢，甜心，星期日晚上见！”然后就上路了。

你认为吉米和朱迪的未来怎样？为什么？

[1] IVE是什么？请翻到第2章56页的专栏2.2。

[2] 没必要告诉他们是我让你这么做的。

[3] 所以严肃地说，如果我们还不认识谈话对象，我们甚至无法分辨他们的性别，那么认为两性来自不同的星座，说着不同的语言，是否有点荒诞不经？

[4] 如果你不能准确回忆这些特质，请翻到第1章28页。

[5] 　表达性、工具性与双性化？见24~27页。

[6] blirtatiousness这个词来自测量谈话者反应能力的量表即Brief Loquaciousness and Interpersonal Responsiveness Test（BLIRT），交谈反应性即指人们对交谈伙伴反应的速度、频次和情感表露程度。——译者注

第6章 相互依赖

如果你现在维持着与伴侣的亲密关系，为什么你还会保持下去？是因为某些原因让你觉得有义务继续吗？还是你仅仅在等待出现更好的结果？当然，我们希望你当前的亲密关系有足够的奖赏价值，用不着考虑上述问题。不过，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本章关注的重点，即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我们与别人的交往过程。

本章的主题是相互依赖。为了得到有价值的人际奖赏，我们会依赖他人，他人亦会依赖我们。我们将考察为什么我们会离开一段亲密关系而进入另一段，我们会思考亲密关系能持续存在的秘密。我们不会讨论爱情，它将是另一章的主题，相反，我们会仔细考虑人际交往收支平衡表中的盈亏。你或许没有想过要做一名核算人际交往的会计师，但这样做可以深刻地洞察亲密关系的运作过程。

社会交换

相互依赖理论认为，人们就像购物那样在人际商厦里浏览。所有人都在寻找最合意的商品。我们在寻求以最小代价获取能提供最大奖赏价值的人际交往，我们只会与那些能提供足够利益的伴侣维持亲密关系（Rusbult et al.，2001）。不过，由于每个人都这样做，所以亲密关系中的伴侣双方都必须满足自己的利益，否则亲密关系不可能持续下去。

根据这种观点，与他人相互交换理想的奖赏是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这一过程就是社会交换（social change）。社会交换理论有各种版本，不过由约翰·蒂博（John Thibaut）和哈罗德·凯利（Harold Kelley）提出的观点（Thibaut & Kelley，1959；Kelley & Thibaut，1978）——现在称为相互依赖理论——是人际关系学家使用最多的理论，所以我们这里会特别地介绍。先来看看社会交换的核心要素。

奖赏和代价

人际交往中的奖赏指的是，我们与他人接触时所获得的令人高兴的经验和物品。人际奖赏的形式多样，既有和个人感情无关的好处，如你迷路时陌生人为你指点方向，又有带个人色彩的亲密感，如从你爱的人那里得到的接纳和支持。我们用“奖赏”这个词来泛指人际交往中任何值得拥有和受人欢迎的事物，这能给接受者带来愉悦感和成就感。

与之相反，代价是具有惩罚性的、令人不悦的经验。包括金钱支出，如为约会的饭局买单；或身体受伤，如鼻青脸肿。不过亲密交往中最重要的代价是心理负担：对亲密关系发展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伴侣的缺点感到的沮丧和因为身处亲密关系而不得不放弃某些事物而感到的遗憾（Sedikides et al.，1994）。交往中所有令人沮丧或苦恼的后果都是代价。

某一特定的人际交往所带来的奖赏和代价之和就是结果（outcome），即交往中一方综合得到的净收益或净损失。把所有的奖赏和所有的代价相减就得到：

结果=奖赏-代价

显然，如果某种人际交往的奖赏大于代价，就会得到正值的结果。但别忘了，社会交换理论宣称人们总在追求可能的最好结果。你的人际交往结果即便为正，并不表示这种交往就能好到足以使你继续待在伴侣身边。的确，相互依赖理论的一个深刻的观点就认为，人际交往的结果是正还是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评价结果的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我们的期望，第二个标准是假如没有现在的伴侣，我们认为自己会过得怎样。

人际关系的期望收益

相互依赖理论假定每个人都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比较水平（comparison level，CL），即我们认为自己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应当得到的结果值。CL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之上。如果人们曾有过奖赏价值很高的伴侣关系，就可能有较高的CL，表明他们现在还期望并觉得自己理应得到非常好的交往结果。相反，如果过去经历过困难重重的亲密关系，那么他们的期望和CL都会很低。

在人际交往结果从悲恸到狂喜这个连续变化的系列中，个体的比较水平只代表了他/她的参照点。CL是测量我们对关系满意程度的标准。如果交往结果超过了你的CL，你会感到幸福；从与他人的交往中你得到了超过你所期望的最低结果。幸福的程度取决于你获得的结果超过期望的程度，如果交往结果远远高于你的CL，你会感到非常满足。相反，如果交往结果低于你的CL，即使这一结果仍然相当不错，你的表现也比大多数人要好，你还是会不满意。这个观点非常重要：即使你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仍有所收益，如果这一收益没有大到足够满足你的期望，你仍不会感到幸福。例如你是个富有而又被人热捧的名人，你的CL就可能异常高，即使有一个能迷倒众人的极品伴侣，你仍会相当不满意。

所以，亲密关系中的满意度并不仅仅取决于交往结果绝对意义上的好坏；相反，满意度来自交往结果和比较水平之差，即：

结果- CL =满意度

人际关系的替代收益

不过，相互依赖理论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满意度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决定亲密关系持续与否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无论我们是否乐意，我们都会用到第二个标准，即替代的比较水平（comparison level for alternative，CLalt ），来确定我们在其他的亲密关系中是否会更好。CLalt 是指如果我们抛弃目前的亲密关系，而转投可以选择的更好的伴侣或情境，所能得到的交往结果。如果你是个聪明的会计师，就能明白CLalt 就是我们可以容忍目前伴侣的最差结果。其原因在于：如果其他的亲密关系有希望得到比目前的关系更好的收益，即使我们对现状还满意，也有可能离开现在的伴侣去追求更大的收益。（记住，我们总在追求可能的最好结果。）另一方面，即使我们对自己目前的亲密关系不很满意，在没有更好的替代选择出现之前，我们也不可能脱离现在的关系。这个观点特别重要，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仍会待在使他们痛苦悲惨的亲密关系之中而不离去：尽管现实的处境非常痛苦，但置身其中的人们认为一旦离开情况会更糟。如果他们认为别处有更好的境况，就会选择离开（Edwards et al.，2011）。对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并不是决定我们要保持或离开关系的主要因素，这一观点是相互依赖理论的最有趣最深刻的发现之一。

所以，CLalt 决定了我们对亲密关系的依赖程度。不管我们满意与否，如果我们认为现有的亲密关系是我们目前能得到的最好的关系，我们就会依赖现在的伴侣，而不会轻言离开（Ellis et al.，2002）。而且，我们当前亲密关系的结果和更糟的替代选择差距越大，依赖程度就越深。如果当前的结果仅比替代选择好一点点，我们就不会非常需要伴侣，如果替代选择不断改善，我们就会离开自己的伴侣。

人们真的会离开幸福的亲密关系吗？如果CLalt 真的比当前得到的亲密关系的结果要好，他们很可能会离开。为了简单而直观地思考这个问题，可以把CLalt 视为亲密关系的全部结果，即个体认为把所有因素考虑在内，更换伴侣所产生的净盈亏（Kelly，2002）。如果结束当前的伴侣关系、投入新的替代关系的整个过程有希望获得更好的结果，个体就会放弃原来的亲密关系。这只是经济学的常理。

当然，问题是要算清这些盈亏非常困难。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一方面，存在外部吸引力诱惑我们离开现在的伴侣。我们需要权衡替代伴侣的合意性和得到的可能性，孤独——一个人过——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如果其他伴侣或者仅仅独居都貌似有吸引力，那么CLalt 就会升高。然而，离开现有的亲密关系还会招致许多代价，这会极大地影响另觅新欢所能得到的净收益。比如，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表明，个体对现有亲密关系的投入（investment），即亲密关系结束时个体会失去的事物，也是决定个体是否持系关系的重要影响因素（Rusbult et al.，1994）。亲密关系结束时个体失去的投入既包括有形的物品，如要与前配偶分割的家具和餐具等等，也包括无形的心理收益，如姻亲和朋友的关爱和尊重（Goodfriend & Agnew，2008）。比如，不幸福的妻子可能克制自己不去提起离婚诉讼，这不是因为她没有可选择的其他好男人，而是因为她不想承担可能的代价，如烦恼的子女、愤恨的前夫、失望的父母、不解的朋友。所有这些都会减少离开的整体意愿，从而降低个体的CLalt 。

另一个复杂之处是个体的CLalt 是他/她主观认识的产物，从而存在一系列因素影响着人们对它的认知。自尊就是影响因素之一。如果人们不喜欢自己，他们会怀疑自己的吸引力（Swann & Bosson，2010），从而会低估自己与其他替代伴侣相处的前景。习得性无助也有影响力（Ciarrochi & Heaven，2008）。如果人们过久地陷在糟糕的亲密关系之中，他们会丧失希望，忧郁地低估在别的关系中也不会表现出色。信息的获取也会影响个体的CLalt 。如果你是居家式的、不用工作的家庭主妇/夫，与每天到大城市上班相比，得到的替代选择信息就非常有限（Rusbult & Martz，1995）；因此，你的CLalt 就会比走出家门、见多识广时要低。

的确，只有在你意识到合意的替代伴侣时，你的CLalt 才能提高。如果你对目前的伴侣感到满意，你或许不会太多注意到那些对你亲密伴侣具有强烈竞争力的对手。实际上，对现有亲密关系满意的人并不怎么有兴趣四处寻觅其他情侣。结果他们认为自己的CLalt 比更关注替代伴侣的人低（Miller，2008）。这点可能很重要。留心自己的可选之人并密切关注替代恋人的大学生，相比于不太注意的大学生，会更频繁地更换自己的恋人（Miller，2008）。

这些结果表明，虽然相互依赖理论将满意度和依赖性视为亲密关系中相对独立的影响因素，但它们实际上是相关的。正如一句俗语，家花没有野花香。但如果你和目前的伴侣在一起很幸福，你就不太可能注意到。还请记住这个睿智的观点：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对于伴侣的去留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想想离婚通常的发展轨迹：已离婚的夫妻在决定分手前，往往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痛苦中煎熬。是什么最终促使他们采取行动？CLalt 发生了变化：他们的CLalt 最终超过了他们目前关系的结果（Albrecht & Kunz，1980）。婚姻状况变得如此糟糕以致他们关系的结果下降到可获得的替代选择之下，这些替代选择的结果过去常常是不足的。或者，结束婚姻的代价明显降低了（这会提高当事人的CLalt ）：比如，因为夫妻在一起痛苦的时间太长，他们的孩子、父母和牧师都可能改变了观点，开始支持他们离婚。又或者离开亲密关系的奖赏明显增加了，因为他们储备了足够的金钱或者找到了替代的伴侣。（这也能提高CLalt ）归根结底，人们不幸福时并不会去离婚；但如果在别处的前景最终看来更加光明，不管怎样他们都会离婚。

所以，我们应该记住，计算CLalt 是个复杂的评判过程，包括离开亲密关系的代价——如投入的损失——和他人产生的诱惑，这样就得到：

结果- CLalt =依赖度

总而言之，社会交换的三个重要因素是人们关系的结果、比较水平（CL）和替代的比较水平（CLalt ）。人们在交往中得到的净盈亏就是他们关系的结果。如果他们的结果超过期望，或者CL，他们就感到满意；然而如果现有的亲密关系结果不如他们的期望（即结果低于CL），他们就不满意。此外，如果人们当前的结果好于从别处能得到的结果（即他们的结果超过他们的CLalt ），他们就依赖于现在的伴侣，不太可能离开。然而，如果他们从现在的伴侣处得到的结果比他们从别处能获得的结果更差（他们的结果降到CLalt 以下），他们就会倾向独立，很可能离开当前的伴侣。

人际关系的四种类型

我们来看看把这些算法结合在一起，怎样来界定人们所面临的各种人际关系类型。人们所体验到的CL、CLalt 和实际上的关系结果，这三个因素都是能高低变化的连续变量。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同时考虑这三个因素的变化时，就会产生四种不同的关系类型。

思考一下，如果人们的关系结果超出他们的CL和CLalt ，会发生什么结果。他们与伴侣的交往结果超过了他们的期望，并且他们相信现在的关系比其他替代的关系要更好。所以，他们会感到很幸福，（就关系的当事人而言）他们的关系是稳定的。他们不会移情别恋。这种令人愉悦的情形在图6.1中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情况下，个体的CL高于CLalt ，另一种情况刚好相反。在所有的这些例子中，个体感受到的满意（或依赖）程度取决于CL（或CLalt ）和个体当前的关系结果的差别幅度。不过在A₁ 和A₂ 这两个图形中——这正是我要阐明的观点——个体是处在幸福、稳定的亲密关系之中的。就图6.1所示的简单区分而言，在这两个图形所示的情形下CL和CLalt 孰高孰低无关紧要。即使它们完全相同，也应分入这一大类；如果个体当前的关系结果超过了CL和CLalt ，他/她就会感到满足，不大可能会离开。

与上述情形不同的是，如果人们的关系结果低于CL但仍高于CLalt （图形B），会发生什么结果。他们是不满意的。他们得到的关系结果要低于自己所期望的和认为自己应当得到的，但他们当前的关系仍要好于他们认为的替代关系。他们的亲密关系并不幸福却较稳定，他们不会弃现有关系而去。希望你永远不会碰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的工作非常糟糕、工资也低，你非常讨厌，但你不会辞职，因为这是你目前能得到的最好的工作，那么你就会理解我这里所讨论的情形。这就是这类人所处的困境。

图6.1　相互依赖理论的人际关系类型

这些分类乍看起来有点吓人，难以理解，但耐心地阅读文字说明就能明白它们的含义。A₁ 和A₂ 是同一个关系大类里的两个亚型，D1和D2也一样。正如你所看到的，也是我们要指出的，如果CL和CLalt 都要好于或者差于个体当前关系的结果，这两者孰高孰低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CL和CLalt 各自与当前关系结果的相对位置。

相比之下，如果人们的CLalt 比关系结果高，而CL比关系结果低，他们的情形就非常有利（图形C）。他们对自己当前的伴侣感到满意，但通盘考虑，他们认为在别处有更具吸引力的关系结果等待着自己。他们当前的亲密关系幸福但不稳定，因为他们不太可能固守原来的亲密关系。在职场中类似的情境是，如果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但从另一个雇主那能得到更好的工作，你就面临同样的情形。如果考虑所有的因素——包括你要丢下的朋友，搬迁的代价和新职位的不确定性——认为离开显然更有利，你就会离职，不是吗？

最后，人们的关系结果或许比CL和CLalt 都要低。同样的情形出现了，在这样的分析水平下，CL和CLalt 孰高孰低无关紧要，如图形D1中CLalt 更高，图形D2中CL更高。只要他们当前的关系结果比这两种比较水平都低，他们的亲密关系就既不幸福也不稳定，可能持续不了多久。

当然在现实的亲密关系中，由于人们的CL、CLalt 和关系结果都可能在最差到最好之间变化，因而可能产生许多不同的组合。以上四种关系类型只是对各种可能亲密关系的概况总结。CL、CLalt 和关系结果三者都会随着时间而变化。实际上，这些变量的变化是相互依赖理论进一步对亲密关系进行更加有趣、微妙的探索方向。

与时俱变的比较水平

设想你找到了完美的亲密关系。你的伴侣充满爱心、迷人、聪明、富有、慷慨、不知疲倦。同时还是特级厨师、娴熟的按摩师、汽车机械师。他/她提供你的关系结果超出了你最激情的梦想。每晚你回家的时候，伴侣为欢迎你例行地为你按摩、揉脚，还为你准备了精美的食物。你满意吗？当然满意。但在连续几个月都享受到这种幸福之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某晚你回到家时，因为爱人遇到交通堵塞而没有早回家，你没有了温柔的按摩，没有了美味的食物。“嘿，”你可能会想“我的美食呢？我的按摩呢？”你已经在期望这些美妙的待遇，这表明你的比较水平提高了。但当你的CL升高而关系结果维持不变，满意度就会下降（见194页专栏6.2）。一旦你习惯于完美的伴侣，就会发现你从他/她的娇宠溺爱中得到的愉悦要比过去的少。

确实，相互依赖理论预测到这样的模式。因为比较水平是建立在我们过去经验的基础上，所以它往往会随着我们得到的关系结果而不断波动。当我们最初得到非常好的关系结果时，我们会非常愉悦，但随着我们开始把这些好处视为理所当然，CL开始升高时，我们的愉悦感会渐渐地减少。这样一来，即使没有任何改变（除了我们的期望），具有奖赏意义的亲密关系也会逐渐变得越来越不满意。

在美好的亲密关系之中真的会出现上述情形吗？嗯，有可能。你根本不应期望引领你步入婚姻殿堂的那种幸福会无限地延续下去。一项出色的研究追踪了荷兰5 500多名年轻人18年，结果发现他们开始约会、选择同居和步入婚姻都与幸福的显著增加有关。但这些人的快乐在几年之后就会减少，14年之后就并不比他们遇到爱人之前更幸福（Soons et al.，2009）。另一项在德国的研究更令人吃惊，研究者追踪了3万多个人达18年之久；也发现步入婚姻让人更幸福，但只能维持一段时间（Lucas，2007）。两年之后，婚姻的快乐大部分都会减少，配偶们通常来看只与他们结婚之前一样幸福。非常明显，找到你生命中的真爱并不能让你永远幸福。

更糟糕的是，自打你一出生，社会文化的影响已经使我们的期望不断攀升。美国人享受着经济繁荣，有着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他们现在期望的生活标准以过去的眼光来看都是骄奢淫逸的。一些观察家认为，一种类似于天赋权利的感觉潜入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期望之中（Amato et al.，2007）。事实上，平均而言，美国人现在的婚姻并不如30年前的那般幸福，原因之一或许就是人们有着更高的CL（Glenn，1998）。

文化的变化也会增加我们的CLalt 水平。女性更多地参与到劳动大军中，一方面可以接触到有趣的同事，另一方面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从而能让她们更容易离开不幸福的亲密关系（South et al.，2001）。人们比以前更具流动性，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周游世界、变换住所（Putnam，2000），所以他们的选择更加丰富多样。反对离婚的法律、宗教和社会障碍正在逐渐消除（Berscheid & Lopes，1997）。比如无过错离婚（no-fault divorce） [1] 的立法使得夫妻们更容易离婚，直接引起了成千上万的本不该发生的离婚（Rodgers et al.，1999）。总而言之，大多数情况下人们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有更多可得到的替代伴侣，同时离婚的代价在不断下降。我们甚至进入了一个“永远可得到”的时代，即使人们已经结婚了仍逗留在婚姻市场上，不断地估量自己所遇之人成为未来伴侣的可能性（Cherlin，2009）！如果把所有这些影响因素结合在一起，并回顾图6.1所示的情形，你就不会为美国社会自1960年以来离婚率的急剧攀升而感到惊讶了；当CL和CLalt 都很高的时候，人们更加可能认为自己的亲密关系既不幸福也不稳定。

亲密关系的经济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相互依赖理论把浪漫的亲密关系功利化了。这一理论在描述亲密关系的微妙变化时，甚至将幸福、稳定的亲密关系比喻成收益颇丰的好工作。但是亲密关系的成败真能庸俗化地贬低为仅仅是人际交往数据表上的盈亏吗？难道亲密关系的奖赏和代价，或者你得到的“酬金”数量，就是亲密关系的一切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过于关注伴侣交往过程的奖赏和代价，会使我们忽视其他影响伴侣关系成败的重要因素。比如，你在重要的亲密关系中能否最终取得成功，有时或许取决于你适应外部不可控压力的能力（Randall & Bodenmann，2009）。

另一方面来看，相互依赖理论强调人们彼此提供给对方的关系结果，这种商业化的模式的确非常重要。计算亲密关系的奖赏和代价，能为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提供非同寻常的信息。从这类研究中得出的亲密关系的正常形态有点令人感到惊奇。亲密关系的刻板印象是慷慨大度、充满爱心的，这种看法非常正确，彼此相敬如宾的伴侣比起那些彼此提供奖赏较少的伴侣更可能长相厮守（如Le et al.，2010）。例如，一项研究在恋人开始约会之时就测量恋人的慷慨、关爱和自我表露的程度，结果发现它们能准确地预测恋人在4个月之后是否还在一起（Berg & McQuinn，1986）。

但关系的代价也包含丰富的信息，并且出乎意料的是，许多亲密关系确实存在大量不愉快的事件。在任何一天，44%的人很可能被爱人或者好友惹恼（Averill，1982）。根据正在恋爱的大学生的自我报告，每周平均会发生8.7次恼人的吵闹，算起来每天都会有至少一件令人沮丧的麻烦事发生（Perlman，1989）。许多年轻人抱怨，就在上一周自己的爱人至少有一次表现得过于挑剔、固执、自私和不可靠（Perlman，1989）。而根据婚姻生活中配偶的自我报告，每月一般会发生一两件不愉快的争执（McGonagle et al.，1992）。长期保持的亲密关系显然会发生很多生气和恼怒的事件，这点或许超过一些人的想象。的确，已婚伴侣在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对待彼此的方式可能比对待其他任何人更刻薄（Miller，1997b）。但这并不是说亲密关系的惩罚性总体上多于奖赏性，（在很多情况下）不是这样的。但是，在一些场合下（希望很少），如果关系亲密的人处在最糟糕的状态，对待彼此可能比对待完全陌生的人更粗鲁、无礼、愠怒、自私和麻木。

实际上，有研究比较了在问题解决的任务中，人们与自己的配偶及与完全陌生的人交往方式的差别（Vincent et al.，1975）。如果与自己不太了解的人讨论问题，参与者显得彬彬有礼、意气相投；他们会压抑批评、隐瞒异议并且掩盖自己的受挫感。相反，与伴侣在一起时，人们就会表现得比较令人讨厌。他们打断爱人的讲话，贬低其观点，公开唱反调。亲密和相互依赖看起来纵容了伴侣之间的无礼行为，而非表现出谦恭有礼、体贴周到。

这有什么影响吗？当然有影响。随着时间推移，伴侣一方发脾气或情绪化的行为会给婚姻带来危险（Caughlin et al.，2000）。直接公开的敌意就更加有害（Renshaw et al.，2010）。当人们要求离婚的时候，往往能举出一长串不断发生的、给他们带来巨大痛苦和愤怒的事件（Amato & Rogers，1997）。这些沮丧事件，即使为数不多也影响深远，因为亲密关系中的负面行为比相同数量的正面行为有着更大的心理影响力。看来，“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 Baumeister et al.，2001）。

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观点。设想你在人行路上行走，一张20元的钞票吹到了你面前。旁边没有其他人，显然你可以把钱留下。拾到钱的感觉好吗？当然好了。现在再设想，你把20元放到了口袋里，再拿的时候钱不见了，只摸到一个破洞。这令你失望。但哪一个事件对你的情绪影响更强烈？得到意外之财还是丢失已有的钱？答案是：失去通常比同等程度的得到对我们的影响更大；我们喜欢得到，但我们更憎恨失去（Kahneman & Tversky，1982）。

类似地，亲密关系中的讨厌事件比理论上同等程度的合意事件更引人注目、影响深远（Baumeister et al.，2001）。比如，某天晚上你在家，爱人分别表扬和批评了你一次，它们的效果并不会彼此抵消。表扬能够削弱批评带来的打击，但两者加在一起你还是会略微有点苦恼。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

实际上，要保持满意的亲密关系，我们或许需要保持至少5:1的奖赏-代价比率。这一数据来自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和罗伯特·利文森（Robert Levenson）的研究（Gottman & Levenson，1992），他们观察了已婚夫妇对上一次争执的回忆。并对伴侣在讨论中的行为仔细地进行了编码，对每一个表示热情、合作或和解的行为加1分，对每一个表示愤怒、防卫、批评或蔑视的行为减1分。一些夫妻彼此能以尊重和善意的方式向对方表示不同意见，他们谈话持续的时间越长，他们的正得分就越高。戈特曼和利文森认为这些夫妻离婚的风险很低，他们正面交流和负面交流的比率维持在5:1或者更高（见图6.3）。然而，另一些夫妻争执中充满讥讽和轻视，在这种情况下，谈得越长得分越低。当研究者比较这两组夫妻时，发现低风险组的夫妻比其他夫妻对婚姻更满意。这个结果在情理之中。然而更令人难忘的研究结果是，高风险组的夫妻有一半以上（56%）在四年后会离婚或者分居，而低风险组的夫妻则只有不到四分之一（24%）的人分手了。短短一个下午的讨论就包含了丰富的有意义信息，清楚地预测了婚姻持续的可能性。不能维持大量正面交流的夫妻，其婚姻失败的危险要增加一倍。

图6.3　低离婚风险和高离婚风险夫妻的争执

这两张图真实描绘了配偶双方回到他们上一次争执话题时的会话情形。在他们的讨论中，一组配偶大部分时间都能保持礼貌和合作，而另一组则更为轻蔑、讽刺和尖刻。4年之后哪一组的配偶更可能分居或离婚？ [2]

（正-负=正面交流的次数减去负面交流的次数）

资料来源：Gottman & Levenson，1992.

所以，奖赏和代价对亲密关系的满足和稳定都有重要影响，要想亲密关系兴旺繁荣，需要更多的奖赏而不是减少代价。表面上看，这个结论非常显而易见；我们都期望幸福的亲密关系奖赏多于惩罚。例如另一项研究发现，93%的已婚夫妻报告做爱的次数远高于争吵的次数，而没有一对痛苦的夫妻是这样做的（Howard & Dawes，1976）。但既然这个结论如此浅显平常，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不幸福的亲密关系？一种可能性是，伴侣们彼此对提供给对方奖赏的含义及价值的理解存在分歧（见专栏6.2）。伴侣彼此为对方所做的一些意图良好的事情，而在对方的眼里好像并没什么特别体贴或充满深情之处。此外，情侣们只不过注意不到他们的爱人表达爱心和温情的行为。一项研究连续四周追踪测量了伴侣们的知觉，发现两性对其伴侣所说的正面行为的注意还不到四分之一（Gable et al.，2003）。疏离性或恐惧型依恋的丈夫和妻子尤其可能觉察不到伴侣为他们做的积极、关爱的事情（Carmichael et al.，2003）。（这暗示着一种非常有趣的可能性，这类人为什么在相互依赖的亲密中感到不舒适，原因之一是他们没有完全意识到亲密感是多么令人愉悦！）

奖赏的作用不同于代价

奖赏和代价另一个更微妙的作用是，它们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是各自独立，彼此相异的。盖布尔及其同事（Gable et al.，2008）的研究发现，在处理亲密关系时我们会努力做两件事。首先，我们想获得奖赏；其次我们要避免代价——更重要的是，它们并不相同。寻求奖赏时，我们企图满足自己喜好体验的欲望即接近动机（approach motivation）。也就是说，这种动机驱使下我们追求快乐，做事的动机是要让自己感觉良好，当我们接近期望的目标时，我们感受到积极情绪，如热情和兴奋。例如，性爱的接近动机就让人与伴侣相处感到亲近，享受身体上的体验（Cooper et al.，2008）。我们渴望逃避代价的是另一种不同的驱力，即回避动机（avoidance motivation）。也就是说，我们同时还寻求避开惩罚或逃离痛苦，故而我们会努力逃避不合意的体验，减少诸如焦虑和恐惧等负面情感。性爱的回避动机就让人回避拒绝或者终止暴躁伴侣的挑逗。

关键是这两种动机并不是一块硬币的正反面；实现了接近目标所带来的愉悦，并不是回避目标失败所带来的痛苦的对立面。相反，研究者认为愉悦和痛苦各自独立地起作用，它们涉及不同的脑机制并且引起不同的情感和行为（Cacioppo &Gardner，1999）。有争议性的结果是，在任何亲密关系中愉悦和痛苦可以共存，也可同时缺失。而且，因为愉悦和痛苦并无关联，安全可靠的亲密关系未必就令人满意，令人满意的亲密关系或许并不安全可靠。

我们结合图6.4进一步考察这个观点。在图6.4中接近维度和回避维度相交成直角。每一种亲密关系都能根据这两条直线确定它的位置，并且根据接近和回避目标实现的程度可以确定亲密关系目前的状况。例如垂直线是接近维度；充满正面事件的亲密关系令人兴奋而又爽快——所以它们位于这条线的顶端——而那些正面结果极少的亲密关系则令人感到空虚和死气沉沉（它们就处在底端）。更重要的是，枯燥沉闷的亲密关系实际上并不痛苦，只是没什么乐趣罢了。水平线是回避维度。不论是否具有奖赏，某些亲密关系总会充满冲突和危险（这样它们就处在这条线的左边），而另一些则更平静安稳（位于右边）；不过如果伴侣关系只是安全和没有负面结果，并不必然意味着就有乐趣。正如赖斯和盖布尔（Reis & Gable，2003，p.142）所断言的，“亲密关系中即使不存在冲突和批评，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关系快乐而充实，正如快乐和充实的关系中未必没有冲突和批评。”

图6.4　亲密关系中的接近和回避过程

人们都会寻求奖赏并希望回避代价，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动机，结合在一起影响我们在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当回避目标实现时，人们回避了代价但未必快乐。当接近目标实现时，人们感到充实而兴奋但未必感到安全可靠。只有这两个动机都同时实现时，人们才有十足的幸福感。

资料来源：Reis & Gable，2003；Fincham & Beach, 2010.

那么，我们到底为什么要关注这两种动机？有很多原因。首先，在真正美满的亲密关系中我们能同时满足这两种动机。美满的关系充满快乐却很少有烦恼，这种伴侣关系可以称为丰盛的（Fincham & Beach，2010）。（请仔细看看图6.4。）显而易见，在相反的情形下，两种动机都没有得到满足，故而代价很大而奖赏很小，这种关系就令人痛苦。但因为接近动机和回避动机各自独立，所以一种动机可能得到满足，而另一种则未必，这就可能出现一些有趣的组合。假设亲密关系非常有吸引力（充满激情而又令人兴奋），但同时又充满了疑虑和纷争：伴侣关系非常富有戏剧性，但巨大的欢乐也充斥着危险，在高危的复杂情境中潜藏着不确定性。伴侣可能很喜欢彼此，但各自承担的代价太大，故而伴侣对亲密关系的感受波动极大，取决于当时何种动机占据主导地位（Gable & Poore，2008）。

在两种动机的相互作用下，还有第四种可能性值得我们探讨。如果我们实现了回避目标，我们的代价很小，烦恼也很少（因而对这种亲密关系的确谈不上讨厌），但我们的接近动机没得到满足，所以对伴侣关系也谈不上有多喜爱。这种伴侣关系消极因素很少，但却缺乏新意和刺激；显得迟钝、陈腐和停滞，换言之就是沉闷。沉闷的亲密关系特征是单调乏味、漠不关心及缺乏活力，亲密关系之中不再有新鲜事物或者不再迷人、有趣，就会进入这种状态（Harasymchuk & Fehr，2011）。没有思想的火花，没有兴奋点，没有生理唤醒，没有任何乐趣（Harasymchuk & Fehr，2011）。当然，这是一种不好的关系状态：如果当前夫妻彼此都感到沉闷，他们后来很可能对关系不满意。在婚姻早期岁月项目 [3] 中，结婚数年之后认为自己婚姻变得单调乏味的配偶们，较之不乏味的配偶在9年之后更不幸福（Tsapelas et al.，2009）。当前的沉闷与后来的不满意有关联。那么，关系沉闷的有害后果提醒我们该怎样做才能保证今后的婚姻幸福？片刻之后，我们在回到这个话题。

关注亲密关系这两种动机的第二个理由是，人们的接近动机和回避动机的强度长期来看存在差别（Gable，2006）。正如坏的一般比好的更有力量，有些人对负面事件非常敏感，这些负面事件也许并不怎么会扰乱其他人——这类敏感的人尤其易感受到与伴侣争执或冲突所带来的威胁。的确，强烈的、回避代价的动机会使人们注意到伴侣所做的所有烦心之事，而接近奖赏的动机却会使人们关注伴侣采取的所有体贴和慷慨之举（Strachman & Gable，2006）。（你认为哪一个观点让人们感到更为满足？）如果人们做出很小的牺牲来取悦伴侣（比如和伴侣去看一场自己不怎么喜欢的电影），他们就有着接近动机，愿意追求和伴侣更多的亲密感；他们对自己的行动感觉良好，其亲密关系也就能获益。相形之下，具有回避动机的人会努力避开冲突；他们很吝啬，不愿意做出些许牺牲，其亲密关系也就会受损（Impett et al.，2005）。从这些现象你或许能推测出，有着较高接近动机的人一般也很少会有孤独感，他们感到很满足（Gable，2006）。他们进入社交情境时会热切地结识新朋友，而有着高回避动机的人只是想避开恼人的、冒犯人的和让人不安的任何人。很明显，关注亲密关系中能获得的奖赏，而不是伤人感情的代价更能带来长期的好处（Impett et al.，2010b）。

最后，或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接近和回避动机彼此独立的运转过程，意味着亲密关系的快乐和痛苦可能涉及不同的策略。我们当然希望能避免令人痛苦的冲突和其他代价，但如果亲密关系要兴旺繁荣、快乐充实，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避开痛苦的冲突和其他代价。我们还要还要克服沉闷的亲密关系：必须尽力满足他们的接近目标，为伴侣提供快乐的、有趣的、兴奋的经验（Strong & Aron，2006）。

这一结论也是人类动机的自我延伸模型（self-expansion model）的核心思想，该理论认为，能扩展我们的兴趣、技能和经验的伴侣关系就能吸引我们（Aron & Aron，2000）。新奇的活动、新才能的发展和新的思想观点的获得都具有内在的满足性（Nardone & Lewandowski，2008），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恋爱的人常常会快乐无比的原因所在：新建立的亲密通常包含有知识的增加和能促进自我概念发展的相互关系（Tucker & Aron，1993）。

但一旦新的伴侣逐渐变得熟悉起来，自我延伸往往会变慢，这时许多人会开始觉得伴侣关系比起当初刚建立时显得更为枯燥和平庸。根据自我延伸模型，保持快乐的关键是创造性地发现持续你个人成长的方法，从而消除关系的沉闷。因而，在继续寻求新奇的活动和挑战之外（Aron et al.，2000），请思考刻意创造搞笑和娱乐新方法的价值（Aune & Wong，2002），在日常事务中（Graham，2008）一起开心地大笑（Lee，2008）。单调平庸会让任何亲密关系变得了无生气，而创意和新奇能消除关系的沉闷。

显然，许多亲密关系不幸福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在夫妇建立亲密关系之时他们的交往还是有奖赏意义的，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改变。的确，尽管伴侣们有着良好的意愿，但许多亲密关系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变得不太让人满意。下面我们仔细看看奖赏和代价如何随着亲密关系的发展而变化。

与时俱变的奖赏和代价

有这样一种情形：你和一位刚刚认识的伴侣约会，关系进展非常顺利。你的满意度上升得很快，你们两人也迅速地变得非常亲近。不久的未来还会有持续的幸福吗？可能没有。在最初的幸福阶段（其特征为满意度快速地增加）之后，大多数亲密关系——即使那些注定会成功和亲密的关系——会遭遇一个平静期，伴侣的愉悦程度在一段时间内会止步不前（见图6.5）。这会令人担忧，但不应感到奇怪。根据关系紊乱（relational turbulence）模型（Knobloch & Solomon，2004），随着新伴侣开始习惯于他们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我们应该预期到会有一段混乱和调整的时期。具体来讲，随着伴侣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们打断了彼此的生活常规。比如伴侣一方可能想当然地认为他们会待在家里过周末，而不是接受邀请到外面去约会，这可能干扰另一方的计划。伴侣还可能碰到来自朋友的阻力，因为新的亲密关系占用了他们太多时间，很少探望老朋友。在刚开始投入亲密关系时也会伴随有不确定性和怀疑；伴侣双方都想知道亲密关系将走向何方，未来会怎样，他们越不确定，关系就可能越混乱（Knobloch & Theiss，2010）。总之，根据紊乱模型，在亲密关系发展到中等程度的亲密度时，随着伴侣学会协调自己的需要和适应彼此，可能会出现调整和重新评价的动荡期。

图6.5　亲密关系开始阶段的满意度

在亲密关系最初阶段满意度快速增加以后，许多配偶会进入一段平静期，他们要调整以适应他们之间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成功的亲密关系熬过这段重新评价的时期后，就会变得更加令人满意，但增加的速度更平缓。

资料来源：Eidelson，1980.

图6.6描绘了紊乱模型的过程。亲密关系开始时亲密水平比较低，相互依赖程度最小，来自伴侣一方的干扰微不足道，对伴侣关系的未来也很少有怀疑。然而，随着伴侣彼此吸引得更亲近，他们需要调整以适应对自主权的限制、不确定性、还可能有朋友们矛盾情感的增长。这一阶段——亲密关系从随意的约会过渡到更严肃的投入——是混乱无序的（Solomon et al.，2010）。如果亲密关系变得更加确定并且亲密感进一步增加，则随着疑虑减少、朋友调整和伴侣在应对相互依赖上变得更娴熟，关系就会安定下来。成功的亲密关系在熬过动荡的过渡期后，伴侣作为配偶的新身份得到了认可。随着亲密关系继续发展，满意度开始重新但却缓慢地增加（再看看图6.5）。

图6.6　关系紊乱模型

随着新伴侣共处时间的增多，开始想知道亲密关系的前景，彼此的生活习惯也会发生摩擦，这样新建立的亲密关系的动荡和混乱也会增加。当伴侣决定更严肃地投入时，这一动荡到达了顶峰，但随着伴侣们彼此调整适应了他们新的相互依赖方式，动荡随即减少。

资料来源：Knobloch & Donovan-Kicken，2006.

所以，随着伴侣们调整以适应其日益增加的相互依赖，崭露头角的亲密关系在一段时间里会突然趋向平缓，这种现象很普遍。从长期来看，能否预测已确立的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变化趋势呢？当然可以，但这种趋势有好有坏。我们先看坏的一面，如图6.7所示。图中展示的是538对新婚夫妻对婚姻满意度的年度报告，大部分人都追踪了10年（假如他们的婚姻能持续这么久）。如你所见，婚姻幸福的典型轨迹表现为欢乐逐渐衰退，导致数年后婚姻变得更不满意（Kurdek，1999）。更糟的是，最近有研究深入地探查了结婚4年（Lavner & Bradbury，2010）和20年（Anderson et al.，2010）之后婚姻满意度的不同轨迹，结果发现许多夫妻（约为六分之一）对婚姻的满意度急剧下降。有些新婚夫妻发现他们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

好的一面是，根据最近的研究结果，尽管存在图6.7中的总体走势，但很多夫妻（约为五分之一）的婚姻满意度根本不会下降。大部分婚姻并不会持续25年之久（Roberts，2007），但有些婚姻却能历久弥坚，显然有些夫妻自结婚之后仍能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图6.7　婚姻满意度的平均走势

有些夫妻婚姻满意度的下降比图中更快，但也有些人满意度根本不会下降。此外，平均来看，同居的同性恋伴侣比异性恋夫妻满意度下降更缓慢（Kurdek，2008b）。

资料来源：Kurdek，1999.

哪些因素能区分婚姻幸福与欢乐减少的夫妻呢？存在若干区分因素，用心阅读前面章节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些因素。满意的夫妻往往具有低神经症和高自尊的特征；即使讨论棘手的难题也带着关爱和幽默，不会滋生愤怒；他们遭遇的应激源（如经济困难和健康问题）也相对较少（Anderson et al.，2010；Lavner & Bradbury，2010）。久而久之，他们交往的结果毫无疑问更为积极，相形之下，另一些夫妻则更为烦躁、粗暴、不安全，麻烦不断，不堪重负，相互依赖理论认为这就是前者婚姻更为满意的原因所在。

研究还发现幸福的配偶会控制其期望，故而他们的CL不会太高。请记住如果你求全责备，期望过高，就很难得到满足。果不其然，一般而言，婚姻开始时夫妻抱有极高的期望，梦想婚姻生活有多么特殊和美妙，在结婚数年之后将变成最不幸福的夫妻。研究者追踪了82对新婚夫妻4年（McNulty & Karney，2004），结果发现最幸福的夫妻是那些一开始就对婚姻生活有着最现实看法的人。相形之下，那些持有不现实的积极期望的夫妻一旦蜜月期结束，往往会非常失望。（事实上，该追踪研究中仅在4年之后离婚的人就超过五分之一。）

的确，对亲密关系之未来保守而慎重的期望远比浪漫的理想主义更明智和理性，理由如下。首先，我们都知道怎样才能显得谦恭有礼和体贴入微，如果我们愿意就能做到（Vincent et al.，1975），但这样做需要花心思。比如一旦求爱成功、拥有了伴侣，人们或许不再会去努力一直保持风度翩翩。在盲约中从不大声放屁的人，可能会在成为夫妻后就随意地在餐桌旁放响屁，并且会说“对不起，我控制不了”，以此开脱自己的失礼。问题在于，如果他们愿意，就能控制好自己——他们只是怕麻烦不想费力那样做（Miller，2001）。

其次，相互依赖会放大冲突和摩擦。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与亲密伴侣共处，依赖对方以得到独特的、宝贵的奖赏，这就意味着他们肯定会比其他任何人带给我们更多的挫折感——即使是出于无心的。比如我们更多地受到亲密伴侣的情绪（Caughlin et al.，2000）或工作压力（Lavee & Ben-Ari，2007）的影响，而来自其他人的类似困难则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频繁的交往也意味着琐碎的烦恼由于不断重复，可能会渐渐引起真正的痛苦，正如夜晚你努力入睡时，慢慢漏水的水龙头发出的轻微滴答声会使你无比恼怒（Cunningham et al.，2005）。

第三，亲密意味着伴侣了解你的秘密、缺点和劣势。如果发生冲突，这些就是伴侣用来嘲笑和伤害我们的武器。但是，即使他们并非有意要伤害我们，由于了解敏感信息他们实际上时常会意外地泄露一些秘密（Petronio，2010），伤害我们的感情（Kowalski，2003），或者让我们难堪（Miller，1996）。伴侣比其他人更可能不经意地伤害我们。

第四，即使人们在结婚之前通常了解他们的大多数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但婚后仍有意料不到的麻烦。这些麻烦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意外是，了解了那些我们自以为已知事情的真相。在第3章提到的“致命的吸引”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结婚之初你知道甚至乐见自己的爱人爱好玩乐、天真率直，但在婚后数年当你要疲于应付抵押贷款、养育孩子时，爱人同样的行为就显得不负责任、轻浮多变和不可信赖，你是不会欣赏的。说到孩子，就要谈到第二种不受欢迎的意外，即获悉了那些你根本不知道的令人讨厌的事情。为人父母这一事实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你还没有孩子，你或许想当然地认为做父母很有趣，自己的孩子一定会很可爱，养育孩子会让你和伴侣更加亲近。然而现实（如果你有孩子你会知道的）却是，“孩子出生后，婚姻关系将明确无误地走向黯淡”（ Stafford & Dainton，1994，p.270）。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为人父母是非同一般的、而且常常是奇迹般的探险历程，它毫无疑问严峻地考验着年轻父母之间的伴侣关系。养育孩子是件无休止的工作，大多数父母会发现，一起快乐相处的时间急剧而意外地减少了（Claxton & Perry-Jenkins，2008）。当孩子出生，冲突会增多，对婚姻的满意度（以及对伴侣的爱）会减少（Doss et al.，2009）,这在全世界都普遍（Wendorf et al.，2011）。如果年轻的父母没有预料到这些困难，将来肯定会大吃一惊。

最后，所有这些意味着亲密关系与我们想象中的快乐无忧、亲密无间的田园似的婚姻生活相去甚远。我们的期望和所得之间的差距会让我们感觉受骗和失望，当然有时并不一定会这样（Amato et al.，2007）。在某种意义上，美满的亲密关系仍然需要努力奋斗和无私奉献，人们如果对亲密关系抱持一种不切实际、美化夸大的期望，即使做得比其他人都好，其亲密关系也只能以失望告终。

所以，由于（1）缺少努力（lack of effort）；（2）相互依赖的放大镜作用（interdependency is a magnifying glass）；（3）对敏感信息武器的了解（access to weaponry）；（4）不受欢迎的意外（unwelcome surprises）和（5）不现实的期望（unrealistic expectations），人们通常不能维持步入婚姻时的那种亲密关系结果（Miller，1997b），在婚姻的头几年里大多数配偶的满意度的确在下降。这些都是亲密关系正常的发展过程，如果你认为自己不会碰到这些问题，那就太天真了。在婚姻道路上的烦恼和麻烦远比你想象到的要多。

这样看起来婚姻的前景很黯淡，但未必注定如此。的确，我一点也不希望这里的分析让人悲观失落！相反，我们认为对这些问题的深刻理解，有助于人们避免不必要的失望，甚至有助于预防和避免亲密关系结果的下降，否则真的会出现我们所担忧的情况。如果这里给出的告诫能让你形成合理的期望，你对自己的亲密关系的期望就应该是乐观的；建立在敏锐见识基础上的正面展望可能使长久的满意感更易得到，而不是更易失去（Churchill & Davis，2010）。

重要的是，如果不考虑其他方面，这一观点提醒了我们始终不渝的责任，要尽可能和蔼愉悦地对待自己所珍视的伴侣。我们期待美满的关系结果，伴侣也一样，即使他们喜欢我们，如果我们不能给予他们足够的奖赏，他们也会移情别恋。这一观点有着深远的影响意义，可以引申出我们尚未提及的社会交换理论的一些微妙玄奥的见解。

亲密关系中的贪婪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亲密关系中伴侣的探讨，好像把他们都看成贪婪的享乐主义者，只关心自己有什么样的关系结果。这种看法虽然不带褒扬色彩，但却很实用，因为奖赏和代价在亲密关系中有着非凡的意义。研究证据很好地支持了相互依赖理论的基本观点（Le et al.，2010）。尽管如此，在这点上我们对亲密关系的描述并不全面。为什么人们通常也希望自己的伴侣成功，存在很多其他充分的理由。

相互依赖的实质

你已经了解到：根据相互依赖理论，人们都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奖赏，总是想得到最好的人际交易。每个人都是这样做的。当他们得到一笔不错的交易时，又会怎样做呢？他们会依赖自己的伴侣，不想离开他们。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它意味着使自己的伴侣保持快乐与他们自己的利益攸关，这样做伴侣才能继续提供这些令人期待的奖赏。如果你想使珍视的亲密关系继续下去，确保伴侣对你的依赖和你对伴侣的依赖程度一样，这对你是非常有利的。这样做一个最直接的方法是，为伴侣提供高水平的关系结果，使他们渴望维系关系（Murray et al.，2009）。

奉行这一策略会影响人们与心仪的伴侣交往所产生的价值。某种行动如果付诸于陌生人，其代价是高昂的，但在亲密关系中却有很高的奖赏意义，因为它给伴侣带来了快乐，使伴侣更易得到有价值的奖赏（Kelly，1979）。如果为伴侣提供美满的结果能使称心的亲密关系持续，即使需要做出努力和牺牲，最终对自己也是有利的。的确，如果慷慨待人能增加自己的利益，贪婪的人也会变得乐善好施。正如某读者给咨询专栏写信说，“拥有一位以悉心照顾我为乐的伴侣，这真是只羡鸳鸯不羡仙。作为报答，我也会竭尽所能使他快乐”（ Mitchell & Sugar，2007，p.A6）。所以，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在追求美满的关系结果时，个体应经常对自己所依赖的人宽容大度，因为这样做合乎情理（而且很有价值）。如果伴侣双方都想亲密关系持续，双方都应该深思熟虑地保护和维持对方的幸福。如果人们需要彼此，宽容大度地对待对方是非常有益的，能增加伴侣的利益，从而使他/她留在自己身边。所以即使人性本贪，在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中也可能存在充满温情的周到体贴和宽宏大量。

交换关系与共有关系

的确，当人们想亲近他人时，通常是非常慷慨，付出远比回报要多（Beck &

Clark，2009）。我们似乎认识到，只有在追求短期利益方面不贪婪，具有奖赏意义的相互依赖才更有可能得到发展。考虑到这一点，玛格丽特·克拉克（Margaret Clark）和贾德森·米尔斯（Judson Mills）认为有必要区分两种亲密关系（Clark & Mills，1993），一种显然是由外在的公平交换规范调节；另一种则明显以关心伴侣幸福为特征。在交换关系（exchange relationship）中，人们为他人付出期望得到同等的回报。如果他们得到别人的善意帮助，就觉得有义务回报别人，做到两不相欠。如表6.1所示，交换关系中的双方不喜欢欠对方人情；对共同做出的努力要分出各自的贡献；只有在认为自己有所得时才会关注对方的需要；即使拒绝帮助对方也不会感到内疚。正如你所预期到的，交换关系多为陌生人或一般熟人之间的关系，其典型的特征是肤浅、短暂、很大程度上是任务导向的。

相形之下，在共有关系（communal relationship）中，伴侣特别关注对方的幸福，彼此不期望任何回报地支持和关照对方（Beck & Clark，2010b）。因此，寻求共有关系的人不会严格计算自己付出的代价，他们不会热切地希望自己的付出能立刻得到报答；即使没有机会得到好处，也会密切关注伴侣的需要；如果能帮到伴侣则自我感觉非常好。在共有的亲密关系中，人们常会为伴侣做出一些小牺牲，彼此帮对方的大忙，结果是他们享受到更高质量的亲密关系（Clark & Grote，1998）。的确，人们喜欢这种关系的婚姻，伴侣彼此对对方表现的关注和慷慨越多，就越幸福（Clark et al.，2010），有价值的恋爱关系通常都是共有的亲密关系，但共有和交换这两个标准同样适用于友谊，朋友关系也有这两种类型（Clark & Mills，1993）。

人（和猫）通常对自己所依赖的对象慷慨大方。

B. Kliban (1935-1990), “If I Had Two Dead Rats”, from the book Cat. Use by Permission Only. All Rights Reserved. c Judith K. Kliban

表6.1　交换关系和共有关系的差别

资料来源：Beck &Clark，2010b；Clark & Finkel，2005；Clark et al.，2010.

的确，对伴侣的需要表现出的慷慨大方在不同的亲密关系间变化很大，米尔斯等人（Mills et al.，2004）编制了一份简要的量表来测量共有强度（communal strength），即对伴侣的需要做出反应的动机（见表6.2）。随着人们共有强度情感的增加，他们更乐于为自己的伴侣做出点牺牲（Kogan et al.，2010），夫妻对他们的婚姻也感到更加满意（Mills et al.，2004）。对伴侣之幸福周到体贴的关心，明显地与亲密伴侣关系中的亲近和满足有关联。

表6.2　测量共有强度的量表

资料来源：Mills et al.，2004.

在共有的亲密关系中不存在明显的贪婪，这是否表示我们上面提及的交换原理在这里不适用呢？完全不是。举例来说，针锋相对的交换在共有的亲密关系中也可能发生，只不过这一关系中奖赏表现出的时间更长、形式更多样化（Clark，1981）。在较为事务式的亲密关系中，人们期望交换能很快地发生，因而欠的债能马上偿还。代价和奖赏也应该具有可比性，这样你的付出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而在更亲密的关系中，存在更多变式。我们为满足伴侣的需要而实施的行为或许与伴侣为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实施的行为相差很大。由于我们信任伴侣并预期关系将持续，所以我们也能等待更长时间以得到奖赏。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交换和共有的伴侣关系都是“交换”的关系，人们都期望自己得到的利益能配得上自己的付出；只不过在共有关系中交换的形式不同，表现得更不明显而已。

此外，交换的观点看起来似乎并不适合更亲密的关系，因为当伴侣们进展顺利时，他们享受到“盈余经济”，似乎不太在意对方做得怎样（Levinger，1979）。如果伴侣双方都美满幸福，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去明确地计算各自的奖赏和代价，为细枝末节而担忧。比如置身于幸福和稳定的亲密关系中的人们，可能不会去想“伴侣最近为我做了什么？”原因可能是伴侣已经做得足够多或者自己很幸福根本不介意。然而，如果他们的关系结果开始变糟，令人陶醉的收益蒸发时，即使（曾经是）共有关系中的亲密伴侣也会开始密切关注交换过程（Grote & Clark，2001）。的确，当出现不满意时，处于（曾经是）共有关系中的人们也常常变得对关系结果的些微不公特别敏感（Jacobson et al.，1982）。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开始使自己的“账本”收支平衡，开始算计“每一分钱”。

所以，对亲密关系所作的交换和共有的区分和交换理论一点也不冲突。不过，共有的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确实表明，人们对想与之发展亲密关系的人是多么乐意提供好处，而一旦交往开始，人们开始考虑对方的幸福又是多么迅速（Beck & Clark，2009）。正如相互依赖理论所揭示的，大多数人似乎认识到，如果想让别人对你好，你必须先要对别人好。

公平关系

另一个观点认为，你不仅要表现得好，你还会要求公平。公平（equity）理论扩展了社会交换的理论框架，提出人们只有在成比例的公正（proportional justice）前提下才对亲密关系最为满意，这就意味着在亲密关系中，每个伴侣的获益与他/她的贡献是成比例的（Hatfield，1983）。如果你的关系结果对贡献的比率和你伴侣的比率相似，关系就是公平的：

注意，公平并不要求伴侣双方从交往中得到相等的奖赏；实际上，如果他们的贡献不同，就很难达到公平。根据公平理论，只有在伴侣贡献较多而同时也得到较多时，亲密关系才是公平的。

看看下面几个例子。这里有三个公平的亲密关系，关系的结果和贡献都在0~100分之间：

伴侣甲　伴侣乙

(1)80/50 = 80/50

(2)20/100 = 20/100

(3)50/25 = 100/50

在亲密关系（1）和（2）中，伴侣双方都得到相等的结果，做出相等的贡献，但关系（1）的质量要比关系（2）的质量高得多。公平理论强调的是公平，而不是人们得到的全部奖赏。因为关系（1）和（2）都是公平的，所以伴侣对它们都是满意的。（你认为他们满意吗？稍后我们再来讨论这点。）亲密关系（3）也是公平的，尽管伴侣们并未做出相等的贡献或者得到相等的结果。伴侣乙比伴侣甲更努力地维持他们的关系，但双方得到的结果与各自的贡献是成比例的——每个人做出一个单位的贡献，得到两个单位的奖赏，所以乙得到更高的结果是公平的。

相比之下，在不公平的亲密关系中，伴侣双方的关系结果与贡献的比率是不相等的。看看下面这些例子：

伴侣甲　伴侣乙

(4)80/50 ≠ 60/50

(5)80/50 ≠ 80/30

在亲密关系（4）中，伴侣双方都付出相等的努力来维持关系，但一方比另一方得到更好的结果。在亲密关系（5）中，双方的结果一样，但他们的贡献不同。上述两种情况下，伴侣都有可能感到苦恼——即使他们得到满意的关系结果——因为关系是不公平的。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方过度获益（overbenefited），得到的满意结果超出其应该得到的；另一方获益不足（underbenefited），得到的比应该得到的少。这有影响吗？相互依赖理论认为只要伴侣双方发展顺利，就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公平理论却认为影响很大。

不公平带来的苦恼

公平理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是，它明确地认为处在不公平的亲密关系中的任何人都是紧张的。我们都能理解为什么获益不足的伴侣会不快乐；他们受到了欺骗和剥削，因而会感到愤怒和憎恨。另一方面，过度获益的伴侣虽然得到很多好处，但有一定程度上会有负疚感（Guerrero et al.，2008）。当然过度获益要好于获益不足，但公平理论认为，只有伴侣双方都得到公平结果时，每个人才最为满足。任何对公平关系的偏离都会引起苦恼，哪怕仅仅是因为这些情境内在的不稳定：推测起来人们会厌恶不公平，会想方设法改变或者逃避不公平的关系，特别是处在获益不足的时候。所以，根据这一观点，最令人满意的情形是公平分享关系结果；公平理论预测过度获益的人某种程度上不如公平关系中的人满足，而获益不足的人将更加不满意（Hatfield，1983）。

恢复公平的方法

如果你获益不足，你会怎样做？首先，你可以改变你（或者伴侣）的贡献或结果来恢复实际的公平（Canary & Stafford，2001）。你可以要求更好的待遇以便改善结果——“该我休息了，轮到你做饭了”——或者你减少自己的贡献而希望结果保持原状。你甚至会故意阻挠伴侣，减少对方的结果从而使其所得不再那么出格（Hammock et al.，1989）。

如果这些努力都失败了，你可以尝试恢复心理上的公平（psychological equity），改变你对亲密关系的认知，使你自己信服它毕竟就是平等的关系。你可以说服自己相信伴侣比较特殊，应该得到好的待遇。或者，你会开始怀疑自己，认为自己只配得到这样糟糕的结果。

最后，也是不得已的手段，你可以放弃关系去别处寻找公平。真正地离开你的伴侣，或者仅仅寻找一段婚外恋情。

不论是上述例子的哪种情况，公平理论都认为，亲密关系如果存在不公平，就会刺激人们重新调整以恢复公平合理。如果你获益不足，这样做当然有道理。但如果你过度获益，你真的愿意改变吗？还是让研究证据来说话。

多少才足够？公平对待与过度获益

有几项研究评价了夫妻和恋人的满意度，得到的结果都非常符合公平理论的预测（如Sprecher，1986；Stafford & Canary，2006）：与关系结果公平的伴侣相比，过度获益的伴侣并不舒适自在和心满意足，而获益不足的伴侣依然不幸福。不过，这些研究很少评价参与者的比较水平，也没有注意他们的关系结果质量。（请记住，相对于伴侣的付出程度，你可能会过度获益，但仍然得到劣质的关系结果，这就会引起某些不满。）另外一些研究使用纵向（通常好几年）追踪的方法，广泛地测量了参与研究的夫妻，其结果并不太支持公平理论（如Sprecher，2001；Sprecher et al.，2010）。没有人喜欢自己获益不足——这点上所有的研究都一致——但过度获益并不总是和满意度的降低有关联。事实上，有些人过度获益时感觉良好（Sprecher，2001）。而且，有几项研究评估了伴侣关系结果的质量发现——正如相互依赖理论所主张的——人们得到的全部奖赏数量与他们所遭遇的公平水平相比，前者能更好地预测他们的满意度（Cate et al.，1982；Cate et al.，1988）。在这些研究中，只要伴侣一方获益足够多，另一方给予或得到多少并不重要。如果人们认为自己从亲密关系中得到的奖赏越多，就会感到越满意。

这样就显得较为复杂。一些研究认为公平是亲密关系运转的一个重要因素，另一些则不这么认为。研究结果相矛盾的原因之一或许是，某些人较之其他人更关注人际关系中的公平。在不同的亲密关系中，某些人始终比其他人更珍视公平，所以与其他人不同，这些人在存在公平时比不存在时更为满意（Donaghue & Fallon，2003）。但令人好奇的是，这些人对他们亲密关系的总体满意度并不如那些不太关注公平的人（Buunk & Van Yperen，1991）。他们或许太斤斤计较自己的奖赏和代价！

但是，无论我们是上述的哪类人，公平在某些领域尤为重要。在家务劳动的分配和照料小孩这两个敏感问题上，保证公平是明智之举。如果这些杂务由双方平均分担，夫妻们往往都会对婚姻感到满意：“当平均分担了家务的重担，夫妻一方都可能会欣赏另一方的贡献，并且会有更多休闲时间来进行共同活动”（ Amato et al.，2007，p.166）。相形之下，如果伴侣一方承担大部分家务，“糟糕的情感就会肆虐，并影响到婚姻的质量” （ Amato et al.，2007，p.166）。不幸的是，已婚女性在这些家务的分配上很难得到公平对待（Feeney & Noller，2002）；即使她们在家庭之外和丈夫有着相似的工作职责，职业女性往往承担着两倍于丈夫的家庭杂务（Davis et al.，2007）。同居的情侣、男同和女同通常在这些杂务的分担上更为公平（Coltrane & Shih，2010），所以婚姻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男人更少做家务。然而无论何时，这种不公平都会给亲密关系造成相当大的压力（Claffey & Mickelson，2009）。的确，婚姻专家对当代夫妻的告诫一般是，“男人要多做家务、照料小孩、维系爱情，这样才能拥有幸福快乐的妻子”（ Gottman & Carrère，1994，p.225）。在这些方面的公平比夫妻交往其他方面的公平更有影响。

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的第三个（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当人们不满意时，公平问题才凸显出来，而当人们满足时，则会显得微不足道（Holmes & Levinger，1994）。当亲密关系奖赏充足时，公平或许无足轻重。亲密关系进展顺利时，人们很少关注交换问题，也会随意地将自己注意到的任何不公平摒除掉。（当研究者提问时，他们也倾向于答复自己的伴侣是“公平的”。）但如果代价上升而奖赏下降，人们就会开始十分仔细地追踪自己的交换，关注各自应有的待遇。无论真相如何，感到非常不满意的人可能会认为自己因为伴侣而获益不足（Grote & Clark，2001）。因此，不公平或许并不会使人们感到不满意；相反，感到不满意会导致人们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总而言之，最合理的结论似乎是，人们得到的关系结果的总体质量和（出现的）获益不足这两方面，在预测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和持续性上起着重要的作用（Sprecher，2001）。过度获益似乎不会太烦扰人们，而公平在已经具有很高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中其积极作用甚微。相形之下，伴随剥夺和剥削出现的不公平——获益不足——通常会带来苦恼（Kuijer et al.，2002），而自私的表现不管怎样都令人讨厌（Allen & Leary，2010）。不过归根结底，关系结果可能是比不公平更重要的因素；如果关系结果很差、令人不满，即使公平也不会带来太多慰藉，而如果关系结果完美，不公平也不是大问题。

小结

那么，最终答案是什么？单纯的贪婪就是对亲密关系中人们的行为最好的描述吗？人际关系科学对此问题的答案是有保留的肯定。如果奖赏高而成本（和期望）低，人们最为快乐。但因为在亲密关系中我们寻求的奖赏取决于伴侣，所以满足伴侣也与我们的利益攸关。如果我们希望亲密关系持续，我们会很乐意保证亲密伴侣的幸福，并且很少会剥削他们。这样的行为或许受到自私动机的激励，但它仍是周到体贴、宽容大度和充满爱意的。所以，即使这类行为最终表现出贪婪性，但并不令人讨厌，也不具有剥削性。

承诺的本质

令人欣慰的是，对亲密伴侣的幸福依赖可以孕育承诺（commitment），即持续亲密关系的意图。既需要伴侣又感到满足的人们，其心目中的承诺是与正面品质相联系的，如分享、支持、诚实、忠贞和信任（Hampel & Vangelisti，2008）；他们温情脉脉、体贴殷勤、彬彬有礼，而且还快乐地计划未来的夫妻生活（Weigel，2008）。（你会明白为什么这些人的亲密关系坚若磐石。）令人不安的是，痛苦的伴侣也会忠于他们的关系，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维持原状，而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对这些人而言，忠诚可能更多地是一种束缚人的圈套，而不是正面情感。

研究者编制了一份简易的承诺量表（Arriaga & Agnew，2001），承诺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这份量表中非常显眼，量表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承诺的伴侣希望他们的亲密关系能持续。其次，他们还有长远眼光，预计了伴侣双方的未来。最后，他们在心理上彼此依恋，从而能乐对方所乐。在承诺量表里每方面的内容包含四个问题；请对照表6.3看看你是否能分清每个问题分别属于哪一方面的内容。

把承诺视为一种复杂的决策过程，这一做法是与著名的承诺理论即投入模型（investment model）相一致的。根据投入模型，承诺来自于与人们的CL及CLalt 有关的社会交换的所有要素（如Rusbult et al.，2001）。首先，满意能增加承诺。人们通常希望伴侣关系能让他们快乐。然而，高质量的替代选择也很有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承诺。有诱惑力的替代伴侣容易引诱人们离开自己当前的伴侣，所以他们不太可能维持现有的亲密关系。但如果离开当前的关系代价太高，即使有时可以得到这样的替代伴侣，人们也不会总是寻求替代伴侣。故而，决定承诺的第三个因素就是个体在现存亲密关系中的投入程度。无论替代选择的质量如何，也无论个体是否幸福，高投入都会增加承诺。

表6.3　承诺量表

资料来源：Arriaga & Agnew, 2001.

整体而言，投入模型认为在以下三种情况下人们希望与现有的伴侣保持亲密：感到幸福；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离开的代价太高（见图6.8）。该模型假定这三个因素的影响同等重要，承诺就来自所有三个因素的复杂组合。所以，随着人们所处环境的变化：一方或双方伴侣都感到不满意，受到迷人的替代伴侣的诱惑，或者随时可以自由地离开关系，亲密关系常常要艰难地熬过这段时间。发生这样的插曲会使关系变得紧张，削弱伴侣的承诺，但如果承诺的其他构成成分能够将伴侣聚在一起，亲密关系就可能继续存在。

总的来说，研究结果都非常好地支持了投入模型（Le & Agnew，2003；Le et al.，2010）。满意度、替代选择的质量和个体投入的数量，每一项都能告诉我们个体承诺程度的有用信息，该模式同样适用于男女两性、异性恋和同性恋配偶（Kurdek，2008），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Lin & Rusbult，1995）。而且，投入模型的应用普遍支持了亲密关系的交换理论。投入模型里的经济评估可以很好地预测亲密关系的持续时间（Le et al.，2010），伴侣双方彼此是否会保持忠诚（Drigotas et al.，1999），甚至备受打击的妻子是否会逃离虐待成性的丈夫（Rusbult & Martz，1995）。

图6.8　承诺的投入模型

满意度与投入度都与承诺有正相关。我们越幸福，离开时失去的东西越多，我们对目前伴侣的承诺就越大。不过，高质量的替代选择会削弱承诺；其他选择越诱人，我们就越少承诺。

资料来源：Rusbult et al.，1994.

不过，投入模型将承诺视为整体单一的概念——即只存在一种承诺——而其他理论家认为承诺不仅来自不同的影响因素，而且有着不同的形式（Rhoades et al.，2010）。比如，社会学家迈克尔·约翰逊（Michael Johnson）就宣称实际上存在三种类型的承诺（Johnson，1999）。第一种个人承诺（personal commitment），即人们受到伴侣的吸引、亲密关系令人满意，而希望关系继续时表现出的承诺。相反，第二种强迫承诺（constraint commitment），即因为离开关系的代价过高，人们觉得不得不继续现有关系时表现出的承诺。在强迫承诺中，人们害怕结束伴侣关系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即使他们希望离开但仍旧维持着关系。最后，第三种道德承诺（moral commitment）来自对伴侣或者亲密关系的道德责任感。人们认为结束关系不道德，或者违背自己的誓言和许诺，而觉得应该维持关系。道德上承诺的夫妻倾向于信仰婚姻的神圣性，不管怎样都认为维持婚姻是一种庄严的社会或宗教责任。

使用这种分类方法的研究表明，三种不同类型的承诺对人的影响各不相同，在人际关系的研究中做这种区分是有价值的（Givertz et al.，2009；Ramirez，2008）。个人承诺常常是这三种类型里最强烈的，但强迫承诺和道德承诺也有影响力（Cate et al.，2002）。比如即使人们不幸福，个人承诺较低，但由于经济或者家庭的压力，他们的强迫承诺较高，所以仍会保持伴侣关系（Kurdek，2006b）。当人们开始着手漫长的爱情关系之旅时，道德承诺就比个人承诺能更好地预测伴侣关系能否艰难地度过分离的日子（Lydon et al.，1997）。显然，即使个体对亲密关系的热情削弱，道德承诺仍能使亲密关系持续。

承诺引起的后果

但是，无论承诺的起源或性质是什么，它都会对亲密关系产生相当大的影响（Rusbult et al.，2001）。承诺的特征之一是指向长期发展，这能减少亲密关系遭遇坎坷时产生的痛苦。如果人们认为他们的亲密关系会长久发展，就能很好地容忍一时出现的低奖赏和高代价，正如有着长期眼光的投资者在盈利较低的时期也会持有某种股票（Arriaga et al.，2007）。此外，忠诚会使人们将自己和伴侣看成单一的整体，自称“我们”而不是“他”和“我”（Agnew et al.，2004）。这会极大地减少为伴侣做出牺牲而付出的代价，因为取悦于伴侣的事件也会间接地使自己获益。

不过，承诺引起的最重要的结果可能是，它会使人们采取行动以保护和维持亲密关系，即使这样做的代价很高。承诺于亲密关系的人会运用各种各样的行为和认知策略，这既能维持和提升亲密关系，又能强化他们对关系的承诺（Etcheverry &Le，2005）。我们将在第14章详细介绍这些关系维持机制。不过，本章就要结束，让我们先预览其概要。

先看一个例子，承诺会促进顺应性行为（accommodative behavior），人们会克制自己不以愤怒来应对伴侣的愤怒（Rusbult et al.，1998）。具有顺应性的人能容忍伴侣的破坏性行为而不还击；他们吞下侮辱、嘲讽或自私的恶果而不报复。这样做，他们就避免了争吵和口角，有助于消除而不是加剧伴侣的糟糕情绪。这通常有益于亲密关系。此类行为可能需要相当程度的自我约束，绝不是因为软弱使然；相反，顺应行为是要有意识地做出努力以保护亲密关系免受伤害。

承诺的人还表现出更大程度的牺牲意愿（willingness to sacrifice），为了关系的融洽而牺牲自我利益（Impett & Gordon，2008）。为了使伴侣获益和促进亲密关系，他们会做那些如果只是为了自己就不会做的事情，还会克制自己不去做那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最后一个例子，承诺会改变人们对伴侣关系的认知。承诺的人表现出感知到的优越感（perceived superiority）——他们认为自己的亲密关系比别人的更好（Buunk，2001）。详而言之，他们认为在亲密关系中比别人享有更多的奖赏、付出更少的代价（Broemer & Diehl，2003）。

人们维持亲密关系还有其他的机制，但以上三个足以说明承诺激励人们保护亲密关系。人们在与他人的交往中，都会寻求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奖赏，但对伴侣的依赖使得他们行动时还得考虑伴侣的幸福。因而，承诺的伴侣常常做出牺牲、顺应伴侣，做一些并没有即时利益的事情，从而促进他们的亲密关系。

如果人们盲目地采取这些行为，常常会招致自我挫败。但是，如果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这样做，而且伴侣双方都这样做，这类行为就能有力地保护亲密关系，并促进与他人的愉快交往（Ramirez，2008）。就这样，即使我们的内心根本上是贪婪的，但我们对好友和爱人常常是无私的、体贴的和关爱的。

请你思考

巴尼喜欢贝蒂的原因之一是她做得一手好菜。当贝蒂请巴尼吃饭时，常常会准备精致、美味的菜肴，这比他自己常常吃的快餐要好得多。巴尼喜欢保持整洁干净、井井有条，却注意到贝蒂的房间邋遢拥塞、杂乱无章，但巴尼不太在意，因为贝蒂是个活泼、可爱的好伴侣。然而，他们一旦结婚，贝蒂就不常下厨了；两人都要上班，她常常在巴尼回家前打电话，要巴尼中途捎上外卖当晚餐。贝蒂懒散的家务活也惹恼了巴尼。他能完成自己公平分担的家务活，但卧室的沙发上一直放着成堆的未折叠的衣服，他们坐在一起看电视时不得不把衣服推到另一边。贝蒂似乎并没有注意自己随手放置的、乱作一团的物件，巴尼开始感到愤愤不平。

你认为贝蒂和巴尼的未来如何？为什么？

[1] 无过错离婚是指离婚的配偶一方无需证明对方存有过错，而只需简单说明夫妻双方无法继续共同生活的原因，便可获取法庭的离婚判决。1969年，美国加州成为美国（乃至西方世界）第一个适用无过错离婚的州，在此之前，获取离婚的唯一方式是证明对方存有过错或因对方的不当行为而导致婚姻完全破裂。——译者注

[2] 好吧，我承认这个问题有点简单。结果不是很明显吗？

[3] 参见第2章44页及第13章415页。

第7章 友谊

朋友的点滴相助才使我走到今天。

——约翰·列侬（John Lennon，英国甲壳虫乐队成员）

请回想一下你最好的两个朋友。为什么他们和你如此亲近？为什么你把他们当成朋友？你是否可能只是喜欢他们，而非爱上他们。（或者至少你不是“痴恋”他们，抑或你可能认为他们只是比“朋友”稍好一点。）你可能和他们共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他们在身边让你感到舒适安心；你知道他们也喜欢你，如果你需要帮助，他们都是你的依靠。

的确，朋友能带给你非常多样而复杂的积极情感体验。朋友有时会让你厌烦，但你还是会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他们能了解你不为人所知的私人信息。你喜欢与他们共处，并希望你们的亲密关系能永远持续。事实上，如果你回顾一下亲密关系的特征（见第1章第2页），就会发现你和最要好的朋友之间的联系的确非常亲密。你或许非常了解他们，对他们有着高度的信任和忠诚；你体验到的关心程度、相互依赖性和相互一致性可能没有和恋人相处时那么深厚，但这三个因素在朋友之间仍会出现。

那么，朋友关系是否和爱情关系一样，只不过亲密程度更低而已？答案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友谊和爱情关系的构成因素是一样的，但各个因素的结合不同。并且友谊通常也并不具备爱情的某些成分，所以两者的构成并不一样。但友谊和爱情的许多要素也非常类似，本章要详细描述亲密伙伴的特征，从而为爱情（第8章）的学习打下基础。我们还会涉及一些其他主题，比如友谊的各种特征，探讨男人和女人能否“仅仅做朋友”。

友谊的本质

友谊是我们获得快乐和支持的必不可少的源泉。对年轻人的一项研究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人（36%）认为友谊是他们目前“最亲近、最深刻、投入最多和最亲密的”人际关系（Berscheid et al.，1989）。很多人（47%）明确指出爱情关系是他们最为重要的伙伴关系，但友谊显然是我们和他人发生联系的重要方式。即使人们结婚之后，友谊仍然非常重要。另一项研究采用体验式取样 [1] 跟踪人们的交往，结果发现参与者与朋友在一起时一般比独自一人或者与家庭成员（包括他们的配偶）在一起时，有着更多的乐趣。如果配偶和朋友都在身边，那将是最美好的时光。但如果两者只能择一，朋友带来的快乐和兴奋往往比配偶带来的要多（Larson & Bradney，1988）。为什么友谊竟然如此重要？

友谊的属性

人们在谈到朋友时会想起各种各样的特征（Fuhrman et al.，2009；Hall，2009）。首先，亲密的朋友能感受到彼此间的温情。他们彼此欣赏、信任和尊重，珍视忠诚与真诚，双方都能无拘无束地做真实的自己，根本不用娇柔做作。其次，友谊涉及共同参与和分享。朋友之间反复进行有意义的自我表露，提供情感支持和实际援助，遵守平等规范，双方的喜好都受到应有的重视。最后，朋友还能彼此相伴。他们分享兴趣，参与活动，认为彼此才是娱乐和搞笑的源泉。最好的友谊显然是一种紧密、有奖赏价值的关系，故而有学者把友谊（friendship）定义为“一种自发的人际关系，通常表现出亲密和扶助，双方彼此欣赏，并企求对方的陪伴”（Fehr，1996，p7）。

友谊和爱情的差异

那么，怎么区分友谊和爱情？我们在第8章详细讨论爱情时将会看到，爱恋包含着比喜欢更复杂的情感。喜欢和爱恋都包含对伙伴正面、热情的评价，但浪漫的爱情还包括对伴侣的着迷、性的欲望和比友谊强烈得多的排他性的愿望（Giordano et al.，2006）。爱情关系还有着更严厉的行为标准；对待爱人应该比对朋友更加忠诚、更加愿意伸出援手（Fuhrman et al.，2009）。调节友谊的社会规范较之爱情关系的规范约束力较小，友谊也更易于解体（Fehr，1996）。此外，朋友不太可能会公开表达正面情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空闲时间一般也比情侣要少得多。

这些差别并不仅是因为大多数友谊发生在同性之间。异性之间的友谊一般也不如爱情那么激情澎湃、忘我投入（Fuhrman et al.，2009）。所以，友谊一般比爱情承担的责任更少，情感强度更弱，排他程度更低。并且和爱情不同，友谊一般并不存在性的亲密（虽然有些友谊中存在；我们稍后再来考察“发生性关系的朋友”）。

所以，深厚的友谊虽然不如爱情充满激情，但仍然具有奖赏价值，包含着亲密关系的所有其他组成部分。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友谊的这些成分。

尊重

当我们尊重别人时，我们会非常钦佩和重视他们。值得尊重的特质看来包括令人赞扬的道德品质、对他人的体贴入微、接纳他人、诚实、倾听他人的意愿等等（Frei & Shaver，2002）。我们一般喜欢那些令我们尊重的人，对朋友或爱人越尊重，那么与此人的关系越令人满意（Hendrick et al.，2010）。最亲密的朋友往往是我们尊重的人（Guthrie et al.，2011）。

信任

当我们自信地认为朋友会仁慈地对待我们，无私地考虑我们最大的利益时，我们就对他们产生了信任（Rempel et al.，2001）。这种自信需要时间来培育，但如果有人留意我们的愿望，无私、可靠地对待我们，信任就能建立起来（Simpson，2007）。信任在任何亲密关系中都是弥足珍贵的，因为它使得相互依赖更加愉快；让人舒适自在，与朋友轻松相处，不能充分信任伙伴的人往往戒心重重，对关系不满意（Rempel et al.，2001）。丧失信任会侵蚀紧密关系，产生破坏作用（Miller &Rempel，2004）；曾被朋友背叛的人常常很难恢复对朋友的信任和对人际关系的满意（详见第10章）。

资本化

我们和好友分享快乐时，快乐倍增，不会减少。当我们交好运时，并不总能从别人那里得到热心的祝贺；偶尔我们会得到别人言不由衷的祝福，有时别人根本漠不关心。但好友通常会为我们的成功感到欣喜，他们的兴奋能增加我们的欢乐（Gable & Reis，2010）。所以在资本化（capitalization）的交往模式中，我们常常能和朋友分享好消息，得到有益于紧密关系的热烈而有价值的反应：与那些对我们的好运漠然或冷淡的人相比，那些能提升我们快乐的人让我们感到更亲近（Reis et al.，2010）。具有资本化特征的人际关系通常比资本化不足的人际关系更令人满意、持续的时间也更长（Gable et al.，2006）。

社会支持

成功的资本化能提升积极事件带给我们的快乐。我们还依赖朋友帮助我们克服困难，他们帮助和鼓励的方式很多。我们获得的援助或社会支持有4种（Barry et al.，2009）。表现为关爱、接纳和安慰等形式的感情支持；表现为拥抱或搂抱的身体安慰；表现为资讯和指导形式的建议支持；和表现为金钱或物品的物质支持或有形援助。当你对即将到来的考试感到紧张时，朋友试图打消你的疑虑，就为你提供了感情支持。而朋友把她的轿车借给你使用就是一种物质支持。但不要太过呆板地看待这些分类，因为这些不同种类的援助有时会交叉在一起；慷慨的物质帮助也能在情感上打动人，朋友一旦得知你的轿车送去修理了，就把她的汽车借给你，这种帮助既提供了感情支持又提供了物质支持。

社会支持价值巨大，随着时间的流逝，个体接受的这4种社会支持越多，关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就越大（Barry et al，2009）。的确，伴侣温暖而关注的支持所带来的幸福感比金钱更大；你的收入对你快乐的影响可能还不如社会支持大（North et al.，2008）。但它在紧密关系中起作用的方式有些复杂。请思考以下观点：

● 感情支持具有实际的生理效应。长期来看，与伙伴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与那些得不到多少鼓励和关爱的人相比，他们的血压、胆固醇水平和应激的荷尔蒙水平都更低（Seeman et al.，2002）。在实验室研究中，他们把手臂浸入冰冷的水里体验到的疼痛感更微弱（Brown et al.，2003）。如果人们处在紧张状态，只要心中能想起支持自己的朋友，一般就能降低心率和血压（Smith et al.，2004）。

● 有效的社会支持使人们感到与帮助者更亲近。朋友敏感的、应答性的支持能增加我们的幸福感、自尊和对未来的乐观（Feeney，2004），这些都有益于亲密关系。伴侣新婚时的社会支持越大，10年后离婚的可能性越小（Sullivan et al.，2010）。

● 有些人更擅长于提供社会支持。例如依恋类型就会产生影响。安全型的人能轻松地接纳与他人相互依赖的亲密关系，往往能提供有效的支持，安慰和鼓舞受援者，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利他和同情（Davila & Kashy，2009）。相形之下，不安全型的人则更为自私，他们往往是出于义务或者为了回报才提供帮助。而且他们的社会支持效果往往较差，这要么是因为（就回避型的人而言）他们比安全型的人提供的帮助更少，要么是因为（就焦虑型的人而言）他们的帮助太冒失而有控制性（Collins et al.，2006）。一般而言，安全型依恋伙伴（而非不安全型）提供的支持更令人们满意（Kane et al.，2007）。此外，如果伴侣细心，又有同理心，因而明白伴侣的需求，往往就能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Verhofstadt et al.，2010）。人们需要帮助时很少直截了当地开口求助（Bohns & Flynn，2010），所以伴侣如能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感受，往往能为对方提供更好的社会支持。

● 进而，最好的支持应该切合我们的需要和偏好。并非所有的社会支持都完全对受援者有益。即使提供支持的朋友动机良善，具有利他精神，他们的支持也可能不对路或者太过殷勤（Brock & Lawrence，2009）；帮助行为可能威胁到我们的自尊或者显得冒失，而我们接受这类帮助时会讨厌这种受惠或蒙恩的感觉（Gleason et al.，2008）。所以，社会帮助有时候会伴随有情感的代价，因此最好的援助有时或许是无形的支持（invisible support），悄然施行而不为受援者所察觉（Howland & Simpson，2010）。当同居的情侣有一方正在准备紧张的律师资格考试时，双方把各自给予和得到的支持都记录下来，结果发现最能减少应试者焦虑的，是情侣提供而应试者并未觉察到的帮助（Bolger et al.，2000）。有时候，帮助朋友最好的方法就是默默地提供支持，从而不会增添他/她的心理负担。

当受援者觉察到有形的支持时，如果这种支持能切合受援者当前的需要和目标就会更加有效（Brock & Lawrence，2010）。另一项研究考察了备考律师资格的学生，结果发现物质支持——比如情侣为之下厨烹调——有帮助作用，而感情支持只会使应试者更加焦虑（Shrout et al.，2006）。另一方面，对视力受损的老年人的调查发现，他们会被物质支持惹恼（或许是因为物质支持使他们感到自己更加软弱无助），但感情支持却使他们感到振奋（Reinhardt et al.，2006）。显而易见，并没有适合所有情境的单一固定 的支持模式；朋友所欣赏的帮助和支援的类型取决于他/她目前的需要、你的能力和友谊当前的状态（Iida et al.，2008）。如果我们要为朋友提供有效的支持，虽然存在某些始终如一的模式——安全依恋型的人一般喜欢感情支持，而疏远型的人则偏好具体的建议和意见（Simpson et al.，2007）——但我们更需留心朋友的私人偏好和特定环境。

● 不论社会支持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研究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长期来看，真正起作用的并非朋友具体的帮助行为，而是我们对朋友帮助行为的认知。我们知觉到的支持和我们实际得到的支持只能粗略地匹配（Lakey et al.，2002），当人们认为自己的朋友不肯仗义相助时，则无论朋友是否真正如此都会感到苦恼（Lakey et al.，2004）。事实上，知觉到的支持比实际得到的援助与我们对伴侣的满意程度更有关联：当我们对朋友或爱人感到满意时，我们都会把他们视为支持式的良师益友；但当我们不满意时，则会认为他们麻痹大意、袖手旁观（Kaul & Lakey，2003）。当然我们的判断并非完全不切实际；朋友为我们提供的支持越多，我们通常认为他们越能仗义相助（Priem et al.，2009）。而且，如果我们信任他们，对他们感到满意，我们就更加可能注意和体察他们的帮助和支持，故而认知到的支持在增加满意度的同时，满意度也能提升认知到的支持（Collins et al.，2006）。总而言之，我们对所获帮助的判断“可能既拥有客观事实的内核，又裹有认知所装饰的外壳”（Reis et al.，2004，p.214）。

● 最后，个人特征也会影响我们对社会支持的认知（Iida et al.，2008）。那些对他人的关心和照顾怀疑的人，往往会以一种片面的、不应有的挑剔眼光来看待他人的帮助。具体来说，与对自己和人际关系更积极、更自信的人相比，依恋类型不安全的人认为他们所得到的社会支持不够体谅、帮助作用不足（Collins & Feeney，2010）。很显然，即使朋友真正能慷慨地帮助不安全型的人的，他们仍可能认为朋友的帮助和鼓励是不充分的（Collins et al.，2010）。

总的来说，我们依赖于朋友和爱人以获得宝贵的支持，但我们（感觉到）的支持数量和质量会受到我们自己和伴侣特征的影响。我们知觉到的社会支持也极大地受到人际关系质量的影响；一般而言，能与之愉快相处的朋友与那些不太让人满意的朋友相比，前者看起来更能仗义相助。当我们需要帮助时，我们也更可能向我们信任的、反应灵敏的伙伴求助（Collins et al.，2010）。然而不论社会支持明显与否，最好的支持总是那些能表示朋友关注和理解我们（因而具有应答性）、满足我们需要的帮助行为（Maisel & Gable，2009）。

应答性

上述亲密友谊的每种特征（尊重、信任、资本化和社会支持）让我们感到有人理解、关心和珍视自己，因而它们都与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最后一个部分有关系，这部分可能是亲密友谊中最重要的成分（Reis，2009）：应答性（responsiveness），即在认知层面上对朋友的需要和兴趣表现出关注与支持。大多数时间，朋友对我们是谁，我们要说什么都会有兴趣。他们关注我们，藉此表达他们珍视与我们的朋友关系。他们通常还表现出热情和支持，看来理解和欣赏我们。这些都是彼此能成为朋友的原因。认为某人对你的需要和欲望表现出关注、尊重、热心和支持，这种判断就是所谓的感知到的伴侣应答性（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它非常具有奖赏价值， [2] 那些能让我们感受到自己有价值、理解和尊重的人都会吸引我们。

感知到的伴侣应答性能提升亲密感（Maisel et al.，2008），促进自我表露、信任和相互依赖，毫无疑问有益于人际关系。两个人如果相处融洽，开始留意对方的需要，彼此就会感觉更亲密、更满意（Canevello & Crocker，2010）。而且，如果我们大方地关注他人，我们往往会认为这些人也支持和关心我们，这也能促进我们的人际关系（Lemay & Clark，2008）。更突出的是，对伴侣敏感应答对我们自己和伴侣都有益；努力理解和支持室友的大学新生比缺乏应答性的新生能更好地适应大学生活（Canevello & Crocker，2011）。应答敏感的伴侣表现出的理解、尊重和关心具有很大的价值，朋友显然能为我们提供有效的人际奖赏。

友谊的规则

根据某些规则，我们也能指望好友做出适当的行为。虽然我们通常不会在内心详细阐述朋友的含义，但大多数人都会有一套人际关系的规则（rules for relationships），这种规则即是朋友应（或不应）履行某些行为的共同文化信念。这些行为的标准是人际关系平稳运行的润滑剂。我们在孩提时代就已学会了这些规则，并且知道，一旦违背这些规则就会引起他人的指责和关系的混乱。例如英国心理学家在一项开创性的研究中，列出了很多可能的友谊规则，并请来自英国、意大利、中国香港和日本的成年参与者从中选出他们认可的规则（Argyle & Henderson，1984）。表7.1列出了规范友谊的几个普遍的规则。或许如你所料，这些普遍规则包括公平、信任、自我表露、支持、关爱及亲密关系其他令人满意的方面。

规则限定了人们应该表现出和不应该表现出的行为模式，但我们不会总是遵守友谊的规则。当要求旧金山两所大学的学生判定会有多少人遵守各种人际关系规则时，他们估计大多数规则只有50%左右的人会遵守（Gambrill et al.，1999）。但这并不表明规则不重要。我们越是恪守这些规则，我们与朋友的关系就越是亲近、满意（Kline & Stafford，2004）。而且，在友谊失败的大多数情形下，总会发现有人违背了这些规则（Argyle & Henderson，1984）。因而，无论我们是否有意识地考虑这些规则，在友谊之中还是存在某些行为标准，即人际关系的社会规则，它决定了友谊的成败。

表7.1　友谊的规则

资料来源：Argyle & Henderson, 1985.

友谊的毕生变化

友谊的形式会随其所处的社会背景（比如朋友是工作中的同事抑或生活中的邻居）、亲密程度、个体的年龄和性别的变化而有所改变（Fehr，1996）。随着我们长大和变老，友谊的特征也会发生变化。本节我们就来考察这些变化。

童年期

学前期儿童和自己喜爱的玩伴之间就有着低级形式的友谊。此后，儿童在发育和成熟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巨大变化，无不反映在他们的友谊之中，友谊也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Howes，2011）。友谊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儿童认知的发展；随着儿童年龄增长，认知复杂度增加，儿童对人际需要的变化也愈加显著。根据比尔迈斯特和费曼（Buhrmester & Furman，1986）的观点，这些关键的需要表现为：小学低年级阶段的接纳需要，青春期前期（9~12岁或小学高年级）的亲密需要，青春期（13~19岁）的性需要。在每一阶段新的需要都凌驾于旧的需要之上，所以年龄大的儿童比年幼的儿童要满足更多的需要。每一阶段需要的顺利解决都要求发展出新的特殊能力，这种能力会影响到儿童在后面阶段的应对方式；如果儿童没有获得这些技能，就会发生问题。

比如当儿童进入小学阶段，其他儿童的相伴或者接纳就变得日益重要；那些不被同伴充分接纳的儿童会感到被人排斥和孤立。随后在青春期前期，儿童发展出对亲密的需要，典型表现为关注与自己年龄和兴趣相似的朋友。此时充分发展的友谊首次登台，它以广泛的自我表露为特征，并且在此阶段儿童表现出观点采择、同理心以及利他主义，这些都是成人亲密关系的基础。先前不被同伴接纳的儿童要克服孤立感，但如果他们做不到，就会生平头一遭地体验到真正的孤独。此后，是蓬勃迸发的性需要，青少年一般发展出对异性的兴趣。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儿童很难建立起能满足这些新需要的人际关系，但大多数青少年随后会努力建立敏感、关爱和公开的恋爱关系。

总的来说，学者普遍地认为，随着人们年龄变大人际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成人应对友谊问题时丰富和复杂的方法都是历经岁月锤炼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儿童期成功的人际关系为成年阶段亲密关系的美好结果奠定了基础。比如，能与照料者形成安全型依恋的婴儿往往在入学时招人喜爱；因此，他们在童年期能建立更丰富、更安全的友谊，这让他们在青年期恋爱时更容易建立安全而舒心的亲密关系（Simpson et al.，2007）。另一方面，被同伴所拒绝的儿童往往会遭遇各种困难——诸如失学、刑事拘留和心理适应不良——远远多于那些为同伴所喜爱的儿童所遭受的（Bukowski & Cillessen，1998）。单纯的拒绝未必会导致这类问题，但却存在风险：有助于培养社交技能的干预措施能促进儿童被同伴的接纳，并能减少之后适应不良的风险（Waas & Graczyk，1998）。

青少年期

在13~19岁的青春期，友谊还有其他方面的变化。首先，青少年与家人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与伙伴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在芝加哥进行的一项体验式取样研究发现，小学5年级的儿童约有35%的时间与家庭成员待在一起，而高中阶段的学生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只占14%（Larson et al.，1996）。

第二个变化是青少年日益转向朋友来满足自己的依恋需要（Fraley & Davis，1997）。依恋学者确认了青少年时期的四种依恋方式（Hazan & Zeifman，1994）：（1）寻求亲近，指对依恋对象的趋近、保持临近和发生接触；（2）抗议隔离，青少年抵制把自己与伙伴分开，并因这种隔离而苦恼；（3）避风港湾，在危急困难时刻求助于依恋对象以获得安慰和支持；（4）安全基地，依托伙伴来探索新环境和进行其他大胆的尝试。所有这些依恋成分在年幼儿童和父母的关系中亦有所表现，只不过随着他们长大，青少年逐渐地把主要的依恋对象按成分逐个从父母转移到同伴身上。

比如11~14岁左右的青少年常常把避风港湾的依恋对象从父母转换到同伴；如果有事情令他们不安，他们在接近父母前会寻求朋友的帮助。的确，约有三分之一的青少年把同伴（一般为恋人而非普通朋友）而非父母视为他们主要的依恋对象（Rosenthal & Kobak，2010）。

所以在青少年的生活中，同伴会逐渐取代父母的角色，但即便是年轻的成年人仍会依赖父母以获得某些依恋。大学生最有可能向朋友们寻求亲近，也愿意将他们视为避风港湾，但不太可能把朋友作为安全基地（Fraley & Davis，1997）。这一角色通常是保留给父母来担当的。当人们搬到新的住所、从事新的工作、接受新的职业培训时，心中知道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随时回家探望父母、清洗衣物和免费吃住，这仍令大多数人感到心安。

成年早期

在少年晚期和20多岁的时候，人们就进入了成年早期阶段，根据著名的人格理论家艾里克森（Erikson，1950）的观点，此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亲密对孤独”的冲突。艾里克森认为正是在这个年龄段，我们学会了怎样建立持久、忠诚的亲密关系。

对于本书的许多读者而言，对亲密关系的探寻大多是在陌生环境中进行的：即远离家乡的大学院校。离家求学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友谊（Roberts & Dunbar，2011），但即使你近期并未见过中学时的许多好友，却并不会感到孤独。对美国丹佛大学新生持续1年的调查发现，学生在家乡建立的友谊逐渐消失，被随后在校园中新建立的人际关系所取代（Shaver et al.，1985）。这一过程并不能迅速完成，秋季刚入校的学生对其社交网络的满意度是最低的。但几乎所有的大学新生都能很快找到新的“亲密”朋友，但这些刚建立的友谊多数容易发生变化；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在春季学期仍保持着最好的友谊。显然大学新生在不断地调整他们的社交圈，外向坦率和善于自我表露的学生应对得更为轻松；较之笨拙的新生，社交技能娴熟的新生对人际关系更为满意。然而，到春季学期快要结束时，大多数学生再次对自己的社交圈感到满意。他们都结交了新的朋友，但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大学毕业之后友谊会怎样变化？在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中，113位年轻人用日记记录了他们两个时期的社会交往，一个时期是他们还在大学求学时，另一个时期是毕业六年之后（Reis et al.，1993）。总的看来，参与者离开学校后每周看望朋友的时间变得更少；具体来说，与同性朋友及与三个人或三个人以上的团队相处的时间减少了。与异性伙伴相处的总时间增加了，但异性伙伴的数量却减少了，在这点上男性尤甚。尽管如此，正如发展理论所认为的，在参与者20多岁时，他们社会交往的平均亲密程度却是增加的。大学毕业之后，人们往往只与少数几个朋友交往，但与朋友之间的人际交往层次更深、相互依赖程度更强。

中年期

当人们和爱侣安居后友谊又会怎样变化？友谊和爱情之间的关联非常清晰：当人们有了恋人时，他们与家人和朋友相处的时间会减少。这时会发生二元退缩（dyadic withdrawal）现象：人们与爱人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多，而探望朋友的次数越来越少（Fehr，1999）。一项研究发现，当人们还是偶尔与恋人约会时，平均每天和好友相处的时间是两小时，但一旦与恋人订婚后每天探望朋友的时间还不到30分钟（Milardo et al.，1983）。相爱的情侣确实会与具有共同特点的朋友有着更多的接触，但这并不能抵消他们朋友总数的下降以及与朋友相处时间的减少。

人们友谊的消退在结婚之后仍不会停止。与异性朋友的友谊尤其会受到影响；异性朋友可能会被配偶另一方认为是潜在的情敌，所以已婚人士一般很少探望异性朋友（Werking，1997）。尽管如此，即使夫妻们很少探望他们的朋友，他们仍比单身的时候有着更大的社交网络，因为他们会更多地看望他们的姻亲（Milardo et al.，1983）。（请不要误会这一点，如果你不喜欢爱人一方的家庭成员也请当心：一旦你结婚了将会更频繁地看到他们！）

因而，当人们投身于配偶和孩子时，他们的社会生活并不会完全萎缩破灭，但他们社交活动的重心的确从私人朋友转移到家庭和夫妻共同的朋友上。事实上，如果夫妻双方没有共同的朋友，这样的婚姻通常很艰难。正如图7.1所示，如果夫妻双方都没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配偶们就会面临更多的婚姻问题（Amato et al.，2007）。已婚人士有自己的私人朋友没什么坏处，但如果只有独享式的友谊似乎就有风险。

老年期

最终，老年人较之年轻人社交圈子更小，朋友也更少（Carstensen et al.，1999）。老年人并非不会交际，他们只是更加挑剔；他们的亲密好友数量和年轻时一样多，但他们和一般的朋友以及不太重要的社交伙伴相处的时间更少（Fung et al.，2001）。

图7.1　朋友圈和婚姻调适

如果夫妻没有共同的朋友就会遭逢许多挫折和困难。

资料来源：Amato et al.，2007.

社会情绪选择理论（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theory）认为，友谊随年龄的这种变化是因为老年人有着与年轻人不同的人际目标（Lockenhoff & Carstensen，2004）。年轻人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所以该理论假定他们会追求旨在获取信息、指向未来的目标，这有利于他们今后的生活。（这大概正是当代大学生们的社交活动的特征。）心中带着这样的社交目的，年轻人会追求各种类型的社交伙伴和相对更大的社交网络。然而，当人们变老，未来显得越来越有限，他们的社交目标大概更多地指向现在而不是未来，也更注重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情感需要（Fung & Carstensen，2004）。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观点认为，随着有生之年变得越来越屈指可数，老年人交际的目标指向友谊的质量而非数量；他们更注重精选出的深厚友情，不愿发生冲突（Fingerman & Charles，2010），而让更普通的朋友关系自然消失。的确，该理论预测：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的未来不长久，就会花更多的时间与少数几个亲密好友相处，而不是把时间用来和各种各样的普通朋友交往——这也是年轻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后，所剩时日无多时与人交往的情形（Carstensen et al.，1999）。一般而言，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看来是对与衰老有关的社交活动变化的合理解释。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当我们年老体衰、能力下降时，友谊所能提供的社会支持尤为重要。对美国康涅狄格州的2 812名老年人为期10年的纵向研究发现，经常与朋友保持接触能降低罹患残疾（比如不能自己穿衣或者行走）的风险（Mendes de Leon et al.，1999）。此外，如果老年人不幸罹患残疾，紧密的友谊常与较高的康复率联系在一起。整体来看，有着亲朋好友的老年人比那些较少与人接触的鳏寡孤独者更健康、更长寿（Sabin，1993）。只要我们活着，友谊就是无价之宝。

友谊的差异

友谊不仅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有变化，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和伙伴之间也存在差异。本节我们就要考察友谊的本质如何与性别及其他个体差异交织在一起。

同性友谊中的性别差异

请思考以下两种同性友谊的情形：

小莉和贝蒂是闺中密友。遇到麻烦时，另一方总能提供支持和忠告。只要她们在恋爱中出现任何问题，就会马上给对方打电话，请求并能得到所需要的建议和安慰。小莉和贝蒂觉得她们了解彼此的一切。

汤姆和巴尼有着过硬的交情。他们常常一起熬夜玩纸牌，或者修理汤姆那辆1980年出产的、总是发生故障的雪弗兰汽车。他们一起出没于各种场所——酒吧、篮球场、集体聚会等等。巴尼和汤姆觉得他们是最要好的朋友。

你觉得上面描述的两种友谊合理吗？或许合理。大量研究表明女性之间的友谊是以情感分享（emotional sharing）和自我表露为其特征的，而男性友谊则是围绕着共同活动（shared activities）、相伴相随和搞笑娱乐而展开的（Fehr，1996；Marshall，2010）。这显得过于简单化，但多年前赖特（Wright，1982）创造出的两个精辟词语今天看来仍熠熠生辉：女性的友谊是“面对面”（face-to-face），而男性的友谊则是“肩并肩”（side-by-side）。 [3]

同性之间的友谊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Fehr，1996）：

● 女性朋友之间电话交谈的时间更多；

● 两性朋友谈论的话题不同：女性更可能探讨人际关系和私人问题，而男性更可能探讨客观事件，比如体育比赛等；

● 女性进行的自我表露多于男性；

● 女性给予朋友的感情支持多于男性；

● 女性在友谊中比男性表达出更多的爱意和温情。

归纳一下，女性之间的友谊往往比男性更亲切、紧密。最终结果是，女性在爱情关系之外仍会向朋友寻求敏感、体贴的理解和支持，而男性常常做不到这点。请思考下面这个有启发性的问题（Rubin，1986，p.170）：“某晚你回到家里，恋人或者爱人宣布要离你而去，你会向谁寻求帮助？”当研究的参与者真正地思考这个问题时，几乎每位女性都能轻易地提到同性朋友的名字，但只有少数几个男性能做到这一点（Rubin，1986）。（事实上，如果男性的爱侣抛弃他们，大多数男性根本想不出可以向谁寻求安慰。）

为什么男性之间的友谊不如女性那样亲密？是因为男性缺乏彼此建立亲密友谊的能力？抑或他们只是不愿意这样做？通常，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如果社会环境支持男性之间的亲近，男性完全有能力与其他男性建立亲密的友谊——但社会对这种男性同性亲密的接纳程度远低于女性，所以他们不会这样做（Reis，1998）。为何如此？文化规范和性别角色看来是主要的原因（Bank & Hansford，2000）。传统的教养鼓励男性应该具有工具性而非表达性的特质， [4] 并且（正如第5章所述）个体的表达性能预测他/她自我表露的方式。双性化的男性一般比传统的、性别刻板化的男性有着更为亲密的友谊，但性别刻板化的男性在数量上要多于双性化的男性。为了和典型的性别角色保持一致，我们也会对男性施加压力，促使他们表现出比女性更多的情感约束。社会规范致使男性比女性更不愿意向他人表达出他们的焦虑和情感，如果社会鼓励表达性的男性友谊（如中东），亲密友谊中的性别差异就会消失（Reis，1998）。

因此，男性友谊缺乏亲密，可能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和其他男性分享有意义、亲密的相互依赖。相反，它是社会文化压力之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果西方文化不打击男性友谊心理上的亲密感，许多男性可能会拥有更亲密的同性友谊。

友谊的个体差异

除了性别效应之外，还存在其他影响友谊的个体差异。其一就是我们在第4章中谈到的自我监控（见133~135页）。自我监控水平高的个体倾向于建立较宽泛的社交网络，其同伴大多是“活动专家”，可以与之分享特定的快乐，但此外他们没有其他更多的共同点。因此，高自我监控者在友谊中的投入往往比低自我监控者更少；低自我监控者的朋友数量较少，但彼此有着更多的共同点，他们的友谊一般看来更加亲密（Snyder & Simpson，1987）。

另一个影响社交网络的个体特征是性取向。在对美国方便样本 [5] 中的1 415人调查发现，大部分异性恋男女的密友不是男同、女同或双性恋，但大部分男同、女同或双性恋者（GLBs）都有正常性取向的朋友（Galupo，2009）。只有约六分之一的异性恋者（知道他们）有朋友是GLB，但80%的GLB有亲密的异性恋朋友。所以，就性取向而言，异性恋者的朋友圈一般不如GLB那么多样化。如果异性恋者真要回避与GLB的友谊，他们就可能犯错：一般来说，GLB们与异性恋者之间的友谊完全像GLB们之间的友谊一样亲密和有奖赏意义（Ueno et al.，2009），异性恋者与GLB们接触越多，就越喜欢他们（Vonofakou et al.，2007）。

最后，有些人认为他们是独立自主的主体，其自我概念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能把他们与其他人区分开来的特质。相反，另外一些人则很大程度上依据与他人的人际关系来界定自我；他们的自我概念强调自己所担当的社会角色，以及在亲密的伙伴关系中表现出的特征。另一个有趣的个体差异是相互依赖的自我构念（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指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看成是与他人相互依赖（而非各自独立）的人。对于相互依赖的自我构念较强的人而言，人际关系是他们自我概念的核心特征，他们“思考和行动往往都是为了建立、提升和维持与重要人物的和谐、亲密的人际关系”（Cross & Morris，2003，p.513）。相互依赖的自我构念可以使人成为合意的朋友（Mann & Morry，2011）；和那些更加独立的人相比，相互依赖的人能更好地理解别人的观点和价值观，努力使他人及自己都获益。由于动机的作用，独立和依赖往往在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所表现，但诸如美国的西方文化往往赞美和推崇独立自主。所以，相互依赖的自我构念在美国之外的世界更为普遍（Cross et al.，2009）。

友谊发展的障碍

在本章的最后部分，我们来考察一些对宝贵友谊造成阻碍的个人特质。我们将重点研究两个非常普通而又令人痛苦的问题，即羞怯和孤独。我们都清楚，羞怯者或孤独者通常都希望建立亲密的友谊，但他们的行为举止却往往使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如今，我们或许需要身边的每一位朋友。在2004年对全美国有代表性的人群样本面对面的访谈研究发现，美国人的亲密友谊并不如过去那样普遍（McPherson et al.，2006）。认为自己没有任何知心朋友的人从1985年的10%（该研究上一次问到这些问题）猛增到2004年的25%。每4个美国成人中就有1位根本没有好友，无法向好友寻求亲密忠告和社会支持。另有19%的人报告他们只有1位知己好友（通常是其配偶或者兄弟姐妹），整体来看，人们亲密伴侣的平均数量从3个（1985年）骤降到2个。许多大学生在Facebook校园交友网站上有几十或上百个“朋友”，但这些网友并不是能提供丰富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亲密感的伙伴。一旦他们离开大学校园，只有一半多点的美国人（57%）还能和没有实际接触过的网友成为亲密的好友。许多美国人没有好朋友。毫无疑问，羞怯和孤独使情况变得更糟。

羞怯

与人交往时你是否会感到焦虑和拘谨，担心别人对你的评价，交谈时觉得自己笨嘴拙舌？大多数人都会这样。80%的人都曾体验过羞怯（shyness），羞怯是在社交情境下沉默寡言和抑制行为结合紧张不安的综合症状（Miller，2009）。看看表7.2，人们羞怯时会担心社会指责，忧心忡忡地预计别人对自己的苛评。羞怯者在与人闲聊时还会感到忸怩做作、笨拙无能、局促不安、效率低下（Arroyo & Harwood，2011）。因此，他们的社会交往会陷入山穷水尽的困境。如果他们不能完全避开人际交往，他们的行为也会表现出拘谨防卫的特点；看向他人的目光、保持的微笑、讲述的话语以及应答性的交谈都明显匮乏（Ickes，2009）。与泰然自若的人相比，他们应对日常谈话的能力非常低下。

表7.2　羞怯量表

资料来源：Cheek & Buss，1981.

几乎任何人都会不时地受到羞怯的困扰。当我们置身于陌生的环境，第一次见到有魅力、地位高的陌生人时，很容易产生羞怯，但是当我们在熟悉的环境下与老友交往时，则不太可能会感到羞怯（Leary & Kowalski，1995）。然而有些人会长期习惯性地感到羞怯，更频繁地体验到羞怯。与坦荡的人相比，他们具有三个特征。首先，惯常羞怯者害怕别人的负面评价。一想到别人讨厌自己他们就坐卧不安，他人的嘲笑和蔑视更令他们害怕恐惧。他们对社会指责的担忧要甚于其他人（Miller，2009）。其次，他们倾向于怀疑自我。低自尊通常伴随着习惯性羞怯，羞怯者往往有低自尊。最后，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他们会感到自己能力不足，有时还能找到充分的理由：整体看来，他们的社交技能不如不羞怯的人（Ickes，2009）。

羞怯者这种负面认知和行为缺陷令人生厌，使得他们与人交往时进退两难。他们担心别人的看法，害怕别人的指责，却又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营造良好的印象，以消除此类指责。结果，他们的社会交往通常显得小心谨慎、畏畏缩缩，这会打断、转移别人对自己的兴趣和热情（Oakman et al.，2003）。比如，如果羞怯的男性发现漂亮的女人注视自己，他们不会回望与之对视，更不会微笑问好；相反，他们的眼神游离不定，一言不发（Ickes，2009）。本来男女之间可以进行的良性沟通，男性一旦显得羞怯就根本不可能发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人们的羞怯是暂时性或习惯性的，只要他们胆怯畏缩，就会给人留下负面印象，而这恰恰是他们与人交往时希望避免的。他们疏离冷漠、毫无价值的行为并不能博得别人的同情，反而经常予人以沉闷单调、兴味索然的印象。我们且来彻底地分析这一现象。设想你在舞会现场，一些熟人三三两两地在舞池里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们向你嚷道“来吧！”，鼓励你加入他们的行列。但你对自己的舞步没有信心，不想让人觉得自己蠢笨，所以你待在了舞池的边缘。你当然想和他们一起跳舞，但却过分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所以你踌躇不前，保持观望。这种沉默寡言会妨碍你的社会交往，它当然不能表现你的随和友善，也无助于聚会欢快、狂热的氛围，你只是干站在那儿。你的心里或许还觉得自己很友好，但别人从你的行为表现上很难觉察到这一点。你当然不喜好跳舞嬉闹，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你或许看上去有点笨手笨脚、呆头呆脑。的确，或许更稳妥的说法是，与其一个人在舞池边上尴尬地站立给人负面印象，还不如加入跳舞的队列笨拙地舞动起来；只要你生气勃勃、兴高采烈，没有人会在乎你的舞姿怎样。但是当你站在舞池边了无趣味时，人们的确会注意到你。

事实上，正如图7.2所示，羞怯行为并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羞怯所表现出的懦弱、寡言和犹豫的行为特征看来好像冷漠无情、不太友好。和合群的行为相比，羞怯行为很可能引起对方冷淡和排斥的反应（Bradshaw，2006）。久而久之，羞怯者更可能受到别人的忽视和拒绝，而得不到他人的谅解和同理心，而这样的结果又会强化他们的羞怯。

的确，与不羞怯的人相比，羞怯者结交新朋友的过程缓慢得多（Asendorpf & Wilpers，1998）。他们的友谊一般也不怎么令人满意和具有支持性，所以他们也往往更加孤独（Bradshaw，2006）。这些影响非常重要；他们结婚时，羞怯的人会发生更多的问题，对婚姻生活也更不满意（Baker & McNulty，2010）。

图7.2　羞怯引起的人际循环效应

羞怯行为会给人造成负面的印象，通常还会产生羞怯者所害怕的不利评价。导致更糟糕的互动，加重了羞怯者的恐惧，如此循环往复。

因而，羞怯行为只会使个体的羞怯感更为严重，很显然，在社交生活中自信满满的表现通常比羞怯懦弱要好得多。当然，羞怯有时也有益处：当人们真正地遭遇新异情境，不知道如何行动时，羞怯片刻的警惕作用可以防止他们举止失当（Leary，2010）。然而，更常见的是，羞怯者会被社会指责所带来的威胁吓跑，而这种社会指责根本不曾发生过或者永远也不会出现，所以他们的羞怯完全没有必要，反而是起相反作用的心理负担（Miller，2009）。有一些正式的培训项目帮助人们克服习惯性羞怯，教导羞怯者要用积极的心态来认识和思考问题，帮助他们应对焦虑并正确理解社会评价，还重点传授如何开启谈话和果断处事等社交技能。在角色扮演任务和其他实践训练中，会一直排演练习积极思维和有效行为，直到受训者能独自得心应手地应用它们为止（Henderson & Zimbardo，2010）。

然而，大多数羞怯者可能根本就不需要接受社交技能的正式培训，因为他们只要精神放松，不再担心别人的评判，就可以表现得坦荡豁达。假如现在你受到羞怯的困扰，只要你实际上能较少在意别人对你的看法，就能给人留下更好的印象。利里（Leary，1986）的一项有趣实验证实了这种可能性。实验要求参与者在一个模拟单身酒吧的热闹嘈杂环境下，会见并招呼一位陌生人。利里将谈话声、三首不同的歌曲、电台静电噪声和聚会的喧闹声（诸如大笑和叫喊声）等不同的声音叠加在一起，制作出多音轨的录音带——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噪音”——并且在每对参与者交谈的时候以略微令人讨厌的音量播放磁带。重点在于，所播放的磁带音量总是恒定的，只不过告知一些参与者，噪音太响亮可能会干扰他们的谈话，他们很难轻松愉快地聊天。而告知另外一些参与者，噪音足够轻柔不会有什么影响。一旦参与者形成适当的预期，就让羞怯或不羞怯的参与者和陌生人单独相处——与人独处的场景对于羞怯者通常具有威胁意义。利里监测了参与者的心率以便追踪他们的焦虑和唤醒水平，研究结果如表7.3所示。当噪音“轻柔”，参与者拙劣的交往找不到好的托词，羞怯者就会表现出比正常人高得多的唤醒和焦虑；他们的心率变化增加到3倍之多（Shimizu et al.，2011）。更糟糕的是，事后观看自己的谈话录像的人也显然认为他们羞怯、不安。另一方面，当他们有了能降低社交预期的托词时——实际上不可能存在过于“响亮”的噪音——则他们的社交行为看上去一点也不羞怯。这种情况下，当他们开始与陌生人交往时，他们的心率增幅正常、适度，也不会给观察者任何羞怯的迹象。

表7.3　有了托词后羞怯者的社交表现更好

有趣的是，如果他们的交往行为表现拙劣而无可指责，利里（Leary，1986）研究中的羞怯参与者则能保持相对轻松舒适的心态，可以毫无困难地与陌生人交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他们能以平和的心态来思考即将发生的人际交往时，羞怯感就会消失。他们的羞怯并不是因为长期缺乏社交技能造成的结果；羞怯取决于交往发生的背景。同样地，当羞怯者能以相对匿名的方式以及轻松自在地以自己的节奏和他人进行在线交流时，他们就能更加放得开（Shepherd & Edelmann，2005）。但如果在线交流使用摄像头，双方能实时同步地看到彼此的影像，羞怯者又会恢复原来的沉默寡言；他们的自我表露减少，羞怯特征再次变得清晰可见（Brunet & Schmidt，2007）。

如果羞怯取决于羞怯者是否受到别人的注视，那么人们（可能包括你在内，如果你感到羞怯）根本不需要基本社交技能的培训。他们所需要的是更多的镇静和自信（Arroyo & Harwood，2011）。虽然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羞怯者应该考虑另一种选项：一味羞怯并不能帮他们赢得朋友和影响他人；那么相信自己并期望交往能顺利进行，又能失去什么？如果你是个羞怯的人，下次你结交新朋友时不要光想着你自己，只要尽你所能地努力寻找对方的特点即可。 [6] 事情或许出乎你意料地变好（Sasaki & Vorauer，2010）。

孤独

在社交场景中我们有时会感到焦虑和胆怯，有时还会因为没有亲密朋友而感到不满和苦恼，这两种社交体验并不一样。如果我们所期待的人际关系数量和质量与我们当前实际情形存在较大差距，就会产生令人不悦的厌烦、悲伤和绝望的孤独体验（de Jong Gierveld et al.，2006）。孤独与独处并不是一回事；在完全独处的状态我们通常也能感到满足（Leary et al.，2003）。相反，当我们想拥有与他人更多、更亲密的接触而不得时，就会产生孤独感（Mellor et al.，2008）。因此，如果你与他人的人际关系很淡漠，即使你身边有很多人或者你在脸谱网上有许多“朋友”，你仍可能会感到孤独。

孤独有着不同的层面。心理学家罗伯特·韦斯（Robert Weiss）首先提出人们会受到两种孤独的困扰（Weiss，1973），其一是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指的是我们不满于缺少朋友和熟人的社交网络而引起的孤独；其二是情感隔离（emotional isolation），指的是我们缺乏深厚的人际关系而引起的孤独。这两种孤独成分在UCLA（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孤独量表上都有所表现，该测验已广泛地用于成人孤独的研究。UCLA孤独量表（见表7.4）包括三方面的内容（Hawkley et al.，2005）。首先是与他人的隔离。孤独者感觉自己形单影只，与他人的接触次数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其次他们还会觉得与他人的亲密接触也达不到他们所期望的程度。最后，如果与他人总的社会联系太少也会引起孤独。孤独者感到他们与朋友和玩伴的联系不充分，所以他们在人际交往中体验到的快乐很少，也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

表7.4　UCLA孤独量表（第3版）

注意在量表中并没有出现“孤独”这个词。这是有意为之的。男性与女性相比更不愿意承认他们孤独，所以量表并没有出现这个词。要计算你的得分，请把注有星号题目的评分颠倒过来。如果该项你评为1，变成4；2变成3，3变成2，4则变成1。然后合计你的评分。年轻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孤独，他们的平均得分是42。年轻女性的平均得分是39（Russell，1996）。男女两性得分的标准差都是9.5。所以，如果你的得分等于或大于53，你就比大多数男性更孤独；如果你的得分等于或大于49，你就比大多数女性更孤独。如果你的得分等于或小于31，你的孤独感就比大多数男性更弱；如果你的得分等于或小于29，你的孤独感就比大多数女性更弱。顺带提一下，老年人的平均得分是32。你的得分和他们比起来如何？

资料来源： Russell, D.W. (1996)

如果人们的社会联系非常糟糕则会受到伤害。在第1章我们曾提到人类有归属需要，孤独正是归属需要得不到满足的恶果。长期来看，孤独者与那些有着丰富、满意友情的人相比，他们的血压更高，血液中应激荷尔蒙的水平也更高。他们的睡眠质量很差，免疫系统的功能也不正常（Cacioppo & Hawkley，2009）。久而久之，孤独对老年人整体幸福的损害非常明显：对美国爱荷华州3 000名老年人的追踪研究发现，孤独的老人四年之后有40%的人进了疗养院，而社交活跃的老人则只有10%的人进入养老院（Cutrona et al.，1997）。如果孤独持续存在，会对我们的健康会造成非常糟糕的影响（Hawkley & Cacioppo，2007）。

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孤独通常是一种短暂的状态。任何人与自己的社交圈子隔离一段时间，都会感到苦恼，但它持续不了多久，重新回到自己的社交圈子或者建立了新的友谊，孤独就会结束。令人不安的是，与孤独有关的一些个人特征具有耐久性，只能逐渐地加以改变（如果确实能改变的话）。举例来说，孤独具有遗传性。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孤独的变异约有一半（48%）来自基因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出生时就继承的（Boomsma et al.，2005）。有些人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天生就比一般人更可能体验到孤独。的确，人们的人格特点能预测他们后来孤独的程度；高水平的外倾性、随和性和尽责性都和低孤独有关联，而高神经质会增加孤独的发生（Cacioppo et al.，2006）。

孤独也会随着其他更具变化性的个人特征而变化。不安全型依恋就是例子之一。依恋的两个维度——忧虑被弃和回避亲密——都与孤独有关，人们忧虑和回避的程度越低，他们体验到的孤独一般更少（Wiseman et al.，2006）。自尊是另一个影响孤独的可变化的特征。和社会测量模型的自尊假设相一致， [7] 不能和他人保持满意、充实的人际联系的人一般也不怎么欣赏他们自己：孤独者倾向于低自尊（Cacioppo et al.，2006）。

表7.5　是否拥有爱侣的男女之间的孤独对比

资料来源：Wheeler et al.，1983.

而且，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孤独（Pinquart，2003），但更多地取决于他们当前是否能与女性伙伴保持亲近。因为女性常常与其他女性有着亲密的友谊，即使她们没有任何约会情人，她们在生活中通常也能与其他女人分享亲密的情感。男性则相反，他们与其他男性只能保持相对肤浅的人际交往，一般只有在与女性交往时，他们才能真正敞开心扉。因此，男性似乎依赖于女性以避免孤独，而女性则不会反过来依赖男性避免孤独（如表7.5所示）。

然而实际上更准确的说法是，大丈夫式的男性才真正需要女性来防止孤独。能够促进人们有意义、充实的人际交往的心理要素之一是表达性， [8] 表达性是使人变得热情、敏感和亲切的品质，具有表达性特征的人看来不太可能感到孤独（Wheeler et al.，1983）。女性往往有较高的表达性，这可能是她们不会像男性那样孤独的主要原因。但是双性化的男性也有着较高的表达性，与更传统的大丈夫式的男性不同，他们并不比女性更孤独。所以，男性和女性在孤独上的总体差异看来是一种性认同差异而非性生理差异。如果没有表达性高的伙伴为伍，在他们的生活中注入亲密感，表达性低的人（当然包括大多数男性）往往会感到孤独。但许多男性（大约三分之一）和大多数女性的表达性一样高（Bem，1993），他们不需要依赖女性以防止孤独。

最后，如果人们感到孤独，他们的生活就会了无趣味。他们在对待他人的消极态度上表现出的苦恼和绝望显而易见（Tsai & Reis，2009）。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孤独者所怀疑和讨厌的人往往恰恰是他们要向之寻求接纳和尊重的人。可能导致的结果是，他们的人际交往通常单调沉闷、迟钝乏味。孤独者对别人的话语反应迟缓，不会询问任何问题，从他人不带恶意的话语中却能品读出拒绝，所以与孤独者聊天没有任何乐趣（Edwards et al.，2001）。此外，他们不会进行太多的自我表露；他们的谈话通常淡漠肤浅、毫无意义，所以他们很难形成他们所渴望建立的亲密关系（Cacioppo & Hawkley，2009）。

不幸的是，所有这些都逃不开别人的眼睛。孤独者愤世嫉俗的观点和迟钝乏味、心不在焉的处世方式经常会引起他人的消极反应，他人一般会认为孤独者并不十分了解和喜欢自己（Tsai & Reis，2009）。孤独和羞怯相似，都存在可能的自我延续倾向，但孤独的效应可能更加强烈。尽管羞怯行为实质上并无害处，羞怯者只不过显得疏离冷漠，但孤独行为却有破坏作用，令人憎恶。羞怯者只是要与人保持距离，但孤独者却会烦扰和激怒我们。在大学校园里，孤独的学生与同伴的交往几乎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多，但他们体验到支持和关爱之类的积极结果较少，而消极结果（如冲突和怀疑）却较多（Hawkley et al.，2005）。因而，即使孤独者身边有许多人，他们的行为方式却令人生厌，这使得他们的孤独更严重。

雪上加霜的是，孤独还会引起抑郁（Cacioppo & Hawkley，2009）。抑郁是比孤独更宽泛、更不满和苦恼的状态——孤独产生于人际障碍，而抑郁则来源于各种各样的失落和挫折（Weeks et al.，1980）——但他们能相互激化对方，抑郁使人更难有效率地行动以吸引他人（Rehman et al.，2008）。除了悲观和忧郁之外，抑郁者还会表现出可憎的行为模式，即过度寻求保证：他们持续不断地探查以确保他人喜欢并接纳他们，但当他们得到保证后又质疑这种保证的真实性（Haeffel et al.，2007）。在不满和焦虑中，他们仍继续寻求更令人信服的安慰，也逐渐把他们伙伴的耐心消磨殆尽（Eberhart & Hammen，2010）。

上述孤独的影响没有一条令人愉快。孤独者又应该怎样克服呢？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孤独，前面的论述可能看起来非常悲观，但并非完全没有希望。有些人可能很容易遭逢孤独，但我们面对的环境显然也有影响（Larose et al.，2002）。不利的环境会使任何人变得孤独——但环境会发生变化，所以始终保持希望非常重要。孤独未必一直持续。的确，当年轻人被催眠，并要求他们想象友谊和归属感的体验时，则和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孤独感时相比，他们更少羞怯、更好交际、更加快乐、更不孤独（Cacioppo et al.，2006）。个体的观念就能引起巨大的变化。

不管是好是坏

孤独者往往对他人持有消极的态度，这使得他们更难克服孤独。

资料来源：c 1989 Lynn Johnston Productions. Dist. by Universal Press Syndicate。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All rights reserved.

详而言之，如果大学新生能把他们的苦恼归因于不稳定、短暂的影响因素，而不是他们自己或者其他人持久的缺陷，他们就能更轻松地克服孤独（Cutrona，1982）。把自己的孤独判断为暂时的或能改变的困难，就能乐观地期待事情会好转，而充满希望比消极悲观更有可能医治好孤独（Newall et al.，2009）。再者，因为孤独产生于我们所期望的伙伴关系与我们当前已拥有的人际关系之间的落差，所以孤独者应该当心别把自己的眼光放得太高。例如，离家求学的莘莘学子通常有段时间会感到孤独；孤独伴随着（新异的、陌生的）新环境而发生（Weeks et al.，1980）。但接下来的一年，那些只想结交新朋友的学生通常都能得偿所愿，变得不再孤独，而那些渴望寻觅浪漫爱情的学生通常会感到失望，变得更加沮丧（Cutrona，1982）。

要克服孤独，我们就应该寻求新的友谊，而不是爱情，尽力使自己显得友好。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孤独，小心你自己的任何乖戾、自我挫败态度（Masi et al.，2011）。你是否开始认为人们一般都是自私的、浅薄的和没有爱心？这种消极的人生观几乎肯定地会降低你的魅力，并且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你所期望的也许正是你所得到的。的确，如果你能采用更积极的方法——关注他人的优秀品质，期望他们愉悦友善，并且耐心地承认友谊的建立需要花费时间——你就可能会享有与他人更有价值的交往。

请你思考

大卫和安妮在一起读研究生时成为最要好的朋友。他们同一年入学，选修了同样的课程，还在课外的几个项目上一起精诚合作。他们了解彼此，双方都尽责、聪明，并且完全尊敬和信任对方。他们彼此知悉对方最私人的秘密。一起游玩时他们感到极大的快乐。他们都不是墨守成规的人，能分享具有讽刺意味、不落俗套的幽默；其他人不怎么看好的笑话，却经常能引起他们的开怀大笑。在安妮完成她博士论文的那天晚上，他们喝醉了，几乎发生了性关系，却被人打断，机会就这样溜走了。不久之后，他们毕业了，在美国不同的地方找到了工作，他去了加州，而她去了明尼苏达。而今，6年之后，他们都已结婚了，只能在每年的学术会议上才能见上一面。

你认为大卫和安妮之间的友谊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1] 如果需要提醒你什么是体验式取样，请翻到59页。（第2章仍然很有用，不是吗？）这项研究的参与者要戴上无线寻呼机，从而在白天每两个小时就会提醒他们记录他们和谁在一起，做些什么。

[2] 的确，感知到的伴侣应答性如此重要，这是我第二次提到它了。在第5章159页曾提及它是影响自我表露的重要因素。

[3] 这一聪明的论断当然过于简单化，因为它意味着女性朋友只会交谈而男性朋友只会玩乐，这当然不符合实际。女性也和男性一样喜欢和朋友一起进行令人快乐的活动（Fehr，1996）。然而，男性与女性相比，更不乐意和朋友分享他们的情感和恐惧，所以一般而言，情感分享这一特征的确能区分男女之间的友谊（Marshall，2010）。

[4] 要提醒你工具性和表达性的特质吗？请翻到第1章24页。

[5] 参见第2章46页。

[6] 如何做请查看第225页的专栏7.2。

[7] 需要提醒你社会测量理论模型吗？请翻到第1章29页。

[8] 你可能已经记住了这个概念了，但如果你想回顾一下，请翻到第1章24~26页。

第8章 爱情

请你思考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某个人具有你所期待的所有品质，但你还没有爱上他/她，你会与这个人结婚吗？大多数读者会说不。在20世纪末，绝大多数的美国年轻人认为浪漫爱情是婚姻的必需条件（Simpson et al.，1986）。除了人们对配偶所渴望的诸特性（如热情、可靠性、长相吸引力等）外，西方文化下的年轻人大多数还坚持认为浪漫和激情也应是婚姻的前提。这种观点非常新颖，所以格外引人注目。纵观人类历史，通常择偶标准和浪漫爱情并无多大的关联（Ackerman，1994）；人们的婚配有着政治的、经济的、实用的和家庭的原因，而独独不会仅仅因为彼此相爱而结合。即使是在北美，人们直到最近才开始觉得爱情是婚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1967年，76%的美国女性和35%的美国男性还愿意与自己并不爱恋但各方面都比较完美的伴侣结婚（Kephart，1967）。而现在，多数人会拒绝这样的婚姻。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正在进行大胆的尝试。毕竟以前很少有人认为爱情是人们结合不可或缺的原因（Coontz，2005）。如今全世界的人都能体验到浪漫的激情，但仍有很多地方的人并不把爱情当作婚姻的先决条件。北美文化认为爱情是人们结合的前提，并将之推崇到前所未有高度（Hatfield & Rapson，2008）。这种观点正确吗？如果存在多种多样、彼此重叠的“爱情”以及不同类型的爱人——而且更糟的是，如果爱的激情和浪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那么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婚姻是否就会常常令人困惑和失望？

这一章我们就要考察这些问题，并通过了解社会心理学家的爱情理论而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们先来学习人类认识爱情的简单历史，然后思考不同形式的爱情和不同类型的爱人。最后，我们将以一个大家都关心的问题来收尾：爱情能持续吗？（你的回答是什么？）。

爱情简史

现代人普遍认为配偶应该彼此相爱，然而不同的文化对爱情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Hunt，1959）。许多年来，人们对爱情的态度体验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有所变化：

● 文化价值：爱情是值得拥有的还是可有可无的情感体验？

● 性欲：爱情应该有性行为还是与性无关？

● 性取向：异性之间和同性之间都能相爱吗？

● 婚姻状况：爱情只专属于婚姻，还是可以保留给第三者？

不同的社会文化对这四个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从而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爱情模式：即爱情是什么？爱情应该是什么？

比如在古希腊，痴恋某个人会被视为疯狂，而与婚姻或家庭生活没有一点关系。相反，古希腊人崇尚柏拉图式的爱情，表现为两位男性之间不带性欲色彩的爱慕。

在古埃及，具有王室血统的人通常与他们的同族结婚；在古罗马，“婚姻的目的是为了生养小孩、结交盟友和建立血缘纽带……丈夫和妻子应该成为朋友，和睦相处。幸福和肉体享乐都不是婚姻生活的内容。性行为只是为了生养婴儿”（Ackerman，1994，p.37）。

在12世纪的欧洲，异性之间的爱情被冠以“宫廷爱情”（courtly love）的美誉，它有着更为积极的内涵。宫廷爱情需要骑士们把爱情作为一种高贵的精神追求，孜孜以求地献身于贵妇人。这种爱非常地理想化、非常优雅——至少在理论上——与性无关。宫廷爱情显然又是不合礼仪的婚外情。宫廷爱情中的男主角通常未婚，但女主角却是有夫之妇！在中世纪，没有人指望婚姻浪漫；相反，婚姻是与政治和财产有关的非常严肃的主题。的确，对异性产生的强烈的性欲望被人们视为“通往地狱的险恶之门，即使在夫妻之间也不能容忍”（ Ackerman，1994，p.46）。

在随后的500年，人们开始认为充满激情的爱情也是值得拥有的，但这种爱情常常注定要失败。要么情侣双方受到阻挠而不能结合在一起（经常是因为他们已经和其他人结了婚），要么在两人的爱情实现之前一方或者双方死亡。一直到17和18世纪，欧洲人（特别是英国人）才相信浪漫的激情偶尔也会有“幸福的结局”。然而，当时人们并不普遍认为夫妻彼此之间应该拥有充满激情和浪漫的婚姻。

即使在今天，全世界仍只有局部地区的人确信浪漫爱情应该与婚姻联系在一起。不过，现在的你可能会认为爱情和婚姻相伴相随，缺一不可。为什么你的观念会与过去大多数人的看法不同？为什么北美人对因爱而婚这个观念的接纳和热衷最为彻底（Hatfield & Rapson，2008）？这也许是因为美国个人主义的盛行和经济大繁荣（这使得大多数年轻人能够离家独居，并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婚姻伴侣），以及没有种姓制度或家族控制。个体（而非家庭）应该根据情感的依恋（而不是经济条件）来选择婚配对象，美国人对这一择偶观的理解和重视程度要远胜于大多数其他国家的人。年轻人应该离开父母，自由地恋爱，自主地决定婚姻，并把恋人带回家与家人见面，这样一种恋爱婚姻观，许多地方的人现在仍认为这是一种荒谬之极的婚恋观（Buunk et al.，2010）。

无论如何，我们来总结一下刚刚提到的关于爱情的所有不同观点：

● 爱情是一种疯狂。

● 爱情与婚姻几乎没有关系。

● 最完美的爱情发生于同性之间。

● 爱情并不需要有性接触。

● 爱情是高贵的精神追求。

● 爱情注定要破灭。

● 爱情可以是幸福美满的。

● 爱情和婚姻相伴相随。

以上对于爱情的区分只是反映了普通的文化和历史差异（Hatfield & Rapson，2008）。然而，这些不同的观点也反映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爱情的形式多种多样。下面我们就考察各种各样的爱情。

爱情类型

咨询专栏作家安·兰德斯（Ann Landers）曾经遇到过一位非常苦闷的女士，因为在和恋人结婚不久之后，她对爱人强烈的爱恋就渐渐减弱了。兰德斯认为那位女士所认为的“世纪之恋”并不是“真正的爱情，只不过是一对性腺的相互吸引”（ Landers，1982，p.2）。兰德斯断言，沉迷于色欲和真正的爱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爱情比纯粹的激情更为深刻和丰富。爱情是构筑在宽容、关爱和沟通的基础之上，爱情是“熊熊燃烧着的友谊”（p.12）。

兰德斯的观点是否符合你对浪漫爱情的体验？浪漫爱情和疯狂痴恋之间是否有差别？根据下面的爱情三角理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可能都是肯定的。

爱情三角理论

罗伯特·斯腾伯格（Robert Sternberg）认为各种不同的爱情都能由三个构成成分组合而成（Sternberg，1987，2006）。爱情的第一个成分是亲密（intimacy），包括热情、理解、沟通、支持和分享等爱情关系中常见的特征。第二个成分是激情（passion），其主要特征为性的唤醒和欲望。激情常以性渴望的形式出现，但任何能使伴侣感到满足的强烈情感需要都可以归入此类。爱情的最后一个成分是承诺（commitment），指投身于爱情和努力维护爱情的决心。承诺在本质上主要是认知性的，而亲密是情感性的，激情则是一种动机或者驱力。恋爱关系的“火热”来自激情，温情来自亲密；相形之下，承诺反映的则是完全与情感或性情无关的决策。

爱情三角理论认为，这三个成分就是爱情三角形的三条边，可以描绘两个人之间的爱情。每个成分的强度都可由低到高地变化，所以爱情的三角形可能有各种大小和形状。实际上可能存在无数的形状，为了简化，我们只考察几种相对纯粹的爱情类型，即某一成分非常低而其他成分充足的爱情三角形。在探讨下面几种爱情类型之前，你应该记住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明确定义的纯粹爱情体验或许并不多见。

● 无爱（nonlove）。如果亲密、激情和承诺三者都缺失，爱情就不存在。两个人可能仅仅是泛泛之交而不是朋友，彼此的关系是随意、肤浅和不受约束的。

● 喜欢（liking）。当亲密程度高而激情和承诺都非常低时，就是喜欢。喜欢多表现在友谊之中，伙伴双方有着真正的亲近和温情，却不会唤起激情或者与对方共度余生的期望。如果某个朋友的确能唤起你的激情，或者当他/她离开的时候你会强烈地思慕，那么你们之间的关系就已经超越了喜欢，变成其他类型的了。

● 迷恋（infatuation）。缺乏亲密或承诺却有着强烈的激情即是迷恋。当人们被几乎不认识的人激起欲望就会有这种体验。斯腾伯格（Sternberg，1987）承认他曾经痛苦地痴恋过一位在10年级的生物课堂上从未说过话的女生；为她衣带渐宽却从来没有勇气去认识她。他现在认为这种爱情就仅仅是激情。他对她的爱就是迷恋。

● 空爱（empty love）。没有亲密或激情的承诺就是空虚的爱。在西方文化中，这种爱常见于激情燃尽的爱情关系中，既没有温情也没有激情，仅仅只在一起过日子。不过在有包办婚姻的社会中，空爱或许是配偶们生活在一起的第一个阶段，而不是最后一个阶段。

爱情可以持续终生。你认为这对夫妻持续的是怎样一种爱情？

你的爱情或许不太符合上述的任何一种类型。这可能是因为这几种类型都缺失爱情的一些重要成分——这正是斯腾伯格的观点。爱情是复杂的体验，如果我们把爱情的三个组成部分结合起来形成更复杂的爱情形态，这一观点就更清楚。

● 浪漫之爱（romantic love）。浪漫的爱情有着强烈的亲密感和激情。可以把它视为喜欢和迷恋的结合。人们常常会表现出对浪漫爱情的承诺，但斯腾伯格认为承诺并非浪漫之爱的典型特征。比如夏日之恋可能非常浪漫，即使双方都知道夏季一结束爱情也就走到了尽头。

● 相伴之爱（companionate love）。亲密和承诺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爱就是相伴之爱。相伴之爱的双方会努力维持深刻、长期的友谊，这种爱情表现出亲近、沟通、分享以及对爱情关系的巨大投入。相伴之爱的典型例子是长久而幸福的婚姻，虽然年轻时的激情已逐渐消失。

● 愚昧之爱（fatuous love）。缺失亲密的激情和承诺会产生愚蠢的爱情体验即愚昧之爱。这种爱情会发生在旋风般的求爱中，在压倒一切的激情基础上双方会闪电般地快速结婚，但彼此并不十分了解或喜欢对方。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爱人在迷恋对方时投入太多——很可能得不偿失。

● 完美之爱（consummate love）。最后，当爱情的三个成分——亲密、激情和承诺——都非常充足时，人们就能体验到“彻底的”或完美的爱情。这是许多人都追求的爱情类型，但斯腾伯格（Sternberg，1987）认为完美之爱非常类似于减肥：短时间里容易做到，但很难长久坚持。

所以，根据爱情三角理论，“我爱你”这样一句简单的陈述可能包含许多不同的情感体验（在表8.1中总结了爱情的不同类型）。另一个使爱情变得难于理解的复杂情形是，爱情的三个组成成分会随着时间发生变化，所以某对特定的爱情伴侣在不同时期可能会体验到各种不同类型的爱情。不过在爱情的三个成分中，激情是最容易发生变化，也是最不容易控制的成分。所以我们会发现自己对伴侣的欲望急剧飙升，随后又迅速消退，我们很难有意识地控制这些变化（Sternberg，1987）。

三角理论正确吗？这些主张准确吗？请思考一下，如果三角理论对浪漫爱情的描述是正确的，则浪漫之爱的主要成分之一——高水平的激情——可能难以持续。不过要想知道爱情是否能持续，还需考虑许多因素，稍后再来考察这个问题。目前我们需要注意：亲密、激情和承诺这三个成分在爱情关系中都很重要（Aron & Westbay，1996）；具体来说，每个成分都可以使爱情关系令人满意，在最有奖赏价值的爱情关系中，这三个成分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ternberg，2006）。

表8.1　爱情三角理论：爱情关系的类型

资料来源：Sternberg，2006.

生理学的视角

对爱情生理基础的研究也表明激情与亲密是完全不同的体验。调控性欲望的脑区看来与支配依恋情感和对爱人承诺的脑区截然不同（Diamond，2004）。在对爱情最尖端的研究中，研究者采用fMRI技术来考察人们观看其爱人（其他人作为对比）时的大脑活动，结果发现激情所激活的脑区与爱慕之情、承诺所激活的脑区并不相同，这一点在美国（Aron et al.，2005）和中国都一样（Xu et al.，2011）。所以，事实上，我们并不爱恋的人也完全有可能勾起我们强烈的性欲望，而从使我们快乐地依恋的人身上却可能感觉不到多少激情（Diamond，2004）。（这一点你也许已经认识到了。）

的确，心理学家海伦·费希尔（Helen Fisher）认为存在三种既相互联系又截然不同的生物系统控制着爱情成分（Fisher，2006），这具有演化学上的意义。首先是性欲或性驱力，由性荷尔蒙调控。性欲使得人们有了与人交媾的动机，从而促使人们成功地进行繁殖。其次是吸引力，促使人们追求他们所偏爱的特定的恋人。吸引力通过激起浪漫的爱情促使人们形成稳定的配偶联系，它由特定脑区里控制奖赏情感的神经递质多巴胺（dopamine）和（可能的）5—羟色胺（serotonin）来调控（Aron et al.，2008）。当我们坠入爱河，多巴胺水平就会上升，从而引起兴奋和欣喜，而5—羟色胺水平的下降可以给予我们足够的能量去不知疲倦地追求心上人。神经递质的这种混合或许正是“爱人们感到欣快、精神抖擞、乐观豁达和精力充沛，并能快乐地秉烛夜谈，通宵达旦；或者连续数小时不停地做爱的原因”（ Ackerman，1994，p.165）。的确，当人们真正坠入爱河时，只要看一下爱人就使疼痛不再那么难受。浪漫的爱情还会激活止痛药影响的脑区，当年轻的恋人看到情人时果然能无视疼痛（由贴在手上的计算机控制的加热垫造成），而如果看不到情人这种疼痛非常令人苦恼（Younger et al.，2010）。最后是依恋，这里的依恋是指长期的伴侣关系所带来的舒适、安全的情感。这种情感使得夫妻们厮守在一起的时间足够长，从而能保护和供养他们年幼的子女。依恋驱动的是相伴之爱，由神经肽催产素（oxytocin）调节（依恋的时间越长催产素含量越高）。

所以，我们天生就具有演化而来的三个不同的生理系统，它们各自促进了人们的成功繁殖过程——它们也支持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结果：激情、亲密和承诺的体验彼此相当独立，在任何时间都能各自独立地发生强弱变化。另一方面，在很多爱情关系中，亲密、激情和承诺的情感体验又相互有着明显的关联（Whitley，1993）。例如，如果男性翻看色情书刊有了性唤醒，则比他们没有“性兴奋”时更加爱恋他们的伴侣（Dermer & Pyszczynski，1978）。

因此，正如前文所提醒的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三角理论所清晰界定的爱情看来并非如此泾渭分明。人们对爱的实际体验是复杂的。比如，母亲对儿子的舐犊之情可能和他对自己母亲的跪乳之恩相似，但这两种情爱也可能存在有意义的差别，对此三角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进行解释。不同类型的爱可能以更混杂、更令人困惑的方式交错重叠，这超出了三角理论的范围（Fehr，2006）。

然而，三角理论为研究不同类型的爱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理论框架。无论它是否完全正确，从长期来看，它发现了在许多爱情关系中都特别有可能出现的两种类型的爱情。下面我们便仔细地来考察这两种爱情。

浪漫狂热之爱

是否有人曾告诉过你，“我爱你，但并没有浪漫的激情”？如果真的如此，可能并非什么好事。或许你已知道，这人想说的是，“我喜欢你，我关心你，你是个很优秀的人，有很多美好的品质等等，但我却觉得你没有性的吸引力”（Myers & Berscheid，1997，p.360）。正如爱情三角理论所指出的，性的吸引力（或者“激情”）是浪漫的爱情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Regan，2008）。所以如果你的恋人对你说“我只是想和你做朋友”，会令你很受打击。

浪漫的爱情包含激情，这一点非常重要。值得一提的是，任何形式的强烈唤醒，无论好坏，都会影响我们对浪漫爱情的感受。

唤醒

一项对浪漫之爱的经典分析认为，激情洋溢的吸引力根源于两个因素：（1）生理唤醒，如心跳加快，并伴随（2）相信另一个人是引起你唤醒的原因（Berscheid & Walster，1974）。根据这一双因素观点，当情感唤醒是由于出现了另外一个有吸引力的人时，浪漫的爱情就会产生，或者至少得以增强。

设想这样一种情境：你正在温哥华的一个公园里游玩，你准备通过一座由木板铺成的狭长吊索桥，桥下是深达几十米的陡峭峡谷。木桥的绳索栏杆很低，只能够到你的腰部，你走在上面时桥还会上下左右晃动。远处是从岩石丛中穿过的小溪，当你通过小桥时，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会情不自禁地感到紧张和兴奋（或许还有表露在外的恐惧）。但在这座不安全的小桥中央，你会遇见一位有吸引力的异性，此人会邀请你回答一些问题。你会看到一张图片并要据此编出一个故事，随后这位面谈者会热情地感谢你，并提出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致电问询。这位在桥上邂逅的人对你的吸引力如何？

这正是达顿和阿伦（Dutton & Aron，1974）在其著名的实验中所问的问题，他们派出美丽的女性去会见只身一人的年轻男性（年龄在19~35岁之间），会见的情境有两种，其一是在可怕的吊索桥中央，其二是在公园里另一处又宽又稳、只比地面高出几米的桥中央。研究者对男性参与者所编故事的性想象力进行了评分，达顿和阿伦发现，位于摇晃的吊索桥上的男性的性想象力要强于另一座桥上的男性。此外，这些男性后来更有可能往女助手的家里打电话。女助手对于他们更有吸引力，由危险的桥梁所引起的唤醒（或者恐惧）显然会激起他们对女助手的兴趣。在不太令人紧张的地点碰到同一位女助手的男性却觉得她的吸引力比较弱。在危险的桥梁上，恐惧显然增强了吸引力。

表8.2　唤醒和吸引力

资料来源：White，Fishbein，& Rutstein，1981.

是这样吗？摇晃的桥所引起的紧张兴奋真的会被误认为，或者至少部分地以为是陌生人所具有的浪漫吸引力？请试试以下的实验程序：假设你是位年轻的男子，在某个地方跑完2分钟或者15秒，结果你的脉搏会加快、呼吸变得急促，或者你只比平时稍微多一点唤醒。带着这两种高低不同的唤醒，你进入另一个房间，观看一个你以为马上就能见到的年轻女子的录像。你和其他的男性看到的都是同一个女子，但由于化妆的作用，该女子要么看起来非常有吸引力，要么一点也没有吸引力。你对她会有怎样的想法呢？真实研究中的参与者报告他们的反应时，结果很明显，高唤醒加强了他们对该女子的反应强度（White et al.，1981）。有吸引力版本的女子比无吸引力版本的女子总是受到偏爱。但从表8.2我们可以看出，男性在唤醒时，更加喜欢有吸引力的女子，更不喜欢无吸引力的女子。高唤醒放大了男性的反应，所以当男性在脉搏加快时遇到有吸引力的女子，就会真的以为她性感。

而且，唤醒对吸引力的影响并不依赖于唤醒类型。在另一项研究中（White et al.，1981），男性参与者要听以下三段录音中的一段：

● 负性的唤醒：描述罪犯当着被害人家属的面，将一位传教士残忍地杀害并肢解。

● 正性的唤醒：史蒂夫·马丁的喜剧集《狂野男子》 [1] 中的片段。

● 中性：对青蛙循环系统的枯燥解说。

然后，跟刚才的实验程序一样，男性参与者要观看有吸引力或无吸引力的女子录像，并给出对她的印象。唤醒再一次增强了吸引力，而与唤醒的类型毫无瓜葛。当男性体验到强烈的感情时——无论是对有趣内容的哈哈大笑，还是对血腥内容的讨厌恶心——与听到枯燥的生物学磁带相比，他们认为迷人的女子更有吸引力，而无吸引力的女子则更没有吸引力。

表8.3　精简的爱之激情量表

资料来源：Hatfield & Sprecher，1986.

总而言之，这些研究表明肾上腺素增强了人们的爱情体验。不同类型的高唤醒，包括简单的体力活动和恐惧、厌恶、快乐等情绪状态，似乎都可以提高我们对合意伴侣所感受到的浪漫吸引力。请思考一下它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你是否曾经与爱人大声争吵，而几分钟之后“亲吻、和解”会显得格外亲密？或许你的愤怒增加了随后的激情？这是否就是“恋爱中”的感觉？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的确是这样。测量浪漫爱情的激情成分的实用工具是《爱之激情量表》（Passionate Love Scale）。表8.3是此量表的精简版；你可以看出，该量表测量了对所爱之人的着迷、痴恋、渴望和感情的强烈程度。陷入浪漫爱情的程度越深，个体在爱之激情量表上的得分就越高，在伴侣双方订婚或同居时分数会趋于平缓（Hatfield & Sprecher，1986）。（注意，我们前面曾提到，美国的情侣是在他们的激情高峰时做出结婚或同居决定的。）从爱之激情量表中表现出的浪漫爱情是一种需要和欲望——当反过来被人爱上时感到狂喜，当被人拒绝时则会极度痛苦——这些清晰的反应在被唤醒时比平静放松时更加强烈。

所以，浪漫爱情的一个方面就是高度唤醒的兴奋和欢快，各种能使我们兴奋的事件都可以增加我们对伴侣的爱恋。然而浪漫不仅仅是激情，还涉及我们的思维。

思维

浪漫爱情的双因素理论强调我们的思维和信念在解释唤醒时所起的作用。我们的判断也会以其他方式和浪漫发生关联，比如爱人对彼此的看法显然不同于对朋友的看法。这些区别在齐克·鲁宾（Zick Rubin）于1973年编制的爱情量表（Love Scale）和喜欢量表（Liking Scale）中显而易见。在哈特菲尔德和斯普雷彻（Hatfield & Sprecher，1986）编制爱之激情量表的数年前，鲁宾就制作了反映广泛人际态度的数十条陈述，并要求人们用这些句子来描述自己的爱人和朋友。爱情量表上描述浪漫爱情的项目，可以部分地表明爱侣们的所思所想。

爱情量表上的内容之一是亲密，这一点和爱情三角理论定义的一样。浪漫爱情的特征是开放、沟通和信任（见表8.4的第一项）。第二个内容是对依赖的需要（见表8.4的第二项）。依赖项目描述的是热切地渴望与伴侣发生接触，这点与我们讨论过的激情有着很大的共同性。不过爱情量表的最后一项内容描述的情感却是三角理论所未提及的：关爱。浪漫的爱人关心伴侣的福利和幸福（见第三项）。他们愿意照顾好自己的伴侣，让他们幸福。

表8.4　鲁宾（Rubin，1973）的爱情和喜欢量表：示例项目

因而，如同其他理论归纳出的爱情特征一样（如Fehr，2006），爱情量表把浪漫的爱情描绘成一种多层面的体验，既有付出（即关爱）也有索取（即依赖）。如果你爱上某个人，这可能有自私的成分——你爱恋伴侣是因为对方让你感觉到有可爱之处——也有慷慨的成分；你真的关心你的伴侣，会努力满足并保护他/她。（事实上，对我们所爱之人富有同情心的关怀或许能定义另一种爱情，见专栏8.2。）此外，这些不同的情绪都有着相对的强度和紧迫性：你会为情侣做任何事，如果没有对方你会很痛苦。

把这些想法和情感与对朋友的想法和情感进行比较。如同你在表8.4所看到的，喜欢量表看上去平和得多。人们会因为朋友好、适应能力强、可爱而喜欢他们。但人们爱恋自己的爱人，是因为需要他们，并且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情。浪漫爱情的思维里有一种热切之情，这是仅仅喜欢别人所缺乏的。

人们对伴侣做出的特殊判断也很重要。正如我们在第4章所看到的，人们往往对伴侣有着乐观美好的看法，爱得最深时对爱人的理想化和赞美也达到了巅峰。事实上，一旦产生了浪漫的爱情，人们会开始忽略有关未来伴侣的不好信息，或者重新解释这些信息。假设你是位男大学生，要去扮演饭店的经理，评价一位女子向你宣传的广告（Goodwin et al.，2002）。你会看到该女子的演讲录像，其表现可能连贯而睿智，也可能笨拙而无能。你能分辨这两份宣传工作称职与否吗？当然可以。但如果你知道自己将在周五和该女子约会，结果又会怎样？可能发生的浪漫爱情是否会影响你的判断？你或许认为不会，但当男性参与者真正参与这样的实验程序时，浪漫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如图8.1所示。即将到来的约会显然会严重影响男性参与者的判断，如同施加了魔法，把对方极其糟糕的工作评价为很高质量的成就。当浪漫因素可能起作用时，工作优劣的任何区别就会完全消失。

此类研究结果都表明，现实中“爱情是盲目的”：人们会低估或忽视爱侣的缺点。他们将爱侣的形象理想化，这与他们面对的具体事实有着重大差别。事实上，爱情和友谊的主要差别在于我们的想象——爱侣是迷人、神秘而且有吸引力的，而朋友则不是这样（Aron et al.，2008）。

图8.1　爱情是盲目的

当男性期望与一位女性约会时，会认为她糟糕的工作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

资料来源：Goodwin et al.，2002.

浪漫的爱情还能让我们更轻易地把那些对当前伴侣具有挑战性、对我们有一定诱惑力的替代伴侣抛在脑后。请看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实验程序：设想你要翻看一些有吸引力的异性照片，挑出最好看的一张，并写下短评：（1）为什么此人有吸引力，（2）与此人完美的第一次会面会是怎样的情形。显而易见，研究者要让你思索能替代你当前浪漫伴侣的迷人候选人（Gonzaga et al.，2008）。但更复杂的情形是；在你写下对伴侣的爱恋、对伴侣的性欲望或你当前的想法时，研究者现在要求你把替代伴侣的幻想置诸脑后，并不再去想替代伴侣，你能做到吗？如果你在心里默诵你对伴侣的爱恋就能做到。与其他两种条件相比，当参与者想象对伴侣的爱恋时，就能更好地从替代伴侣那里转移注意力（并且对替代伴侣的容貌的记忆效果更差）。很明显，爱情能帮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爱恋的伴侣身上，从而排斥其他人。时刻牢记我们与伴侣的浪漫爱情，甚至能让我们在一开始就不太可能注意其他有吸引力的人（Maner et al.，2008）。

最后，当我们坠入爱河时，甚至我们对自己的看法都会发生改变。阿瑟·阿伦和伊莱恩·阿伦夫妻俩都是社会心理学家，他们提出的自我延伸模型（self-expansion model）认为，随着伴侣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体验和新的社会角色，爱情会使我们的自我概念得到扩展和变化，我们会渐渐了解我们以前所不认识的自己（Aron & Aron，2006）。的确，一项对恋爱的年轻人跟踪10周的研究发现，他们的自我概念变得更加多样化，自尊也得到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堕入爱河让人如此快乐的两个原因（Aron et al.，1995）。

所有这些都是很有说服力的内容。浪漫且充满激情的爱情所具有的唤醒和认知特征包含了波涛汹涌的感情、想象力和理想化，有时还会出现痴迷的情形（Aron et al.，2008）。正是这种复杂、狂热的状态的出现，才使得大多数北美人开始考虑结婚的问题。然而，浪漫的激情或许并不是他们在随后的岁月里能维持婚姻的原因。爱情关系的持久可能更多地与相伴之爱有关。

相伴之爱

相伴之爱并不依赖于激情，所以它比浪漫之爱更为稳定。三角理论认为相伴之爱是亲密和承诺的结合，但我们可以更充分地把它描绘成“对可爱伴侣的舒心的、温情的、信任的爱恋，它以深厚的友谊为基础，包含相伴相随、共同的爱好活动、互相关注和一起欢笑”（Grote & Frieze，1994，p.275）。它的表现形式是丰富、忠诚的友谊，而对方就是与我们的生活相互交织的人。

相伴之爱看上去令人愉悦，但与浪漫激情的狂喜相比，是否显得有点平淡乏味？可能是这样，但你或许会习惯于这种爱。当问及数以百计的结婚至少15年以上的夫妻，为什么他们的婚姻能持续时，他们并没有像浪漫的爱人所认为的那样，会为配偶做任何事情或者失去对方会很痛苦（Lauer & Lauer，1985）。恰恰相反，男女双方提到的两个最多的理由是（1）“配偶是我最好的朋友”，（2）“我很喜欢配偶这个人”。持续满意的婚姻似乎包括了很多成分的相伴之爱。

测量相伴之爱的实用工具是《基于友谊的爱情量表》（Friendship-Based Love Scale，Nancy Grote & Irene Frieze，1994）。正如表8.5所示，该量表描述的情感与爱之激情量表存在很大的差异；友谊和陪伴在基于友谊的爱情量表上比爱之激情量表更为明显。

表8.5　基于友谊的爱情量表

资料来源：Grote & Frieze，1994.

当然，在浪漫爱情的背景下也能产生深厚的友谊。有一项研究发现，44%的年轻人在婚前表示，浪漫的情侣也是他们最亲近的朋友（Hendrick & Hendrick，1993）。不过，当友谊也成为浪漫爱情的一部分时，友谊就会和性唤醒及激情相结合（有时混淆在一起）。在相伴之爱中更容易觉察友谊的重要性，此时亲密伴随承诺一起出现。而在浪漫爱情中较不容易觉察友谊，此时亲密是和激情同时出现的。

生理基础

相伴之爱还与浪漫之爱具有不同的生理基础。促进人放松并减少压力的神经肽催产素好像与相伴之爱有关（MacDonald & MacDonald，2010）。处在分娩和哺乳期的妈妈会分泌催产素（事实上，催产素的合成制剂（pitocin）常用来诱导分娩），年轻妈妈血液中催产素含量越多，就越会搂抱婴儿、与婴儿喃喃细语、照看婴儿并微笑（Feldman et al.，2007）。对于成人，爱人的接吻会刺激催产素的释放（Hill et al.，2009），尤其在性高潮时会释放大量的催产素；催产素可能正是夫妻在做爱之后会感到放松和嗜睡的原因之一（Floyd，2006）。而且，血液中催产素含量高的人在与配偶讨论棘手问题时往往显得更温和、更善良（Gouin et al.，2010），实验参与者在与恋人争吵时闻到催产素喷剂后会开始变得更放松（Ditzen et al.，2009）。他们还变得对陌生人更为信任（Theodoridou et al.，2009）。这些现象表明催产素能产生令人安宁的宽慰作用，还能使有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彼此更加依恋（Floyd，2006）。简而言之，催产素的释放或许是相伴之爱产生的生物基础。

不过，即便多巴胺是浪漫爱情的重要参与者，催产素是相伴之爱的核心成分，这两种化学物质在人的身体内总有一定的含量，所以很少能遇上纯粹的浪漫之爱和相伴之爱，即只出现一种而缺乏另一种的爱情。相伴的爱人可以，也的确能体验到激情；同样浪漫的爱人可以，也的确能体验到承诺。当我们真正经历爱情时，浪漫之爱和相伴之爱这两种爱情的区分要远比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模糊得多（Fehr，2006）。尽管如此，只要我们愿意容许一些模棱两可，就可以得出结论，美国人的爱情关系中存在两种最常见的类型：一种爱情充满激情，最终会使人们彼此成双配对，另一种爱情充满友谊，是爱情关系历久不衰的基础。久而久之，在持续的爱情关系中相伴之爱一般要强于浪漫、充满激情的爱情，它也与人们对爱情的满足有更高的相关（Fehr，2001）。在本章最后我们还会谈到这一点。

同情之爱

在成功的浪漫关系中还有第三种爱情（Berscheid，2010），爱情三角理论对此并无介绍，因为该理论并不认为对伴侣周到体贴的关爱也是爱情的特定成分。但关爱却有可能是爱情中的成分。对伴侣的幸福进行利他主义的关心和关注是同情之爱（compassionate love）的定义性特征，这种爱结合了亲密中的信任及理解与同情及关爱，关爱中包含同理心、无私和为爱人牺牲的意愿（Fehr & Sprecher，2009b）。（在我们进一步探讨之前，先花点时间来考察“同情的”爱情这个说法。同情之爱听起来好像结合了浪漫、充满激情的爱情[显然包含了激情]和相伴之爱[当然与陪伴有关]；但它与这两者都不同。同情包含了对他人的同理心和帮助他人的仁慈愿望。请不要混淆相伴之爱与同情之爱。）

具有同情之爱的人往往会与爱人同甘共苦，宁愿自己受苦，也不让自己亲近的人受到伤害。他们大方且有同理心，对爱人的关注和关爱在《同情之爱量表》上一览无遗（Sprecher & Fehr，2005）（见表8.6）。如你所料，富于同情之爱的人比缺乏同情心的人能为伴侣提供更多的支持，救灾时捐献更多的金钱（Fehr & Sprecher，2009a），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也会有更多的快乐（Sprecher et al.，2007）。

表8.6　同情之爱量表上的项目

同情之爱与浪漫之爱、相伴之爱的体验有着很高的相关（他们都有共同的亲密成分），但仍存在值得注意的差异。浪漫之爱是“盲目的”，但同情之爱却根源于对伴侣优点和缺点更准确的理解之上；我们认识到他们的不足，但我们不管怎样还是爱他们（Neff & Karney，2009）。同情之爱中无私关照的核心特征可能是无价的，能保护和维系亲密关系，即使伴侣因为年龄垂垂老矣，或者“因为厄运让伴侣意外从好变差”（Berscheid，2010，p.17）。同情之爱对于长期亲密关系的持续满足是否必要？我们并不知道答案：这类研究还没做完。不过，对伴侣富有同情心的关爱，和激情和友谊一样，或许都是最美妙的爱情体验的重要成分。

爱恋风格

另一套区分不同类型的爱情体验的体系是由社会学家约翰·艾伦·李（John Alan Lee）提出的，他采用希腊和拉丁词语来描述六种爱情风格，它们的差别表现在爱恋情感的强烈程度、对爱人的承诺程度、期待的爱人特征以及得到对方回报的爱情期望（Lee，1988，见表8.7）。第一种风格是情欲之爱（eros），与人的色欲有关。情欲之爱有着强烈的肉欲色彩，这种风格的情人可能会严重受到外表长相的影响，相信一见钟情。

第二种风格是游戏之爱（ludus），视爱情为没有约束的游戏。这类爱人常常反复无常，（试图）同时拥有几个伴侣。相形之下，第三种风格友谊之爱（storge），引导人们不再重视强烈的情感，而去寻求真正的友谊，逐渐发展为真实的承诺。

表8.7　爱恋风格

资料来源：Lee，1988.

第四种风格狂热之爱（mania）难以满足、占有欲强，充斥着生动的幻想和沉迷。第五种风格利他之爱（agape）无偿付出、利他、无私，把爱情视为一种职责。最后一种风格现实之爱（pragma）客观而务实，使人冷静地寻找理论上和自己最般配的伴侣。

这些区分有用吗？把这六种爱恋风格视为爱情体验的六个方面更加有意义，而不要把它们看成另外的爱情类型。它们会发生交叉重叠，与我们已知的爱情类型有着各自不同的关联。具体来看，友谊之爱、狂热之爱及现实之爱与浪漫之爱、相伴之爱或同情之爱共同点很少；疯狂之爱的痴迷、友谊之爱的沉静、现实之爱的务实与后三种爱情的核心成分（爱恋的亲密感）显然不同（Graham，2011）。不过，三角理论中爱情所有三种成分（亲密、激情与承诺）都与情欲之爱及利他之爱存在正相关（记住爱情既包含给予又包含接受），而与游戏之爱负相关（这表明爱情是严肃的）（Graham，2011）。故而李所描述的某些爱情类型（Lee,1998）与其他研究较多的爱情类型有关，但也有些没有关系。苏珊和克莱德·亨德里克（Susan & Clyde Hendrick）夫妻编制了《爱情态度量表》（Love Attitudes Scale）来测量人们对这六种爱恋风格的认可程度，结果发现男性在游戏之爱上的得分高于女性，而女性在友谊之爱和现实之爱上的得分高于男性（Hendrick & Hendrick，2006）。其他研究者发现人们存在一种倾向性，即对爱情持有相似态度的人更容易成双配对（Morrow et al.，1995）。一般而言，爱情风格提醒我们，要注意有时容易被忽略的、影响爱情的个人因素（如实用性）。

爱情的个体和文化差异

显然，当人们说“我爱你”时，会感受到各种不同的情感。更复杂的是，某些人更有可能体验到某种类型的爱情。若干个体差异及文化差异都与爱情有关，我们先探讨爱情是否具有文化差异。

文化

如果你使用fMRI，就会发现中国与美国的浪漫爱情看起来完全一样：两种文化的人看到自己浪漫伴侣的照片时激活的脑区一样（Xu et al.，2011）。这并不奇怪，因为浪漫的爱情看来是普遍的人类经验，在世界各地的人身上都会出现（Hatfield et al.，2007）。浪漫之爱与相伴之爱的区别在东西方文化中也很明显（Shaver et al.，2001）。基本上各种爱情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似乎相同。不过，在这些大的方面类似之外，仍有些文化的细微差异使得爱情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美国人在描述坠入爱河的体验时，比中国人更强调恋人的俊美容貌和共同点，而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多提及温和的性格、别人的看法和自己的生理唤醒（Riela et al.，2010）。（你认为哪国的人坠入爱河的理由更充分？）之后当他们步入婚姻时，中国和美国的已婚夫妇都会感受到许多温情的关爱和对伴侣的性欲，但也存在文化差异。而在美国，浪漫幻想（认为恋爱就像童话，期望爱上之后就能幸福地生活）更突出，而在中国则更普遍地承认，伴侣也会令你困惑，难以理解，爱情本身有好也有坏（Jackson et al.，2006）。（再问你，你认为哪种文化表现更好？）最后，西方国家（如美国）崇尚个人主义的人比东方国家强调相互依赖的人更坚持认为，爱情是结婚的原因（Levine et al.，1995）。具体而言，中国大学生比美国大学生在应该与谁结婚的问题上更可能遵从父母的愿望（Zhang & Kline，2009）。而中国的婚姻通常是家庭做决定，美国的年轻人则往往希望完全由自己做主选择配偶。（如果你父母能为你选择配偶，他们会为你选择谁？见下面的专栏8.3。）

依恋类型

因为文化的作用相当微妙，所以文化对爱情的影响并不如个体差异那般明显。具体而言，不管何种文化，依恋的两个维度，忧虑被弃和回避亲密都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与爱情的所有成分都有关系：亲密、激情、承诺和关爱。

● 亲密。安全依恋类型的人一般很重视其他人，认为别人值得信任、可以依赖和心地善良（Luke et al.，2004），他们往往对自己的伴侣很坦诚，心情愉快地进行大量的自我表露。而那些不安全型的人则对他人持有戒心。具体来说，高回避的人一般会怀疑他人，认为别人不诚实、靠不住（Collins & Allard，2001）。因此他们往往沉默寡言，很少对伴侣诉说自己的情感和愿望（Feeney et al.，2000）。总的来说，安全型的人与不安全型的人相比，与伴侣的关系更加亲密（Mikulincer & Shaver，2007）。

● 激情。痴迷型的人的生活存在很多戏剧性场景，但大部分并不轻松愉快。忧虑被人抛弃常常使他们紧张不安，他们在亲密交往时体验到的总是提心吊胆的忧虑而不是幸福快乐（Davis et al.，2004）。回避亲密的人则更为疏远冷漠，他们的激情（尽管少得可怜）更加不带有个人色彩。所以，只有安全型依恋类型的人才能体验到最美妙、满足的性生活，对于这一点你或许不会感到奇怪。安全型的人性生活的次数更多，有着更多的唤醒、更大的愉悦、更多次数的高潮以及更大的满足（Mikulincer & Shaver，2007）。

● 承诺。安全型的人比不安全型的人更加忠诚于他们的伴侣关系（Mikulincer & Shaver，2007）。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久而久之安全型的人比不安全型的人有更多更亲密、更积极、更满意的交往（Kafetsios & Nezlek，2002）。

● 关爱和看护。最后，当伴侣紧张不安，需要支持时，不安全型的人并不是有效的看护者，与安全型的人相比，他们提供的安慰更少，也不能让伴侣放心（Simpson et al.，2002）。详而言之，当危难中的伴侣请求安慰和支持时，高回避的人的行为更消极，有时还会变得恼怒（Campbell et al.，2001）。焦虑型的人经常会提供很多帮助，但他们往往是为了一己私利才这么做，希望获得伴侣的赞许。整体来看，对伴侣的同情之爱会因安全型依恋得以提升和增强，而会被回避亲密削弱（Sprecher & Fehr，2011）。

因此，安全型依恋和爱情的所有这四种构成成分都有正面的关系，这四种成分看来可以缔造出不同的爱情体验。可以肯定的是，安全型的人比不安全型的人体验到更强烈的浪漫之爱、相伴之爱和同情之爱（Mikulincer & Shaver，2005）。

然而更重要的是，所有人一般都有数个不同的伴侣，比如爱人、父母和朋友，这些人在任何时间都是重要的依恋对象，我们或许在某些关系中相对安全，而在另一些关系中则不太安全（Sibley & Overall，2008）。潜藏在人际关系的总的适应行为（即我们命名的依恋类型）背后的可能是对特定伴侣的几组不同的情感，所以我们依恋的质量在不同的伴侣之间会发生变化（Overall et al.，2003）。比如，有人焦虑地依恋于自己的母亲，但可能会全心全意地信任自己的爱人。所以，依恋在不同的人际关系之间会起变化，这使得爱情关系中的依赖类型十分复杂（Sibley & Overall，2008）。

虽然如此，我们这里描述的总的态度仍然重要。回避亲密和忧虑被弃的变化程度能概括全世界所有人际关系的特征（Schmitt，2008）。它们也清晰地为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打下了基础。能安全地依恋于母亲的蹒跚学步的孩童，也往往在小学能与其他小朋友和睦相处，然后在中学能拥有亲密的友谊——再后，作为这些成功友谊的结果，他们往往会拥有满意的成人爱情（Simpson et al.，2007）。依恋类型强烈、持久的影响表明人们不仅会拥有不同类型的爱情，而且还会拥有不同类型的爱人。

年龄

另一个可能影响爱情、而自身变化又很缓慢的个体特征就是个体的年龄。正如我们在第2章所指出的，年龄是心理学研究中很难处理的变量，因为它通常容易与经验和历史相混淆。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他们会拥有（1）持续时间更长的人际关系和（2）总数更多的人际关系。所以如果爱情的确随着年龄发生变化，这可能是年龄造成的差异，也可能是由于人们关系持续的时间长度、以前体验到的浪漫程度，或者是这三者结合所引起。

但是，年龄的影响有一点是清楚的：多数人会变得更成熟。研究者比较了60岁的夫妻和40岁的夫妻，结果发现年老的夫妻有着更多精神上的快乐，但却较少有肉体上的唤醒。他们的情绪不是很强烈，但整体上更为积极，即使在婚姻不是很幸福的时候（Levenson et al.，1994）。使年轻人步入婚姻殿堂的灼热、急迫和强烈的情感随着时间会逐渐变弱，取而代之的是对爱情更为温和、成熟的看法。

性别

另一个不随时间变化、但可能很重要的个体差异是性别。整体来看，男性和女性在爱情方面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Canary & Emmers-Sommer，1997）。他们都能体验到不同类型的爱情，男女在每种依恋类型上所占的比例也大致相同；男性一般比女性更为疏离，但差异相当小（Schmitt，2008）。平均而言，女性体验到的情感比男性更强烈、更多变（Brody & Hall，2008）；然而很少有研究发现在浪漫情感的测量上男女两性存在任何差异，比如《爱情量表》（Rubin，1973）和《爱之激情量表》（Hatfield & Sprecher，1986）。很显然，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认为男性和女性来自不同的星球是十分愚蠢的。

另一方面，男性往往比女性有着更为浪漫的态度体验；他们比女性更可能认为只要爱一个人就已足够，其他的都不重要（Sprecher & Metts，1989）。他们也更可能相信“一见钟情”式的爱情体验，他们往往比女性更快地坠入爱河（Hatfield & Sprecher，1986）。女性在爱情方面比男性更为谨慎；女性对爱恋的对象更为挑剔，更迟缓地感受到激情，她们将爱慕之情限制在适配价值更高的伴侣身上（Kenrick et al.，1990）。男性则往往不会这么严格地区别对待，比如男性一般来讲比女性更能接受随意的性关系（Schmitt，2005b）。（需要提醒的是，所有这些行为模式是和演化论的模型一致的，此模型预测女性挑选爱恋对象时应该审慎，因为她们在任何一个子女上的养育投入都比男性大得多[Buss，2012]。恰恰相反，社会文化模型认为女性之所以有着更苛刻的择偶标准，是因为传统上她们的社会地位更低；根据这一观点，女性仔细地选择社会地位高的配偶，是她们取得男性所控制的资源的为数不多的方法之一[Wood & Eagly，2007]。你认为哪一种解释更有说服力？）

男性似乎还看重激情。男女两性都认同爱情应该温情脉脉、忠贞不渝，但男性比女性还认为爱情应该有着更多的激情（Fehr & Broughton，2001）。的确，在爱情的三个成分中，激情与男性关系的满意程度有着很高的关联，而承诺则是预测女性满意度的最好成分（Sternberg，2006）。根据斯腾伯格的三角理论，男性所依赖的爱情成分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最不稳定和最不可靠的。

爱情能持久吗

那么，时间的流逝会怎样影响爱情？爱情能持久吗？这是一个很难给出明确结论的问题，因为前面已经谈到，爱情有着各种不同的类型，爱人也会千差万别。你的爱情体验或许和本书其他的读者并不相同。尽管如此，典型的北美婚姻是这样一种情形：沉浸在浪漫激情的20多岁的青年男女发誓要共度余生，可能还期望他们的激情能一直持续下去。能做到吗？尽管夫妻们有着美好的愿望，人际关系科学所能给出的最好答案是：可能做不到，至少达不到伴侣们所期望的程度。

图8.2　人们为爱情而结婚后浪漫爱情随之减弱

印度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的婚姻。正如普通的美国人的婚姻一样，因爱情而结婚的夫妻在婚后若干年，浪漫爱情很大程度上减弱了。

资料来源：Myers, D.1993.

最基本的事实是，人们在结婚之后浪漫的爱情会减弱（Sprecher &Regan，1998）。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在浪漫和爱之激情量表上的得分都会下降（Tucker & Aron，1993），这还是那些努力维持婚姻的夫妻的情形！结婚几年之后，夫妻们就不会再像从前那样真心诚意地声称，彼此愿意为对方做任何事情，或者在互相凝视对方的双眸时，根本不会有陶醉的感觉。图8.2是这一有趣现象的例证，这是在印度进行的一项研究，研究者比较了因爱情而结合的夫妻——正如大多数北美人的婚姻——和由家长包办而结婚的夫妻（Gupta & Singh，1982）。结婚10年之后仍维持婚姻的浪漫夫妻在鲁宾的爱情量表（Rubin，1973）上的得分，要远远低于结婚只有一两年的浪漫夫妻的得分。（已经离婚和婚龄不到10年的夫妻的数据没有包括在图8.2中。你认为他们的在爱情量表上的得分会是多少？）

而且，有时候夫妻浪漫爱情的减少非常快速。仅仅在结婚2年之后，夫妻彼此平均表达出的情爱就比他们刚结婚时减少了一半（Huston & Chorost，1994）。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婚姻之后的第四年是离婚最频繁的时间段（Fisher，1995）。很多夫妻，即使不是大多数，并不能维持彼此之间的迫切渴望，而正是这种相互渴望在一开始促使他们步入婚姻。

浪漫爱情为何难以持久

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考虑，就会发现浪漫的爱情之所以会随着时间而减弱有几个原因（Walster & Walster，1978）：首先，幻想促进了浪漫。如前所述，爱情在一定程度上是盲目的。洋溢着激情的爱人们往往会将他们的伴侣理想化，缩小或忽略那些使他们止步不前的不利信息。想象、希望和异想天开的幻想会使与我们差异很大的人看起来有吸引力，至少暂时是这样。当然，问题在于，幻想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经验的积累而逐渐变弱。伴侣之间理想化的赞美能促进浪漫，仅就这一点足以预期：当伴侣双方开始生活在一起、变得越来越现实时，浪漫就会消退。“理想容易黯淡，魔咒会被打破，戏法终将被戳穿……浪漫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消逝，因为熟悉能使人更现实、毫无保留地审视对方；晌午刺眼的阳光最终驱散了月亮留下的迷人光晕”（ Mitchell，2002，p.94）。

此外，仅仅是新奇也能为新确立的爱情关系注入兴奋和能量。恋人之间的初吻比之后的成千上万个亲吻更令人激动，而当人们为新的伴侣而精神抖擞、魂牵梦绕时，决不会意识到在30年之后自己的爱人会变得多么熟悉和习以为常。的确，新奇在其他物种中也会引起性唤醒。比如，把两只处在发情期的公鼠和母鼠关在一起，公鼠会多次与母鼠交配直至筋疲力尽；然而，如果用另一只处在受孕期的母鼠代替第一只母鼠，公鼠又会重新焕发兴趣和活力，扑身而上与之交配。这样不断地以新母鼠代替老母鼠，引发出的公鼠射精次数要两三倍于它只与同一个母鼠关在一起的情形（Dewsbury，1981）。研究者把这种新奇对性唤醒的影响称为柯立芝效应（Coolidge effect），它的名称来自一个或许是杜撰的老故事。据说，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有次偕夫人参观一个养鸡场，柯立芝太太注意到一只公鸡接二连三地趴在母鸡身上。夫人甚为这只公鸡的勇猛折服，她让导游把这只公鸡指给总统看。据说，柯立芝听到这只公鸡持久的性能力之后，想了片刻然后说道，“请转告夫人那可不止是一只母鸡”（ Walster & Walster，1978）。

新奇对人有相似的作用吗？或许有。浪漫的夫妻一起参加新奇、兴奋的活动会让他们彼此更加相爱（Strong & Aron，2006）。并且有学者认为浪漫的激情和爱情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联（Baumeister & Bratslavsky，1999）。当我们刚坠入爱河时，我们的自我在扩展，事物都是新鲜的，亲密感在不断增加，激情就可能非常高亢。然而，一旦确立了婚姻关系，新奇感消失，激情逐渐消退；婚姻关系持续越久，激情就变得越少（Ahmetoglu et al.，2010）。对美国人性行为所做的广泛调查支持了这一观点，调查显示夫妻间性交的平均频率（测量彼此之间激情的指标之一）在婚姻的过程中是持续下降的（Call et al.，1995）。在德国也发现了类似的模式（Klusmann，2002）。如图8.3所示，这种下降显然混淆了年龄的影响。然而，再婚并更换伴侣的人增加了他们性交的频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所以年龄变老看来并不是激情随着时间而减少的全部原因。可以认为，“浪漫因新奇、神秘和危险而繁盛；却因了解熟识而消亡。持久的浪漫只不过是自相矛盾的说辞”（ Mitchell，2002，p.27）。

图8.3　随着年龄而变化的性交频率

一般而言，随着时间流逝大部分的浪漫关系都好变得缺乏激情。

资料来源：Call et al.，1995.

最后，图8.3也表明，唤醒随着时间的流逝会逐渐消失。我们都清楚，身体的唤醒——如脉搏加快、呼吸急促——无疑会增强激情。但人们不可能永远保持紧张的激动状态！就浪漫的爱情而言，当伴侣变得熟悉时大脑可能根本无法产生足够多的多巴胺，所以即使你的伴侣能一如既往地完美，你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被唤醒。无论如何，不管何种原因，爱情的激情成分比亲密和承诺会更快地发生变化（Ahmetoglu et al.，2010），这就意味着浪漫的爱情也会发生改变。

爱情的未来怎样

因为浪漫激情的三个重要影响因素——幻想、新奇和唤醒——一般会随着岁月流逝而减弱，所以浪漫的爱情亦会日渐消退（Walster & Walster，1978）。有些夫妻的确能持续地感受到彼此间深刻的浪漫爱情，即使他们的情感随着时间有一定的改变。在10年的婚姻之后仍深爱彼此的夫妻在看到爱人的照片时，其大脑中多巴胺富集的奖赏中枢仍会受到激活，正如当初他们堕入爱河时的表现——但与哺乳动物中一夫一妻制和承诺有关的脑区也变得更为活跃（Acevedo et al.，2011）。标志新爱的痴迷狂恋一般也会消退，即使欲望和关爱犹存（Acevedo & Aron，2009）。归根结底，让人们步入婚姻熊熊燃烧的爱情基本上不会原封不变，这可能是美国人离婚率如此之高一个原因：普遍的抱怨是爱情的“魔力”消失了（见第13章）。

不过，我们并不希望这一消息让你感到沮丧。相反，我们认为它为人们拥有成功的长期爱情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通常，促使人们结婚的爱情和使人们数十年厮守在一起的爱情并不一样。随着我们变老，激情会消退，但亲密和承诺都会增强（Ahmetoglu et al.，2010）。因此，相伴之爱比浪漫之爱更为稳定（Sprecher & Regan，1998）。如前所述，能长期维持幸福婚姻的人通常会向配偶表达出许多相伴之爱（Lauer & Lauer，1985）。这样的人也常常活得很快乐：虽然相伴之爱不依赖于激情，身处相伴之爱的人仍会感到非常满足（Hecht et al.，1994）。并且因为亲密和激情存在相关（Whitley，1993），夫妻成为好朋友也有助于维持激情。

所以，你只要投身于同时是好友的爱人。你还可以有目的、创造性地防止可能损害满足感的任何厌倦情绪。当爱情关系变得重复、单调和沉闷时就会止步不前，如第6章所揭示的，并非一出现坏事情就会发生厌倦，而是婚姻生活变得没有情趣、难以让人兴奋或者没有挑战性时才会滋生厌倦（Harasymchuk & Fehr，2011）。厌倦是爱恋和满意的对立面，所以厌倦的出现是非常糟糕的信号（Tsapelas et al.，2009）。如果不再有新奇，就去创造更多的新奇。不要停止寻找新颖、吸引人的共同娱乐的好方法。

这就是你的爱情策略。享受激情，但不要把它作为维持爱情关系的基础。培养与爱人之间的友谊。努力保持新鲜感；把握住每一个与配偶共同进行新奇探索的机会（Strong & Aron，2006）。如果对爱人急迫的欲望渐渐演变为平静而深厚的情感，不要觉得奇怪或失望。这种幸福的结果可能会让你成为幸运的爱人。

请你思考

在大卫和凯瑟琳相识前，两人都没有谈过恋爱，所以当他们从约会关系逐渐发展成更亲密的恋爱关系时，他们都很兴奋。彼此都是对方的初恋情人，他们发现性事既令人尴尬又异常兴奋。此后的几周，他们沉浸在从未体验过的浪漫情感的兴奋中，所以决定结婚。但大卫很快就被凯瑟琳惹恼，因为她想知道大卫每天的所有活动。大卫在上班时，凯瑟琳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打来电话，仅仅是为了“保持联系”。如果大卫中午和客户聚餐或者外出办事，凯瑟琳就会变得烦躁。从凯瑟琳的角度看，她因为大卫明显不愿意向她倾诉心中的想法而感到困扰。大卫则为自己的自我和独立而自豪，并认为没有必要告诉凯瑟琳所有的事情，凯瑟琳持续不断的探查让他开始觉得不胜其烦。

你认为大卫和凯瑟琳的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1] 你或许从未听过。你应该听听。

第9章 性爱

我要向你请教两个问题。第一，如果有个淘气的妖精能毕生为你提供非常强烈的性高潮，但要求你独自一人去体验，并且决不可再与其他任何人发生性关系，你会同意吗？第二，如果你在蜜月期发现自己的新婚爱人偷偷地服用诸如伟哥的春药，以提高他/她对你的性反应，你会感觉受伤吗？

毫无疑问，不同的人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不尽相同。那些和亲密伴侣长期没有发生过性关系的人，可能认为强烈的性高潮（即使是独自一人得到的）非常具有诱惑力。但我们相信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放弃与爱人发生身体接触的机会。如果不能与所爱的人共同享受性爱，大多数人会感到失望。我们希望爱人认为我们迷人，并且也希望我们迷恋他们。所以，如果我们得知伴侣对我们强烈的性欲望显然（至少部分地）是因为某种春药作用的结果，我们就会受到伤害（Morgentaler，2003）。

正如这些问题提示的，人类的性爱远不止满意的性高潮这么简单。至少有些人认为性行为并不总是意味着亲密的爱情，但大部分人认为亲密的爱情理应包含性行为。亲密的爱情关系往往包含了性的成分，而且我们的性行为和性满足常常取决于爱情关系的性质和健康状态。你将会看到，性爱和亲密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

性态度

对随意性行为的态度

时代在进步，你可能比起祖父辈的人来更能接受婚前性行为。 [1] 在你的父辈出生时，大多数人并不赞成“在结婚之前”发生性行为，但如今只有不到25%的人认为婚前性行为“总是或几乎总是错误的”（ Wells & Twenge，2005）。现在大多数人还能容许发生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但这要看具体的环境因素。大部分人一般仍然不赞成彼此没有承诺的人发生性关系（Willetts et al.，2004），因此，我们会持有以情感为标准的性认可态度（Sprecher et al.，2006）：只要未婚的恋人是在有承诺的爱情基础上发生性行为，就可以得到容许。我们不能再指望人们像老太太认为的那样“为婚姻守身如玉”，但亲密关系中的依恋和情感仍然被公认为是性行为最合理的前提。

男性和女性的性观念是否存在差异？平均来看，的确存在差异：男性在性的价值取向和态度体验上更为宽容，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差异会越来越小，但差别大小取决于所要测量的具体态度（Petersen & Hyde，2010）。男女两性在性观念上的最大的差异是对待婚前随意性行为的态度；男性比女性更可能认为没有爱情的性也可接受。这种差异毫无疑问会影响男女两性对过去性行为的反思：女性更可能后悔自己过去的行为（如发生一夜情），而男性更可能悔不当初（如有人追求自己时没有发生性关系）。谈到随意性行为时，女性往往后悔自己的行为，而男性则后悔自己没有行动（Galperin et al.，2011）。

个体的性可能还涉及其他性态度。传统上，人们对女性性经历或性宽容的评价要比男性更为严厉。男性如果有许多性伙伴，会被人称赞为“风流帅哥”，而女性如果有同样数量的性伙伴，则会被人贬斥为“淫荡骚货”。这种不一致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它在几年前还非常明显地存在，但今天看来却更为微妙（Crawford & Popp，2003）。如今，挑逗别人并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比发生类似行为的男性所受到的评价更为宽容；人们认为前者较后者更热情、更安全、床上表现更好（Conley，2011）。并且，乱交的男女都会受到他人负面的评价（Marks & Fraley，2005）。然而男性和女性如果同样身患性传播疾病，人们对女性的评价远比对男性的评价更为苛刻严厉（Smith et al.，2008），在参与3P的男女中，女性得到的评价更差（Jonason & Marks，2009）。 [2] 所以，明显的性双重标准貌似不再存在，但个体的性行为仍然会影响人们对其性经历的评价。

对同性恋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讨论还集中在人们对异性恋者性行为的态度。然而，人们对同性恋者的态度确凿无疑要更为负面，许多美国成年人（43%）认为成人之间的同性性关系是“道德败坏的”（Saad，2010）。同性恋会导致各种非议。好的一面是，大部分美国人不再如此看待同性恋，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对同性恋者显然变得更为宽容，2010年大多数美国人（52%）前所未有地认为男同和女同关系是“道德容许的”（Saad，2010）。

图9.1　个体对同性恋的宽容取决于其对同性恋起源的看法

这是2007年5月在美国进行的盖洛普民意调查的结果。如果人们认为性取向是人类出生就具有的特性，他们就更可能宽容同性恋——认为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认为同性恋者是因为后天养育才成为男同或女同，则不会宽容此类行为。

资料来源：Saad, 2007.

有趣的是，正如图9.1所示，人们对同性恋关系的评价与他们对个体成为男同或女同的原因的理解有密切的关联。当人们认为性取向来源于在出生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生物因素时，非常多的人认为同性恋是可以接受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如果人们认为同性恋是个体通过后天养育而习得或选择的结果，则会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同性恋难以忍受。近30年来，认为个体的性别身份在出生之时就已确定的人数正逐渐在增长，而认为同性恋乃后天养育所致的人已经减少（Saad，2010）。这点很重要，以致现在更多的人认为同性的性取向是先天遗传而非后天教养所致的。（从研究资料来看，他们看来是对的：同性性行为显然部分基于个体的基因[Langstrom et al.，2010]，绝大多数同性恋者认为对于自己的性取向别无选择[Herek et al.，2010]。想更深入地了解这一有启发意义的问题，请看专栏9.1）。

人们对富有争论性的“同性婚姻”这一问题的态度反应，也表现出类似的模式。大部分美国人（53%）反对同性伴侣的正式婚姻（Jones，2010），但他们的人数正在减少，支持同性关系合法化的人数却在增加。具体而言，绝大多数的美国人现在认为应该允许同性伴侣缔结法律认可的民事结合（见表9.1）。

表9.1　 美国人如今赞成同性伴侣的民事结合

以下是《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ABC News)联合进行的4次民意调查的结果。每项调查的对象都是全美成人有代表性的样本。如你所见，还在不久之前美国人并不支持同性伴侣的正式法律上的结合，但现在支持了。

注意：每次民意调查的误差在±3个百分点之间。

资料来源：www.washingtonpost.com/polls/postpoll_021010.html.Accessed Augutst 20, 2011.

社会学家也公开发表结论：没有实证论据支持剥夺男同和女同获得与异性恋夫妻一样的法律权益（例如纳税、健康保险、养老金和财产等权利）（Myers & Scanzoni，2005）。的确，美国心理学会已经做出决议：因为（1）同性关系与异性的伴侣关系运转的方式大抵相同（Balsam et al.，2008）；（2）性取向与个体能否成为富有爱心、善于养育的父母根本没有关系（Biblarz & Stacey，2010）；（3）婚姻对人们（包括男同和女同）有益（Riggle et al.，2010），所以如果拒绝在法律上承认男同和女同的同性恋关系，就是坐井观天、偏颇不公和歧视对待。（这份表明心理学家立场的正式决议是非常有趣的阅读材料[只有4页纸的内容]；在下面的网址可以下载这份材料：http://www.apa.org/releases/gaymarriage_reso.pdf。）

所以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同性恋者的形象可能缓慢而持续地变得更为积极。在公众场合，男同和女同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下，只要看看那些非常流行的电视节目，如《欢乐合唱团》和《摩登家庭》。人们与男同和女同接触得越多，对他们的情感就会越倾向于赞许（Smith et al.，2009）。

性态度上的文化差异

一般而言，随着时代进步，性态度会变得更加宽容。如果你是美国人，看到这些变化，你或许会忍不住认为美国比其他国家更为性开放。但是你错了。事实上，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的性态度看来格外保守。丹麦自1989年、挪威自1993年、瑞典自1995年就在法律上登记男同和女同的亲密关系为同性婚姻（civil union，或译民事结合），享有和异性恋婚姻同样的权益；阿根廷和墨西哥在2010年还给予男同和女同完全的婚姻权利（Warren，2010）。所以，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没有领先潮流。的确，一项跨文化的大型研究发现，美国对婚前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和同性关系的看法比澳大利亚、德国、英国、以色列、俄罗斯、西班牙和瑞典都要更为保守（Widmer et al.，1998）。加拿大对性也比美国更为宽容，所以即便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不一定有着同样的性态度。时代或许在发生变化，但美国人的性态度仍然相对保守。

在美国，非裔美国人的性态度较白人更为宽容，而西班牙裔和亚裔美国人则更为保守（Fugère et al.，2008）。不过，非裔美国人对男同和女同的态度比白人更消极（Vincent et al.，2009），美国共和党成员、宗教原教旨主义者、老家伙比民主党成员、无宗教信仰的人、年轻人更反对同性婚姻（Sherkat et al.，2011）。性态度显然受到各种历史、宗教、政治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因国家和群体而千差万别。

性行为

询问人们心中所想是一回事，而查明他们实际所为是另一回事。研究人的性行为更令人着迷，因为它为理解我们自己的行为提供了背景。不过，请记住，本节中你所读到的内容仅仅是对性行为的宽泛描述，它掩盖了人们实际生活中可能存在的巨大差异。而普通的性行为并不见得就一定比那些不太典型的性行为更健康、更令人满足。我们将会发现，亲密关系中性行为最重要的特点是：性生活为伴侣双方所期待，并且双方都能得到满足。

第一次性行为

如今，几乎所有的人（95%）都在结婚前有过性行为（Finer，2007）。你可能还记得，普通的美国人直到25~30岁时才结婚，但男性和女性第一次性交的平均年龄——即一半人开始有性行为，而另一半人没有——现在为17岁。到20岁时，只有少数人（15%）还未曾有过性行为（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07）。

这些现象与我们祖父辈的经历迥然不同——他们那辈人一般要晚2~3年才开始发生性关系（Wells & Twenge，2005）——而现在的这种情形利弊参半。一方面，美国青少年比过去更有责任感。大多数青少年在第一次性交时都会采取一定的避孕措施，现在青少年的生育率比起15年之前要低得多（Hendrick，2011）。另一方面，美国青少年却不够小心：在美国超过四分之一的少女感染了性传播疾病！最常见的是人类乳头瘤病毒（HPV），这种病毒会引起生殖器尖锐湿疣，有18%的年轻女性感染了这一疾病（Tanner，2008）。

绝大多数青少年第一次发生性行为的伴侣，都与他们有着稳定的、感情上所重视的亲密关系，他们发生关系的过程都遵循行为越来越亲密的轨迹：接吻导致爱抚，最终发生性行为（de Graaf et al.，2009）。他们第一次的性伙伴较少（21%）为仅仅相识的人或者是一般的朋友（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04）。然而，年轻的女性在发生第一次性行为时一般会有复杂的情感体验。她们中的大多数对性行为有着矛盾的情感，有些女孩甚至反对发生性关系，只有三分之一的女孩真正渴望性行为。年轻的男性通常有不同的看法：只有三分之一的男孩具有矛盾的情感，大多数人渴望发生性行为（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2004）。

一旦伴侣之间发生性关系，其发生的背景会影响性行为的结果。如果第一次性行为遵循了伴侣明确表达出的爱意和承诺，则伴侣们常常会把它体验成关系的积极发展，能增加彼此的亲密情感（Higgins et al.，2010）。然而，如果第一次性行为没有这样的表达，性行为的结果通常是使关系发生令人讨厌的变化，导致不确定性和悔恨（Metts，2004）。伴侣之间的相对权力对比似乎也会产生影响，因为如果与比自己大上几岁的人发生第一次性行为，男女双方往往都会体验到更多的悔恨；与年龄差不多的伴侣的第一次性行为相比，这类伴侣的性行为发生得更早、更不可能使用避孕套（Mercer et al.，2006）。除此之外，男女两性对性经历后悔心态的差别并不大——当性行为方式与他们的道德不一致、醉酒性交或者没有使用避孕套时，男女两性都会感到深深的懊悔（Oswalt et al.，2005）。

忠诚关系中的性行为

那么人们发生性行为动机是什么？各种各样的理由实在有几百条。当研究者请得克萨斯大学的学生“列出你能想到的你自己或者你认识的人过去发生性行为的所有理由”时，发现了237条截然不同的理由（Meston & Buss，2007，p.479）。最普遍的积极理由有：“吸引力、感官愉悦、情感、爱恋、浪漫、感情的亲密、性唤醒、取悦他人的愿望、探险、体验、接触、庆祝、好奇和运气”（ Meston & Buss，2007，p.498）。不常见的理由则更工于心计、冷漠无情，涉及各种意愿，如伤害伴侣（“伴侣令我很恼火，所以我要和其他人发生性关系”），赢得某些优势（“我想得到提拔”），或者提高个体的社会地位（“我想给我的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性动机显然非常广泛，从利他的动机到报复的动机，从不带感情色彩的动机到具有亲密情感的动机。

发生性行为的各种理由如此纷繁庞杂，可以将其大体分为四个方面。其一涉及性的情感成分，以性行为作为沟通、传递爱意和忠诚的手段。其二涉及性的肉欲方面，包括从性行为中获得的感官享受和未来伴侣的长相吸引力。其三是更为实用的理由，包括要实现某些长远目标或完成某些具体目的的愿望，从生孩子到使伴侣嫉妒，范围极广。最后是不安全的理由，包括提高个体的自尊或防止伴侣移情别恋。男性和女性都会同等地赞成情感的理由，但男性比女性更可能因为肉欲、实用和不安的理由而与人发生性行为（Meston & Buss，2007）。这些差异常常非常细微，但男性所报告的性行为理由仍然比女性更多样化、更实际。显而易见，虽然性行为是表示爱意的行动，但它有时却并不带有浪漫的目的。

人们性行为的次数受到其亲密关系性质（和持续期间）的影响。同居的情侣平均每周会有3次性行为，而已婚的夫妻每周的性行为约为2次（Willetts et al.，2004）。然而，这两种关系下的伴侣性行为的次数都多于那些单身人士（Smith，2006），这可能是因为单身人士不太可能拥有稳定的性伴侣。已婚人士有时或许会羡慕单身人士性放任的生活，但他们性行为的次数通常比单身人士更多。

另一个和性行为频率有关的重要因素是个体的年龄。请翻到第8章277页的图8.3：老年人性生活的频次一般远不如年轻人。在2009年，大多数25~30岁的美国青年（86%）报告去年与人发生过性关系。然而，50多岁的人只有约一半的男性（58%）和女性（51%）如此报告，而70多岁的人只有少数的男性（43%）和女性（22%）有过阴道性交（Herbenick et al.，2010b）。美国大多数老年人在近12个月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性行为。这可能是受到身体老化的影响（Call et al.，1995）：荷尔蒙水平的减少会降低个体的性欲望，而身体健康的衰退会侵蚀个体的活力，所以性欲望随着年岁的增加而减弱一点也不奇怪。然而，对于那些长久厮守在一起的夫妻，存在着另一种更微妙的可能性：随着夫妻双方变成熟悉而老套的性伙伴，探索和新奇的兴奋消失殆尽，长远来看伴侣们彼此从对方感受到的激情会最终平静下来（Vohs & Baumeister，2004）。正如第8章所述，这或许是浪漫的爱情随着夫妻关系的延续变得越来越不强烈的一个原因，其影响的程度（见图8.3）使我们提出以下告诫：如果你是位年轻人，你的亲密关系能得以维系（至少部分地）是因为非常火热的性生活，如果你期望自己对伴侣的激情、性欲和需要将来都不会变化，那将是十分愚蠢的。性行为当然会随着年龄发生变化。

最后一个和性行为频率有关的因素是性取向。当他们的亲密关系刚确立时，男同比女同和异性恋者会发生更多的性行为（见图9.2，在下面讨论性欲望时，请牢记这一性行为模式）。在一起10年之后，每种类型的情侣性交的频次都会下降，但男同频率下降的最多，他们最终发生性行为的频率还不如异性恋伴侣。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亲密关系的持续期间，女同性行为发生的次数要少于任何其他关系的伴侣。如果仅仅就女性而论，女性之间的性行为远不及有男人参与时那样频繁。

图9.2　根据亲密关系的类型和持续时间而区分的性行为频率差异

纵坐标的数字显示的是，每种伴侣关系中报告每周至少有一次性行为的伴侣所占的比例。（图中并未提供同居关系持续超过10年的伴侣的数值，因为这种类型的伴侣人数不足以提供可靠的数据。）

资料来源：Blumstein & Schwartz，1983.

不贞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会强烈反对处在忠诚伴侣关系中的人发生伴侣外性行为（extradyadic sex），即与自己的伴侣或者配偶之外的人发生性行为（Widmer et al.，1998）。 [3] 故而，我们或可预计性事上的不贞会比较罕见。真的如此吗？研究者对47项不同的调查进行了总结，一共涉及逾58 000名参与者，大部人居住在美国并且已婚，结果发现21%的女性和32%的男性在性方面至少有一次出轨，不忠于他们的爱情伴侣。大部分丈夫和妻子在结婚后从未与其他的人发生过性行为，但约有五分之一的妻子和三分之一的丈夫有婚外性行为（Tafoya & Spitzberg，2007）。

我们都清楚，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会欺骗自己的伴侣。他们对随意性行为的态度更为宽容，为了性的花样翻新他们常常会追求伴侣外性行为（而女性则更可能找寻感情上的联系）（Blow & Hartnett，2005）。的确，这种不同的性行为风格在男同和女同的同性关系中尤为突出，同性恋中男性和女性的不贞行为完全不会受到异性的影响。同性恋男子比同性恋女子和异性恋男子有着更多的伴侣外性行为（Peplau et al.，2004）。

图9.3描绘了1980年代初在美国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结果，收集了已婚夫妻、同居伴侣、男同和女同伴侣的数据（Blumstein & Schwartz，1983），很显然，男同性恋者与其他伴侣相比更可能在他们的亲密关系之外和别人发生性行为。多数情况下，男同的这种性行为方式能得到其伴侣的容许，他们的伴侣也期望同样的自由（Hoff & Beougher，2010）,有研究者推测：如果异性恋男子的性放任行为没有受到他们女伴保守态度的阻止，很多人就会表现出和男同类似的性行为方式（Peplau，2003）!

图9.3　自亲密关系建立后个体报告发生伴侣外性行为的人数百分比

同性恋男子显然比其他任何人都有更多的伴侣外性行为，但他们不会“欺骗”自己的伴侣。也请注意，同居的伴侣比已婚的夫妻更可能与他人发生性行为。婚姻比同居有着更彻底的承诺。

资料来源：Blumstein & Schwartz，1983.

当然，并非所有的男性都喜好乱交，也并非所有的女性都是贞洁圣女。还有比性别差异更重要的个体差异，它使得男女两性都更可能发生伴侣外性行为。对某些人而言，性行为与爱情和承诺联系在一起：与自己不很了解或不太关心的人发生性行为，并没有特别的奖赏价值，他们极少与泛泛之交或陌生人发生随意的性行为。然而，对另一些人而言，性行为与爱情和承诺没有多少联系；他们认为“没有爱情的性行为也很好”，与没有感情的人发生性行为也令他们感到满足。这种性态度差别来自于个体的社会性性行为取向（sociosexual orientations），它是一种类似于信念和行为等特质的集合，可以用来描述个体对性行为的看法（Simpson et al.，2004）。杰夫·辛普森（Jeff Simpson）和史蒂夫·甘杰斯特（Steve Gangestad）发现，人们在社会性性行为取向上存在个体差异，他们用专栏9.4所列的测量工具来测量人们的社会性性行为取向（Simpson & Gangestad，1991）。只有在承诺和充满深情的亲密关系背景下才愿意发生性行为的人就具有“保守的”社会性性行为取向，而那些在追求性行为时并不寻求足够的亲密和承诺的人就具有“开放的”性行为取向。具有开放的性行为取向的人往往精力充沛、喜欢调情卖俏，总是在寻觅猎取新的性伙伴（Simpson et al.，2004）。他们喜好交际、外向开朗，千杯不醉（Clark，2004）。在全世界，平均来看男性比女性更为开放（Schmitt，2005b）。

社会性性行为指数和人们的伴侣外性行为可能有关联，对于这点你或许不会感到奇怪。与那些有着更为保守的性取向的人相比，具有开放的性取向的人一生之中性伴侣的数量更多，更可能欺骗他们的爱人（Ostovich & Sabini，2004）。大卫·西尔（David Seal）和其同事（Seal et al.，1994）在一项聪明的研究中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现象，参与者是当前正在恋爱的异性恋大学生。参与者要观看并评价一些有吸引力的异性约会视频，录像由计算机呈现。看完录像后，告诉参与者他们可以输入异性对象的图片，从而可以免费和视频中的人约会，并要求参与者表明他们与约会对象发生各种身体亲密接触的意愿强度（如果他们前往约会并玩得痛快的话）。研究者发现在社会性性行为指数上开放的大学生有36%的人输入了约会对象的图片，而保守的大学生只有4%的人这样做。（记住，所有的参与者当前正处在恋爱关系中！）开放的个体比起保守的个体，更有兴趣与新的约会对象发生性行为。社会性性行为指数显然是区分人们是否可能欺骗伴侣的一项重要特征。

然而，有趣的是，如果把这些人的面孔照片并排呈现，观察者一般都能分辨性行为取向开放者（他们看上去就在猎色）和性行为取向保守者（他们显得更为忠贞）（Boothroyd et al.，2011）。性开放女人的面部特征比保守的女人总显得有些男性化，更明显的是，虽然她们更吸引人，但男人认为她们并不适合做长期的伴侣。她们显得可爱，但与其他女人相比似乎不值得信赖（Campbell et al.，2009）。性开放的男人看上去也很有阳刚之气，但女人更喜欢性保守男人的面孔，认为他们更适合做长期的伴侣（Boothroyd et al.，2008）；她们似乎意识到开放的男人将来都会成为危险的丈夫。

演化学理论对所有这些现象给出了有趣的诠释。男性有着较低的养育投入， [4] 他们能负担得起相对随意的性行为，并且可以认为，在人类漫长的演化历史进程中，性选择 [5] 偏利于那些尽可能多地与女性交配的男性。可是为什么演化也支持女性背叛欺骗自己的爱人？考虑到女性不贞的行为如果败露，可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Kaighobadi et al.，2008），这样还会有生殖优势吗？有争议性的回答是，女性通过伴侣外性行为并不能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她可能更优秀地生育孩子（也就是说更健康、更俊美的后代）。优质基因假说（good genes hypothesis）认为某些女性——尤其是那些配偶不太合意的女性——能从双重交配策略中获益，通过这种策略她们（1）能追求到长期的伴侣，为她们提供保护和喂养后代的资源，同时（2）暗中从其他男性那里为她们的后代寻求更好的基因（Pillsworth & Haselton，2006）。从某位男性那里得到承诺和安全，而和另一位男性孕育更高挑、更强壮、更健康的孩子，女性生育的后代就特别可能存活下去并能茁壮成长。

现代人的某些行为模式是与优质基因假说相一致的。首先，正如我们在第3章所指出的，在每个月能怀上孩子的受孕期，女性会发现外貌性感、对称的男性——即那些表现出明显阳刚之气、具有健壮体型标志的男性——特别有诱惑力（Thornhill & Gangestad，2008）。其次，如果父母双方能给予子女不同的基因，他们的孩子就会拥有更强大的免疫系统——所以其伴侣有着类似基因的女性，比起那些伴侣具有不同基因的女性来，更可能与其他男人发生性行为，尤其是当她们处在受孕期时（Garver-Apgar et al.，2006）。如果女性仅仅是为了性的多样化目的而追求伴侣外性行为，那么在每个月仅有数天的受孕期里取悦于其他的性伙伴就显得非常愚蠢，但她们恰恰正是这么做的；女性在受孕期比其他时候更容易受到伴侣外性伙伴的吸引，这种倾向在她们的爱人相对丑陋的情况下更为突出（Haselton & Larson，2011）。

如果我们远古的女性先祖如此行事，她们生养的孩子通常比那些由女性正常配偶生养的孩子更为健康和俊美（因而，她们的伴侣外性行为也能提供某些生殖优势）。今天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吗？仍会发生。对67项父子关系研究的元分析发现，全世界平均有2%的“父亲”并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Anderson，2006）。而且在美国每400对异卵双生子中就有一对有着不同的生父（Blickstein，2005）。

这些结果表明，在遥远的过去男性偶尔会碰到精子竞争（sperm competition）的情形，当两个或更多男性的精子同时充溢着一位女性的阴道时就会产生竞争（Shackelford & Goetz，2007）。有研究者声称为了应对这种情况，长期演化使得男性的阴茎具备了最完美形状，从而能把其他男人的任何精子从他们伴侣的子宫颈排挤出去（Gallup & Burch，2006）。根据常识人们会认为，第二位性交的男性只会把先前男性的精液从子宫颈推进到女性的子宫里，但实际情形并非如此；阴茎纵深的抽插会把任何已经出现在阴道里的精子挤压到龟头后方，随后把精子带出女性的体内。的确，与这种看法一致的是，如果女伴把男性置于精子竞争的风险之中，他们往往会表现出特定的性交方式——在较长的时间阶段里出现更多次非常深的插入——这特别有可能替换掉先前其他人可能留下的精子（Goetz et al.，2005）。

因此，演化学的不贞理论主张，伴侣外性行为对某些女性来说具有生殖利益，为了应对这种挑战男性已经做出适应。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不贞理论则强调伴侣关系当前的质量。一般而言，你能预料到，如果人们对他们当前的伴侣不满意，并且替代伴侣的质量又很高，就更可能会出轨（Tsapelas et al.，2011）。不幸福的爱人如果有着诱人的替代伴侣就不太可能保持忠贞。如果在这样的情境下他们的确出轨，女性比男性更可能与原来的伴侣分手，而与新配偶建立新的长期的亲密关系（Brand et al.，2007）；因此，女性更可能因为婚外情而更换配偶。然而，即使婚姻生活大体上还算满意，如果伴侣间的性行为乏味、单调、次数太少，男女双方都更可能会追求伴侣外性行为（Krishnamurti & Loewenstein，2008）。如果女性渴望更多的性行为而伴侣做不到，她们就特别有可能会红杏出墙（但正如下一节所示，这种不贞并不会那么频繁地发生）。

性欲望

男性社会性性行为指数得分高和不贞行为的多发，或许（部分地）是由另一个更大的两性差异所引起。平均而言，男性比女性有着更高的性驱力（sex drive）。他们比女性体验到更频繁、更强烈的性欲望，通常他们的性活动有着更强烈的动机激励（Vohs et al.，2004）。对年轻人的研究发现，男性每周会体验到37次性欲望的经历，而女性体验到的只有9次（Regan & Atkins，2006）。由于你现在已经是明智的关系科学爱好者，请记住在男性之间和女性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个体差异，并且肯定有很多男性长期来看并不如某些女性那样好色。尽管如此，大量事实表明在全世界男性整体上比女性有着更高的性驱力（Lippa，2009）：

● 男性更经常手淫。有着固定性伙伴的男性几乎有一半的人仍然每周手淫一次以上，而置身于性关系中的女性只有16%的人这样频繁地手淫（Klusmann，2002）。在英格兰，16~44岁的男子中73%的人在上一个月手淫过，而女子只有37%（Gerressu et al.，2008）。

● 男性比女性更经常地渴望性生活，在性行为次数一样的情形下，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感到不满足（Sprecher，2002）。

● 在亲密关系发展的过程中，男性希望开始发生性行为的时间一般要早于女性（Sprecher et al.，1995）。结果，女性通常是新的亲密关系中决定何时开始性行为的“看门人”。通常来看，当他首先想要发生性行为时，他必须等待，但当她想要发生性行为时，他们就能进行。

● 男性比女性更经常地进行性幻想（Leitenberg & Henning，1995）。男性每周约有60次想到性行为；是女性只有15次（Regan & Atkins，2006）。

● 男性在性上花费更多的金钱，购买更多的性玩具和色情素材（Laumann et al.，1994）。具体来说，男性有时会付费以获得性交——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发现，23%的男性至少有一次为性行为付过款——但女性几乎从来不会这样做（Pitts et al.，2004）。

● 最后，我们曾经提到过，男性平均比女性更能接受随意的性行为（Ostovich & Sabini，2004）。他们也愿意与更多的人发生性行为（McBurney et al.，2005）。

把这些现象加在一起，性驱力方面的性别差异或许就不是个小问题了。当异性恋的夫妻协商他们的性互动时，上述每一种现象都或多或少地会引起误解或烦恼。有些丈夫得到的性事次数少于他们想要的，就可能会长期遭受挫折感。而同时，他们频繁的性行为常常惹怒他们的妻子。（在此我们想到了电影《安妮·霍尔》[Annie Hall]在1977年击败《星球大战》[Star Wars]赢得奥斯卡金像奖中巧妙的一幕：在对分的屏幕上，浪漫夫妻双方都在探访他们的治疗师，治疗师问他们的性行为频率：他悲叹，“几乎从来就没有，或许一周3次，”她则抱怨，“经常发生，我肯定一周3次。”）在性驱力上典型的性别差异意味着有些伴侣在性欲望方面会面临不协调，这可能会引起麻烦（Schwartz & Young，2009）。这种不协调随着时间推移只会变得更严重；大多数女性在绝经期之后性欲望都会下降（Birnbaum et al.，2007）。一项对德国60多岁的老年夫妻研究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妻子能满足丈夫想要的性行为次数（Klusmann，2006），对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们应该不会奇怪。

男性比女性期待更多的性行为，可能还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女性作为决定性行为发生与否的看门人，会发现男性为了换取性行为愿意做出各种让步（Kruger，2008b）。男性对性行为的更多兴趣可能使较小利益原则 [6] 发生作用：女性控制了男性想要的事物的使用权利，这让她们拥有了影响男性的力量。在某些关系中，性行为可能是“亲密关系市场中女性作为卖方，而男性作为买方的一件待价而沽的珍品”（Baumeister & Vohs，2004，p.359）。

这点看上去粗鄙不堪，但情侣们无需介意于这一现象，以免影响他们的交往。相反，人们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如果长期接受男性许多的礼遇——比如昂贵的约会和其他令人满意的招待——就应该有义务使他们关系更加亲密（否则她就应该停止接受这些礼遇）。咨询专栏作家认可了这一点：“女性并不认为免费的宴请就应以性来报答，但承担所有约会开销的男性却认为女性对浪漫的、最终亲密的关系感兴趣。否则他们就会觉得被人利用并痛恨此事”（Mitchell & Sugar，2008，p.B2）。这一模式的消极后果是，当男性感到女性“亏欠”他们时，就会理直气壮地施加压力或强制女性发生性行为（Basow & Minieri，2011）。

安全而明智的性行为

每天都会发生很多随意的性行为，但只有部分性行为是安全的。大多数大学生——约四分之三——都曾有过随意的性关系（hookup），即和没有恋爱的伴侣发生性关系，而且常常只持续一个晚上，根本不会有任何建立长期关系的愿望（Paul et al.，2008）。大多数一夜情的双方是非常熟识的——很多时候性伙伴是自己的朋友——但有很多一夜情（37%）的双方并不认识或者不是很了解（Grello et al.，2006）。一些一夜情只有接吻和性爱抚，但大约有一半的当事人会发生口交或者性行为（尤其如果有人醉酒时），如果发生了性行为，大概只有一半的情形会使用避孕套（Paul et al.，2008）。

在恋爱关系中性行为更加不安全——大学生在和新的恋人开始发生性行为时，只有—半的人会始终坚持使用避孕套（Civic，2000）——而在校园之外，情况更为严重。对在约会网站上寻找男友的740名妇女（大多数人的年龄在30岁和40岁左右）的调查发现，当她们第一次和新的伙伴面对面坐在一起之前，一般非常谨慎；先要进行漫长的对话，检查对方的背景，并且在答应会面之前要商谈好界限，然后才会在公共场合会面，携带上辣椒水喷雾器，或者让一位朋友待在附近。但所有这些小心举措并不能确保安全的性行为。或许因为她们（相信）彼此已经非常了解，30%的妇女在第一次和新伙伴会面时就会发生性行为。并且总体上看，不论何时发生性关系，和线上伴侣会面的妇女在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时有77%的人不会使用避孕套（Padgett，2007）。

因而，很多人在和新伴侣或者暂时的伙伴发生性行为时并没有使用避孕套。而在美国每5位少女就有一位感染了生殖器尖锐湿疣（Tanner，2008），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放弃了安全性行为。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这么多明智的人却会发生如此多的不安全的性行为？有几个原因：

● 低估了不安全性行为的风险。首先，很多人的数学非常糟糕。比如，某位女性在与某位感染了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正是这种病毒引起了艾滋病）的男性的一次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接触中，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实际上非常低，只有0.2%。但如果这种低概率的事件不断发生，其将来发生的可能性必然会提高。这里的问题是：如果某位女性与有艾滋病的男性发生数十次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她HIV变为阳性的可能性非常高；她感染的几率非常高（Linville et al.，1993）。

类似地，几乎所有人都低估了过去性生活活跃的新伴侣感染性病累计的总体风险（Knauper et al.，2008），这种虚假的安全感妨碍了避孕套的使用。性伴侣众多的人比我们想象到的更有可能感染性病，即使与每一个性伴侣单次性接触的风险很低。如果伴侣俊美动人，我们尤其有可能低估这种风险；长相越俊美，我们认识到的风险就越低，如果发生性行为就越不可能使用避孕套（Knauper et al.，2008）。

有一种特别的偏差叫特殊安全错觉（illusion of unique invulnerability），也会影响到我们对风险的估计。大多数人都会认为不幸的事件通常更可能发生在别人身上，而自己不会这么倒霉，所以我们不会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以避免可以预见到的危险（Burger & Burns，198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那些认为自己不太可能会感染性病的人更不可能使用避孕套，这使得他们更可能感染性病。人们甚至在已经患上性病之后，仍认为自己不可能感染性病。对全美有代表性的年轻成人的调查发现，在衣原体、淋病或毛滴虫病检测呈阳性的年轻人中只有22%的人在近一年中注意到自己的病症，所以大部分人并不知道自己身患性病——这些已患性病的人之中只有28%的人认为自己可能感染性病（Wildsmith et al.，2010）。在评估性行为的风险时存在各种偏差，或者只是懵懂无知（O’Sullivan et al.，2010）。

● 错误决策。本打算使用避孕套的人有时头脑发热会改变主意，之后又会对他们的决定感到后悔。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做出了糟糕的决定？原因之一是性唤醒。当大学男生变得性兴奋时，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和他们清醒时已然不同：花样变化的性行为（比如掌掴屁股、二王一后的3P、与60岁老妪的性交）看起来更有诱惑力，存在道德问题的行为（比如偷偷塞给女性毒品以换取性行为）看起来更能接受，而避孕套则不怎么令人愉快（Ariely & Loewenstein，2006）。男性一旦变得性兴奋，真的会“失去自制力”。

过量饮酒也会影响我们的决策，在性唤醒时尤为如此（Ebel-Lam et al.，2009）。当人们醉酒后，和别人第一次发生性行为时不太可能会使用避孕套，这部分是因为醉酒使他们忽视了可能发生的危险，而把性事想得太过美妙（Cooper，2006）。这种现象被称为酒精近视（alcohol myopia），指的是人们在醉酒后思考和加工信息的能力会降低（Giancola et al.，2010）。这种受限的能力意味着他们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最直接和最明显的环境线索。人们醉酒后，头脑里只有充满诱惑力的性伴侣，他们完全忘记了之前要使用避孕套的意图，尽管避孕套就装在他们的口袋或者钱包里（MacDonald et al.，2000）。酒精和性唤醒显然是导致人们发生高危性行为的罪魁祸首。

● 人众无知。随意性行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并不如大多数人（包括寻求一夜情的人）所认为的那般受人欢迎。男女两性从自己的随意性行为中体验到的乐趣并不如他们认为得那般美妙，[大多数的男人和女人都喜欢只为了随意性行为而与人约会（Bradshaw et al.，2010），]尤其是一夜情发生性交或口交的女性会感到惴惴不安（Fielder & Carey，2010）。尽管如此，大多数年轻人仍然认为其他人一般会赞同这类行为，因此他们会感到迫使他们发生随意性行为的社会压力（Hines et al.，2002）。

这种心理现象就是人众无知（pluralistic ignorance）的表现，如果人们错误地认为他们的情感和信念与其他人不一样，就会产生人众无知。团体中的人群通过错误解读彼此真实的偏好，最终每个人都认为大家所遵循的行为规范获得了广泛的认同，但几乎没有人私下支持这种规范。因而，大学男生或许会明智地希望发生安全的性行为，但却又做不到，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安全性行为并不流行。我们对他人态度和行动的判断会影响我们的性行为，但这些判断并不总是正确的。的确，女性认为男性对避孕套持更消极的态度，但男性未必如此（Edwards & Barber，2010）。如今，男性和女性在使用避孕套的意愿上并无差别（Hood & Shook，2011）

● 权力不等。在第12章我们将看到，权力是让伴侣按你的期望来行事的能力。如果伴侣双方拥有的权力不等，而强势一方反对使用避孕套时，他们就不太可能会使用避孕套（Woolf & Maistro，2008）。一般而言，女方权力越大（Pulerwitz et al.，2000），越诚实和直率（Impette et al.，2010），她和伴侣在发生性行为时就越有可能使用避孕套。

● 禁欲教育。为了使青少年相信禁欲是唯一正确的做法，一些禁欲教育项目对学员宣称避孕套没有作用（这当然是无稽之谈）（Lin & Santelli，2008）。适得其反的是，当这些青少年发生性行为时——大多数青少年都会这样做——他们与其他的青少年相比更不可能使用避孕套（Rosenbaum，2009）。

● 亲密感和愉悦度的减少。在所有影响安全性行为的因素中，最重要的阻碍或许是，人们不使用避孕套通常能更好地享受性生活。男女两性都觉得如果没有避孕套，性事更令人快乐，并且男性尤其可能喜欢没有防护的性行为（Randolph et al.，2007）。未使用避孕套的人们认为他们的性事更为亲密，情感上也更为满足（Smith et al.，2008），因此，很多人（30%的男性和41%的女性）的性伙伴试图说服他们不要使用避孕套。显而易见，有着10位以上性伙伴的人——因而感染性病的累积风险非常高——和性伙伴人数较少的人相比，更可能劝阻其新伴侣采用避孕套（Oncale & King，2001）。

避孕套的使用显然受到各种不同影响因素的支配。教育可以消除人们的错误认识，但要改变对避孕套冷漠、厌恶的认知却非常困难。这里给读者两条建议。当把避孕套当做性生活前戏的一部分时，避孕套不太可能会“大煞风景”（ Scott-Sheldon& Johnson，2006）。不要认为避孕套是打断你们做爱的烦心之物；时机适当时，帮助你的伴侣戴上避孕套，能创造性地、从容不迫地提升而非降低你的兴致和预期。我们还建议，当你的确使用避孕套时，在今天，比不使用避孕套能给伴侣双方传递出更多的尊重、关心和关注。说服你进行不安全性行为的新伴侣，很可能不如乐于尊重你意愿的伴侣珍视你和你们的亲密关系（Otto-Salaj et al.，2010）。请理直气壮地要求新伴侣使用避孕套，你当然不必为此感到尴尬。如果你提到避孕套，大多数人是欢迎的——如果伴侣不愿意按你期望的去做，你大概无论怎样也不会愿意与此人分享你自己。

性满足

人们在性关系中的行为表现固然重要，但人们对这些行动的感受更有影响力。令人欣慰的是，如果人们身体健康，性生活不存在问题，拥有稳定的伴侣，大多数人都会有幸福的性生活（Heiman et al.，2011）。例如，当上述三者具备时，参与美国波士顿一项大型研究的妇女只有6%的人对她们性生活整体上不满意（Lutfey et al.，2009）。另一方面，只有约一半（51%）的波士顿样本在近一个月有过性行为；许多人没有合适的伴侣，还有些人只是对性生活没兴趣。而性活跃的人超过三分之一的人（39%）碰到各种令人沮丧的问题，如疼痛、缺乏性欲、难以获得高潮等。中老年男性的性功能发生问题的比例也类似（Klapper，2010），所以如果结合所有这些影响因素，美国45岁以上的人只有少数人（43%）目前具有满意性生活（Crary，2010）。

这种调查结果令人失望。如果我们身体健康，我们能做些什么来获得更多的性满足？没错，许多研究都揭示了一些深刻的洞察。有趣的是，在美国只有单一爱人的人比起那些有着两个或更多性伙伴的人，更普遍地体验到高度满足的性生活——一般而言，只要夫妻极为忠诚于他们的伴侣关系，珍视一夫一妻制（彼此保持忠贞），他们就可能对性生活满足（Waite & Joyner，2001）。拥有一个以上的爱人或许令人感到刺激，但大多数人发现忠诚于某个特定的配偶似乎更充实。的确，美国男人从具有稳定亲密关系的伴侣所获得的性愉悦要比从其他任何人所获得的都要多（Herbenick et al.，2010a），在德国、西班牙、巴西、日本和美国，性伴侣越少的男子性生活更满意（Heiman et al.，2011）。

人们发生性行为的频率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至少对于男人而言是如此。在一项经典的研究中，每周有3次或者更多次数性行为的夫妻中有89%的人报告对他们的性生活感到满足，而一个月仅有一次性行为的夫妻中只有32%的人感到性满足（Blumstein & Schwartz，1983）。当然，这类相关现象的影响因素很多，但有两种模式值得注意。首先，性生活的频率对于男性比女性更重要（Heiman et al.，2011），其次，更频繁的性行为的确能增加新婚男士在性生活中体验到的满足感（McNulty& Fisher，2008）；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性行为变得更为频繁他们会感到欣喜，而如果性行为减少则会感到苦恼。

但无论性行为的频率怎样，只要它能实现人类对自主（autonomy）、能力（competence）和交往（relatedness）的基本需要，性的互动就最有奖赏价值。根据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的基本观点，如果我们日常参与的活动能让我们选择和控制自己的行动（即自主），感到有信心和能力来应对（即能力），并且能建立与他人的亲密联系（即交往），我们就会感到很幸福和健康（Deci & Ryan，2000）。性生活当然也符合这一理论观点（Smith，2007）：最美好、最满意的性互动可以让我们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并且能完成得很出色，在此过程中还能感受到伴侣的爱恋和敬重。

对此你可能不会感到奇怪。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的性生活通常不太令人满意，因为他们的性行为无法满足这些需要。具体来说，那些支持传统性别角色的人往往想当然地认为，在性生活中男性应该居于主导地位，而合乎体统、女人味十足的女性应该对她们的男人温和恭顺、俯首帖耳；男方采取各种主动措施，女方则按他的要求来行事（Sanchez et al.，2006）。问题是这些期望把女性置于被动的地位，这会损害她们在性生活的自主性；她们很少能选择性事日程，很少能占据性事的主导权，因此她们在性事上常常不能得偿所愿。剥夺女性的主动权和控制权会削弱她们的性欲望，降低她们的性唤醒，使她们更难获得性高潮，所以她们对性生活没有多大的兴趣（Kiefer & Sanchez，2007）。从男性的角度来说，总是处在控制地位也令某些男人不悦。许多男性希望他们自己是其伴侣渴望的有吸引力的目标，期盼他们的爱人能不时地居于主导地位；当女性能发起性行为并且自信地表现自我而非消极被动时，他们也会感到很兴奋（Dworkin & O'Sullivan，2005）。因此，传统性别角色的规定看来同时剥夺了男女双方的某些性自由和性放任，致使他们的性互动达不到原本可能的满足程度；彼此允许更多自主权和选择权的夫妻能享受到更为满足的性生活（Sanchez et al.，2005）。

促使我们进行性互动的动机似乎也会影响我们的性满足（Stephenson et al.，2011）。前面我们提到过（请翻到287~288页），人们发生性行为的理由多种多样，运用我们在第6章介绍过的接近和回避维度， [7] 就可以对这些理由进行整理分类。有时性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或者“接近”） 积极结果，比如亲密感的提升或个人快乐的增加等。例如，如果我们通过性行为来寻求鼓舞和充实伴侣关系的亲密感（这可能是令人振奋的情感理由），我们就是在追求积极的结果。相反，如果性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预防或避免不愉快的结果，则我们就在追求不同的目标。我们可能试图去防止伴侣的愤怒或者避免伴侣对我们失去兴趣（这可能是令人烦恼的不安理由）。你认为哪一种动机更充分呢？UCLA大学生的日记揭示出，如果性行为有着积极的理由，则人们对性生活会感到更加满意、亲密和有趣。相形之下，如果性行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有害的结果，则人们会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他们的关系也会受损；久而久之，为了回避理由而进行性行为的伴侣更有可能分手（Impett et al.，2005）。在床榻之上有着强烈接近动机的人，对他们的伴侣也会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性欲望（Impett et al.，2008）。很显然，那些通过性行为以表达对伴侣的爱意、加深彼此的关系、给予和获得身体快感的人，比起那些因其他理由而发生性行为的人会更热切地追求（并享受）性互动（Cooper et al.，2008）。

性沟通

值得一提的是，影响性满足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性沟通。许多人在谈到性时会感到笨嘴拙舌，他们在性事上经常沟通不良，以致根本不再谈论性了。夫妻经常在发生性行为时从来就未曾提及性本身：一方通过呻吟、亲密的触碰和解开衬衫的纽扣来表示性欲望，而另一方只是不作一点反抗来默默地表示他/她的赞成（Vannier& O'Sullivan，2011）。没有言语沟通的性行为有问题吗？当然会发生问题。如果我们从来不和我们的伴侣真诚、无畏、坦率地探讨我们的性喜好和性厌恶，则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巨大的伤害，其重要原因是：在性行为上清晰的沟通与更多的性满足有关（MacNeil & Byers，2009）。那些能坦率谈论性行为的人与那些只会不时地嘟囔抱怨的人相比，前者与伴侣有着更为满足的性互动。

著名的性行为研究专家威廉·马斯特斯（William Masters）和弗吉尼亚·约翰逊（Virginia Johnson）在一项有启发性的研究中着重指出良好的性沟通的重要性，该项研究比较了异性恋者、男同和女同的性经历（Masters & Johnson，1970）。研究者观察了伴侣们的性行为，并广泛地对他们进行了访谈，结果发现男同和女同们性经历的主观质量——包括心理上的投入、对伴侣的需要和愿望的应答性、对性经历每个方面的享受——实际上要好于异性恋者。同性性行为是更满意的性行为。男同和女同性互动的优势之一是参与者双方都是同性；男同和女同都知道他们自己的喜好，也能合理地预测他们伴侣的喜好。然而，马斯特斯和约翰逊认为有价值的同性关系的首要基础就是良好的沟通。男同和女同能比异性恋者更轻松、更坦率地谈论他们的性感受。他们会彼此询问双方所期望的动作，感觉良好时会给出反馈，并且一般会指导自己的爱人怎样取悦自己。相形之下，异性恋伴侣则会“持续忽视”公开的性沟通并显示出“对伴侣缺乏好奇心”的自我毁灭倾向（Masters & Johnson，1970，p.219）。

令人欣慰的是，如果异性恋者能诚实地告知对方自己喜好和讨厌的性方式，以及对方应该怎样做，他们就更可能拥有同性恋者一样高质量的性生活（MacNeil & Byers，2009）。这种讨论本身就非常亲密，经常进行性沟通的伴侣不仅能享受到更高的性满足，而且对他们的整个伴侣关系也更为满意（Byers，2005）。

良好的沟通也有助于我们应对某些尴尬情形，比如我们不想发生性行为，以及我们的意图被人误解。你或许已经获悉女性和男性有时对性情境的诠释存在严重的差别，这会引起挫折感和敌意。男性比女性有着更强烈的性欲望，他们确实比女性更经常地想到性，所以他们往往能从女性根本不带有性意图的中性行为中品读到性兴趣（Haselton，2003）。在安东尼娅·阿贝伊（Antonia Abbey）的经典研究中首先证明了这一点，她首先邀请一些男人和女人，让他们彼此相识，然后一对一地进行闲谈，同时让另一对男人和女人观察他们的谈话（Abbey，1982）。参与互动的男人和旁观的男人都倾向于把女方的友善之举解读为表示性兴趣的信号，即使参与谈话的女性根本没有激起性欲望的意图，旁观的女性也没有觉察到这类行为。男参与者真实觉察到的性挑逗信号实际上并非女方有意为之，或者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这类事情并不罕见；大多数男性（54%）至少有一次误解了女性的性意图（Jacques-Tiura et al.，2007）。毫无疑问，这些错误大多是无心之过，根源于对非言语行为的无知，而男性在这点上尤甚于女性（Farris et al.，2008a）。并且，拒绝传统性别角色和珍视男女平等的男性不太可能犯这些错误（Farris et al.，2008b）。然而，具有大男子主义思想的男性对女性兴趣的错误判断非常普遍——特别是在双方都醉酒后，这些“大丈夫”把性行为视为逐利竞赛，并且喜欢支配女性（Jacques-Tiura et al.，2007）。正是这些男性最有可能实施性胁迫，而对女性性兴趣的错误知觉通常是这类不幸事件的前奏（Farris et al.，2008b）。清楚明确的沟通有时是让这类男性明白过来所必需的——最有效的拒绝是自信果断、前后一致和坚持不懈的（Yagil et al.，2006）。当需要表明你的感受时，不要扭捏作态或者玩笑戏谑；请清楚地表明你没有兴趣，必要时还得重复表态。

性满足与关系满意度

最后，我们要注意性满足并不是在真空中实现的；如果我们对与伴侣的亲密关系并不如意，就不可能对我们的性生活感到满足。性生活和亲密关系的满足是并驾齐驱的。不论伴侣们已婚还是同居，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能享受到最满意的性互动的人一般也对他们的亲密关系非常知足，并且会忠于他们的关系（Holmberg et al.，2010）。

性满足和关系满意度存在关联的原因之一是它们都受到类似影响因素的支配。相似性和压力就是这样两个影响因素。我们喜欢那些与我们相似的人，当伴侣有着类似的性经历时伴侣们就会感到更为满足。丈夫和妻子在以往性伴侣的数量上相差越大，他们的婚姻就可能越不幸福（Garcia & Markey，2007）。而且，在工作场所和家庭之中所遭逢的骚扰和压力也会同样地影响到性满足和关系满意度；被挫折感和困难所困扰的人一般在性关系和人际关系上都不会感到满意（Bodenmann et al.，2010）。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有着美好性生活的亲密关系往往更令人满意，因为充实快乐的性生活使得伴侣关系更让人感到满足，反过来，对伴侣的爱意也使得性生活更加具有奖赏价值（Yucel & Gassanov，2010）。与伴侣心旷神怡的性生活可以舒缓压力，怡情养性，这是独自一人通过手淫得到的性高潮所无法比拟的。随后，这种积极的情绪和乐观的展望也会增加后来的肢体之爱和性活动的亲密感（Burleson et al.，2007）。因而性满足能增加关系满意度，反之亦然。

而且，这一模式会持续终生。对平均婚龄为43年的老年夫妻的研究发现，虽然他们的性行为不如过去那么多，性生活仍然是他们满意婚姻的重要组成部分（Hinchliff & Gott，2004）。总的来说，对性满足的研究表明，性行为并不是自动使亲密关系变得美满的灵丹妙药。最美妙的性行为似乎还依赖于：

● 个体特殊的性欲望能得到伴侣的理解和尊重，这样他/她的需要才能得到满足，

● 重视自己的伴侣并致力于维护好伴侣关系，

● 愉快地彼此相处，不论是在床上还是床下。

性胁迫

如果伴侣一方在违背另一方意志的情况下，故意哄骗、引诱、威胁、甚或强制对方与之发生性接触，则会损害伴侣的性互动和伴侣关系。这类行为有多种形式（DeGue & DiLillo，2005）。逼迫他人发生性接触主要有以下施压方式：（1）通过言辞威逼利诱。包括虚假许诺、制造内疚感或者威胁要结束伴侣关系；（2）和人一起饮酒或者吸毒以削弱对方的反抗；（3）暴力威胁——或实际上使用暴力——强迫别人屈从。这样引起的有害性行为范围较广，包括一般的触碰和爱抚，以及严重的插入和性交。

图9.4描绘了上述两个维度。归纳起来，图中描述了四大类型的性侵犯。它们之间的界限并不精确——根据具体的环境它们可能会有交叉——但这些区分仍然很实用。位于第1象限的性侵犯指个体用言语哄骗他人屈服于他/她所不愿意的身体触碰。因为这种侵犯相对而言并不是很严重（不会违法），所以一般不认为是性胁迫；大部分大学生想当然地认为这类行为是约会过程中再平常不过的麻烦事（Oswald & Russell，2006）。许多人仍认为性行为是一场男女互为对手的角逐——女性持有性奖品，而男性则通过欺骗、坚持和强权来赢得这种奖励——所以在交往中，男性根本无视女性是否有兴趣，只要有可能就偷偷摸摸地侵扰女性，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Krahé et al.，2007）。然而，因为这些行为违背了伴侣的意愿，所以它们并非无害，这些行为亵渎了伴侣。如果男性这样侵犯他们的女伴，他们就非常有可能暗中对女性持有敌视态度，认为所有的女性在私下里都喜欢被人强奸（Hoyt & Yeater，2011）。这些行为对亲密关系也有侵蚀作用，与性的不满足和关系的不满意都有关联（Katz & Myhr，2008）。

图9.4　性侵犯的四大类型

结合两个不同的维度——施压方式和引起的有害性行为——就可以描绘出四大类不正当的性行为。

资料来源： DeGue & DiLillo，2005.

在第2象限，性侵犯表现为通过花言巧语或者将人灌醉而将阴茎插入女性体内。如果女性不积极主动、毅然决然地抵制这种行为，人们就会认为女性也要担当此类行为的部分责任（Cohn et al.，2008），所以这类行为很少被提起诉讼。第3和第4象限包括各种形式的暴力（或者使用药物导致受害人昏迷不能反抗），这类暴力行为显然不合法。第4象限的“强奸”如果证据确凿就会被提起公诉。

大多数人都不会对异性实施上述任何形式的性胁迫（Spitzberg，1999）。尽管如此，性胁迫却惊人地普遍。具体的计数取决于对性胁迫的精确定义，但6位女大学生中每2个月就有1位会遭遇某种形式的性胁迫（Gidycz et al.，2008），大多数女性（56%）在大学生活中都会受到这类骚扰伤害（Crown & Roberts，2007）。整体来看，男性会比女性更多地使用暴力——男性更可能是第3和第4象限性侵犯的施暴者而非受害者——但女性和男性一样有可能用言语胁迫不情愿的伙伴发生强迫的性交；大约有25%的男性和女性会制造此种恶行（Spitzberg，1999）。

这些性侵犯行为当然没有一丝同情心和爱心，甚至一开始就心怀不轨。实施性侵犯的人往往会对异性持轻蔑、冷酷和粗暴的态度（Hines，2007）。性侵犯还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女性如果受到强迫或恐吓而发生违背意愿的性行为，其身心健康都会受损，特别是在她们一而再地受到侵害时（de Visser et al.，2007）。

所以普遍存在的性胁迫会带来破坏性的结果，不论其以何种形式出现。该怎样行动来减少性胁迫的发生呢？我们有几个建议。首先，请当心那些把性行为看成角逐某种利益的恋爱对象。他们在内心里不可能把你的利益放在首位。其次，请远离麻醉类物品；不论是酒精还是毒品都可能会使人举止不端，的确大多数性胁迫都会涉及酒精和毒品（Hoyt & Yeater，2011）。第三，下决心坚定地反抗任何性侵犯的苗头。如果情况恶化，能够预先就断然拒绝不正当性行为的女性，不太可能被动地屈从于男性的侵犯（Gidycz et al.，2008）。第四，在你开始亲密交往前，直接、坦率地和伴侣说清楚性界限，这样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危险。（至少，告诉你的伴侣，“如果我说‘不可以’，真的是拒绝你，不是欲迎还拒。”）沟通不良和误解经常会引起性胁迫，如果提前表明行为的底线，错与对的界限就非常清楚（Winslett & Gross，2008）。最后，把爱人视为和你平等的伴侣，他/她的喜好和快乐和你的一样重要。这种尊重和体贴是和性胁迫不相容的，如果你和爱人都这样想，你们更可能体验到更满足的性生活（Rudman & Phelan，2007）。

请你思考

查德和珍妮弗相爱了。查德对珍妮弗有着强烈的性欲望，并且一直很享受和她的性生活，但他仍然感到一些缺憾。珍妮弗通常也喜欢性生活，看起来也很享受，但她很少积极主动，一般都是查德一个人在忙活。珍妮弗往往只是平躺在床上，查德希望她更主动点，不时地能带带头。他期望珍妮弗在床上能多点花样，偶尔也能爱抚他全身。不过，他并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珍妮弗。他们的性生活还算不错，但算不上美满，查德担心任何的抱怨只会使事情更糟糕，而不会有利于他们性生活的改善。

你认为查德和珍妮弗的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1] 显然并非所有的人都会结婚，但“婚前性行为”是比“未婚性行为”更常用、更方便的用词。

[2] 不管3P是两女一男还是两男一女，人们对女性的评价都更为负面。

[3] 本节我提及的“性行为”都指阴道性交。伴侣的出轨行为有很多种，从色情短信和网络性爱到接吻、性爱抚、口交和性交（Luo et al.，2010），但人们对于哪些行为才算“出轨”却存在分歧（Kruger et al.，2010）。因此为达成共识，我将侧重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不忠的行为。

[4] 这个关键概念在第1章34页曾介绍过。

[5] 这个概念也见第1章33页。

[6] 需要提醒你较小利益原则吗？请翻到第6章185页专栏6.1。

[7] 需要提醒你接近动机和回避动机的概念吗？请翻到第6章191~195页。

第10章 压力与紧张

我们先盘点一下已学过的内容。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适应良好和适应不良的认知，有效和无效的沟通，有价值和无价值的社会交换。我们还考察了影响亲密关系的有利和不利因素。现在我们换个角度考察亲密关系，本章我要集中探讨对亲密关系有害的各种陷阱、障碍和危险。更重要的是，本章所提及的压力和紧张——感情创伤、伴侣排斥、嫉妒、说谎和背叛——在许多亲密关系的发展过程中是屡见不鲜的。我们都曾经历过感情创伤（Vangelisti，2009），而且几乎每个人迟早都会对亲密伴侣说谎（DePaulo et al.，2006）。甚至各种直接的背叛都惊人地普遍，并且很难避免（Baxter et al.，1997）。

然而，这些事件虽然普遍存在，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这些负面事件会严重地损害亲密关系，它们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在过去五年里都曾经历过非常糟糕的亲密关系（Levitt et al.，1996）。尽管负面事件的具体表现千差万别，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Leary，2005）：负面事件的出现，表明我们得不到伴侣的爱慕和尊敬。

感知到的关系价值

因为归属需要 [1] 的推动，大多数人非常关注亲密伴侣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希望伴侣需要我们，希望他们重视我们的陪伴，希望他们认为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弥足珍贵。我们希望伴侣能积极地评价与我们的亲密关系，有时我们还期望亲密关系非常亲密、富有意义。因此，根据心理学家马克·利里（Mark Leary）的观点，我们在知觉到自己的关系价值（relational value）——即他人认为与我们的亲密关系珍贵、重要或亲近的程度——低于我们的期望时就会感到苦恼（Leary，2005）。

在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总有可能遭逢到不同程度的接纳和拒绝，利里（Leary，2001）认为这种接纳/拒绝程度可以按表10.1所示，排列成能系列变化的连续体。在极端情况最大的接纳情形下，人们寻求我们的陪伴，除非我们出现，否则聚会不会开始。当人们以主动的接纳对待我们时，接纳程度要稍微低一点，但仍然会积极地偏向我们：他们邀请我们参加聚会，并且很高兴看到我们的到来。然而，当他们并没有邀请我们参加聚会，但发现我们露面，却还容许我们参加时，他们的接纳就更为被动。而如果不论我们出现与否他们真的根本不在乎，既不接纳也不拒绝，他们就对我们有着矛盾的情感。

如果我们期望他人喜欢和期待我们，不明朗的矛盾情感会令人大伤脑筋。但他人对待我们的态度还可能变得更差。当他人忽视我们，希望我们出现在别处时，我们就面临被动的拒绝，而当他人千方百计地故意避开我们时，我们就遭逢主动的拒绝。不过，在最大的拒绝的情形下，他人在其聚会中发现我们而命令我们离开时，最彻底的排斥就出现了。这种情形下，他们仅仅避开我们并不解恨，还希望我们消失。

表10.1　不同程度的接纳和拒绝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Leary, 2001.

这类经历带给我们的情绪反应取决于我们期望别人接纳我们的程度，以及他们的接纳或拒绝对于我们的意义。有时他人因为我们太优秀而孤立我们，这类拒绝远不如因缺点或过错而导致的拒绝痛苦。正如美国电视节目《幸存者》（Survivor）的场面：参赛者有时要投票把最有本领和才华的竞争者淘汰出生存的小岛，从而增加自己赢得比赛的机会。因为比其他人优秀而遭到排斥，可能对你的伤害较小，但因为无能、疏忽或者犯错而遭人孤立则会让你饱受打击（Leary，2005）。

此外，如果你遭到某个团队的拒绝，但在一开始你就不想参加这个团队，那么这对你构成不了什么打击。而当我们期望别人接纳我们，非常在乎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时，这时的拒绝才更加令人痛苦。的确，即使别人既接纳又喜欢我们，但达不到我们期望的程度，我们这时仍有可能受到伤害。这正是单恋经常出现的情形（Baumeister & Dhavale, 2001；请参见专栏8.2）。我们的单恋对象可能反过来也会喜欢我们，但如果我们期望得到的是爱恋而不仅仅是喜欢，他们温和的举动就令人抓狂了。

种种可能的结果都表明，他人对我们客观的接纳或拒绝和因此导致的情感之间只有粗略的联系，所以我们要重点研究这样一种认知：伴侣对亲密关系的重视达不到我们对他们期望的程度，这也是我们在本章要考察的压力和紧张的核心内容（Leary，2010b）。如果我们感知到的关系价值低于我们的期望，就会感觉受伤。

感情创伤

事实上，与人交往时我们体验到的接纳或排斥感，与他人对我们的评价有着复杂的关联：最大的拒绝并不比单纯的矛盾情感糟糕太多（Buckley et al.，2004）。请仔细看看图10.1。图形描绘了人们根据他人在10点量表上对自己评价的反应。最糟糕的评价为1分，表示最大的拒绝，最满意的评价为10分，表示最大的接纳；而他人根本不在乎我们就是量表中点的5分，表示矛盾情感。图形表明一旦我们发觉别人不欢迎我们，则无论他们仅有一点讨厌还是非常讨厌都几乎无关紧要了：当他人表现出对我们任何程度的拒绝时（也就是说他们评价在4和1之间），我们对自我价值的即时评价都会降到最低点。

图10.1　对接纳和拒绝的反应

图中曲线描述了我们对自己的即时评价和他人对我们的待遇的对应关系。当人们从矛盾情感转变到欢迎我们时，自尊急剧增加，但任何程度的拒绝都会使我们的自尊降至最低点。他人忽视我们带给我们的感受，和命令我们离开或者驱逐我们几乎一样糟糕。

资料来源：Leary，Haupt et al.，1998.

另一方面，就接纳而言，从十分讨人喜爱到完全崇拜之间我们的自尊水平并未提升。相反，从矛盾情感的较低端（4分左右）到出现接纳的较高端（7分左右）之间的些微变化却令我们更为敏感。随着人们越来越喜欢我们，我们的自我感觉也越来越良好，直到他们对我们的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一过程有着演化学上的意义（Leary et al.，1998）；精细区分不同的接纳程度能让我们得到更多的生存资源和交配机会，这比监测敌人的敌意要实用得多。（毕竟就未来配偶的反应而论，轻微的厌烦和彻底的厌恶之间通常实际差别并不大！）

所以，他人温和的拒绝带来的感受通常和更大程度的拒绝一样糟糕。但他人对我们接纳的减少可能影响更大，特别是发生在矛盾情感和主动拒绝这一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喜欢我们的人们突然变得不怎么喜欢我们了。利里和他的同事通过控制参与者刚结识的人对他们的评价，证实了接纳程度的下降所引起的严重后果（Buckley et al.，2004）。当年轻的参与者通过内部通话系统向另一个人介绍自己时，他们会看到计算机荧光屏呈现的时断时续的评价（见图10.2）；研究者告诉参与者，评价是由谈话的另一方给出的，但实际上是由研究者控制的，有四种评价反馈模式。有些人得到的是持续的接纳，得分只有5和6，而另一些人总是遭到拒绝，得分只有2和3。被人厌恶是痛苦的，所以能得到未曾谋面的谈话者接纳的人，比遭逢拒绝的人更加快乐、自我感觉更好。但还有两组参与者得到的评价前后会发生变化，开始糟糕随后变好，或者开始良好随后变差。在后一种情况下，5分钟里参与者得到的连续评价是6、5、3、3、2。显然，“给出”这种评价的另一方和参与者认识了解得越多，另一方就越不喜欢他们。

图10.2　实验室情境下的关系贬值

假设你要向另一个房间的人介绍你自己，每隔60秒某个数字就会点亮，你得到的评价开始很高，但后来变得越来越差。5分钟后，别人给你的评价是“2”分，表明他/她一点也没有兴趣与你会面。你的感受如何？

资料来源：Buckley et al.，2004.

这种拒绝程度不断增加的现象特别令人痛苦，甚至比稳定的拒绝激起更多的消极行为反应（Buckley et al.，2004）。显然关系贬值（relational devaluation）——即我们感知到的关系价值减少或者他人对我们的尊重明显下降——带给人的感受尤为可怕，会引起多种痛苦的情绪反应。当伴侣背叛我们，我们就会感到悲哀、愤怒和受伤，而受伤感是一种独特的感受，与关系价值的减少有关（Leary & Leder，2009）。感情创伤非常类似于身体的伤痛；我们的身体反应是类似的，应对感情创伤的生理系统与应对身体疼痛的系统一样（DeWall，2009），镇痛药醋氨酚（acetaminophen） [2] 在缓解社会拒绝的痛苦方面显然与其治疗头痛一样：大学生每天都服用醋氨酚，在一周半之后比服用安慰剂的学生感情创伤更少（Dewall et al.，2010）。心理上的伤口会带来切实的苦恼。感情创伤最主要的特征是受伤感——感到关系的准则被打破，自己饱受打击伤害，如同斧钺加身——使得感情创伤成为一种独特的情绪体验（Feeney，2005）。

当关系贬值发生时，某些人更容易受伤。一如既往，依恋类型在这里起着重要的影响。高忧虑被弃的人受到关系贬值的伤害要远甚于那些忧虑较低的人（Besser & Priel，2009）。（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紧张害怕，唯恐别人不再爱恋他们，这会充分地放大他们感受到的伤害。）而高回避亲密的人在他人回避时体验到的痛苦较小；当你在一开始就不希望和别人太亲近时，拒绝带来的伤害就较小（Feeney，2005）。人们的自尊水平也有影响：低自尊的人比起高自尊的人更容易受到感情的伤害（Ford & Collins，2010）。

事实上，自尊还是预测人们面对强烈拒绝（比如伴侣排斥）时如何做出反应的重要因素。在我们考察人们遭人忽视或者受到“沉默对待”会如何应对时，我们将更全面地详述感情创伤对人际交往的影响。

伴侣排斥

甚至在亲密关系之中也会经常出现人际拒绝，这就是排斥（ostracism），即受到身边人的忽视和“横眉冷对”。如果沉默对待是刻意为之的，排斥者就会故意克制对他人做出反应，有时装作对方根本不存在。大多数人都经历过排斥；在一项大型调查中，67%的美国人承认曾经冷眼对待过亲密伴侣，75%的人曾经遭受过爱人此类对待（Williams，2001）。

人们为什么会刻意忽视自己的伴侣？排斥者们往往会冠冕堂皇地认为他们的排斥行为是一种惩罚伴侣、避免对抗或者在冲突之后平复心绪和低调处理的有效手段，而且他们通常还相信排斥有助于实现他们的人际目标（Sommer et al.，2001）。但是从排斥的本质来看，这样做通常会使被排斥者感到疑惑：为什么自己会被人忽视（Williams，2001）？当排斥的伴侣保持沉默时，只有极少的人会进行解释，这样被排斥的伴侣往往对排斥的原因一无所知。他们只知道自己被人拒绝了，他们体验到的情感更多是愤怒、沮丧和伤害，而不是内疚和悔恨。因此，被排斥者一般并不认为伴侣的退避行为是友善或者有效之举，相反，他们通常认为排斥只会损害他们的亲密关系（Zadro et al.，2008）。

排斥对人的伤害是深刻而又痛苦的，因为它威胁到人类最基本的社会需要（Williams，2007），使人感到屈辱（Bastian & Haslam，2010）。沉默对待会损害我们对他人的依恋，进而威胁到我们的归属需要，摧毁我们的自我价值观，降低我们对人际交往的控制感。我们对此类威胁的最初反应往往是一团乱麻。面对人际拒绝，人们的情感会变得迟钝（DeWall & Baumeister，2006），并开始做出愚笨、自我挫败的选择（Twenge，2008）。遭到“冷遇”的人甚至感到寒冷：人们感到受排斥时房间都变得更冷，更想吃热食或热饮，而没有遭排斥时则不会这样（Zhong & Leonardelli，2008）。时间似乎也变得更慢；在一项研究中要求参与者估计一段40秒间隔的时长，感到被人接纳的人平均（相当精确）的估计值是42秒，而那些感到被人拒绝的人则认为过去了64秒（Twenge et al.，2003）。一般而言，拒绝似乎会使人进入心理的倦怠状态，理性计划和缜密思考减少。

人们具体的反应取决于个体的哪种需要受到威胁（Williams，2007）。如果归属需要受到威胁，受到排斥的人会努力重新获取伴侣的尊重，百依百顺，言听计从，尤其在他们认为亲密关系（和关系价值）能恢复的情况下（Richman & Leary，2009）。然而，他们也可能寻找新的较为宽容的伴侣。被伴侣孤立后，人们通常特别急于结交新的、更友好的朋友（Maner et al.，2007）。

如果排斥看来不合理，也不公平，危及人们的控制感或者自我价值，就可能发生更为敌对的反应（Warburton et al.，2006）。被排斥的人变得愤怒时，会贬低忽视他们的人，认为排斥者的观点没有根据、不合情理、鼠目寸光，变得更加乖戾暴躁、好勇斗狠（甚至对待无辜的旁观者也是如此），而不是战战兢兢、逆来顺受（DeWall et al.，2009）。事实上，很多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之前，施暴者都曾有被人排斥或者示爱被拒的人际经历，比如校园枪击案中的学生携带枪支，射杀无辜同学（Leary et al.，2006）。排斥他人的行为就如同侮辱或者训斥一样使人受挫和愤怒。

研究者设计了很多巧妙的实验程序，可以在实验室条件下制造出强烈的拒绝体验。比如给陌生的参与者作了短暂的介绍后，参与者得知没有人希望和他们一起合作（Leary，2005），还有参与者在面对面的讨论或者在由研究助手管理的聊天室里直接被忽视（Williams，2001）。但由基普林·威廉斯和其同事开创的传接球游戏最有启发意义，也最令人受打击（Williams & Zadro，2005）。在传接球游戏进行时，你要和另外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等待主试5分钟，而另外两人正在你来我往地投掷墙球 [3] 。你们都是刚刚认识，都在打发这5分钟，等待主试回来；在游戏的第1分钟，你经常能接到球，感觉非常轻松愉快。但随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接下来的4分钟里，没有人把球投给你。另外两位彼此兴高采烈地自娱自乐，完全忽略了你，既不看你一眼，也无视你的抗议。就好像你根本不存在。

研究者甚至在网络上进行了排斥研究，全世界数以千计的人在万维网参加了另一种版本的投球实验（Williams & Jarvis，2006）。在网络版的投球实验中，人们相信自己会与另两个人在线上碰面，由计算机呈现的两个人像表示，通过点击彼此的人像来往复传球。接下来所发生的全部由电脑程序控制，没有任何其他人参与，但和实际版本一样，在几个热身的投掷之后，参与者的“投掷”被部分或完全地孤立了。该研究引人注目的结果是，虽然排斥（显然）是由参与者从未见过的陌生人来施行的，互联网排斥仍然令人非常痛苦。事实上，即使参与者事后得知他们受到的孤立是由计算机控制的，并不涉及丝毫真实的人际评价，当电脑程序不把球投给他们时，他们的情感仍然受到伤害（Zadro et al.，2004）！甚至你不屑的团体比如三K 党排斥你，你都可能感觉受伤（Gonsalkorale & Williams，2007）。人类似乎对最轻微的社会拒绝都十分敏感。

所以，排斥是非常令人讨厌的体验，其引起敌对和顺从的几率是一样的。高自尊的人相对不太可能容忍排斥。如果遭遇冷遇，高自尊的人比低自尊的人更有可能结束与排斥者的人际关系，去寻找能更友好相处的新伴侣——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太会遭遇沉默对待。相比之下，低自尊的人会经历更多的排斥，更可能心怀怨隙、对他人报以排斥（Sommer & Rubin，2005）。低自尊的人不会离开那些排斥他们的人，而会继续接近却心存恨意。

总之，当他人排斥我们时，我们会感觉悲痛、愤怒和受伤，这类情感体验的核心成分是知觉到他人并不像我们期待的那样珍视与我们的关系。现在我们来考察另一种危及关系价值的现象，即认识到情敌正在勾引我们的爱侣。

嫉妒

由于现实或臆想中的竞争对手而使珍贵的亲密关系面临丧失，可能会引起另一种消极的情感体验。嫉妒（jealousy）包含多种情感体验，既有悲观失落也有因伴侣具有吸引力而产生的自豪感，但界定妒忌最恰当的三种情感是：伤害、愤怒和恐惧（Guerrero et al.，2005）。 [4]

如果我们认为伴侣不重视我们，对彼此的关系不够忠诚，就会有伤害感，一想到自己会被人抛弃以及孤独失落的未来，就会使人心生恐惧和焦虑。嫉妒最独特的表现是情敌的出现，可能把伴侣勾引走：“要产生嫉妒，个体必须面临即将失去的亲密关系，并且是因为败给了自己的情敌”（DeSteno & Salovey，1994，p.220）。正是因为伴侣为了别的人而抛弃自己才使人愤怒，这种愤怒往往指向横刀夺爱的情敌和开始变心的伴侣（Schutzwohl，2008b）。有时这种愤怒会转变成暴力；美国13%的谋杀案都发生在配偶之间，而嫉妒是最普遍的犯罪动机（Buss，2000）。

显然，嫉妒是一种痛苦的情感体验。但这里有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你不能使自己的爱人产生嫉妒之心，会有怎样的感受？如果不论你做什么爱人都不会产生嫉妒，你会沮丧失落吗？大多数人都会的，但这个观点是否有意义还取决于嫉妒的类型、伴侣产生嫉妒的原因和伴侣对嫉妒做出的反应。下面我们一一剖析。

嫉妒的两种类型

反应性嫉妒（reactive jealousy）是指人们在觉察到自己所珍视的亲密关系面临实际的威胁时产生的嫉妒心理（Bringle & Buunk，1991）。令人忧心的威胁或许并非当前事件；它可能发生在过去，或者预计发生在不久的将来（比如伴侣表示出要与其他人约会的意愿），但反应性嫉妒始终是针对现实的危险而产生的。伴侣的很多行为都可能令人担忧；但在美国，即使只是进行性幻想或者与别人调情，年轻人都会认为这是“不忠贞”的行为（Kruger et al.，2010）。不幸的是，生活中很多事件都会引起人的嫉妒。对800多名美国大学生的两项调查发现，大多数年轻人即使在严肃认真的恋爱过程中，也曾与其他人约会、亲吻、爱抚、上床（Brand et al.，2007）。三分之二的男性和一半的女性都表示他们曾亲吻和爱抚过恋人之外的人，五分之一的男女都表示他们曾与恋人的情敌有过性行为（大多数人还不止一次）。

相形之下，怀疑性嫉妒（suspicious jealousy）是指伴侣并没有不端行为，个体只是由猜疑所引起的嫉妒。这种怀疑完全没有事实根据，纯属子虚乌有（Bringle & Buunk，1991）。如果产生怀疑性嫉妒的伴侣要确证自己的猜忌，就会引起疑惧不安的警惕和窥探，这种行为既可表现为稍微过激的臆想，又可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偏执。然而不管怎样，怀疑性嫉妒都没有事实根据；引起怀疑性嫉妒的情境根本不会对有安全感和信任感的伴侣造成困扰。

区分这两种类型的嫉妒还是有其意义的，因为几乎所有人在意识到伴侣不忠时都会产生反应性嫉妒（Buss，2000），而在缺乏诱因时，人们产生怀疑性嫉妒的倾向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尽管如此，两种嫉妒类型的划分并不像看上去那般泾渭分明。对伴侣偶尔出轨的嫉妒反应可能挥之不去，持续数年而变成怀疑性嫉妒，因为信任一旦丧失就很难完全恢复。反应性嫉妒会引起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怀疑性嫉妒。人们或许对哪些因素真正威胁亲密关系有不同的解释和评价（Guerrero，1998）。得知伴侣仅仅是对别人抱有性幻想，并不会困扰安全型的人，他们不容易产生嫉妒心理，但却可能会引起不安全型伴侣的反应性嫉妒。所以，两种嫉妒类型的界限是模糊的。在下一节考察嫉妒易感性的个体差异时，我只会探讨这两种嫉妒共性的问题，而不再分别讨论。

容易嫉妒的人

整体而言，男性和女性在嫉妒的倾向性上不分轩轾（Buunk，1995），但嫉妒的易感性却存在个体差异，某些人更容易表现出嫉妒，体验到的嫉妒也更强烈。要产生嫉妒之心显然需要先对亲密关系产生依赖（Rydell et al.，2004）。当人们的替代伴侣很糟糕时，就会感到非常需要当前的伴侣——即他们的CLalt 很低——任何足以威胁他们亲密关系的事件或行为都是致命的。相反，那些有着合意替代伴侣的人不容易嫉妒，因为就算当前的亲密关系了结，他们的损失也较少（Hansen，1985）。

怀疑性嫉妒并不符合当前的事实。

在亲密关系中如果感到自身能力不足，则嫉妒会增强（White，1981）。人们只要担心达不到伴侣的期望，或者忧愁自己不是爱人所期待的理想对象，对亲密关系的持续就不太有信心，他们比那些确信自己能满足伴侣的人更容易产生嫉妒心理（Knobloch et al.，2001）。个体总的自我价值观无疑会影响亲密关系中的自信，高自尊的人的确比低自尊的人更少嫉妒别人（DeSteno et al.，2006）。不过，个体对自己是否适合担当亲密伴侣的认识尤为重要，如果高自尊的人怀疑自己满足爱人的能力，那么他们一般也容易产生嫉妒之心。

这类疑虑产生的根源之一在于亲密关系中每个人适配价值的差距（Buss，2000）。如果伴侣一方比另一方条件更好，比如外貌上更有吸引力、更富有或更有才华，较弱一方的适配价值就较低，这就可能出现问题。居于劣势的伴侣有可能认为其他人更加适合自己的爱人，这就可能觉得自己的能力不足，当然低能的感觉不会表现在他/她生活的其他领域（或者与其他伙伴的交往之中）。这就是婚配要讲究门当户对的另一个原因，人们总是与具有类似适配价值的人共结连理（见第3章）：大多数人都想得到最合意的伴侣，但如果他们真的拥有了完美的伴侣，却又会因为伴侣能得到更优秀的伴侣而感觉到威胁。

不管怎样，在当前亲密关系中既感到能力不足，又依赖于亲密关系的人会面临这样一种险恶处境：他们需要自己的伴侣，却又担心自己不够优秀而无法留住伴侣。这就难怪他们会对真实或臆想的情敌信号产生强烈的反应。

当然，依恋类型也会影响嫉妒。在一定程度上，痴迷型的人通常都会身陷类似的困境：他们贪婪地寻求接近伴侣，但又总是担心伴侣不会回报以足够的爱恋。这就是他们嫉妒的原因，可以充分肯定的是，痴迷型的人比其他三种依恋类型的人会体验到更多的嫉妒（Buunk，1997）。恐惧型的人也会忧虑被人抛弃，所以他们在容易引起嫉妒的情境下会体验到类似的焦虑和怀疑——但他们回避亲密的程度也较高，所以面对情敌的竞争并不会感到疑惧不安（Guerrero，1998）。

人格特质也会影响嫉妒。高神经质的人经常会忧心忡忡，特别容易发生嫉妒。另一方面，随和的人倾向于与人合作、信任别人，因而不太可能会嫉妒别人（Buunk & Dijkstra，2006）。

最后，传统的性别角色也使嫉妒更可能发生（Hansen，1985）。大丈夫式的男性和女子气十足的女性比起双性化的人更容易嫉妒别人，这可能是因为传统的亲密关系准则更为苛刻。如果伴侣要打破陈规，比如与异性同事建立友谊，他们刻板僵化的期望就会令人灰心丧气。

让人嫉妒的人

如果伴侣对其他人发生兴趣，我们就会变得嫉妒，但并非所有的情敌带来的威胁都是一样的。当我们的朋友侵入我们的爱情关系时，就特别令人厌恨；朋友的竞争比陌生人的类似行为更加令人心烦意乱（Bleske & Shackelford，2001）。当伴侣表示留恋他们以前的爱人时，也特别令人痛苦（Cann & Baucom，2004）。但是不管情敌是谁，具有较高适配价值和使我们相形见绌的情敌对我们的亲密关系最有威胁作用、最令我们担忧，与那些竞争力弱的人相比，他们更让我们嫉妒。

什么样的情敌最容易让我们嫉妒呢？这取决于伴侣看重什么。如第3章所述，女性比男性更关心伴侣的资源，故而男性嫉妒自信、强势、果断和富有的男人甚于仅仅外貌非常英俊的男人（Buunk & Dijkstra，2006）。另一方面，俊美的情敌也很有威胁：人人都喜欢可爱的恋人（Eastwick & Finkel，2008），故而有吸引力的竞争者比相貌平平的情敌能引发男女两性更多的嫉妒（Massar & Buunk，2009）。令人欣慰的是，情敌通常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般吸引我们的伴侣，所以这类忧惧往往被过分夸大——但令人不安的是，我们的确会犯这样的错误，夸大对手的优势，因而陷入没有根据的烦恼之中（Hill，2007）。

让人嫉妒的事物

本书不时提到演化心理学的观点，这里又要提到演化心理学。演化学的观点认为嫉妒的演化能促使我们采取一定的行为，以保护自己的亲密关系免受他人的侵扰。推测起来，那些对亲密关系的侵入者做出强烈反应的早期人类——对外来的侵扰保持警惕，击退情敌，努力满足和实现当前伴侣的愿望——相比那些对横刀夺爱的情敌麻木不仁的人，能更好地维系自己的亲密关系、更成功地繁殖后代。因而该观点认为，嫉妒为早期人类的生存提供了生殖优势，所以嫉妒是一种自然而然、根深蒂固、难以避免的本能反应（Buss，2000）。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观点还认为男女两性对于爱侣不同的出轨行为特别敏感。

记得我们谈到过（第1章）男性会面临女性不曾遇到过的生殖困难：父系不确定。女性总是能确认某个孩子是否是亲生的，但男性却不能断定（不采用现代高科技）自己是否是孩子的生父，除非他完全相信自己的配偶没有和其他人有过性行为。而男人戴了绿帽子并且养育了另一个男人的后代，从演化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失败的；那些养育别人的孩子却没有自己后代的人不可能是人类的先祖！的确，无法察觉伴侣不贞行为的演化成本非常之高，所以自然选择会偏利于那些对伴侣的忠贞特别敏感的男性，而不是那些不怎么警惕的男性（Haselton & Buss，2000）。没有根据地怀疑伴侣的忠贞会造成感情破裂、令人痛苦，但在演化学的意义上，这点代价并不昂贵和危险，因为过于信任伴侣，不能察觉已出现的不贞行为，造成的损失更严重，后果更危险。于是，如今男性比女性有着更多的婚外情（Tafoya & Spitzberg，2007），但在觉察伴侣欺骗的不贞问题上，男性比女性更准确（Andrews et al.，2008）。这种警惕有时是合乎情理的；在第9章我们曾提及，基因研究表明全世界有2%的“父亲”并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另有其人（Anderson，2006）。

对女性而言，如果男性要收回用以保护和庇佑她们及子女的资源，而女性能敏锐地觉察出任何苗头时，她们大概就能更成功地生养孩子。想当然地认为男性会忠于她们，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会给女性带来风险，所以自然选择可能会偏利于那些经常怀疑男性真爱表白的女性。不客观地怀疑男性的忠诚会令她们厌烦并产生自我挫败感，但相信男伴的专一和忠诚而对方并非如此时，付出的代价可能更高。在我们祖先所处的远古时代，频繁而天真地与男性交配又遭抛弃的女子，并不如那些坚持考证男性是否忠贞的女子繁殖得更成功。因此，现代女性或许都是“极端谨慎的远古母系的后裔”，她们一般会慎重地低估其男伴的忠诚度（Haselton & Buss，2000，p.83）。

这一切的结果是，男性一想到伴侣在性事上的不贞就会激起最强烈的嫉妒，而女性对伴侣感情上的不贞反应更强烈，伴侣感情上的不贞是指女性认为伴侣可能爱上了其他女人。当然两种不贞都会激起两性的嫉妒，只不过具有不同的演化学意义。对男性而言，伴侣爱上其他人对其成功繁殖的威胁并不大，性行为才更重要；如果伴侣爱上另一个男人，他的孩子仍能茁壮成长，但他肯定不愿意抚养其他男人的孩子。对女性而言，伴侣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并不是最可怕的，爱恋上别人才更危险；只要男方能继续供给必需的资源，即使他让其他女人怀孕，她的孩子仍能茁壮成长——但如果男方爱上其他女人，彻底地离开自己，那她孩子的前景就堪忧了。

戴维·巴斯（David Buss）和同事根据上述推论向研究的参与者提出下面的迫选问题（Buss et al.，1992，p.252）：

假设在过去、当前或将来你拥有一段严肃认真的恋爱关系。请你想象一下你深深眷恋的伴侣对别人产生了兴趣。以下哪种情形最令你苦恼或者不安（只能选择一项）：

（1） 想象伴侣正在与别人建立深厚的感情依恋。

（2） 想象伴侣正在与别人享受充满激情的性爱。

你会选择哪一项？大多数男性（60%）认为第2项性行为最让他们不安，但只有17%的女性选择第2项；相反，绝大部分女性（83%）认为伴侣与情敌情感上的依恋更令人苦恼。并且，跟踪研究表明男女两性对这两个选项所产生的生理反应存在差异（Buss et al.，1992）。当男性想象伴侣的性事不贞而非感情不贞时，他们的自主神经活动会增强，表明情绪处在唤醒状态。而女性恰恰相反，当她们想象伴侣的感情不贞而非性事不贞时，有较强的情绪唤醒。

这些研究结果是与演化学的观点一致的，但引发了人们的争议（Harris，2005；Sagarin，2005），有批评者指出研究的结果并不像表面看来那样令人信服。最直接的质疑是研究的方法学上存在的问题。采用迫选法，参与者只能二选一，这会夸大微妙且相对较小的两性差异（DeSteno et al.，2002）。如果男性觉得性事不贞的威胁性只略微比女性强一点，二择一的迫选问题就会得出巴斯等人（Buss et al.，1992）的显著结果，即使男女两性的观点实际上差异甚小。事实上，如果能让参与者充分表达，大部分人（男性和女性）都会指出这两种不贞行为都同样让人苦恼（Lishner et al.，2008）。

更微妙的是，两种不贞对于男性和女性可能有不同的意义（DeSteno & Salovey，1996）。因为男性更能接受随意性行为，女性可能往往认为男性的不贞仅仅是随意的性行为。然而，男性的感情不贞则可能意味着他与其他人发生了性关系，而且爱上了她，这就使感情不贞更有威胁意义。而对男性而言，他们可能认为女性常常会爱上别人而不与其发生性行为，但与男性发生性关系则通常意味着爱上了这个人，那么性事不贞对于男性就更重要。事实上，男女两性一般都有这种看法（Whitty & Quigley，2008）。如果不贞的配偶是女方而非男方，人们一般会认为出轨一方更可能在感情上依恋第三者（Sprecher et al.，1998）。人们认为性和爱的关联对于女性比男性更紧密， [5] 所以要在两种不贞之间做出选择对于男女两性可能的确具有不同的含义。

那么，请思考以下一幕：你发现自己的伴侣爱上了别人，并且与他/她有着非常满意的性生活。这里情感不贞和性事不贞都发生了。伴侣的哪种不贞更让你烦恼？这一幕回应了上述批评，单独来看，两种不贞对于不同性别的人意义并不一样，在美国、韩国和日本男性比女性更多地认为性事不贞更让人感到受伤和屈辱（Buss et al.，1999）。（在美国，61%的男性认为性事不贞更让人担忧，更有威胁性，但只有13%的女性这么认为。）此外，要求人们评定两种不贞带来的苦恼时，而不是仅仅选出最令人困扰的不贞时，出现了同性差异（Edlund & Sagarin，2009），这一模式并不依赖于研究者提问的方式。的确，在全世界男性都更忧虑性事不贞；人们对性事不贞嫉妒反应的程度存在文化差异，但男性通常比女性对此更为苦恼（Frederick et al.，2008）。

其他各种研究结果也与演化学的观点相一致。当要求父母来想象媳妇或女婿的不贞行为时，性别差异消失了。就后辈而言，祖母和祖父面临着同样的成功繁殖的挑战，所以演化学的观点认为他们对晚辈的不贞反应应该没有性别差异。的确，当父母设想他们的子女有出轨的伴侣时，母亲和父亲都认为媳妇的性事不贞更令人担忧，女婿的感情不贞更令人苦恼（Shackelford et al.，2004）。同胞对妯娌或姻亲叔伯也有同样的态度体验（Michalski et al.，2007）。

而且，男性和女性对这两类威胁的敏感程度并不一样。当存在可能的不贞时，男性相比女性更迅速地想到正在发生的性事不贞，而女性相比男性更快速地判断正在发生的感情不贞（Schutzwohl，2005）。心怀猜忌之后，男性更沉溺于其伴侣性事不贞的威胁，而女性则更忧心其伴侣的感情不贞（Schutzwohl，2006）。如果他们质问伴侣，男性比女性更可能探查不正当关系的性本质，而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探查询问其感情本质（Kuhle et al.，2009）。如果发现猜忌没有事实根据，获悉没有发生性事不贞更让男性感到宽慰，而发现伴侣并没有爱上情敌更让女性感到宽慰（Schutzwohl，2008a）。

最后，如果出轨没有怀孕的风险——也就是说，在男同和女同的私通中，伴侣和同性有着秘密的性关系——性别差异消失了，男性对性事不贞的害怕程度就和女性一样（Sagarin et al.，2003）。当情敌和自己的伴侣同性时，父系不确定就显得无关紧要，果然，这种情形下男性和女性都同样地受到两种不贞的威胁。（哪一种情敌更让人忧心？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男性认为女伴与另外的男人私通比与女人私通更糟糕，但女性则认为自己的男人与女性或者男性私通同样可怕[Kruse et al.，2008]）。

我们对伴侣不贞这种可怕场景的反应是复杂的，男性和女性的各种不同反应并不存在性别差异。所有人想到爱人的性事不贞都倾向于变得愤怒，而伴侣感情上的风流韵事则会使我们受伤（Green & Sabini，2006）。显然，所有这些研究最合理的结论是，每个人都憎恨这两种类型的不贞。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和许多其他研究一样，两性之间彼此的相似性要远多于差异性。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两性毕竟存在差异，正如演化学的观点所指出的，女性感知到的伴侣对情敌的感情依恋可能比男性感知到的更危险（比如，Becker et al.，2004）。当然存在其他影响因素——比如，如图10.3所示，具有疏离型依恋男人较之其他男性极有可能认为情感不贞威胁更小（Levy& Kelly，2010）——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贞威胁对男性和女性都是突出的、引发嫉妒的事件，而演化心理学对人们面对不贞反应所做出的解释尽管存在争议，却很引人注目。

对嫉妒的反应

图10.3　依恋类型对性事不贞和感情不贞知觉的影响。这里给出的是美国纽约年轻人对326页巴斯经典问题（Buss et al.，1992）的回答。男性总是比女性更可能认为性事不贞具有更大的威胁，尽管如此，大部分男人和女人都认为感情不贞更可怕。只有依恋类型为疏离型（即回避亲密得分高但忧虑被弃得分低）的人通常认为性事不贞较感情不贞更让人苦恼。

资料来源：Levy & Kelly，2010.

人们可能对嫉妒报以伤害、愤怒和恐惧，这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既可能有益，也可能具有破坏性（Dindia & Timmerman，2003）。有时嫉妒的人会以明确的加害方式猛烈攻击，用暴力行为或恶毒言辞来报复伴侣，或者反过来努力使伴侣也变得嫉妒（Guerrero et al.，2005）。有时人们的嫉妒反应本意是要保护亲密关系，但往往事与愿违，反而损害了亲密关系：暗中监视伴侣，限制伴侣的自由，或者诋毁和威胁情敌。不过有时候人们也能积极地应对嫉妒，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忧虑，试着和伴侣一起努力解决问题，提升自己，让亲密关系变得更融洽（比如打扮一下自己，给伴侣送礼物或者多做一些家务）（Guerrero & Andersen，1998）。

依恋类型能决定人们应对嫉妒的行为。在心生嫉妒时，对亲近感到相对轻松自在的人——即有着安全型或痴迷型依恋的人——更可能表达自己的忧虑并努力修复亲密关系，而回避型依恋的人则不会这样做（Guerrero，1998）。相比之下，疏离型和恐惧型依恋的人更有可能假装一切均好或者装作一点也不在乎，以逃避问题或者否认自己的苦恼。

男性和女性在对嫉妒的反应上通常也存在差异，这使得异性恋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设想这样一种场景：聚会时，你起身去再要一些饮料，把你的恋人留在了一张双人沙发上。在你离开的时候，恋人的前男友或女友碰巧经过，小坐了会。当你拿着饮料回来时，刚好看到他们轻轻一吻来问候彼此。这时你会怎么办？当研究者让参与者观看上述场景的录像带，并测量他们的行为意图，结果发现男性和女性的反应不一样（Shettel-Neuber et al.，1978）。女性表示他们会设法改善亲密关系以应对情敌的侵扰；她们会刻意装作漠不关心，却使自己变得对伴侣更有吸引力来与情敌暗中较劲。相反，男性表示他们会努力维护自我形象；假装酒醉与情敌对峙或者威胁对方，并且还会追求别的女性。女性似乎关注于维护好现有的亲密关系，而男性则会考虑离开，通过征服新的恋人来医治受伤的自尊。

其他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性别差异结果（Miller & Maner，2008）。让人担心的是，女性比男性更有可能设法引起伴侣的嫉妒（White，1980a）。当她们引起伴侣的嫉妒——一般通过谈论或夸大自己对其他男人的吸引力，有时也与别的男人调情或约会——通常是为了考察她们的亲密关系（看看对方有多在乎）或者是力图引起伴侣更多的关注和承诺（Fleischmann et al.，2005）。她们显然希望自己的男人能像她们变得嫉妒时那样做出相同的反应，能够更加努力地保护和维持亲密关系。当然，问题在于这不是男人应对嫉妒的方式。希望通过激起自己男人的嫉妒之心来设法改善亲密关系的女性，只能事与愿违，把伴侣从身边赶跑。

积极有效地应对嫉妒

那么，如果你不能让伴侣感到嫉妒，你是否仍会失望？嫉妒是伴侣希望拥有你，却不确信能保有你而产生的一种复杂痛苦体验，包含伤害、愤怒和恐惧的情感。它或许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情感体验，但它常常又是丑陋可怕的体验，会引起恐怖和毁灭性的行为（Buss，2000）。总有一天，你或许会希望自己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嫉妒心，希望自己能限制其不良影响。那又该做些什么？

如果你容易嫉妒，请考虑在社交网站（如Facebook）上少花点时间。在社交网站上充斥着潜在地具有威胁意义的模糊信息——在你伴侣留言墙上的轻浮评论；你恋人好友列表上的新朋友你一个也不熟悉；你伴侣与前女/男友的“新”照片——这些都会引起不必要的嫉妒，人们在Facebook上花的时间越多，由此导致的嫉妒越多（Muise et al.，2009）。如果你发现自己在网上到处窥探伴侣的信息，由此导致完全没有必要的担忧，你可能就需要离开电子屏了（Hill，2009）。

如果嫉妒有道理，情敌也真实存在，人际专家都建议我们要努力降低亲密关系排他性和自我价值观之间的关联（Salovey & Rodin，1988）。发现自己的爱人迷上了情敌，令人痛苦，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你的伴侣就面目可憎、不值分文，也不是说你就是这样的人。当人们的行动所参照的自我价值完全取决于特定的亲密关系时，对嫉妒的反应就会失去理智。

实际上，当人们成功地克服了不受欢迎的嫉妒影响时，一般会采用两个策略帮助他们保持独立和自尊（Salovey & Rodin，1988）。第一个策略是依靠自己（selfreliance），指伴侣拒绝沉溺于不公平的情境，而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避免产生愤怒或尴尬的情绪体验。第二个策略是增强自己（self-bolstering），指伴侣为自己做一些美好的事情，思考自己的优秀品质，从而提升个体的自尊。显然，只要我们对自己的独立行动和生存能力能保持自信，就足以将嫉妒控制在易处理的范围之内。

如果人们只凭一己之力无法做到上述两点，那么可以借助于正规的治疗。治疗嫉妒的临床方法通常试图：（1）减少悲惨、荒谬的想法，这种想法会夸大亲密关系所受到的威胁或者亲密关系丧失所蒙受的损害；（2）提升嫉妒伴侣的自尊；（3）改善沟通技能，以便伴侣们能阐明他们的期望，在行为的界限上达成共识，从而防止因误解而引起嫉妒；（4）增加亲密关系的满意度和公平性（Pines，1998）。大多数人都不需要通过治疗来应对嫉妒。但如果爱情关系出现下面的警示情况，则治疗对你们克服嫉妒有帮助作用：

警示：不论你是否拥有自己伴侣的爱恋，如果你不能确信自己是个有价值的人，那么这很可能危及你和伴侣的健康。

欺骗和说谎

引起压力和紧张的其他因素，如果涉及情敌，那么肯定会引起嫉妒，但它们只是偶尔才会涉及情敌，它们比嫉妒更常见。的确，本节我们就要考察欺骗和说谎的各种危害，它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出现、司空见惯（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这点）。我们还将看到，即使是建立在坦诚和信任基础上的亲密关系也会经常地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欺骗。

欺骗（deception）是故意给人造成一种印象而欺骗者知其不实的行为（Vrij et al.，2010）。人们捏造信息，并做出与事实真相相反的陈述，这种赤裸裸的说谎行为就是一种欺骗，但还有其他各种传递误导性印象的方法，无需欺骗者直接现身说出不实之事（Buller & Burgoon，1994）。比如，人们可能仅仅隐瞒信息，根本不提及能够表明真相的细节，或者使你转移注意力从而忽略关键事实，突然改换话题以避免谈及敏感内容。在另外一些场合，他们可能把真实信息和欺骗信息混淆在一起，给出半真半假的陈述（half-truths）来误导别人。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集中研究谎言，因为比起其他形式的欺骗，谎言的研究最为广泛，但我们只是粗浅地探讨亲密伴侣误导对方的各种形式。

亲密关系和普通关系中的说谎行为

研究者生动地描绘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说谎行为（DePaulo et al.，2009）。每天记录和他人交往的大学生们报告自己每天平均会说两次谎，每3个交往对象就会对其中一人说谎（DePaulo et al.，1996）。毕业离校的成年人说谎的次数较少，约一天一次，每5个交往对象会对其中一人说谎。只有很少的人（5%）报告在指定的某周里根本没有说谎。大多数谎言是随意、自发的，说谎者本人并不会认真对待这些谎言，大多数谎言达到了欺骗效果；说谎者自以为他们的多数谎言（59%）被人接受，而他们感觉谎言很少（19%）被人戳穿和识破。（其他的谎言，说谎者不能确定结果）。

在大多数社会交往中，最普通的谎言是对说谎者有利的谎言，可以避免尴尬、内疚、不便或者寻求赞同或物质收益。尤其当说谎者试图打动异性时，男性和女性的谎言都会夸大自己的吸引力。男性更可能不如实地报告他们的抱负和收入，谎称自己对感情忠诚。女性更可能做出性事的许诺却不兑现，在性生活中假装愉悦而喊叫（Brewer & Hendrie，2011），或者假装性高潮（Muehlenhard & Shippee，2009）。男女两性都会为了一己之私而说谎，他们为了吸引异性尤其如此（Haselton et al.，2005）。

然而，四分之一的谎言是为了对方的利益而做出的不实之词，可以保护他们的感情或者增加他们的利益，在女性之间的交往中，这类谎言和自我中心的谎言一样普遍（DePaulo et al.，1996）。如果双方谈论的议题有一方投入巨大，残酷的坦诚会伤害他的感情，那么人们尤其有可能歪曲事实。比如，设想你真的不喜欢一幅画，但却要向创作这幅画的艺术系学生描述你的感受。你会完全直言相告吗？在这样的情境下，没有人会这样做（DePaulo & Bell，1996）。通常，人们会承认这幅画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但不会像先前对这幅画进行书面评价时那样苛刻。

有些谎言显然是为了保持与别人礼貌和友好的交往。我们常常声称同意别人的看法，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常常会说某些事令我们很开心，但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开心。在亲密关系中我们期望伴侣慷慨、诚实，伴侣间的谎言大多数都是这类善意的小谎（DePaulo & Kashy，1998）。与一般的熟人和陌生人相比，人们较少对自己的爱人和朋友说自利、贪婪的谎言，说谎的次数也更少。

这些现象使得说谎行为在亲密关系之中显得相当无伤大雅。但人们却会对自己的亲密伴侣说很多谎言——在一项研究中，92%的参与者承认他们曾对爱人说谎（Cole，2001） [6] ——而一旦谈到可能损害自己名誉或亲密关系的话题，人们会说较严重的谎言，这类谎言更经常地指向自己最亲密的伴侣，而不是其他任何人（DePaulo et al.，2004）。我们更多地在亲密关系里对伴侣撒下弥天大谎，而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之中则不会这样。

此外，即使谎言没有被识破，也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一般而言，人际交往中不论何种原因人们说了谎，说谎者都会认为不如完全诚实的交往令人愉快和亲密，而对亲密伴侣的说谎行为尤其使他们感觉不适（DePaulo & Kashy，1998）。尽管说谎在社会生活中很普遍，大多数人对说谎行为的评判苛刻（Tyler et al.，2006），当人们对别人说谎时，显然心里知道自己的处境也很危险。而且，在亲密关系中说谎会损害说谎者对被欺骗伴侣的信任（Sagarin et al.，1998）。这种现象就是欺骗者猜疑（deceiver’s distrust）：当人们对别人说谎时，他们经常会认为谎言的接受者也因此不值得信任。出现这种情况有两种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说谎者想当然地以为别人也和他们一样，所以他们认定别人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欺骗动机；另一方面是因为当他们相信其他人有着同样的缺点时，自我感觉会好一点（Sagarin et al.，1998）。不管哪种情况，说谎都有损于亲密关系，即使只有说谎者一人知道自己在说谎。

与被骗者相比，说谎者还可能认为他们的谎言更加无害，更加没有冒犯意义（Kaplar & Gordon，2004）。这是伴侣关系中一方有不端行为时较普遍的现象，在本章讨论背叛时我们会再次看到这一点：伴侣不正当行为的接受者（或受害者）几乎总是认为这种行为包含更丰富的信息，更加有影响力（Cameron et al.，2002）。因此，说谎者自己认为的一个小谎在被戳穿后，在其他人看来却更具有危害性和欺骗性。那么问题来了，说谎者被识破可能性有多大？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答案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谎言与说谎者

有些人可能会说更多的谎言（Kashy & DePaulo，1996）。与不太外向的人相比，那些合群、好交际的人以及更在意自己给别人印象的人会说更多的谎言。此外，不安全型依恋的人较安全型的人会说更多的谎言（Gillath et al.，2010）；尽责性较低的人也会更多地说谎（Spain，2011）。

然而，常常说谎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成功的说谎者。高超的社交技能使人更有说服力（Burgoon & Bacue，2003），但说谎者的成败还取决于他/她说谎时的动机水平（和内疚及恐惧感）。谎言一般比事实真相更简短、更缺乏细节（Newman et al.，2003），除非谎言很重要以及说谎者非常渴望谎言能侥幸成功；当说谎者非常在意要传递出最完美的谎言，他们编造的情节就比那些动机不高的说谎者所编造的更为令人信服（DePaulo et al.，1983）。然而，当他们说出谎言时，动机高的说谎者通常的行为表现较糟糕、更令人起疑，而不用担心失去什么、更自发、更放松的说谎者表现更出色（Forrest & Feldman，2000）。非常渴望谎言能成功的人一般比对谎言成败不太在乎的人更容易让人察觉。尤其在人们想通过说谎给自己心仪的异性留下好印象时，往往最容易被人识破，谎言的接受者和任何旁观的人都了然于胸（DePaulo et al.，1985）！人们对不吸引人的对象，或者同性别的人说谎就很难察觉。

说谎者的哪些表现容易被人察觉？说谎者的非言语行为把他们出卖了（DePaulo et al.，2003）。人们说谎时常常吞吞吐吐、音调较高、犯很多语法错误、发生口误（Vrij et al.，2001），较少眨眼（Leal & Vrij，2008）。当他们控制自如时，除了短暂闪现的诚实（“微表情”）外（Ekman & O’Sullivan，1991），他们的面部表情通常不会出卖他们；当他们努力使自己看上去诚实时，他们知道自己应该显得真诚，敢于直视别人的眼睛，他们通常能做到这一点。但他们说话的语调和面部表情往往有不一致和不匹配之处，话语也会前后矛盾，这就会惹人怀疑（Porter & ten Brinke，2010）。这些线索中没有任何一条能单独作为说谎的确凿证据；“没有单一的线索总能证明一个人在说谎”（DePaulo，1994，p.85）。的确如此，人们的任何表现，“任何单一的言语、非言语或生理线索都不会与欺骗有着特定的关联”（Vrij，2007，p.324）。

对伴侣欺骗行为的觉察

问题在于我们据以判断他人说谎的独特反应或许非常具有特异性。人们习惯的行为方式可能千差万别。有些人说话时总会显得犹豫不决，而另一些说话的口气果断坚决；有些人会和人发生频繁的目光接触，而另一些人却很少注视别人的眼睛。如果个体日常的行为方式发生变化，那显然说谎了。但要注意到这些行为的特殊变化，你或许需要事先熟悉别人的日常行为风格（Vrij et al.，2010）。人们可以通过学习来辨别他人的欺骗：当参与者有多次机会来判断某人是否在说谎——并对其判断的准确性持续地给予反馈 [7] ——他们的确能更准确地判断这个人是否诚实。然而，他们觉察能力的提高却局限在这个特定的说谎者身上，他们并不能更准确地觉察任何其他人的谎言（Zuckerman et al.，1984）！

亲密的伴侣彼此有着私人的、独特的了解，这能让他们敏感地判断彼此的行为。但他们也会信任彼此（否则他们的关系就可能不太亲密），这就使得他们表现出事实偏见（truth bias），即认为伴侣一般都在讲真话（Burgoon & Levine，2010）。因此，亲密的伴侣对彼此的诚实总是信心满满，但他们的自信却与他们判断的准确性一点也没关系（DePaulo，1997）。这意味着有时人们会确信伴侣说的是真话，但实际上伴侣却在说谎。

事实上，随着亲密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信任也在增加，伴侣们察觉彼此欺骗的准确性却有减无增（McCornack & Parks，1990）。要察觉谎言仅仅依靠实践似乎没有太大的作用（Anderson et al.，2002）。的确，经验丰富的海关检查员（Kraut & Poe，1980），美国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的探员，以及精神病医生（Ekman & O’Sullivan，1991）在侦测陌生人（或毒品走私人员）的说谎行为时并不比外行人做得更好。这意味着他们都不擅于此道。一项包括24 483名参与者的元分析研究表明，我们有54%的次数能正确地分辨出事实和谎言（Bond & DePaulo，2006）——但因为50%的正确率就如同掷硬币的结果，所以这样的正确率并不理想。

现在，有些人——包括一些秘密机构的特工和临床心理学家——能够很容易地识破谎言（O’Sullivan，2008）。如果当你正在说谎时，有人总能识别你，那么他/她就很可能是你的伴侣。然而，认为伴侣会完全对我们开诚布公、推心置腹的任何观念都可能是不妥当的。人们一般并不很擅长于觉察谎言，尽管我们相当了解自己的密友和爱人，但我们通常并不像自己认为的那般高明，能正确地分辨出伴侣言语中的事实和谎言（DePaulo et al.，1997）。事实上，在亲密关系中许多谎言并未被当场觉察；如果一方发现事实，则往往是事后从其他人那里获得信息，发现了证据，或者说谎者偶尔承认错误（Burgoon & Levine，2010）。

因此，人们经常会说很多谎言，即使是在亲密关系中，他们也常常能侥幸过关。但是，如果你现在正在欺骗自己的伴侣，请先不要得意得太早。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欺骗伴侣的能力要强于伴侣识破他们的能力（Boon & McLeod，2001），所以你的伴侣或许也在为能蒙蔽住你而沾沾自喜呢。请考虑全局。在人们认为最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中，伴侣很少说谎，部分原因是说谎侵犯了共同期望的诚实和信任。要保守秘密并不容易。即使你的谎言没有被揭穿，它们也会破坏亲密关系的氛围，引起没有根据的猜忌和怀疑。如果谎言被戳穿，你就会承担风险，你的谎言会被伴侣看作本章接下来的问题：背叛亲密伴侣。

背叛

人们并不总是按我们对他们的要求或期望去做。伴侣突然带给我们一些惊喜是令人愉快的（Afifi & Metts，1998）。但有时候，伴侣会做一些有害的事情（或者不能完成好事情），这会违背我们对亲密知己的期望。这类行为就是背叛（betrayal），即我们信任的人做出的讨厌的、伤害人的行为，并且在情理上我们根本预期不到这种背信弃义的不端行为（Couch et al.，1999）。性事不贞、感情不贞和说谎都是常见的背叛行为，但任何违犯仁爱、忠诚、尊重和信赖等维系亲密关系准则的行为都可以视为某种程度的背叛。揭露伴侣的秘密、在伴侣背后说长道短、伤人感情地冷嘲热讽、违背重要的许诺、不支持自己的伴侣、在别处花费太多的时间，或者完全抛弃亲密关系，这些行为常常是对伴侣的背叛（Metts，1994）。

所有这些行为都涉及感知到的关系价值痛苦贬值。当亲密伴侣伤害了我们，他们的背叛表明他们不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珍视与我们的亲密关系，否则，从我们的角度看，他们不应该做出上述种种行为（Fitness & Warburton，2009）。这类关系价值贬值发生的可悲之处是，我们必须先拥有（或认为自己拥有）一段已受到伤害的但我们渴望的亲密关系；因此普通的熟人不可能像信任的密友那样彻底而又伤害地背叛我们（Jones & Burdette，1994）。我们不会总是受到所爱之人的伤害，但所爱之人带给我们的伤害是任何其他人造成的伤痛所不能比拟的（Miller，1997b）。

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我们的感情受到伤害，这种苦恼一般是我们的至交或爱侣引起的（Leary & Springer，2001）。伴侣很少心存恶意——这一点很幸运，因为认识到伴侣故意伤害我们，会令我们感到非常痛苦（Vangelisti & Hampel，2010）——但不管怎样他们还是常常令我们失望。几乎所有置身于亲密关系的人在这一刻或那一刻都曾背叛过自己的伴侣，或被自己的伴侣背叛，如今的亲密关系约有一半会发生背叛（Jones et al.，2001）。背叛是亲密关系中经常发生的事件。

因为关爱和信任是构成亲密关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点或许会令人感到意外，但却不应大惊小怪。大多数人都会和一人以上保持亲近，当人们试图同时忠诚于数个不同的亲密关系时，竞争性需求就不可避免。当义务出现交叉重叠，偶尔违背某一特定的亲密关系就不可避免（Baxter et al.，1997）。比如，如果你的两位密友计划同一天在不同的城市举行婚礼，你必然会令一位好友失望，即使你根本不想令他失望。而且，我们在确定的亲密关系中偶尔也会面对竞争性需求，发现自己不能适当地履行对好友或爱侣的所有责任。我曾获悉一位好友的前妻正在与他最好的朋友秘密同居。 [8] 亲密关系的诚实和坦率要求我告诉朋友，他的其他朋友（或者说他前妻）的背叛行为。然而，关爱和同情准则又表明，不要让他背负痛苦和尴尬的背叛消息，因为他对此无能为力。这是一种没有人能赢的情境。为了保护朋友的感情，我决定不告诉他朋友的背叛行为——但几个月之后，当他得知事实真相，却因为我对他保密而感到受伤和失望。即使人们意图良善，也完全无法承担由于亲密和相互依赖所产生的交错而又竞争的需求，这时感知到的背叛就会发生（Peetz & Kammrath，2011）。

背叛的个体差异

尽管如此，某些人会更经常地背叛自己的伴侣。美国田纳西大学的沃伦·琼斯（Warren Jones）和同事利用表10.2中的《人际背叛量表》发现，主修社会科学、教育学、商务和人文学科的大学生比主修物理、工程和其他理工专业的学生更多地背叛伴侣（Jones & Burdette，1994）。对于毕业离校的人而言，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更高和有宗教信仰的人较少会发生背叛。更重要的是，那些报告屡次背叛别人的人生活悲惨、适应不良。背叛者倾向于愤恨不满、报复心强和猜忌多疑。他们更容易变得心生嫉妒、愤世嫉俗，有更高的几率罹患精神障碍，他们更可能来自单亲家庭。总的来说，背叛者不太相信他人，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别人与他们一样有着背叛动机（Couch & Jones，1997）。

表10.2　人际背叛量表

资料来源：Jones & Burdette，1994.

男性和女性在背叛他人的倾向性上没有差别，但在他们最经常背叛的对象上存在差异（Jones & Burdette，1994）。男性更可能背叛自己的爱侣和生意伙伴，而女性更可能背叛她们的朋友和家人。个体是否特别容易背叛他人似乎取决于他/她在生活中扮演的角色。

背叛的两面性

背叛亲密伴侣的人通常会低估其背叛行为所造成的危害。正如我们在第4章所见，人们在考虑自己的行为时很容易发生自我服务偏差，但就背叛而言，这一倾向会使背叛者原谅并弱化背叛行为给伴侣造成的严重后果（Cameronet al.，2002）。背叛者经常认为他们的行为没有危害，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他们很容易发现一些减轻罪状的环境因素，为他们的背叛行为辩护（Stillwell et al.，2008）。然而，被背叛的伴侣却很难认同这些观点，他们一般对越轨行为后果的评判更为严重（Feeney & Hill，2006）。

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导致人们对背叛危害的看法迥然不同。被背叛的人几乎从未相信过这类事件对他们的亲密关系没有任何影响；他们认为93%的背叛都会损害伴侣关系，导致关系不满和挥之不去的猜忌疑虑（Jones & Burdette，1994）。相反，背叛者只有一半的概率承认他们的行为有害。他们甚至认为有五分之一的越轨行为能促进他们的亲密关系。这样的认知显然与实际不符。背叛者认为偶尔的背叛是相对善意的表现，固然让他们感觉好受一点，但勇敢地面对事实或许更明智：背叛几乎总是会给亲密关系带来负面、有时甚至是持久的影响。的确，背叛通常是寻求心理治疗或离婚的夫妻抱怨的焦点所在（Amato & Previti，2003）。

应对背叛

接受背叛的现实是很困难的，背叛一般对亲密关系有不利的影响。尽管如此，面对伴侣的背叛，某些应对策略更为有效。当大学生回忆过去的背叛时，如果他们试着按下面的方法来处理，就能减少焦虑和更好地应对背叛：（1）勇敢地正视背叛而不否认它的存在；（2）以积极的眼光重新解释背叛，并把它作为促进个人成长的动力；（3）依靠朋友，寻求支持（Ferguson-Isaac et al.，1999）。当人们主观上否定背叛的存在，似乎并未带来什么好处，反而深陷于诸如痛苦和怨恨等消极情感之中，而不得不依靠酒精和毒品来掩盖痛苦。

有时被背叛的伴侣会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实施某种残酷的报复（Haden & Hojjat，2006）。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某些人更加有报复心理；他们认为对于别人的苛待应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如果你重视的人以不仁待你，你就应该更不仁地报复他”（ Eisenberger et al.，2004，p.789）。这种想法对亲密关系特别有害，的确，报复心重的人一般具有较高的神经质和较低的随和性（McCullough et al.，2001）。他们会反复思考自己遭遇的不公正待遇，通常不如那些宽厚仁慈的人过得幸福；他们心怀怨恨，不忘旧恶，根本不能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Carlsmith et al.，2008）。

因此，有时被背叛的伴侣会采取令人受到伤害的行动。他们不与人交往，毁坏过去的信件和礼物，追求其他的亲密关系，毁谤中伤自己的伴侣（Yoshimura，2007）。这些行为当然都不利于伴侣关系，所以我们将重点关注能帮助亲密关系克服危机的方法，来结束本章对压力和紧张的探讨。

宽恕

如果发了生痛苦的背叛行为，亲密关系仍要继续发展的话，宽恕就必不可少（McCullough，2008）。宽恕是“一种针对曾不公平对待你的人，放弃你的报复的决定”（Markman et al.，1994，p.217）。宽恕是这样一种过程，“双方都确认了有害的行为”并且“受害的伴侣给予行为不端的对方以不应得到的宽容”（Waldron & Kelley，2008，p.19）。当你宽恕别人时，你就丢弃了报复的欲望，放弃了你的怨恨，把对伴侣的恶意或漠视放到一边（Friesen & Fletcher，2007）；你并非赦免——或者忘记——伴侣的不端行为，但你的确表达了“要退出互相凌辱和指责的恶性循环的意愿”（Fincham & Beach，2002，p.240），这就为可能的和解和关系的修复奠定了基础。

要宽恕别人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但有些人很容易就能做到。依恋类型有影响：忧虑被弃和回避亲密两者都会使人更少宽容（Kachadourian et al.，2004）。具体来说，不安全型的人不如安全型的人宽容，因为前者更多地沉溺于愤怒的思绪中，使得伴侣的越轨行为鲜明地保存在他们的心里（Burnette et al.，2007）。随和性较高的人也能相对轻松地宽恕别人（Fehr et al.，2010），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比其他人能更好地区分罪责和愤怒；他们能不带愤怒和敌意地让背叛者承担他们不端行为的责任，而不太随和的人很难做到这一点（Meier & Robinson，2004）。最后，神经质和自恋看来也会阻碍宽恕。自恋者有着夸张的权力感，这会助长报复而非宽恕（Exline et al.，2004），神经质会使人的怨恨维持很多年（Maltby et al.，2008）。

不过，不管我们是谁，当宽恕的一些重要构成要素存在时，宽恕就更容易发生。第一个要素是谦卑、真诚的道歉。如果背叛者承认他们的错误，承担责任，为他们的不端行为表示羞愧、悔恨和自责以真诚地赎罪，并发誓未来表现更好，受害者更有可能宽恕那些背叛他们的人（Hannon et al.，2010；Tabak et al.，2011）。如果编造借口，道歉看起来不真诚，就不太可能得到受害者的宽恕。如果你曾有不端行为，亲密关系受损，你最好能认识到你的行为造成的伤害并道歉——但只有诚心实意地道歉才有效（Zechmeister et al.，2004）。

宽恕的第二个要素是受害者一方的同理心（Fehr et al.，2010）。那些能够站在伴侣的角度并想象伴侣为什么会那样做的人——特别是那些能设想自己实施背叛行为的人（Exline et al.，2008）——与缺乏同理心的人相比，更有可能宽恕伴侣。

最后，如果受害者对伴侣的越轨行为总是耿耿于怀、沉思默想，沉溺于他们不端行为带来的伤害，宽恕就不太可能发生（McCullough et al.，2007）。当我们宽恕别人时，我们就释放了愤怒和怨恨，但如果总是念念不忘、沉思默想自己受到的伤害或伴侣的缺点，则一般会继续激活我们的愤怒，我们就更难宽恕伴侣（Ysseldyk et al.，2007）。

幸运的是，置身于亲近、承诺的亲密关系中的人比起那些缺乏承诺的人更可能宽恕自己的伴侣（Guerrero & Bachman，2010），这既是因为同理心更容易出现，又是因为背叛者更可能道歉（Ferrara & Levine，2009）。在满意的亲密关系中伴侣也更可能运用宽大、同情的归因来尽可能友善地解释背叛者的不端行为，这也使得宽恕更加切实可行（Friesen et al.，2005）

重要的是，宽恕通常能改善亲密关系。打击报复很少能使我们的伴侣洗心革面、改邪归正，但宽恕可以；如果人们得到宽恕，他们一般会变得更为悔恨，这使他们不太可能重复犯错（Wallace et al.，2008）。宽恕还能促进建设性的、开诚布公的沟通，这样伴侣们才更有可能解决问题，今后的生活才能更加幸福（Perrier et al.，2008）。

更有意义的是，那些能宽恕亲密伴侣的人能享受到更多的幸福——即更高的自尊、更少的敌意、更少的苦恼和紧张、更满意的生活——这是那些没有宽恕之心的人所无法企及的（Bono et al.，2008；Witvliet et al.，2008）。宽恕能减少我们的伤害和痛苦，以镇静取代愤怒，促使我们与伴侣和解（Williamson & Gonzales，2007）。报复之心只有相反的作用，会损害而非巩固亲密关系（Ysseldyk et al.，2007）。毫无疑问，在亲密关系中，宽恕比报复更值得拥有、更有益于受到伤害的伴侣。

宽恕的确有其局限性。宽恕并不能把自私鬼转变为有价值的伴侣，没有人会建议你一而再地原谅老是欺骗你的不贞伴侣。没有真诚悔悟的情况下就宽恕对方，会被对方认为是再犯的理由；毕竟不论我做了什么都肯定会得到原谅，为什么我还要表现得更好（Luchies et al.，2010）？如果伴侣偶尔有不良行为并且值得原谅，那么宽恕有益，但如果伴侣没有悔意，宽恕实际上有害，会削弱你的自尊（Luchies et al.，2010），延缓任何问题的解决（McNulty，2010）。

所以，宽恕对我们及亲密关系都有益——当伴侣和亲密关系都值得维系时。在不能肯定时，请选择宽恕。在亲密的伴侣关系中这样做风险更大。当伴侣行为不端时，会使我们非常痛苦，但有更多的理由去努力修复任何已经受到损害的亲密关系。亲密能使我们不遗余力地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它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极为珍贵、不可替代的奖赏。

请你思考

当安妮商务旅行归来时，告诉丈夫说这次周末之行非常沉闷和无聊。所以当丈夫保罗在她的数码相机里发现喧闹的聚餐照片时，感到很奇怪。照片里安妮和几个小伙子们显然在饮酒，并且举止有点失常。有张照片安妮坐在桌边，眉飞色舞，笑逐颜开，而两位英俊的帅哥拥抱着她，并吻了她的脸颊，这着实让保罗紧张不安。保罗感觉被骗、闷闷不乐，开始变得暴躁、冷淡。他开始冷眼对待安妮并想着怎样“报复她”。安妮心知自己太过轻浮，但她私下受到照片中的一位小伙子的挑逗，此人现在发来电子邮件暗中要求再次见面。此外，安妮并不肯定保罗知道或者怀疑些什么，但她开始反感保罗的暴躁。

你认为安妮和保罗的未来怎样？为什么？

[1] 需要提醒你人类的归属需要吗？请翻到第1章4页。

[2] 醋氨酚是美国常用止痛药泰诺（Tylenol）的有效成分，在北美之外的许多地方称为扑热息痛（paracetamol）。

[3] racquetball，墙球（又称墙手球或手球式墙球）是以手对墙击球的一种球类运动，起源于16世纪的爱尔兰，击球要用以皮带拴腕的短柄球拍。——译者注

[4] 有时嫉妒会和羡慕（envy）发生混淆，但两者差别很大（Parrott & Smith，1993）。当我们希望得到他人拥有的事物时，我们就在羡慕他们；羡慕的特点是谦卑地渴望得到他人所拥有的。嫉妒则相反，它是一种由伤害、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态，源于担心失去自己已经拥有的事物或者自己不想放弃的亲密关系。

[5] 你可能还记得这一假设是正确的。平均来看，性和爱的关联对于女性比男性更紧密。请翻到第293页关于社会性性取向的讨论。

[6] 其他8%的人只是说他们不曾对爱人说谎，但可能就在对研究者说谎。这很讽刺，不是吗？

[7] 研究者能在实验室里持续给予反馈，但在真实的亲密关系中并不会一直有反馈。我们对爱人是否诚实的判断并不能经常得到及时而准确的反馈，是吗？当然不能，观看美剧《别对我撒谎》（Lie to me）根本不能让你更好地觉察他人的欺骗（Levine et al.，2010）。

[8] 这个例子引发了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假设你发现爱人欺骗你，与你最好的朋友好上了。在你看来，谁的背叛更严重？为什么？

第11章 冲突

朋友和爱人在你需要的时候，总会按你的要求行事吗？当然不会。很难想象亲密关系间从来没有摩擦，也很难想象伴侣们的愿望、观点和行动不会有矛盾。无论两个人彼此多么关心，彼此多么般配，总会发生分歧和争执（Canary，2003）。并且他们越是相互依赖——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要协调的活动和任务种类越广泛——冲突就越可能发生（Miller，1997b）。在亲密关系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冲突还有着深远的影响。久而久之，伴侣双方应对突的方式要么促进、要么侵蚀他们彼此的爱恋和尊重。本章我要考察亲密关系时而沮丧时而充实、但最终不可避免的一面，即冲突，我们要研究冲突的本质和起源。我们将考察冲突如何展开、怎样升级、人们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冲突。我们还要思考冲突是否有益于亲密关系。（你的答案是什么？冲突有好处吗？）

冲突的性质

冲突的定义

只要个体的动机、目标、信念、观点或行为妨碍别人或者与别人矛盾，就会发生人际冲突（interpersonal conflict）。冲突产生于差异，既可能表现为一时的情绪，又可能表现为持久的信念和人格。人与人之间总在很多重要方面存在差别，但我们更赞同冲突的定义应该包括主动地干预他人（Dal Cin et al.，2005）：当个体的愿望或行动实际上妨碍或阻止了其他人时就会发生冲突。因此，如果伴侣们在政治偏好上存在差异，当然会存在潜在的冲突；但如果他们私下里投票赞成不同的候选人，没有公开他们的分歧，就不会发生实际的冲突。当伴侣双方都能如其所愿地行动时，就能避免冲突。反之，如果伴侣一方或双方因为受到另一方的影响而不得不放弃他们所期望的事物，就会发生冲突。冲突并不必然会出现愤怒和敌意：我们可以慷慨而又快乐地做出牺牲来顺应伴侣。并非所有的冲突都是公开外露的；伴侣一方有时意识不到他/她给另一方造成的困难（Fincham & Beach，1999）。只要有人妨碍别人行动或者阻碍别人实现愿望，不管当事人是否意识到，都足以引起冲突。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任何两个人在情绪和偏好上都会不时地存在差别。伴侣双方的目标和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时断时续的对立。比如，即使夫妻双方都是非常外向、努力找乐的社交性动物，终有一日一方会因为另一方希望提前离开聚会而失望；伴侣一方可能因为身患流感或者要准备即将到来的大学考试而不愿熬夜。

第二，冲突不可避免还因为在亲密关系中总交织着一定的张力，它们迟早会引起一些紧张。当人们投身于亲密关系时，他们经常会体验到称为辩证（dialectics）的对立而又统一的动机，这些动机从来不会完全得到满足，因为它们彼此矛盾（Baxter，2004）。实现了一个目标就会损害另一个目标，所以伴侣们必须采取小心翼翼的平衡行动，在不同的时间把这些动机牵引到不同的方向。每个伴侣都在相反的目标追求之间摇摆不定，在他们主导的个人动机之间出现偶尔的冲突就在所难免（Erbert，2000）。

比如，亲密关系中一项强烈的辩证式的紧张表现即为个体的自主性和与他人的联系性之间的持续紧张。一方面，人们常常希望能按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所以他们珍视自己的独立和自主。另一方面，他们还寻求与他人温暖而又亲密的联系，能让他们依赖特定的伴侣。那么，人们会追求哪一个？亲密还是自由？独立还是归属？可以说大部分人对这两者都需要，但接受一种就意味着拒绝另外一种。所以人们更多地受最近没有得到满足的需要和动机的影响，而其偏好则会随之来回摇摆。维持好两者的均衡很难做到（Kumashiro et al.，2008），我们不能同时与爱侣保持高度的独立和紧密的相互依赖，因而必须有所取舍。当伴侣们努力以不同的速度和频率实现相反的动机时，伴侣之间就会出现冲突。

另一项强大的辩证式的紧张是开放和封闭之间的紧张。亲密包含着自我表露，亲密的伴侣们期望能相互分享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然而，人们也希望有自己的隐私，谨慎的伴侣会保守一些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秘密（Petronio，2010）。一方面是坦率和推心置腹的真诚，另一方面是慎重和克制。

在稳定和变化之间也存在矛盾。有着快乐伴侣关系的人希望能维持和保护亲密关系，一切维持原样。但人们也喜好新异和兴奋（Strong & Aron，2006）。过分呆板僵化的可预测性会使爱情变得平庸而单调（Harasymchuk & Fehr，2011）。所以，熟悉和陌生的事物对人们都有吸引力，这就会产生偶尔的犹豫不决和冲突。

最后，在与个体社交圈的聚合和分离上也存在辩证式的紧张。今晚你是愿意与朋友一起去参加聚会，还是想在家里依偎在甜蜜爱人的身边？今年你还会去你亲戚家里过感恩节，还是待在自己的家中庆祝节日？个体与他人待在一起的动机有时与其投身于浪漫的伴侣关系的愿望相矛盾。比如，当人们在爱情关系中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时，他们就较少探望朋友（Fehr，1999），还会发现与他人相处和分离的时间比例很难令人满意。

总之，这四个辩证法式的矛盾——自主性对联系性、开放对封闭、稳定对变化和聚合对分离——能解释已婚夫妻最近发生的三分之一以上的打斗和争吵（Erbert，2000）。更重要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紧张通常会在伴侣整个一生的亲密关系中持续存在（Baxter，2004）。亲密关系中总是存在波动而相悖的动机，它们造成的矛盾永远不会结束。冲突迟早会发生。

冲突的频率

伴侣们发生冲突的频率有多高？很频繁，但答案会随着研究的总体和对冲突的定义和评价方式不同而起变化。年幼儿童就经常与父母发生争吵：一项研究显示4岁的儿童在与妈妈的谈话中每隔3.6分钟就会发生某种冲突（Eisenberg，1992）！当一家人一起就餐时，每顿饭会发生3.3次争执（Vuchinich，1987）。青少年在他们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中每天平均会遭遇7次意见分歧（Laursen & Collins，1994），当恋人们每天记录他们的交往情况时，他们报告每周会发生2.3次冲突（Lloyd，1987）。配偶们每两周就会报告7次难忘的“意见差异”（Papp et al.，2009a），他们每个月都会经历1~2次“不愉快的争论”，并且这一比率在历时3年的研究中不会发生变化（McGonagle et al.，1992）。更重要的是，许多冲突从未提及过：一项研究发现，美国西北大学的学生并未对恋人提及他们在恋爱关系中知觉到的40%的冲突和恼火（Roloff & Cloven，1990）。冲突不仅在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其发生的频率可能也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

然而，正如你所预期的，有些人更容易体验到人际冲突。许多因素与我们遇到的冲突数量有关系：

人格。高神经质的人与低神经质的人相比，容易冲动和发怒，容易与他人发生更多痛苦的争执（Heaven et al.，2006）。相形之下，宜人性高的人温厚和善、具有合作精神、通常容易相处，他们的人际冲突可能很少，因为他们容易妥协。如果产生了人际冲突，他们比宜人性低的人更能做出建设性的反应（Jensen-Campbell & Graziano，2001）。

依恋类型。忧虑被弃的人一般会过度担忧伴侣离开自己，并且——可能因为他们紧张地预期最糟的结果——他们认为在亲密关系中有着更多的冲突，而更安全的伴侣则不会这样。此外，冲突的确发生时，他们认为冲突对亲密关系造成的损害要比伴侣认为的更严重（Campbell et al.，2005）。依恋焦虑显然会导致人们感知到根本不存在的危险和威胁，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的忧虑逐渐制造出他们恐惧的争执和紧张（Baruch et al.，2010）。

生命阶段。如果你是年轻人，你与伴侣的冲突或许比过去更多。在25岁左右人们通常会确立持久的爱情关系并开始职业生涯，根据对美国纽约州年轻人纵向研究的结果，这些生活体验的变化通常与冲突的增加有关系（Chen et al.，2006）。正如你在图11.1所看到的，与爱侣的冲突从18，19岁到25岁左右在稳步增加，但此后就平缓下来。

亲密关系在老年期变得更为平静。中年夫妻两个最重大的冲突源是孩子和金钱，而60多岁的老年夫妻通常在许多敏感问题（比如娱乐和宗教信仰）比中年夫妻的分歧更少（Levenson et al.，1993）。

相似性。冲突起源于不一致，所以恋人相似性越低，他们体验到的冲突就越多，这一点并不奇怪（Surra & Longstreth，1990）。人们结婚后这一模式还会继续；有着类似品味和期望的夫妻比起那些共同点很少的夫妻遭遇到的冲突更少，婚姻生活也更幸福（Huston & Houts，1998）。的确，那些坚持认为“相异相吸”的人可能会得到一些重大教训，只要他们与差异显著的人生活在一起。相异只会增加摩擦，而不会让关系一帆风顺。

图11.1　年轻人的爱情冲突

青少年步入成年期会发生很多变化——通常包括从大学毕业和进入新的职业生涯——它们都与爱情关系中增加的冲突有关。但此后就会平静下来。注意：在研究者使用的评定等级中，0分表示“没有冲突”，25分表示“偶尔有温和的分歧”，50分表示“有一些争吵，偶尔有爆发式的口角”。

资料来源：Chen et al.，2006.

酒精。最后，请不要怀疑，酒精不会使人变得更随和而谦恭；相反，醉酒会加剧冲突。在一项考察酒精效应的有趣研究中，研究者邀请清醒或喝醉的男性再次观看近期爱情冲突的录像（MacDonald et al.，2000）。醉酒使男性更加刻薄和暴躁；对强度一样的冲突事件，醉酒的男性比清醒的男性更有敌意、怨言更多。在令人沮丧的争执中借酒浇愁无异于抱薪救火。

冲突的过程

激发事件

那么，哪些事件会引发冲突？唐纳德·彼得森（Donald Peterson）回顾了大量的冲突研究，发现夫妻双方几乎在任何问题上都可能发生分歧：“怎样打发时间，怎样管理金钱，怎样处理与姻亲的关系，性交的频率和方式，怎样分配家务，情感表达不充分（没有足够的爱意），情感表达太夸张（多愁善感、易怒），个人习惯，政治观点，宗教信仰，对其他男性或女性、亲戚和自己子女的嫉妒。”只要你能列举出，就有某处的夫妻为此而争吵。戴维·巴斯（David Buss）要求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详述男性所做的使女性心烦的事情（反之亦然），他把所有的回答分类成147种截然不同的冲突源（Buss，1989）。很显然，亲密关系相互依赖的特征使得“发生争执的机会很多”（Peterson，2002，p.367）。

当要求配偶们在15天里记录他们所有的争执时，某些话题更常见（Papp et al.，2009a）。如表11.1所示，父母们争吵最多的话题是怎样（及何时）管理、训诫和照料孩子。（请记住，没有读过本书第6章的人有时会天真地以为生养小孩会使婚姻更幸福——但实际上恰恰相反[Wendorf et al.，2011]。）家务和家庭责任的分工和完成居次（请记住，很难公平地分配家务，但这点很重要[Amato et al.，2007]），沟通居第三（涉及人际隔阂和感知到的伴侣应答性问题）。虽然位居第六，但最持久和有异议、最不友好的仍围绕着金钱：谁挣了什么，花了什么，该买什么。

为了理解冲突原因的多样性，彼得森（Peterson，2002）把激发冲突的事件分成四个常见类别：批评、无理要求、拒绝和累积的烦恼。批评（criticism）指伴侣认为对方的言语和非言语行动表达出对自己行为、态度或特质的不满（Cupach，2007）。行为人的评论或行为所要表达的内容并不重要，要紧的是目标把这种行动诠释为不公平的吹毛求疵。伴侣一方提出如何使用洗碗机效率更高，这本来是一个温和的建议，但如果伴侣另一方认为这一建议是不必要的批评，就会受到伤害并引起冲突。

无理要求（illegitimate demands）指看来不公平的索取，因为它超过了伴侣们彼此的正常期望。比如，即使你为了完成了一项重大工程疯狂工作，却要求伴侣连续三个晚上做饭和洗碗，这会使伴侣不安。

拒绝（rebuffs）指 “一方请求另一方做出期待的反应，而另一方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行动”（Peterson，2002，p.371）。一方在接受到自己伴侣的性暗示后，在床上翻了下身又睡着了，伴侣就会感到被拒绝。

表11.1　婚姻冲突中涉及的话题

资料来源：Papp et al.，2009a.

最后，累积的烦恼（cumulative annoyances）指相对轻微的事件不断重复变得恼人。这类事件常以社会过敏（social allergies）的形式出现：烦人的小事一再发生，人们表现出厌恶和恼怒的过度敏感的反应，这种反应与任何特定的挑衅事件本身相比都显得有点小题大做。女性特别有可能因男性粗鲁的生活习惯而恼怒，比如在餐桌旁打嗝，男性则可能因女性缺乏体贴而发怒，比如约会迟到和购物花费的时间过多（Cunningham et al.，2005）。

演化心理学对亲密关系中的冲突进行了有趣的预测（Buss，2012）。从演化的观点来看，异性关系中的冲突很自然地来自伴侣们生殖利益的差别。可以推测，考虑到男性在婴儿上的养育投入较低，男性比女性更能担负得起随意、不忠诚的性行为的代价；相比之下，女性则应该更慎重，性行为的发生只能用来交换男性有意义的承诺。事实上，男性和女性在爱情关系早期通常遭逢的挫折都体现了这些观点：“女性对那些超过其期望，想更早、更频繁、更持久地发生性关系的人感到愤怒和不安，这种反应远超过男性。男性则对那些延迟其性交或阻碍他们性进展的人感到愤怒和不安，这种反应远超过女性”（Buss，2000，p38）。当人们建立的亲密关系上了正轨，是否发生行为的问题通常很好回答，但性行为的频次问题或许会持续数十年。性驱力的差异会引起大多数夫妻的冲突，这需要协商、平衡和调整，但多数情况下这个问题永远不会得到彻底的解决（Elliott & Umberson，2008）。只要亲密关系持续，伴侣们在性风格和性驱力上的差异就仍是拒绝和冲突的导火线。

我还注意到男同、女同遇到的痛苦事件通常与异性恋伴侣的差异并不太大。男同伴侣比其他人更可能在伴侣外性行为的规则上发生争执，但除此之外，男同和女同与他们正常性取向的兄弟姐妹 [1] 完全类似，对表11.1所列的杂务、沟通、金钱等所有话题都会斤斤计较（Solomon et al.，2005）。正如亲密关系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性取向对亲密关系冲突的影响并不大。

归因

任何两个人在互动中都会持有不同的视角，这往往是引起愤怒争执的另一个根源。行动者-观察者效应表明伴侣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任何其他人相比总会有细微的差异，而自我服务偏差使当事人对自己行为做出更好的评价。 [2] 具体而言，虽然人们能轻易认识到他人在事件的判断上出现了自我服务偏差的归因，但他们却往往认为自己类似的带偏见的知觉是客观而公正的（Pronin et al.，2002）。因此，伴侣双方的归因方式通常并不一致，这会造成两种不同方式的冲突。首先，如果人们不能认识到他们的伴侣总是有其独特的个人观点，就会产生令人沮丧的误解。第二，如果这些不同的观点显露出来，伴侣们就会卷入归因式冲突（attributional conflict），为彼此解释的孰是孰非而争斗（Orvis et al.，1976）。伴侣们或许在行为的具体内容上容易达成共识，但同时对行为原因的解释可能存在分歧。（“你放在这里就是为了惹怒我！”“不，我不是故意的。我因为要接电话就忘记了。”）归因式的争辩通常很难得到解决，因为有人与我们争执时，我们往往认为他们有偏差，而这更让人生气（Kennedy & Pronin，2008）。而且，对事件的解释并不存在最终客观正确的单一解释。比如自私行事的人常常很难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贪婪性，他们一般认识不到自己自私的行为方式会反过来引起别人类似的行为。伴侣双方的交往受到如此众多微妙因素的影响，因此有理性的人对事件原因和结果的理解总会出现分歧。

既然这样，冲突出现时，亲密伴侣对他们挫折所做出的解释，就会严重影响到他们的苦恼和愤怒程度。（见专栏11.1“掌控我们的愤怒”。）如果把伴侣的不端行为解释为无心之过，归因于外部和不稳定的原因，伴侣看起来就相对无可指责，强烈的情绪（和报复惩罚）就不合时宜。相反，如果把伴侣的恶劣行为归因于内部和稳定的根源，恶劣行为看来就是故意的，伴侣看来就恶毒、自私、猥亵、愚蠢——这种情境下，个体所遭受的麻烦看来就不公平，愤怒就显得顺理成章（Canary，2003）。所以，幸福的夫妻不太可能像痛苦的夫妻那样认为自己的伴侣自私自利，有着不可告人的行动目的，这并非巧合。善意的归因用有利的眼光来看待伴侣，使得冲突更可能得到解决，这就是这类归因能增进亲密关系持续满意度的一个原因（Fincham et al.，2000）。

对冲突的特定反应还受到我们对事件归因的影响。当我们判断伴侣能改变有害的行为时——因此我们解决冲突的努力能得到报偿——我们就更可能说出我们的不满，建设性地寻求解决冲突的方法，而认为我们的伴侣不能改变时则是另一番景象（Kammrath & Dweck，2006）。当人们认为问题不可改变时往往只会变得束手无策、焦躁不安。

介入和升级

的确，一旦出现了激发事件，伴侣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介入冲突，要么避免争端、搁置争议。这一决策正是彼得森（Peterson，2002）的冲突一般模型里的第一个选择点，见图11.2。（乍看起来，图形比较复杂有点吓人，但请耐心一点；该图巧妙地显示了冲突展开的几种不同方式。请跟随箭头的路径仔细看看。）只有在伴侣双方都希望避开争端，才能避免冲突，并且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争端才会消失的无影无踪：要么激发事件微不足道，不值得积极地争执；要么问题看来很难处理，冲突没有任何好处（Zacchilli et al.，2009）。

否则，就要设法解决争端，双方就介入冲突。某些情况下，夫妻进入谈判阶段，双方企图通过理性的问题解决方式来解决冲突。然而，另一些情况下，发生了升级，冲突加剧。升级阶段常常包含了第5章所述的各种沟通障碍。互动中还会牵涉其他问题，对伴侣冷嘲热讽，提出充满敌意的要求甚至发出威胁。随后可能出现愤怒的打斗。

丹·卡纳里（Dan Canary）在分析亲密斗争时提出两个观点（Canary，2003）：首先，伴侣在争斗时会提及彼此卑鄙、恶劣的事物，其次，恶毒的言论有两类表达手段。直接手段指明确地挑战自己的伴侣；它们表现在当事人的“脸上”。直接手段包括（1）批评伴侣的指责和负面性质的归因；（2）要求服从的带有敌意的命令，有时会涉及伤害身体或感情的威胁；（3）提出对抗性的问题；（4）粗暴或嘲讽的贬抑之词，传递出厌恶或不赞成（包括好争辩地打断伴侣和大声喝止伴侣的说话）。间接表达恶毒的手段指以不太坦率的方式处理冲突；个体的不悦被掩盖起来，意图不太外显明确。间接手段包括（1）故作高贵、屈尊俯就或者暗示敌意或傲慢等负面特征；（2）烦躁不安的情感，诸如忧郁、沮丧或哀号；（3）先发制人地企图改变话题；（4）不承认冲突的闪烁或推脱言词。所有这些行为表现在某种程度来说都是可憎的，它们一般只会激发冲突而非解决冲突。幸福满意的伴侣这些行为发生的几率低于不满足的伴侣，已婚夫妻如果惯常地以这类方式争斗更可能离婚（Birditt et al.，2010）。

图11.2　可能的冲突过程。包括从开端、经由中期阶段直至结束。箭头表示可能的时间序列，结束于避免、分离或任何其他四种可能的冲突终点。

资料来源：Kelley H..,et al.(1993).

当暴躁的交往使你烦躁时，就会带来很多破坏作用。争吵声不断的冲突包含有蔑视、防卫、拒绝或交战状态等伤人感情的成分，大多数人都会为之厌烦或恼怒，这些情绪反应会引起生理唤醒和紧张。暴躁而愤怒的交往会影响身体健康：这些交往会增加人们的心率和血压，分泌大量的应激荷尔蒙如肾上腺素，抑制人的免疫功能致使人们更容易感染疾病（Loving et al.，2006）。当参与者在实验室有控制的条件下接触感冒病毒时，那些最近经历冲突的人与无冲突者相比，患感冒的可能性是后者的2.5倍（Cohen et al.，2003）。与伴侣发生充满敌意的交往后甚至伤口都愈合得更慢（Gouin et al.，2010）。更糟的是，这种影响随着时间会累积；对英格兰9 000多名参与者历时12年的研究发现，那些在亲密关系中遭遇大量粗暴冲突的人更有可能罹患心脏病（De Vogli et al.，2007）。

伴侣一方暴躁易怒，惯常地也会使伴侣另一方（至少某种程度上）变得愤怒。（请一定不要忽略专栏11.1“掌控我们的愤怒”。）但是当伴侣们陷入负面情感的相互作用（negative affect reciprocity）模式（即伴侣们往返来复地传递不断升级的愤怒）时，暴躁的冲突特别容易使人发怒。幸福、适应良好的夫妻不会经常出现这种冲突模式（当形势开始紧张加剧，他们能很好地摆脱这一恶性循环），但痛苦、不满的夫妻在伴侣关系恶化的过程之中通常会表现出这一模式（Gottman et al.，1998）：一方的暴躁使得伴侣另一方更易动怒，所以他/她快速地反唇相讥；首先动怒的人变得更加生气，被激怒的伴侣一方对话则更加尖刻有害。彼此的言辞越来越强硬，伴侣双方都激起对方愤怒的火焰，随着交往的进行双方变得越来越愤怒和怨恨。

这种强烈的情绪使得冲突特别具有侵蚀作用，不过可以肯定有些人不太容易变得烦躁不安（Smith et al.，2011）。具有安全依恋类型的人在面对冲突时，其生理反应更温和（Powers et al.，2006）。回避亲密程度高的人喜欢避开讨论敏感问题，为了伴侣的利益而做出的牺牲更加惹恼他们（Mikulincer & Shaver，2005），因此冲突发生时他们会变得更加敌对，免疫系统更紊乱（Gouin et al.，2009）。忧虑被弃程度高的人在冲突中会变得紧张，心率和血压的增高，久而久之会导致高血压（Kim，2006）。总之，冲突出现时具有安全依恋类型的人不太容易愤怒，更加冷静和镇定，更能合作和乐观地对待冲突。他们还能更快地从冲突中重新振作，搁置异议，回到积极的心态（Salvatore et al.，2011）。

个体的伴侣特征也有影响。当人们的伴侣能安全地依恋自己时，人们在冲突事件中体验到的紧张一般更少（Powers et al.，2006）。如果伴侣能提供给我们有效的社会支持，我们在面对冲突时往往容易保持轻松和随意，血压和应激荷尔蒙的水平也更低（Heffner et al.，2004）。当我们知道能依靠伴侣，获得我们真正需要的帮助时，意见分歧显然不再那么让人担忧。

因此，冲突升级过猛或者过频通常都会影响身体和心理健康。这些生理反应或许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讨论冲突时肾上腺素水平激烈增加的新婚夫妻，在10年后明显不太可能有幸福的婚姻，他们甚至很难维系婚姻（Kiecolt-Glaser et al.，2003）。

要求/退避模式

另一个加剧冲突、令人不悦的交往现象是要求/退避模式，具体表现为“一方（要求者）批评、不断唠叨、向另一方提出要求，而伴侣（退避者）逃避正面接触、退避、采取守势”（Eldridge & Christensen，2002，p.289）。应该反对这一模式，部分原因是这种模式能自行延续。受到退避者消极退缩的影响，要求者可能更加坚持解决争端；然而，这种增加的压力往往使得退避者甚至更加抵触，沉默寡言，并且这种模式会继续下去。这种不平衡的处理冲突的方式会让要求者感到忽视和误解（Weger，2005），久而久之，它会损害夫妻对亲密关系的满足感（Baucom et al.，2010）。

两性在对冲突的其他反应方面差别不大（Gayle et al.，2002），但在要求/退避模式上差异明显：在全世界，多数情况下女性是要求者而男性是退避者（Christensen et al.，2006）。在异性恋和同性恋伴侣中，如果一方想讨论和改变现状，男女两性都可能会退避（Baucom et al.，2010），但女性一般比男性更可能就亲密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发起讨论和畅所欲言（Denton & Burleson，2007），因而她们更多地扮演要求者的角色。（这一结论的证据来自两性在《发起者风格问卷》上的性别差异。你可以使用表11.2测量你自己的风格。）

为什么女性要求而男性退避？有着各种可能性。这一模式可能来自区分男性和女性的性认同差异（Afifi & Joseph，2009）。社会鼓励女性公开、有表达能力，而鼓励男性独立、自主，要求/退避模式可能产生于女性寻求亲近而男性却要保护他们的自主。另一种解释是社会结构假设，主张要求/退避模式产生于男性和女性在社会和婚姻等方面权力上的差异（Eldridge & Christensen，2002）。正如我们在第12章将看到的，男性在异性恋关系中一般比女性拥有更多的权力，如果你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你可能就会抵抗改变。

表11.2　发起者风格问卷（The Initiator Style Questionnaire）

资料来源：Denton & Burleson (2007).

事实上，这两种解释大体上都正确。研究者要求夫妻参与两次讨论来探察了这一问题。一次讨论中妻子想改变，另一次讨论中丈夫要改变。当丈夫或妻子有他们想讨论的议题时，他们都倾向于要求，但当伴侣提出了关心的问题时，丈夫和妻子都倾向于退避。因而某种程度上，要求/退避模式仅仅取决于哪一方提出问题（Caughlin & Scott，2010）。妻子一般较丈夫更迫切地提问题，然而丈夫退避得更加彻底，所以实验数据同时支持了性认同差异和社会结构的观点（Baucom et al.，2010）。妻子更可能迫切要求亲密关系发生所期望的变化，丈夫更可能退避，权力的不平衡会影响伴侣改变亲密关系现状的意愿（Holley & Levenson，2010）。

协商和顺应

并非所有的冲突都会加剧或恶化，有些的确最终会平静下来。当爱恋中的伴侣最后头脑冷静下来，通常会进行协商。伴侣们宣告他们的立场并一起努力明智地解决冲突。最好的情况是，彼此对另一方都具有应答性（反应灵敏），每一方都能根据对方的反应感觉到确认。 [3]

丹·卡纳里在分析冲突的手段时，识别出在协商过程中伴侣能彼此友善相待的各种方法（Canary，2003）。和恶毒言论的表达手段一样，有些善待手段是直接的，公开地处理争端，另一些是间接的，绕开争端但又能平息消极情感。友善的直接手段包括（1）通过接受责任或者做出让步或妥协表明解决问题的意愿；（2）通过复述表明支持对方的观点；（3）用“第一人称陈述”进行自我表露；（4）提供赞许和关爱。间接的手段是友好的、没有讥讽意义的幽默，这些手段能放松心情。戏弄或奚落对方的恶毒性幽默没有益处，但尊敬对方的诙谐及友好的鼓励在亲密冲突中特别受欢迎；它能平息愤怒的情绪（Yuan et al.，2010），当伴侣在谈论冲突时使用友好的幽默，我们会感觉与他们更亲近，对达成的共识也更满意（Campbell et al.，2008）。当然有些问题更容易解决，但在冲突的过程中运用此类友善手段有助于保护和维持亲密关系（Gottman et al.，1998）。

如何成功地与爱恋之人协商，这里有一些有益的建议。首先，保持乐观。要坚信创造性合作，彼此慷慨地关照对方能解决（大部分）问题。积极期望有助于你们达成共识（Liberman et al.，2010），而悲观主义只会让事情更糟（DiPaola et al.，2010）。其次，尊重你自己及伴侣的意见。如果伴侣彼此能站在对方的角度，重视彼此的观点（Rizkalla et al.，2008），另一方得偿所愿时由衷地感到高兴（Gore & Cross，2011），就能更好地解决问题。总是坚持“我们”一起做事，而不是仅仅命令伴侣行动，如此能把你们两人强化为一个整体而非各自成为孤立的个体；当伴侣总是提及“我们”而不只是他或她时，伴侣对你的意见就会更少抗拒（Mitnick et al.，2009）。最后，在激烈的讨论中偶尔暂停一下，尤其在有人感到厌烦或恼怒的时候（Sanford & Grace，2011）。离开房间几分钟，但继续思考你关注的问题，你回来时就会发现协商变得更加顺利（Harinck et al.，2011）。

图11.3　亲密关系中不满的反应类型

资料来源： Rusbult，1987.

显然，某些反应对冲突具有破坏性，会损害亲密关系，另一些则具有建设性，有助于维持亲密关系。把这种差异和我们前述介入和避免冲突的不同方式结合在一起，就能得到亲密关系中应对冲突和不满的四种不同方式，详见卡里尔·鲁斯布特（Caryl Rusbult）的发现。请参看图11.3；这四种应对冲突的类型在主动或被动维度和建设性或破坏性维度上存在差异：

1. 讨论（voice）是指以主动、建设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与伴侣讨论问题、改变自己的行为、获取朋友或治疗师的建议从而改善交往情境。

2. 忠诚（loyalty）是指以被动但建设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乐观地等待条件改善而表现。

3. 离开（exit）是指以主动、破坏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离开伴侣、威胁要结束亲密关系或者施虐行为如大喊大叫、大打出手而得以表现。

4. 忽视（neglect）是指以被动但破坏性的方式来行动，通过避免讨论关键性的问题、减少与伴侣的相互依赖而表现。当个体变得忽视，就会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情势恶化。

如果亲密关系越令人满意，人们的投入也较高，就越有可能以建设性的讨论和忠诚做出反应，而不是忽视或离开亲密关系（Rusbult et al.，1982）。对于已承诺的亲密关系我们通常会设法维持。这种情况下，讨论比忠诚就更有益和有效：讨论表达了兴趣和关注，往往能得到伴侣积极而有效的反应，忠诚则与之不同，常常容易被忽视，没有什么好处（Overall et al.，2010b）。当然，离开更为糟糕，如果存在诱惑的替代伴侣，人们更有可能摆脱举步维艰的亲密关系，而不是努力维持它（Rusbult et al.，1982）。

当伴侣双方都选择破坏性的冲突反应，亲密关系就很危险（Rusbult et al.，1986），所以在面对爱人暂时的蔑视情况下，能够维持建设性的态度难能可贵，在第6章（第215页）我们把它称为顺应（accommodation）。当伴侣表现出破坏性的行动时，顺应就是抑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冲动，努力以镇静和忍耐反应。安全依恋型的人比不安全的伴侣更可能做出此类反应（Gaines & Henderson，2002）。在15章我们还会提及顺应；目前我们只要注意，能忍受彼此偶尔的激怒，不做出敌对反应的人，往往比那些不太宽容、总是睚眦必报的人更幸福（Rusbult et al.，1998）。

应对冲突：四类夫妻

顺应的积极意义是否就意味着你和伴侣应该彼此避免争执？不全然。即使热烈的争执有时也具有建设性，有些进行过激烈争论的夫妻，他们的婚姻看来也很稳定与满足。争执到底能促进还是侵蚀伴侣的满意度取决于争议进行的方式。

婚姻研究专家约翰·戈特曼（John Gottman）曾历经数年考察冲突（Gottman，1993，1994a，1999）。在一个典型程序里，他邀请夫妻讨论持续存在的争议，随后仔细地研究了他们互动的录像带。根据研究结果他认为处理冲突有三种不同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导致稳定而牢固的婚姻。（是否有一种非常符合你？在你继续阅读前，请你利用下面专栏11.2里的简单测试来评价你自己的冲突类型。真的，请停止阅读，翻到下面的专栏开始测试吧。）

多变型（volatile）夫妻会发生频繁、激烈的争论。他们投身于火热的辩论，努力说服和影响彼此，他们常常表现出很高水平的负面情感，但他们能充分运用智慧和真来缓和愤怒。

确认型（validator）夫妻更有礼貌地争斗。他们往往比多变型的夫妻更镇定，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更像合作者而非对手。他们的讨论或许会变得很激烈，但他们常常通过表达同理心、理解对方的观点来彼此确认。

与多变型和确认型的夫妻相反，逃避型（avoider）的夫妻很少争吵。他们回避正面对抗，如果他们真要讨论他们的冲突，也非常温和谨慎。正如戈特曼（Gottman，1993，p.10）所言：

谈话的伴侣很难开启关于冲突的讨论……一旦任何一方说出了他/她行为的理由，他们一般认为讨论已结束。他们认为接纳这些分歧是最完美的讨论结果。一旦他们理解了他们的分歧，就感到双方达成共识，他们共有的价值观远远强过这些分歧，从而使双方的分歧变得不重要、更容易接纳。所以，很少有付出和得到，也很少有说服彼此的企图。他们的讨论很少带有情绪色彩，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的。他们提出的解决争端的办法通常一点也不具有针对性。

逃避型的夫妻不会与伴侣讨论冲突，他们常常只是靠自己的力量试图解决冲突，或者静观待变，希望时间的流逝有助于解决问题。

虽然这三种类型非常不同，戈特曼断言所有这三类夫妻都能持续，因为他们的冲突解决都保持了很高的奖赏对（付出的）代价的比率。多变型夫妻虽然交流了大量的负面情感，但用更多的关爱和幽默来保持平衡。逃避型夫妻并不特别感情洋溢或者和蔼可亲，但他们没有太多需要克服的负面情绪。只要他们的交往中正面和接纳成分大大超过负面与争议成分——你或许还记得第6章满意的亲密关系最低的接纳比率是5:1的奖赏-代价比率——伴侣们就可以吵翻天或者根本不吵架，这都无损于他们的亲密关系。

然而对于某些夫妻争执却非常不利，戈特曼认为敌对型（hostile）夫妻不能维持友善行为对恶意行为的5:1的比率。他们的讨论充斥着批评、蔑视、防卫和退避，讨论的时间越长，他们就会变得越压抑。有些敌对型夫妻会主动处理他们的分歧，但效果很差，另一些敌对型夫妻则会保持更超然、更置身事外的姿态，但在短暂的冲突出现时也会彼此诽谤中伤。但无论他们是否会主动争吵，敌对型夫妻彼此都会恶意相待，这与其他三种夫妻完全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冲突对亲密关系更危险的原因。

研究数据支持戈特曼的观点吗？对约2 000对已婚夫妻的大型调查发现，24%的夫妻至少有一方会面临敌对型冲突，不出所料，这些夫妻比其他夫妻更不满意，存在更多的问题（Busby & Holman，2009）。最普遍的婚姻模式（25%）中夫妻双方都是确认型，他们是这群夫妻中最满意的。实际上，确认型夫妻冷静、尊重和富有同理心的处事方式总是具有优势；第三种夫妻类型（即一位确认者结合另一位多变者或逃避者）也很幸福。夫妻双方都为逃避者（2%）或多变者（5%）的现象十分罕见，这可能是好事：他们比（至少有些）确认的夫妻对婚姻更不满意。所以，戈特曼的分析相当正确。激烈的争吵未必会损害亲密关系，尤其在争吵时保持一定程度的同理心和尊重的情况下。不必恐惧真正的激情，只要其中包含对伴侣的关心。但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让争吵变得刻薄、讽刺和粗暴。冲突只要变得恶毒和刻薄就具有腐蚀性。

冲突的结果

冲突的结束

最后，所有的冲突都会结束。彼得森（Peterson，2002）描述了冲突结束的5种方式，我们将粗略地按最有破坏性和危害到最有建设性和益处的顺序逐一考察。（这5种冲突结束方式见图11.2。）

分离（separation）指伴侣一方或双方在冲突没有解决时就退出的冲突结束方式。分离可以结束愤怒的会晤，从而防止对亲密关系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并且时间上的分隔能使争斗双方头脑冷静，使双方能更有建设性地思考他们的处境。然而它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是延迟了未来的不和。

冲突还能以征服的方式结束。支配（domination）指伴侣一方得逞，另一方停止反抗的冲突结束方式。支配多发生在一方比另一方更强大情形下，强势方通常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满意。但失败者对于支配是非常反感的，心中可能会滋生敌意和憎恨（Zacchilli et al.，2009）。

妥协（compromise）指双方都降低期望以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替代办法来结束冲突。正如彼得森所指出的（Peterson，2002，p.380），伴侣双方的“利益都减少而非得到满足”；伴侣既没有得到他/她要求的一切，又非两手空空。当一方所得只有在对方蒙受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时，妥协才可能是解决冲突的最好方式，但一般情况下，通常会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整合式一致（integrative agreement）指具有创造性、灵活性地满足双方最初的目标和期望。整合一致不容易达到，往往需要做出一些努力；伴侣们需要对他们的愿望进行改进并按重要性排序，做出选择性的让步，发现不强加于伴侣的、实现目标的新方法。尽管如此，通过决断力、聪明才智、想象力、慷慨的合作，伴侣们常常能得偿所愿。

最后，结构性改善（structural improvement）指伴侣不仅得到他们想要的，而且从中得到学习和成长，使他们的关系发生可喜的变化。这种冲突结果并不常见，它通常是重大动乱和剧变的结果。伴侣可能遭遇到危险的压力和严重的冲突而不得不重新思考他们的习惯，并鼓足勇气、充满斗志地解决冲突。不过，结构性改善使得伴侣们的境况变得更好。正如彼得森所述（Peterson，2002，p.382）：

规范亲密关系的因果条件会发生某些变化。伴侣们彼此都更为了解。伴侣都把比以前更宝贵的品质归因于对方。在平安度过狂风暴雨般的冲突之后，伴侣比以前更信任对方和他们的亲密关系，因而愿意以更乐观和更有创造力的方式去解决先前逃避的争端。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亲密关系的质量会在冲突即时爆发之后的各种情境下一直得到改善。

冲突的益处

彼得森的观点对吗？冲突有时也能产生有益的结果吗？可能。在本章快要结束时，你或许觉得在你的亲密关系中如果没有争吵、分歧和争论就更好了。有些人肯定会这样想，认为“分歧具有破坏性”，争论就标志着彼此间的爱情确实出现了缺陷（Eidelson & Epstein，1982）。但（正如我们在第4章学到的）上面的观点是起反作用（dysfunctional）的看法，是与不满意的亲密关系联系在一起的，人际关系学家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承认伴侣们未表达出的烦心事和引起愤怒的刺激物越多，他们往往对自己的亲密关系越不满意（Roloff & Cloven，1990）。从冲突中退避的新婚夫妇，并没有解决他们的分歧，那么在今后的岁月里往往更不快乐（Noller et al.，1994）。更不寻常的是，受到婚姻困扰却不能畅言的中年妇女比起她们直言不讳的邻居来，在未来10年里死亡的可能性高达4倍（Eaker et al.，2007）。冲突不可避免，不应该忽视它的存在。

的确，冲突研究的主流观点认为，对于冲突造成的困境而言，冲突本身就是促进亲密感必不可少的手段。（婚姻专家约翰·戈特曼[Gottman，1994b，p.159]提出忠告，“我所能给予那些想要婚姻成功的男性的最重要建议是不要试图回避冲突。”）冲突能暴露潜在的问题和矛盾，这样才有可能寻求解决方法。如果伴侣关系健康，问题不严重，那么使亲密关系理想化并减少缺点的浪漫错觉有助于我们保持幸福，但一旦亲密关系出现重大缺陷，浪漫错觉就很危险，会妨碍我们洞察事实真相（McNulty，2010）。的确，问题严重时，识别真正存在的问题并表达不满是明智之举（McNulty & Russell，2010）。如果处理得好，冲突能消除困难处境性，以免将来恶化引发更严重的问题。如果你正面冲突，并不能确保你解决困难，马上感到满意（Fincham & Beach，1999）。尽管如此，但如果能娴熟、有技巧地处理冲突——而不是冲突不出现——会使得亲密关系更有可能发展（Fincham，2003）。

当然，对于大多数人而言，知易行难。我们往往把年少时期在家里习得的教训带到我们成年期的爱情之中（Whitton et al.，2008），人们显然在处理冲突的敏感性和熟练度上存在差别（Smith et al.，2008）。具体来说，见证了父母之间暴力冲突的男孩在成年后处理冲突的能力非常拙劣，比他们的同辈更暴躁和尖刻（Halford et al.，2000）。

然而，那些争斗严重的伴侣有时的确能改弦易辙。一项跟踪研究发现，大多数人在2年的时间跨度里都保持着同样的冲突风格；约一半伴侣的争斗方式具有建设性，采用很多确认方法和正面情感。四分之一伴侣的争斗方式比较拙劣，整整24个月双方都在敌意和刻薄的异议中煎熬。显然，一旦你和伴侣建立了一种处理冲突的风格，它就可能持续下去。不过，约有20%的具有破坏性争斗的年轻父母在研究期间改变了他们的风格，脾气变得不再那么坏，对他们的亲密关系也更为满意（Houts et al.，2008）。

如果你正不悦地与人冲突，你也有可能改变，在这方面我要为你提供一些建议。首先，对大多数人而言，成功的冲突管理包括自我控制。你在保持乐观、避免罪责归因、掌控愤怒上越努力，你就越有可能变得宽容、灵活、有创造力，越有可能达到整合式一致（Canary，2003）。你要成功地做到戈特曼（Gottman，1994b）提出的三个“不要”，也需要自我控制：

● 不要退避。当你的伴侣提出关心的问题或抱怨时，戒心重重地逃避冲突是令人讨厌的，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可以请求对方重新安排更方便的时间来讨论冲突，但你要记得自己有责任履行约定。

● 不要消极。遏制你的讥讽、克制你的轻视、丢弃你的厌恶。粗鲁、暴躁和刻薄的行为对你的亲密关系具有很强的侵蚀作用，因为（正如第6章我们学过的） [4] 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

● 不要陷入负面情感相互作用的怪圈。这一点非常重要。请注意，当你意识到你和伴侣正在你来我往地破口大骂，侮辱和谴责变得越来越强烈时，请停止。休息10分钟，做好准备，平静下来，再返回你的讨论并为上次的过激言辞道歉。

表11.3　谈话者—听话者技术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Markman et al.，1994.

避开脾气暴躁、态度恶劣的交往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就是运用婚姻问题专家传授的技术来建设性地处理冲突（Markman et al.，1994）。说话者—听话者技术（speaker-listener technique）可以帮助夫妻们针对有争议性的议题进行平静、清楚的沟通，能促使人们使用主动倾听技能，即使存在分歧也能增加伴侣的理解和彼此确认。具体而言，说话者—听话者技术的目的是打断错误知觉的恶性循环，如果伴侣在没有检查自己对另一方意图的理解是否正确的情况下就快速地做出反应，就会非常频繁地造成这一恶性循环。

表11.4　争斗结果概览

每个人根据他/她自己的观点来给每一次争斗评分。在良性的争斗里伴侣双方都是赢家。也就是说，伴侣双方都有相当多的正面结果而非负面结果。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Bach & Wyden，1983.

要使用这一技术，伴侣们可以指定一个小物体作为发言权的标志（见表11.3）。不管是谁得到发言权就是说话者。伴侣们的任务是使用“第一人称陈述”来简明扼要地描述他/她的情感；听话者的任务是不要打断、仔细倾听，然后复述说话者的信息。当说话者对听话者理解自己的情感感到满意时，交换发言权，伴侣们转换角色。这一耐心的模式使伴侣们有机会表露他们关注的问题和对彼此情感的尊重，而不会陷入自我辩解、猜测、打断和防卫的恶性循环（Cornelius & Alessi，2007）。

如果你努力遵循这些建议，就可能很好地处理冲突。当冲突讨论完成时，你可以使用研究者（Bach & Wyden，1983）发明的记分卡即《争斗结果概览》（Fight Effects Profile）（见表11.4）来给你们的合作评分。如果你有“良性”争斗，即表中所列正面效果，你的争斗就可能有利于你的亲密关系。

请不要低估公平争斗和进行“良性”争斗的难度。这需要自律和对自己伴侣真正的关爱。但正面结果通常值得努力。因此，冲突并不是可怕的问题，而是具有挑战性的机遇——理解自己和伴侣的机会，个体亲密关系变得更满意更亲密的契机。努力去公平地争斗，并在下一次冲突考验你的沟通技能时记得使用《争斗结果概览》来评价你的努力。

请你思考

约翰的妻子蒂娜性子有点暴躁。当有事情惹恼她时，她马上就想放下一切其他事情而致力于解决问题，但这样做时往往带有强烈的情绪。她的性情多变、很容易发怒，但同样能很快地平静下来。约翰更为温和，他厌恶冲突。当他变得生气时，表现得很迟缓，怒气慢慢地增多而不是迸发出来。当有事情烦扰他时，他会独自离开不悦的情境，参加一些能分散注意力的娱乐活动，而不会讨论冲突，更不会转变为争斗。

最近，蒂娜变得特别沮丧，因为当她提出抱怨时约翰沉默不言，不做应答。他不愿意和蒂娜讨论她的牢骚，这样只会使蒂娜更加烦恼和不满。你认为约翰和蒂娜的未来如何？为什么？

[1] 这里指的是真正的兄弟姐妹。所罗门等人研究中的异性恋已婚者都是男同和女同参与者的手足同胞（Solomon et al.，2005）。实验程序很聪明，不是吗？

[2] 如果需要提醒你这些归因模式，请翻到第4章115~116页。

[3] 要回忆反应性和确认的意义，请分别翻到第7章224页和第5章176页。

[4] 见第6章189页。

第12章 权力和暴力

在你的亲密关系中哪一方发号施令？你通常都能随心所欲吗？或者你和伴侣互换主导权，各自都能得到一部分自己想要的权力？大多数人认为理想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伴侣关系，伴侣双方分摊重大决策的权力，彼此相互影响；在世纪之交有项研究发现，90%的年轻女性和87%的年轻男性认为，在恋爱关系中恋人应该有“完全平等的话语权”（Thornton & Young-DeMarco，2001）。此外，人们显然更偏好享有同等权力的友谊，而不是某一方处于典型主导地位的友谊（Veniegas & Peplau，1997）。对此你或许不会感到奇怪，但这一分享权力的偏好却是对前面几代人所支持的传统模式的重大逾越，在传统模式中男性是异性关系里居于支配地位的伴侣，有权力做出所有的重大决策，发号施令。如今，很少有人明确宣布他们希望仿效这一过时的模式，但要实现亲密关系中的平等远比听上去要复杂得多。在男女平等的亲密关系中决策该怎样进行？伴侣们是否应该一起做所有的决策？或者每个伴侣精确地承担一半的决策责任？决定的主次轻重是否重要？在观念上支持关系平等很容易做到，但要把它变成现实则存在巨大的挑战。

本章我们就要考察亲密关系中社交权力的作用方式。社交权力（power）指的是影响他人行为并抵制他人影响自己的一种能力（Huston，2002）。我们将识别决定亲密关系中权力的一些基本因素，思考权力对个体和伴侣的影响。不幸的是，某些权力令人不悦。

权力和相互依赖

分析社交权力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最普遍的分析方法是相互依赖理论（Thibaut & Kelley，1959），在第6章我们考察了此一理论。本章我们将运用相互依赖的观点来描述权力构筑的基础、权力行使的过程和使用权力导致的结果。

权力的来源

根据相互依赖理论，权力是建立在对有价值资源控制的基础上。如果我控制了你想拥有事物的使用权，你可能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我的指令（在合理的范围里），以便得到你想拥有的事物，那么我就对你拥有权力。我能让你做我希望的事情，至少一段时间里是如此。这个观点很简单，但（或许如你所料）这种社交权力观存在很多微妙之处。

首先，拥有权力的人未必就拥有人们渴望得到的资源；他/她只要拥有控制人们获得这些资源的能力就已足够。设想你和朋友正在一个跳蚤市场上购物，你发现一张市面上很少见的DVD音乐影碟，几个月都梦寐以求，但易趣网上的拍卖出价总让你和这张影碟失之交臂。这张影碟看来价廉物美，但你身上没有足够的现金，你需要向朋友借点钱以购买这张千载难逢的影碟。你的朋友并没有你期望的物件，但他/她在这种情境下的权力是因为控制了你得到所期待的事物的能力。类似的方式下，亲密关系的伴侣也能控制我们获得有价值的人际奖赏——比如身体关爱（physical affection）——因而对我们拥有权力。

当然，只有在他人想要得到某些资源的情况下，个体才能从控制的资源上得到权力。罕见的DVD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你对这张影碟只有些许兴趣，借钱给你的朋友也就只对你有一点权力。但如果你极度想要这张影碟，你的朋友就拥有更多的权力，他就能要求你帮他大忙作为报答。每当我们非常渴望某物（可以是罕见的DVD或者人际亲密）并认为从其他地方无法得到时，拥有我们想要事物的人就对我们有控制力。

我们在第185页专栏6.1碰到过个体的欲望助长了另一个人的权力的例子。较小利益原则（principle of lesser interest）认为：在任何伴侣关系中对于继续和维持亲密关系利益较小的一方在伴侣关系中拥有更多的权力（Waller & Hill，1951）。如果伴侣爱恋和需要你的程度超过了你爱恋和需要他/她的程度，你多半能得偿所愿。这听起来有点残酷，但却是事实；在爱情关系中，投入较少的伴侣通常拥有更多的权力（Lennon et al.，2011）。在第9章我们提到了这一模式的另一个例子，我们注意到男性平均而言比女性渴望更多的性行为。男性在性上更大的利益给了女性权力；女性把性行为视为能用来与男性交换各种利益的宝贵资源，这虽然看上去非常不浪漫，但却很有启发意义（Kruger，2008b）。这种情形在卖淫的例子中更加清楚，女性以性行为换取金钱。但这个因素在许多爱情关系中常常以更微妙的方式发挥作用。比如女性在允许男性发生性行为之前会等待爱的表白和承诺的出现，这一现象非常普遍。

当然，如果我们想要的事物很容易在其他地方获得，我们就会去别的地方寻求，所渴望资源的替代来源易得性是相互依赖理论权力观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如果在跳蚤市场上有另一位朋友能把你所需要的钱借给你，第一位朋友就对你拥有更少的权力。而如果有许多人都能借钱给你，那么你就不会特别依赖任何人，根本没有人再能拥有对你的许多权力。

同样，替代选择的易得性会影响亲密关系中权力的平衡。那些可选择的其他伴侣关系很少的人（因而具有低的CLalt ）与有许多潜在伴侣的人（因而具有高的CLalt ）相比，将更加依赖于他们的亲密关系。正如我们刚刚谈到的，更加依赖就意味着权力更少。如果伴侣一方的替代选择很少，另一方却很多，权力就会出现更大的不平衡，而在彼此需要对方的程度类似的伴侣身上则不会出现这一现象（Lennon et al.，2011）。

事实上，可获得的替代选择上的差别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传统婚姻中男性一般女性更强权。当丈夫离家工作而他们的妻子待在家里时，丈夫常常有很高的CLalt ，这至少有两个重要的原因。首先，他们会遇见许多其他潜在的伴侣；其次，如果他们愿意就更可能有金钱去追求她们。相形之下，在家相夫教子的妻子可能碰不到许多其他有趣的男性，即使她们碰到了，也可能在经济上要依赖丈夫，因为自己拥有的金钱很少。因此，当妻子进入劳动大军并结识了新朋友和获得金钱时，婚姻中的权力平衡就会发生变化（Fitch & Ruggles，2000）。

相互依赖理论的权力观还有两个观点需要说明。首先，相互依赖理论认为权力有两大类。有时无论伴侣怎么做，对方都能控制伴侣的关系结果；这种情况下，这种权力称为命运控制（fate control）：一方能独断地决定伴侣关系的结果，因而控制着伴侣的命运。当女方是男方的唯一选择时，女方拒绝与丈夫发生性行为就是在行使命运控制；她能单方面决定是否发生性行为。第二种更微妙的权力是行为控制（behavior control）。个体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来鼓励伴侣也朝着理想的方向来改变其行动就是行为控制。如果女性通过提供特殊的背部推拿来要求伴侣清洗车库，她就在进行行为控制。

当然，在几乎所有的人际关系中，伴侣双方都对彼此具有权力，相互依赖理论的权力观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观点是，伴侣双方的交往来自于他们彼此的相互影响。伴侣一方对另一方的权力可能受到另一方对其反权力（counterpower）的较量，所以有时彼此都能使对方按自己要求的做。比如，某女对是否与丈夫性交具有命运控制，但丈夫反过来对她具有行为控制；通过哄骗、讨好甚或威胁，他也能让她按自己的愿望行事。伴侣双方影响彼此的能力多种多样、千变万化，有些情境下强大，有些情境下弱小，但一定程度上双方通常都能控制对方的行为。

资源的类型

如果权力是建立在我们控制的资源基础之上，那么包含哪些资源类型？表12.1列举了由弗伦奇和瑞文（French & Raven，1959）首先识别的六种权力基础；这种分类适用于各种人际交往，包括亲密关系中的交往。前两种权力是奖赏权力（reward power）和强迫权力（coercive power）指个体给他人赐予各种奖赏和惩罚的能力。涉及的收益和代价可以是身体或物质好处，比如令人愉快的礼物或让人痛苦的耳光，也可以是无形的人际得失，比如使人安心的赞同或伤害情感的蔑视（Raven，2001）。举个例子，如果丈夫渴望妻子给他按摩肩膀，她就拥有对他的奖赏权力：她可以给丈夫按摩或者不按摩、给予或保留物质奖赏。但反过来，他或许拥有对她的强迫权力：如果他得不到按摩，可能生闷气、不太温情，强加给妻子无形的压力。

表12.1　滋生权力的资源

资料来源：Based on Raven，2001.

为伴侣提供期待的利益或者强加厌恶的代价非常重要，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还存在其他影响人的方式。合理权力（legitimate power）指我们的伴侣认为我们有合乎情理的权力命令他们怎么做，并且他们有遵从的义务。比如在某些文化中，认为丈夫真正是一家之主，妻子不仅要爱恋、尊敬丈夫，还要服从丈夫的意志，满足丈夫的一切要求。这种合理权力来自于有权威的地位，但强大的社会规范也能赋予任何人的请求以合理权力（Raven，2001）。比如，互惠（reciprocity）的规范鼓励我们要投桃报李，如果已经帮过你忙的人要求一些报酬，此规范就使你有责任做出善意的回应。平等（equity）也具有规范性，如果你的伴侣最近做了额外的家务，要求你折叠一些洗好的衣服可能很难拒绝。最后，社会责任规范鼓励我们慷慨地对待那些依赖我们的人——帮助那些不能自理的人——如果你的伴侣因感冒而卧病在床，要求一杯果汁可能很难拒绝。这些规范都能给伴侣的愿望赋予权力，使得他们很有影响力，至少暂时如此。

当伴侣崇拜我们并且因为感到与我们有关联而心甘情愿地按我们的要求行事时，我们就拥有对伴侣的参照权力（referent power）。当伴侣爱恋我们并希望和我们亲近时，我们的愿望就能改变伴侣做事的偏好。当伴侣认识到我们出众的知识和经验，并因为我们懂得比他们多而受到我们的影响时，就存在专家权力（expert power）。比如，当妻子是比丈夫更好的烹调高手时，轮到丈夫准备晚餐时，他通常会毫不迟疑地遵循妻子的建议和指导。最后，当我们握有影响伴侣行为的特殊信息时，我们就拥有信息权力（information power）；如果能告诉伴侣绘声绘色的小道消息，他们就可能有求必应。

男女两性和资源的控制

在你的亲密关系中这些资源是如何调配的？这主要取决于你们伴侣双方，但你可能认识不到，周围更广泛的文化模式对你的影响更大。许多人都赞同平等的伴侣关系，但实行的却仍然是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他们的亲密关系中“存在权利的不平衡，一方作更多的决策、控制更多的共同活动和资源，赢得更多的争吵，一般而言处在支配的地位”（ Impett & Peplau，2006，p.283）。在大部分的异性恋的亲密关系中居于优势地位的是男性。的确，这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并非好消息（可能根本就是习以为常的观念）：“在任何已知的社会中，鲜有女性能支配男性的。在所有能积累财富的社会里，男性平均掌握的权力都远比女性要多，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这一点看来都是正确的”（Pratto & Walker，2004，p.242）。这样看来，那些试图平等分享权力的异性恋伴侣却是在悖逆长期传统的主流文化而动，这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男性和女性一般面临着相对资源的差异。男性得到的工资要多于女性（甚至工作相同亦是如此）：在美国全职工作的女性所赚收入只有男性的80%（Yen，2010）。他们更有可能掌握政府、司法和公司的权力；比如2011年美国众议院只有16%的议员是女性（而参议院只有17%），更糟的是，美国500强的企业只有3%的首席执行官是女性（Women CEOs，2010）。那些拥有金钱和地位的人自然具有奖赏权力和合理权力，而男性通常比女性更有金钱与地位。的确，与过去相比，妻子们的收入超过丈夫更为普遍，但在四分之三的美国家庭中丈夫仍然比妻子赚得更多（Fry& Cohn，2010）。

而且，金钱作为权力源比其他任何资源的运用都要灵活。有人认为某些资源（比如金钱）是普遍性的，而另一些（比如爱恋）是特殊性的（Foa et al.，1993）。普遍性的资源几乎能在非常广泛的情境下与任何人交换，不管是谁控制了它们都有很大的自由来决定用它做什么（和谁一起做）。特殊性的资源在特定的情境中很有价值，但在其他情境则并非如此，它们只能针对特定的伴侣赋予其拥有者权力。伴侣对你的爱可能让你拥有针对他/她而非其他人的参照权力，但大笔的现金可能让你对任何人都具有奖赏权力。

公平为什么难以实现的第二个原因与第一个有关：社会规范支持并维持男性的支配地位。世界范围的性别刻板印象都认为男性比女性更有决断力，大多数文化仍然受到父权制规范的支配，赋予男性比女性更高水平的专家权力和合理权力（Carli，1999）。实际上，美国人一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具有成为高效领导者的技能；他们认为女性更诚实、聪明、仁慈，与男性一样锐意进取、辛勤工作和具有创新精神（Men or Women，2008）。但某些人仍认为合理权力似乎“不适合女性”，如果女性谋求从政，其揽权的事实会损害她对选民的感召力——而男性谋求权力则没有这类惩罚（Okimoto & Brescoll，2010）。如果女性处在领导岗位，直截了当地命令别人行事，人们对她们的评价常常比对男性更苛刻（Carli，2001）。文化规范仍然束缚着女性，因此美国人往往希望他们的外科医生、律师和飞行驾驶员为男性，而非女性（Morin & Cohn，2008）。小学老师也往往被人视为女性。

因此，文化传统认为多数情况下男性赚钱养家并主导家庭是再平常和自然不过了。这自然就出现平等难以实现的第三个原因：我们不确定男女平等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决定家务事和孩子问题时女性通常有发言权，她们比男性更经常地收拾周末出行的物件（Morin & Cohn，2008）。所以，女性理直气壮地觉得她们在家里有影响力。但到底有多大？美国已婚人士仍然报告大部分日用品的购买、饮食的准备工作、洗涮和清洁工作都是妻子来完成的（Newport，2008）。丈夫做一些庭院工作和养护轿车，但（我的观点是）这种劳动分工对夫妻时间的占有上并不公平：妻子的工作没完没了，而丈夫的工作只是断断续续的（Lachance-Grzela & Bouchard，2010）。每天都得吃饭，但汽车的保养则不用每天都进行。然而涉及亲密关系的根本和重大的决策时，诸如“我们结婚还是继续同居？”男性通常具有主导权（Sassler & Miller，2011）。妻子们的确负责大部分家务，但只要家务变得重要，丈夫就更可能发号施令，就更有权力。即使女性不存在相对资源的劣势——也就是说，她们比丈夫赚得更多，男性仍然占据主导，虽然程度上减弱。比如，高收入的妻子做家务的比例较小，但她们仍要完成大部分家务（Lachance-Grzela & Bouchard，2010）。

所以，尽管夫妻们表示关注伴侣关系平等，但大部分异性恋夫妻仍能容忍大量的不平等（Askari et al.，2010）——而且他们完全认识不到他们伴侣关系不平等的程度。在视男性主导为理所当然的文化中，一视同仁地尊重伴侣双方利益的真正平等毫无疑问还不多见，有时甚至显得有点怪异或过分。但如果你对此关注，表12.2或许可以帮助你更公平地评判你自己的伴侣关系；它能让你打开思路，恍然大悟。

最后，我们还应注意男性由于体型更大、力量更强通常还有许多强迫权力。但强迫是个体得到自己想要的事物的一种笨拙、有害的方法。恐惧和惩罚令人嫌恶，并且会滋生不满。它们还会引起伴侣的反抗，所以被强迫的伴侣实际上不如在更柔和的权力作用下那般妥协让步（Orina et al.，2002）。在后面考察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时，我们将详细探讨，但现在我只是指出，强迫通常是影响亲密关系愚蠢而适得其反的手段。

表12.2　平等亲密关系的要素

权力的过程

权力让人感觉良好。权重之人常常能得偿所愿，所以他们会体验到很多正面的情绪（Langner & Keltner，2008）和高度的自尊（Wojciszke & StruzynskaKujalowicz，2007）。他们感觉能控制事物。事实上权重之人往往认为他们能掌控某些无法控制的事物，比如掷骰子的点数（Fast et al.，2009）。当他们渴望的事物出现时，往往会主动采取行动。他们首先发起谈判而不会坐等其他人先发制人（Magee et al.，2007），如果盘子里只剩下一块甜点，他们不会询问是否有人需要而据为己有（Keltner et al.，2010）。的确，他们较不可能认识到其他人也盼着分些甜点，因为他们不擅长理解他人的想法。如果你要求权重之人在他们的额头上迅速地写一个“E”，他们比权轻之人更加可能按他们看到的样子写，反向地写，让任何人都看不明白——结果就是：E （Galinsky et al.，2006）。

权重之人的自负还表现在他们对自己适配价值 [1] 的自我觉知上。人们感觉有权时比无权时会追求更有吸引力的对象（Brady et al.，2011）。而且，在实验室研究中随机分配参与者领导工作小组，与权力更少的人相比，这些“领导者”会期望他们的“下属”认为自己性感、有魅力，如果他们赞同随意性行为就都会认为在性上更能接近“下属”，与“下属”的互动也更为轻浮（Kunstman & Maner，2011）。这种知觉显然在职场也存在：与中层管理者相比，更有权力的企业高管出轨更多，他们不忠于伴侣的可能性高出25%（Lammers et al.，2011）。他们不会认为自己品行不端；权重之人对他人悖德之举的评判比自己更苛刻，因此与权轻之人相比，他们会更严厉地谴责他人的不忠行为，但自己却更多地不忠于伴侣（Lammers et al.，2010）

没有权力则感觉不怎么美妙。与权重之人相比，那些人微言轻的人会遭受到更多的抑郁，行动更为谨慎，非常害怕受到别人的惩罚（Keltner et al.，2010）。与这些现象相一致的是，权力差别也会影响到亲密伴侣之间的行为。接下来我要考察权力表达的方式。

谈话

两人之间的谈话可能会受到双方权力平衡的影响。不管交往的结果怎样，女性在与男性谈话时都会显得轻声细语，一般不会表现得与其他女性谈话时那般轻松自如，不会表现出含蓄内隐的气势和权力。详而言之，她们能容许自己更多地被男性打断，而不是反过来打断男性。

有一个研究首先考察了这一现象，研究者秘密地录下了大学生在公众场合的谈话（谈话结束后得到参与者的许可，可以分析这些录像），然后比较了同性谈话与异性谈话的语言及副语言（Zimmerman & West，1975）。男女两性在与同性的伙伴谈话时行为表现很类似，但与异性互动时则出现了明显不同的模式。男性打断女性伙伴谈话的次数远多于女性伙伴打断他们的次数（而且男性还谈得更多）。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判断打断谈话的人比被打断的人地位更高、权力更大（Farley，2008）。

图12.1　打断和觉知到的权力

在讨论个人最优选项的过程中，一方成功打断伴侣的次数越多，伴侣就会认为他/她越有权力。

资料来源：Dunbar & Burgoon，2005.

现在设想你和爱人必须决定怎样花掉一份1000美元的馈赠。你们双方都列出了前五个最优选项，然后一起协商你们的选项。如果一方经常能成功打断另一方，双方都可能认为打断对方的伴侣更有权力（见图12.1）。男性完成这些打断的次数比女性更多（Dunbar & Burgoon，2005）。

非言语行为

权力还能通过非言语方式向他人表达，权重之人较权轻之人的人际距离更大，表现更丰富的面部表情，姿势更不对称，占据更大的空间（Hall et al.，2005）。看看图12.2中的两种姿势。图形表明了我对姿势的看法：右边的人代表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这一点很明显，不是吗？）的确，当研究者让参与者摆出这些姿势时，占据更多空间的人感觉更有权力，而且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他们的睾丸激素水平都上升，在赌博游戏中更为冒险（Carney et al.，2010）。右边的姿势显然更有权力——有趣的是，也更有男子气。男性的姿势占据的空间一般比女性的更多（如果有人穿着连衣裙肯定不会摆出右边的姿势），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摆出社会地位更高的人的姿势，还保持更远的距离（Kalbfleisch & Herold，2006）。

非言语的敏感性

图12.2　权力与姿势

社会地位高、掌握权力的人展现的姿势往往不对称，占据许多空间。可以稳妥地说，摆出右边姿势的人比左边的人会觉得（或不久之后觉得）更有权力。顺便说一下，如果告诉你一个轮廓是男性，另一个是女性，你会认为哪个轮廓是哪种性别呢？

资料来源： Frieze et al.，1978.

还请记住（详见第5章），女性在判断他人情绪和意图方面一般比男性更精确。女性对非言语沟通的解码要比男性更准确（Hall & Mast，2008），她们通常善于识别到他人的情感（Ciarrochi et al.，2005）。这一技能是女性的巨大的财富，因为夫妻之间非言语沟通的敏感性和准确度能预测他们彼此的满意度（Noller，2006）。

当地位存在差别时，通常要靠下属来理解老板的情感，而不是相反。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United Medin.

另一方面，个体非言语的敏感性还与他/她权力的大小有关（Keltner et al.，2010）。当两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时，掌握老板情感变化的线索一般是下属的分内之事，而不是相反。有权力的老板无需关注下属的情感；喽啰们理应满足老板的要求，无论他们是否喜欢。相比之下，如果下属能仔细地窥探上级的情绪时，他们能增加自己（有限的）权力；如果在老板心情很好时提出要求（在老板脾气暴躁时待在老板的视线之外），他们就更有可能得偿所愿。

因此，女性是非言语沟通的熟练工，她们能获得宝贵的信息，这使得她们能成为令人愉快的伴侣，增加她们对男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她们面对男性的表现就如同下属和上司在交往。讽刺得是，这种实用而称心的才能或许使得刻板模式持续存在：女性的举止好像使她成了男性的仆从。

权力的风格

那么，男女两性在努力影响彼此时会采用什么策略呢？一项经典的研究（Falbo& Peplau，1980）考察了这个问题，研究者要求50名女同、50名男同、50名异性恋女性、50名异性恋男性来描述“怎么让伴侣满足我的要求”。参与者的回答有两个特点。首先，研究者发现伴侣们有时明确地请求他们所要的事物，直截了当地说出他们的愿望或提出明确无误的要求。此种情形下，他们影响伴侣的努力是公开和直接的，他们的喜好明白易懂。然而，其他情境下，人们的行动则更间接；他们暗示自己的愿望或者在愿望没得到满足时撅嘴以示不满，但他们绝不会直接公开表明，说出他们想要的事物。重要的是，人们对自己的亲密关系越满意，就越有可能采用直接的策略。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解释之一是当人们拥有具有奖赏价值的伴侣关系时，他们与伴侣相处感到很安全，足以真诚而直率地相告。另一方面，这还可能意味着那些间接而模糊表达自己愿望的人不太擅长于得到他们想要的，因而他们就可能对关系感到不满意。你认为呢？间接行为引起了不满还是间接行为跟随在不满之后？（记住，两者都有可能。）

第二个能区分不同策略的特点是人们追求目标时与伴侣互动的程度（相反面是靠自己的力量独自达成愿望）。有时，人们会与伴侣论理争辩或者讨价还价以劝服他们提供期待的结果；这种情况下，人们寻求伴侣的互助合作，他们的策略就是双边的，涉及伴侣双方。相反，其他情境下，人们会采用单边的独立行动，在不牵涉伴侣的情况下做他们想做的。重要的是，那些报告自己比伴侣更有权力的人都表示他们更多地使用双边策略，而那些权力较少的人更可能使用单边策略。因此，能够成功地影响伴侣的人同样会与伴侣论理争辩、谈判协商以获得他们的服从（使之心服口服）。相反，权力较少的人不太可能寻求伴侣的合作；他们只会跑到一边做自己的事情。

研究者发现，女同和男同大体上运用相似的策略，但异性恋男女使用的策略却并不相同（Falbo & Peplau，1980）。平均来看，异性恋男性更广泛地采用直接的和双边策略，而异性恋女性则更多采用间接的和单边的策略。因此，当男女两性在应对他们的爱情伴侣时，异性恋男性一般会使用那些权重和满足之人的影响风格，而异性恋女性采取的风格一般是那些权轻和不满之人所使用的风格。

天呀！异性恋男性在他们的爱情关系中一般表现出成熟和自信的风格，要求得到自己想要的并与爱人论理争辩，而他们的伴侣则撅嘴、忧悒多变，变得冷酷和漠然，任何时候都不直接说出她们的心愿，真的是这样吗？嗯，是的，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这个论断显然太过于绝对，但可以公平地说，在异性亲密关系中男性一般比女性更为坦诚自信，而女性通常显得更为犹豫不决。此外，这一点从亲密关系开始的那一刻起就是正确的。当人们想要开始亲密关系时，男性使用更多的直接策略，比如邀请女性约会，而女性则更经常地使用间接策略，比如试图显得友好，等待被人邀请（Clark et al.，1999）。

然而，重要的是，这一模式并非是真正的性别差异；而是两性相对资源所重重包裹的性认同（gender）差异。 [2] 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具有高工具性的人——毕竟他们是果断、自信的人——往往会采用直接、双边的权力风格。相比之下，低工具性的人（包括大多数女性）则一般采用间接、单边的权力风格（Falbo，1982）。

尽管如此，个体选择的策略仍更多地受到他/她在特定交往中的地位而非性别角色的影响（Sagrestano et al.，2006）。不管人们的身份和地位怎样，如果在交往情境中处于较低的地位，不能轻易影响别人，他们的行动就不太可能显得充满权威，果断而自信。有研究者证明了这一点（Sagrestano，1992），研究者请男性和女性对一段特殊的情境作反应，情境中他们既可能是比伴侣知识丰富的专家，又可能是经验不足的新手；当他们是专家时，男性和女性都采用了直接的权力策略，但当他们是新手时则采用了间接策略，并且在他们选择的风格中并没有发现性别差异。此外，还请记住男同和女同在设法影响他们伴侣的权力风格上并不存在差异（Falbo & Peplau，1980）。

归纳一下，异性恋男女在爱情关系中表现出的不同权力风格，看来是其掌握的典型资源造成的结果。在同性伴侣关系中男女两性的权力偏好上没有差别，当直接的风格能使女性受益时，她们就会完全和男性一样直接（Carothers & Allen，1999），但男性传统上在家庭里外都握有比女性更多的权力。这一现象正在发生变化。如今，每一代新生的美国女性在工具性上都高于前一代女性（Twenge，2009），并且一直以来都在政治和经济资源上赢得更多的控制权。男女两性在婚姻观上也变得更加平等（Bryant，2003）。男性在他们的亲密关系中可能比过去更少拥有自动得到的权威，这或许是好事：权力的不平等是与亲密关系中的不满有联系的（Amato et al.，2007）。那些必须通过暗示和撅嘴来得偿所愿的人，往往不如那些直接公开表明愿望并要求实现的人满足。

权力的结果

总之，大多数人都会说他们想与自己的爱人保持平等的伴侣关系，但我们所处的文化却认为男性主导理所应当，我们在日常交往中经常不自知地延续性别不平等。很多情况下这些因素造成的结果不易察觉，伴侣彼此之间的影响并不相称，使得伴侣关系看似公平甚或完全平等，但事实上丈夫的影响比妻子的更大。举例来说，研究者对夫妻们进行了访谈，询问了他们的政治观点，如果丈夫先回答问题，妻子更多地同意丈夫的回答。但当妻子先来回答时，丈夫附和的则较少。甚至当妻子的薪水更高，对这些问题更内行时，仍然会出现这种模式（Zipp et al.，2004）。男性的自主、坚定和女性的遵守、听从对于很多人而言似乎如此自然，以致他们很难发现这种类型的权力不平衡。

图12.3　婚姻结果和权力平衡

当现代夫妻平等地分享他们的决策权时，他们就会感到更加幸福，冲突和问题更少，更不可能离婚。与之相对，不平等婚姻中的夫妻一方比另一方更有权，他们更不幸福，冲突和问题更多，更容易离婚。

资料来源：Amato et al.，2007.

然而，最新的婚姻平等研究证据表明我们应该努力营造平等的爱情关系，伴侣双方的愿望和偏好都应受到同样的重视。在上个世纪后25年婚姻平等问题已发生了变化。夫妻们比过去更有可能共同决策，共同决策者比伴侣一方更多地发号施令的人婚姻更幸福、更少争吵、更不容易离婚（Amato et al.，2007）。请看看图12.3。图中的结果结合了丈夫和妻子的报告，当男性放弃了他们优越的权力时，两性的确起了一些不同的变化：女性与男性相比，幸福程度大幅增加，冲突数量、婚姻问题和离婚倾向极大地减少。然而，明显地，男性的变化方向也一样；在平等的伴侣关系中男性也更加幸福（一点），不太容易离婚。权力分享时双方都是赢家，没有人输，可能有一点例外：男性比过去要做更多的家务，他们不是很喜欢这一点，当然他们的女性伴侣对这一变化感到欣喜（Amato et al.，2007）。归根结底，当伴侣双方同样重要时，亲密关系整体看来更为稳定和幸福（Helms et al.，2010）。

权力的两面性

我们的讨论到目前为止或许给你留下一种印象：权力对亲密关系有损害作用。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印象，就需要赶快改变了。权力的不平衡会引起很多问题，但权力本身一点也没有其内在的讨厌之处。的确，如果人们在承诺的爱情关系中采用共有取向， [3] 他们一般会为了伴侣及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使用权力，而不是为了自私的目的（Gardner & Seeley，2001）。当人们彼此关照，并想维持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时，他们就会变得仁慈；他们关心伴侣的幸福，并利用他们的影响来提升伴侣以及自己的幸福（Chen et al.，2001）。此外，具有相互依赖的自我构念 [4] 的人强调与他人的相互依赖，当他们与权力较少一方解决争议时通常显得慷慨大度（Howard et al.，2007）。

人们一般认为“权力导致腐败”，意思是当个体能够左右他人，使其按自己的想法行为时，就不可避免地会变得贪婪和自私。但是在相互依赖的亲密伴侣关系中，伴侣双方都期待对方能提供理想的结果，权力并不必然就具有侵蚀性、对人有害。相反，忠诚、幸福的爱人常常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来使他们的伴侣获益，从而提升而非损害他们相互之间的亲密关系。

然而，权力也存在其阴暗的一面。有些人（大部分是男性）努力想成为他们亲密关系中的胜利者，他们往往是控制欲强、刚愎自用的人，其伴侣通常不幸福。权力对于他们很重要，如果他们不能通过更为合理的影响力来得偿所愿，他们就可能痛苦地但有时却很有效地利用暴力来施加控制（Vescio et al.，2010）。下面我们就转而探讨亲密关系最残酷无情的一面：亲密关系中可能发生的暴力。

亲密关系中的暴力

当我们故意伤害他人身体时，我们就在使用暴力（violence）（Finkel & Eckhardt，2012）。造成的伤害可能十分微小，也可能相当严重（Regan et al.，2006），这一点正是最主要的暴力研究工具即《冲突方式量表》（Conflict Tactics Scale，CTS） [5] 所要考察的内容（Straus et al.，1996）。利用CTS，人们来描述自己针对爱情伴侣所使用的心理和身体攻击，对诸如下列的项目“我侮辱或咒骂过伴侣”，“我对伴侣使用过刀枪”和“我打过伴侣耳光”做出反应。暴力行为范围很广，从危害较少的行为如推推搡搡到残暴的伤害行为如拳打脚踢、纵火泄愤（见图12.4）。悲观的是，各种亲密关系中的暴力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更普遍。

图12.4　《冲突方式量表》（CTS）上身体暴力的比较性评定

资料来源：Regan，et al.，2006.

暴力的普遍性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联手美国国家司法研究所对16 000位男性和女性进行了详细的电话访谈，调查了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Tjaden& Thoennes，2000）。该调查发现暴力之于美国人就像苹果派一样普遍。大多数女性（52%）和甚至更多的男性（66%）报告在他们的生命中曾受到身体攻击，22%的女性和7%的男性曾经遭到自己的亲密伴侣暴力攻击。亲密伴侣中男性越多，暴力发生的可能性越大；同性恋的女性遭受的暴力大约只有异性恋女性遭受的一半；但同性恋男性经历的暴力要两倍于异性恋的男性。最普遍的暴力形式是打耳光或者击打身体，但极少的场合下会使用刀枪。

在美国进行的其他大型调查得出了类似的结果，表明每4对伴侣就有1对会发生某种形式的暴力（Whitaker et al.，2007）。涉及心理攻击（比如对伴侣的尖叫、讥讽和威胁）的研究发现，这类行为在大多数亲密关系中都曾经发生过（Fergusson et al.，2005）。不过，这类攻击行为虽然也可恶，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像身体暴力那样令人忧虑（Capezza & Arriaga，2008），所以，这里我要集中研究暴力攻击。对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IPV）的关注有充分正当的理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11）估算IPV当年所花费的医疗保健、心理服务和误工费用高达90亿美元。

伴侣暴力的种类

描述亲密关系中发生的具体暴力行为和解释它发生的原因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迈克尔·约翰逊（Johnson，2008）认为在爱情伴侣中存在三种重要而迥异的暴力，它们有着不同的来源。最常见的暴力是情境性伴侣暴力（situational couple violence，SCV），它一般是从失去控制的剧烈冲突中突然爆发。当伴侣双方都变得愤怒，都陷于特定争执时，就会发生SCV，所以它只是偶尔发作，通常比较温和，不太可能升级为严重威胁生命的身体攻击。通常它还是交互的，伴侣双方都愤怒地、冲动地突然失去控制。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暴力是亲密恐吓（intimate terrorism，IT），即伴侣一方把暴力作为控制和压迫另一方的工具。发生在亲密恐吓中的身体强制和胁迫或许仅仅是威胁、孤立和经济依附等一般暴力模式的手段之一（见图12.5和专栏12.2），一旦在亲密关系之中出现亲密恐吓，它比情境性伴侣暴力发生得更频繁。的确，与SCV相比，亲密恐吓更可能是单方的，久而久之容易升级，对伴侣造成更严重的伤害。这种IPV的受害方也更可能到其他地方寻求庇护（Johnson，2008）。

图12.5　亲密恐吓的多面性

亲密恐吓者用来影响伴侣的手段多种多样，在图中描绘成车轮中的辐条，而暴力是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轮圈。女性也可能成为亲密恐吓者，但这里的受害者描绘成女性，因为九分之八的亲密恐吓者都为男性。

资料来源：Pence & Paymar，1983.

第三种伴侣暴力形式是暴力抵抗（violent resistance），指伴侣有力地对亲密恐吓进行反击。暴力抵抗在一些亲密恐吓的情形下会发生，但并非所有的亲密恐吓都会产生暴力抵抗，所以它是三种暴力中最不普遍的。IPV发生时，最常见的是情境性伴侣暴力，偶尔发生亲密恐吓，只有少数才是暴力抵抗（Johnson，2008）。

这三种暴力的区别很重要（Langhinrichsen-Rohling，2010）。举例来说，男女两性都同样有可能发生冲动的情境性伴侣暴力，但亲密恐吓则几乎全部都是由男性发起的。女性也会进行亲密恐吓，但比男性少得多（Johnson，2008）。（正因为这种不对称，暴力抵抗更多见于女性而非男性。）这是否意味着男性比女性对他们的亲密伴侣更加暴力？这实际上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亲密关系暴力中的性别差异

刻板印象提示我们，女性的亲密暴力要少于男性，但事实却是反方向的；女性对她们的伴侣实施身体暴力的可能性实际上要稍多于男性（Archer，2000）。这看起来像明确的结论（如果令人感到奇怪），但却引起了人际关系学家大量的争议和质疑（如Langhinrichsen-Rohling，2010）。举例来说，大多数伴侣暴力的研究并没有确定个体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冒犯性的还是防卫性的；如果某位男性发起了身体攻击，而其女性伴侣反击，则双方都可能在实施某些暴力，但暴力发生的情境不同（Allen et al.，2009）。

两性暴力行为的严重程度一般也存在差异。女性更可能丢东西、脚踢、嘴咬或拳打她们的伴侣，而男性则更可能掐脖子和毒打他们的伴侣（Tanha et al.，2010）。所以，毫无疑问男性更可能造成某些伤害；发生伴侣暴力时，大部分伤害（62%）的受害者是女性（Archer，2000）。男性也比女性更加可能强暴或谋杀他们的伴侣（Tjaden & Thoennes，2000）。在伴侣暴力的研究中常常不会评价这些残暴的行为，但如果把它们计算在内，男性显然比女性更加具有攻击性（Buss & Duntley，2006）。

取样也是个问题。对年轻人的研究一般发现女性比男性有着更多的暴力——因为年轻人的暴力行为毕竟更多（Straus，2008）——但关注苦恼夫妻（比如那些处在婚姻治疗中或者对簿公堂的人）的研究，通常发现丈夫比妻子更加暴力（Johnson，2008）。女性更可能进行间接的攻击——比如通过散布谣言和小道消息试图破坏对方的声誉（Hess & Hagen，2006）——但这并不是暴力。归纳一下，女性看来和男性一样具有暴力倾向，但她们不太可能造成身体受伤，也不太可能利用暴力作为持续影响和支配他人的工具。两性在SCV情境下的行为表现很类似，但绝大部分的亲密恐吓者（89%）是男性（Johnson，2008）。而当女性成为亲密恐吓的受害者，她们一般会面对持续的暴力，这通常给她们造成伤害。为什么男性有时会诉诸暴力以控制他们的女性伴侣？

暴力的相关因素

仔细思考亲密伴侣暴力就会发现情境性伴侣暴力和亲密恐吓的区别（Johnson，2008）。亲密关系中大部分暴力行为来自于自我控制的冲动失控（即SCV），但有些暴力则是无情地征服自己伴侣计划的一部分（即IT）。更重要的是，SCV和IT的起源貌似并不同。

情境性伴侣暴力

亲密伴侣暴力的两种类型都很复杂，来源于各种交叉重叠的影响因素。伊莱·芬克尔（Eli Finkel）和克里斯托弗·埃克哈特（Christopher Eckhardt）构建了情境性伴侣暴力的实用模型（Finkel & Eckhardt，2012）即I立方模型（I3 model），把SCV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类：引起伴侣一方或双方挫败或紧张不安的激发因素（instigating triggers）、使伴侣更有可能体验到暴力冲动的促动因素（impelling influences）和鼓励伴侣戒除冲动行为的抑制因素（inhibiting influences）。当我们感到愤怒时，大多数人都体验到暴力冲动，却不会根据冲动来行动（Finkel et al.，2009），I立方模型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戒除暴力，要么是刺激我们发狂的促动因素太微弱，要么是因为劝阻我们采取暴力行为的抑制因素太强大。

这些影响因素具体有哪些种类？芬克尔认为，促动因素和抑制因素都是具有背景性、倾向性、关系性或情境性的特点（Finkel，2008）。背景性因素包括关系所处的环境因素比如文化规范、经济状况和家庭经验。倾向性因素包括倾向特质、持久的信念。关系性因素指伴侣关系当前的状态。情境性因素包括当前即时的环境。这些因素及其示例均列举在图12.6之中。图形乍看之下显得令人生畏，但不要担心，我们且来探究一番。

激发因素。情境性伴侣暴力的路径始于引起伴侣一方或双方争吵或愤怒的激发因素。伴侣交往中任何引起沮丧或恼怒的因素都会启动这一模型：令人嫉妒的事件、过去或刚发现的背叛、真实或臆想的拒绝（Giordano et al.，2010），或者任何加剧冲突的恼人事件 [6] 都够了。但特别强烈的激发源是伴侣的言语或身体虐待：如果伴侣先诅咒或打人，我们尤其可能变得敌对（Stith et al.，2004）。

图12.6　SCV发生的I立方模型

如果对模型中提出的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话，情境性伴侣暴力就可能发生。如果任何一个回答是“否定”的话，暴力就不可能发生。每个问题上的因素示例并非全部列举。暴力的根源很多，选择模型中的例子只是因为它们跟关系科学更有关联、更加典型。

资料来源：Finkel，2008.

促动因素。有人火冒三丈时，促动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某些使人倾向暴力的因素源于个体生命早期的事件。比如，幼时目睹父母之间的暴力（Milletich et al.，2010），长期接触太多攻击性的媒介（如暴力电影和视频游戏）（Coyne et al.，2010），这样的人更可能实施IPV。另一些促动因素是持久的个人特征。脾气暴躁、容易发怒（Dutton，2010）或者神经质得分高的人（Hellmuth & McNulty，2008）也都容易发生亲密暴力。具有性别刻板印象的传统男性（Stith et al.，2004）和不时默认暴力为正常做事方式的人（Robertson & Murachver，2009）一样容易发生亲密暴力。（故而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也看到一丝光明：某些预先决定人们暴力倾向的个人特征都是相对容易改变的态度[Neighbors et al.，2010]。）然而，促动因素亦可来源于伴侣之间的互动模式；比如，沟通技能低下的伴侣（Simpson, Doss et al.，2007）或依恋类型不匹配的伴侣（Doumas et al.，2008）也更可能发生IPV。 [7] （最麻烦的错误匹配是回避亲密高的男性和忧虑被弃的女性；他们可能彼此要折腾到筋疲力尽为止，因为这样配对的伴侣更具暴力倾向。）最后环境也重要：工作或学习上的压力（Gormley & Lopez，2010）或者闷热、嘈杂、不舒服的环境（Larrick et al.，2011）也会让人变得易怒。

抑制因素。可以推测，上述所有因素都会激起个体的暴力冲动，但抑制因素可以抵消攻击的强烈欲望。再次看到，这些因素种类繁多。在倡导男女平等的文化里暴力不太可能发生（Archer，2006），尽责的人在愤怒时与其他人相比不太可能发动攻击（Jensen-Campbell et al.，2007），所以文化和个体差异都牵涉其中。特别重要的个人特征是性格层面的自控能力。大体能控制自己冲动的人在受到挑衅时较少有暴力表现；在一项研究中，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自控能力低的少年对恋爱对象暴力行为是自控能力高的少年的7.5倍（Finkel et al.，2009）。 [8] 此外，具有高超问题解决技能的伴侣（Hellmuth & McNulty，2008）和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满意的伴侣（Fournier et al.，2011）不太可能进行暴力侵犯，清醒的人也更容易安静下来；不要怀疑，饮酒会助长IPV（Graham et al.，2011）。我们还要注意亲密关系的承诺在SCV中的作用：对伴侣的承诺使得暴力更不可能发生（Slotter et al.，2011），所以配偶比同居的伴侣更少发生暴力（Brownridge，2010）。另外，这里提到的各种因素在婚姻和恋爱中似乎应该起着类似的作用（如Gover et al.，2008）。

因此，I立方模型主张，激发因素与促动因素一起引起攻击的强烈欲望，但如果抑制因素强大，人们并不会表现出暴力行为。然而，如果抑制因素微弱，就会发生暴力，如果抑制因素非常微弱，相对较小的刺激就足以引发亲密暴力。更重要的是，情境性伴侣暴力发生的环境既受到短暂而多变因素的影响，又受到稳定而持久的倾向性和背景性因素的影响。即使伴侣双方都不特别有暴力倾向，如果非常生气也可能爆发SCV。

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IPV发生一次，会再次发生吗？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最聪明的回答是“会”。在全美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发现，曾在一段爱情关系中发生暴力行为的人，只有30%的人在5年后的第二段不同的爱情关系中再次发生暴力行为；大部分发生SCV的人（有时因为伴侣先攻击才还击），一旦更换伴侣就不会再持续发生暴力行为（Whitaker et al.，2010）。另一方面，亲密关系一旦爆发暴力，就往往会再次发生。一项对新婚夫妻的研究发现，男子如果在订婚时进行过身体攻击，在婚后30个月里有76%的人会再施加暴力，而且暴力行为还很严重（Lorber & O'Leary，2004）。亲密暴力偶尔是孤立的事件——但一旦发生，更多情况下会持续，至少会零星地再发。这就是更长期、甚至更危险的IPV——亲密恐吓尤其真实的一面。

亲密恐吓

I立方模型也有助于解释亲密恐吓（Finkel & Eckhardt，2012），但各种影响因素并不相同。亲密恐吓根源上的影响因素好像比激发SCV的因素更持久，恐吓自己伴侣的人大体分为两类（Holtsworth-Munroe & Meehan，2005）。有些人相当笨拙而可怜，因而他们采取暴力和伤害威胁只是防止伴侣离开自己的拙劣手段。另一些人则更加恶毒；他们反社会或相当自恋，暴力只是他们用来达成心愿的另一个工具而已（Fowler & Westen，2011）。

进行亲密恐吓的男性并非在一夜之间就变得残暴。他们往往目睹了父母之间的暴力冲突，或者自己遭到过性虐待（Afifi et al.，2009），成长于教导传统性别角色的家庭，对女性相当敌视和仇恨（Liebold & McConnell，2004）；他们比其他男性更可能视女性为对手，把女性当作满足和娱乐自己的工具。因此，甚至在亲密关系刚开始时，他们就比大多数男性更多地采取监视和暴力行为（Williams & Frieze，2005），他们一般具有攻击性，会虐待他们的伴侣和宠物（Simmons & Lehmann，2007）。男性是否可能成为施虐者通常在一开始就有很明显的信号。

这些乖戾的态度常常和无能感结合在一起，使得暴力似乎成为恐吓者为数不多的一个权力来源（Bosson et al.，2009）。他们常常感到智力上不如伴侣（Moore et al.，2008），具有低自尊（Cowan & Mills，2004），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贫困所致；低收入家庭暴力的发生比富裕家庭更加普遍（Cunradi et al.，2002）。当然，有些施虐的伴侣是有钱人，有着很强的自尊，他们只是太过卑劣；不过，平均而言，亲密恐吓者并不富有，他们控制的其他资源很少，所以转而求助于强迫权力。

亲密恐吓最可怕的一面是这种攻击性能传给后代，在暴力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可能有暴力倾向（Gover et al.，2008）。然而这种循环并非不可避免。的确，我这里描述了引起暴力的危险因素，但并不是说这些因素一出现暴力就必然发生。最暴力的美国父母的儿子比没有暴力倾向的父母的儿子多10倍的可能性殴打自己的妻子。然而即使在这一极端群体中，在过去的12个月里只有20%的人发生了严重的暴力行为；其他80%的人在亲密关系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严重的暴力行为（Johnson，2008）。因此，来自暴力家庭的儿童更可能表现出不端行为，但也有许多这样的儿童从来不会出现暴力问题。不过，他们爆发暴力的风险在增加，这令人担忧；在家庭暴力的循环中，施虐者的遗毒实际上在他们死后还在延续。

暴力的基本原理

总的来说，进行亲密恐吓的男性似乎赞成男性规则，凭此提升他对女性的权威，但许多男性对此却又感到能力不足；他们“常常感到自己不符合这些规则的要求，甚至为此感到恐惧。为了支撑起他们男性的自我概念，他们可能试图控制别人，尤其是那些身体上比他们弱小的人”（Wood，2004，p.558）。这类男性是否实际上认识到他们在虐待别人，或者他们是否认为使用暴力是男性对待女性的惯常手段？

茱莉亚·沃德（Julia Wood）访谈了22位因虐待女伴而被监禁的男性，从而洞察了他们的想法（Wood，2004）。所有男性都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对伴侣不敬的合乎情理的反应，都提到他们伴侣的挑衅才是他们虐待的起因。他们还感到男性理应比女性强势、优秀，所以他们有权利使用暴力来控制和处罚女性。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他们并非“真正”地虐待妻子，因为他们伤害妻子时并未感到快乐，也控制了自己虐待的程度，并未全力施虐。一个家伙只有一次刺伤了他的妻子，另一位则残暴地毒打了他的妻子却声称未尽其全力。可能正是由于这些诡辩的理由，只有约一半的男性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了遗憾和后悔。他们都明白自己的行为违法，但却未必相信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

面对如此待遇女性又是怎样想的呢？研究者（Lloyd & Emery，2000）回顾了大量亲密暴力的文献，发现女性在遭遇这些亲密攻击时通常会感到吃惊，往往会努力去理解它。她们受到爱情规范的影响，鼓励她们“原谅并忘掉”，她们还在文化规范下挣扎，认为她们的困境完全是咎由自取。所以她们“一直问自己为什么要和错误的男人出去约会，在知道他的火爆脾气后为什么要惹他生气，或者为什么她们总是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Lloyd & Emery，2000，p.508）。由于这些原因，女性感到被人背叛，但她们有时还会因伴侣的攻击而责备自己，并且由于羞耻、幼稚或者无知，她们常常对自己的苦难保持沉默。

总而言之，亲密恐吓对受害一方造成了恐惧和伤害。身体受伤已够糟糕的了，但受害者还会受到负面心理后果的伤害：自尊程度降低，对男性失去信任，甚至会患上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Mechanic et al.，2008）。亲密暴力还导致严重的社会代价；饱受打击的女性常常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当暴力迫使她们离家出走时有些人还会变得无家可归。从最基本的层面来看，亲密暴力使得伴侣关系更加恶化，一点也不称心如意。亲密关系的结束迟早会发生（Lawrence & Bradbury，2007）。

受害者不离开的原因

的确，亲密暴力使得许多人离开了他们的伴侣。一项研究（Campbell et al.，1994）跟踪了被虐待的妇女两年半，发现在研究结束的时候：

43%的人离开了原来的伴侣，要么一个人过（20%），要么建立新的没有虐待的亲密关系（23%）；

23%的人继续与她们的伴侣一起生活，但成功地结束了暴力至少已有1年以上；

33%的人仍然处在虐待的亲密关系之中，要么成为受害者（25%），要么既是受害者又是施虐者（8%）

于是，在这个研究样本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女性仍然停留在虐待的伴侣关系之中。要摆脱虐待的亲密关系常常需要毅力和决心，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做。但是为什么并非所有的受害者都会离开迫害她们的人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她们不离开是因为尽管存在虐待，她们并不认为离开对她们更有好处（Edwards et al.，2011）。 [9] 离开的决定很复杂。有些暴力伴侣也在部分时间里显得甜蜜而又可爱，间歇的暴力可能只是个体对亲密关系抱怨的偶尔宣泄而已（Marshall et al.，2000）。离开的代价看来也很高；个体在亲密关系的任何投入都将化为乌有，替代伴侣貌似也很黯淡（Rusbult & Martz，1995）。个体的经济状况在这方面显得尤为重要；如果失业，则离开家庭的经济支出可能太过庞大而无法承担。

如果她们对亲密关系的经济依赖和心理忠诚并不太高，但害怕发生更为严重的暴力，这也可能使亲密恐吓的受害者不敢离去。如果她们试图离开丈夫，一些具有攻击性和控制欲强的丈夫可能对他们的妻子报以极端的愤怒反应（Tanha et al.，2010）。这类报复和威胁提示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援助和保护那些试图逃离施虐伴侣强迫权力的人们。

最后，我们仍需承认很不幸的事实，有些人不离开暴力伴侣是因为她们不想离开。忧虑被弃高的女性容易被占有欲和控制欲强的男性所吸引。男性的侵犯式的嫉妒和监视使焦虑的伴侣感到安心，他仍然关心自己。荒谬的是，这种依恋类型的女性在过去遭遇的心理虐待越多，就越偏爱施虐的男性（Zayas & Shoda，2007）。并且，这样的男性也反过来也偏爱焦虑的女性，可能是因为她们能容忍他们的虐待。于是，在亲密关系中男性控制并支配着恭顺的伴侣，这适合于某些特殊的伴侣，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却无法容忍。然而，如果这类关系中的女性开始珍重自己，她们也可能认识到伴侣对待她们残酷、不公的行为无法接受（Chang-Schneider & Swann，2006）。权力是得偿所愿的重要手段，但暴力不应该牵涉其中。

请你思考

在鲍勃和凯丽结婚的头一年，就由鲍勃管理家庭账目，支付每个月的各种账单。凯丽还是大四学生，没有上班。但鲍勃在上班，赚的钱刚好够他们每月的支出，当然需要精打细算。他很为自己精明的财务管理而自豪。当凯丽毕业并得到一份丰厚的工作时，夫妻俩都很高兴，实际上凯丽赚的还要更多点。

然而，当凯丽宣布她要拥有自己的储蓄账户时，鲍勃很吃惊。她提议他们都把自己收入的一半存入一个共同账户，以支付家庭生活的各种账单，而把剩下的钱留下来归各自使用。凯丽不把各自的收入放到一起并由夫妻双方共同管理财政，这使鲍勃受到伤害。当他认识到如果各自保留一半的钱，若干年后妻子会拥有比自己多得多的金钱，这更让鲍勃恼火。但凯丽声称她希望用多余的钱做自己想做的事，看到适合的就消费或者投资，并认为分开账户实际上能避免分歧和冲突。

你认为鲍勃和凯丽的未来怎样？为什么？

[1] 　在第3章90页我们第一次见到适配价值。

[2] 这里我们又有机会来思考男女两性的差异，希望你能对照第1章的内容来理解性别差异的复杂性。在23~24页提到性生理差异不同于性认同差异。

[3] 　需要提醒你共有取向和交换取向的区别吗？请翻到第6章202页。

[4] 　见第7章237页。

[5] tactics有“策略、手法、手段、方式、战术行动”等含义，“Conflict Tactics Scale”港台有人译为《冲突对应行为量表》，大陆有人译为《冲突策略量表》。根据该量表的具体内容，此处"tactics"译为方式或手段更适合。——译者注

[6] 　参见第11章351~352页。

[7] I立方模型对背景性、倾向性、关系性和情境性因素的区分便于我们整理影响IPV的各种因素，但不要过于绝对化。这些类别会重叠，一定程度上把某个因素归入某一类别是主观的。比如，在暴力家庭成长的孩子更可能具有不安全的依恋类型，婚姻中不安全依恋的某种组合（比如忧虑的妻子配上回避的丈夫）也很棘手（Godbout et al.，2009）。因此，暴力家庭的背景性因素造成了倾向性特征（即依恋不安全），而这种依恋如果与伴侣的依恋类型结合在一起，使得伴侣关系充满烦恼，令人难以忍受，这就尤其成问题。所有4种因素都会涉及这一系列的事件，你完全没必要纠结于IPV的什么因素属于哪一类。相反，只要注意与亲密关系暴力有关的诸多不同经验和特质。IPV的源起很复杂，起因于多重因素。

[8] 请记住自控的价值，能记住吗？在第14章我还要说说自控。

[9] 这是在我们当前的亲密关系之外，其他因素影响我们对关系结果评价的极好示例，在第6章我们称之为替代的比较水平。建议你翻到180~183页仔细看看对这一观点的详尽论述。

第13章 亲密关系的解体与消亡

有时伴侣双方体验到的压力和紧张产生了不幸的后果。这或许是因为冲突持续的时间太长、太激烈。或许是因为伴侣关系的不平等，一方利用和剥削另一方。或许是因为他们的激情消退，被其他更有吸引力的人所扰乱。或者只是因为感到厌倦而不再有两情相悦的感觉，因而爱情的“魔力”消失，伴侣们感到失望。

关系失败的理由成千上万，任何伴侣关系的恶化都可能牵涉到独特的事件和过程。另一方面，个人和文化的因素对许多亲密关系的稳定有着一般和广泛的影响，人际关系学家若干年来都在研究和识别它们。本章我要考察婚姻满意度和亲密感减少及失败的相关因素和不利结果。我要详细介绍离婚，因为结束婚姻的决定通常要比恋人分手更谨慎和重要，造成的影响也更复杂。所以对离婚的研究也比非婚分手要多得多。尽管如此，任何亲密关系的解体——如同居伴侣、恋爱关系或者友谊——都很重大，所以我也将考察人们怎样适应这些伴侣关系的结束。先要提醒你，我们今天面对的文化背景与祖辈所熟识的已经非常不同了。

离婚率的变化

离婚的普遍性

你可能还记得，当前的离婚率比起你祖辈结婚时要高得多。当今美国，每年离婚的数量是结婚的一半（Tejada-Vera & Sutton，2010），所以新婚最终以分居或离婚告终的可能性仍在50%左右。这一点值得注意，因为它意味着人们结婚时尽管带着各种善良的意图和温暖的感情，但他们白头偕老的机会就如同投掷硬币得到“正面”的概率。

的确，美国典型的婚姻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般长久。只有约三分之二（64%）的已婚夫妻婚龄达到10年，婚龄达到25周年的还不到一半，所以美国婚姻的平均时长仅仅超过18年（Goodwin et al.，2010）。这一数字包括了所有的婚姻，如配偶一方死亡的婚姻，但婚姻在头20年结束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是离婚。许多人离婚时还不到30岁；男性（首次）离婚的年龄中位数是31.8岁，而女性为29.4岁（Cohn，2010）。

值得注意的是，高离婚率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两个结果。第一，只有约一半（52%）的美国成人当前处在婚姻状态（Mather & Lavery，2010）。这是前所未有的低谷。第二，25%的美国儿童（18岁以下）现在生活在单亲家庭，大部分由妈妈抚养（Wilcox & Marquardt，2010），这一比率比1960年高出3倍。

不管怎样看，现在美国离婚的现象非常普遍。近50年来，离婚率在其他国家也在增加，但美国在这方面可能独占鳌头。美国的离婚率比所有欧洲国家、加拿大和日本都要高（U.S. Census Bureau，2011）。与其他伴侣关系相比，婚姻更不太可能结束（见专栏13.1），但也不太可能如过去那般长久。

离婚率增加的原因

美国20世纪下半叶离婚率的剧增并没有明确的原因。但存在多种可能性，它们都可能是（或不是）起作用的因素。

可能性之一是与过去相比我们对婚姻持有不同、更高要求的期望。我们的曾祖辈一般认为，如果你想和爱侣一起生活，生养小孩，付得起日常账单，活得更好，你就必须结婚。然而，如今同居非常普遍，有着更多的单身父母，大多数女性进入职场。因此，婚姻不再像过去一样是实际生活的必需品了（Coleman et al.，2007）。相反，在某些观察家看来，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可能把婚姻看成是追求个人自我实现的途径。婚姻理应是玩乐，而不是任务；理应让人兴奋，而不是常规；理应充满激情，而不是温情（Amato，2009）。因而，我们对婚姻的期望可能太高了。如果用不现实的期望来衡量婚姻，幸福、温暖、有价值的伴侣关系看起来也不会令人满意。

比如，还在40多年前，斯莱特（Slater，1968，p.99）就提出警告：

社会文化强求婚姻成为个体生命中最亲密、最深厚、最重要和最长久的关系，自然就要求夫妻们做情人、朋友和相互之间的心理治疗师。然而矛盾的是，婚姻却可能日益缺乏必需的情感需求，以致解体。

我们因为爱恋和激情而结婚，并认为它们不会改变，我们还期望自己的配偶能成为精神伴侣，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但这些要求太高，可能是无法达到的高标准，的确，最近的文化和历史表明“只要爱情匹配和一生亲密的理想占据人们的头脑，人们就会开始要求离婚的权利”（Coontz，2005，p.8）。

人们只是期望从婚姻中得到更多。现在美国夫妻认为他们的婚姻“非常幸福”的人数比例要低于25年前（Wilcox & Marquardt，2010），他们报告的冲突和问题的数量也更多（Amato et al.，2007）。整体来看，人们普遍认为美国人婚姻的平均质量自1970年以来都在下降。

但文化的变化也很广泛，各种社会因素可能不仅影响我们婚姻开始时的期望，而且还会影响到我们结婚后面对的情境。比如，现在美国大部分女性在家庭之外都有固定的工作，她们进入劳动力的行列对婚姻有很多影响。首先，配偶们都报告工作和家庭的冲突比过去更多，妻子每周工作的时间越长，她的婚姻质量就往往越低（Amato et al.，2007）。当配偶双方都有工作时，修车、照看小孩、计划和烹制膳食（只是举一些例子）都显得困难重重，配偶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往往也减少。配偶双方无疑也会受职场问题的影响，所以工作满意度的降低与婚姻不和的增加有关（Amato et al.，2007）。加入劳动力大军也使配偶有更多机会接触有兴趣的、合意的替代伴侣，当女性的职业环境有许多男性时，离婚也更多（McKinnish，2007）。

而且，女性比过去赚取的金钱更多。在全世界，当女性能在经济上独立于男性时，离婚率就更高（Barber，2003）。能自立的人在婚姻恶化时能更自由地选择离婚，美国女性的收入和她离婚的可能性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女性赚的金钱越多，在将来就越有可能离婚（Rogers，2004）。但不要认为没有钱，婚姻就会更稳定；贫穷甚至对婚姻质量有更坏的影响。一般而言，拮据的夫妻有经济压力，不如宽裕的夫妻对婚姻满意；具体而言，收入非常低的夫妻（每年25 000美元以下）与较高收入（每年超过50 000美元）的夫妻相比，前者离婚的可能性是后者的两倍（Wilcox & Marquardt，2010）。拥有金钱容易使人离婚，但贫穷也会引起紧张，损害婚姻。

总的来说，女性越来越多地加入劳动力大军，貌似增加了家庭冲突，使女性更可能得到吸引人的新爱侣，并且减少了妻子对丈夫的经济依赖。可能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婚姻发展的趋势很明显：随着20世纪美国女性在家庭之外受雇佣比例的增加，离婚率也上升了（Fitch & Ruggles，2000）。 [1]

性别角色（人们所期望的男性和女性该有的行为）也在发生变化。女性逐渐地变得更加具有工具性，更加果断和自立（Twenge，2009），许多夫妻正在更公平地分担家庭责任（Amato et al.，2007）。在过去25年里，不太传统的性别角色和家庭决策公平性的增加都与夫妻双方更高的婚姻质量有关。然而，家务劳动的重新分配对男女双方有不同的影响；丈夫不太快乐，因为他们要做更多的家庭杂务，但他们的妻子却更为满足（见图13.1）。

图13.1　婚姻幸福感和家务

图形显示的是随着丈夫做更多的家庭杂务，妻子和丈夫平均体验到的婚姻幸福水平。随着丈夫做更多的家务，丈夫变得更不满意但他们的妻子却变得更满足。还有两个有趣的事实：当丈夫做了大部分家务或者根本就不做，总有人真的不幸福。伴侣双方唯一一次都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幸福感是在家务平均分配的时候。这对你有什么启发？

资料来源：Amato et al.，2007.

由于某些原因，西方文化变得越来越具有个人主义色彩，人们与身边之人的联系较过去更少（Amato，2009）。的确，大多数人与社区的联系和祖辈相比更少了（Putnam，2000）。我们不太可能继续住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不太可能认识我们的邻居；我们参加的俱乐部和社会组织也更少，在家里也不经常宴请聚会，但搬迁却更加频繁。因此，与祖辈相比，我们从朋友和熟人那里得到的社会支持和友谊可能更少（Oishi，2010），却更加依赖我们的配偶（Magdol & Bessel，2003），这对离婚率可能有两种不同的影响。首先，我已经注意到，人们对配偶的索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我们期望伴侣能满足我们更加广泛多样的人际需要，这样配偶就更加容易让我们失望。此外，与社区联系较少的人更少受到社区规范的影响，而社区规范是阻遏离婚的重要因素。事实已经证明，经常移居的人比那些待在一个地方并扎根的人更容易离婚（Magdol & Bessel，2003）。

我们对离婚的知觉也不如过去那样带有负面色彩。在许多社会圈子里，离婚过去常常被视为可耻的失败，离婚本身就往往意味着麻烦、可怕和尴尬，必须找出有罪的一方。而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现的无过错离婚法使得离婚更容易实现：这在司法实践上尚属首次，一旦夫妻在财产分配和子女监护权上达成一致意见，只需书面证明他们面临着“不能相容的分歧（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他们的婚姻就可解除。无过错离婚法使得离婚程序更为社会接受（Rodgers et al.，1999）。平均而言，比起父辈来，我们认为离婚是应对糟糕婚姻更合理、更理想的办法，久而久之，对离婚更为支持的态度似乎会降低我们婚姻的质量（Amato & Rogers，1999）。当离婚好像是消灭婚姻危机更方便的选择，我们就不太可能努力抢救举步维艰的亲密关系。

如今大多数伴侣在他们结婚前还同居，我们在第1章已经看到，同居的人后来离婚的风险增加了。尽管流行的观念认为同居是有价值的尝试，可以让人们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但同居是与离婚率正相关的（Rhoades et al.，2009b）。令人欣慰的是，如果恋人在订婚之后才开始住在一起，并且同居的时间较短暂，他们并不比那些婚前没有同居的夫妻更多地离婚（Jose et al.，2010）。已订婚的未婚夫妻短暂同居，看来并不会给之后的婚姻带来很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在订婚前同居的人（或者曾与多个伴侣同居过的人）结婚后更可能离婚（Jose et al.，2010），这可能是因为同居改变了他们对婚姻的信念和期望。随意的同居看来会导致：（1）对婚姻制度的不尊重；（2）对婚姻结果的不利期望；（3）更强烈的离婚意愿（Rhoades et al.，2009b），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更可能离婚。

最后，因为更多的父母离婚，也就有更多的儿童见证了家庭冲突，成长于破碎的家庭。大众的观点可能认为遭受家庭破裂的年轻人或许特别有决心去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但现实却是，离婚在一代代相传：经历父母离婚的儿童在他们长大后更可能离婚（Bartell，2006）。很多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举例来说，离异家庭的儿童对婚姻持有不太积极的看法，当他们开始恋爱时，对伴侣更缺乏信任；因此，与家庭完好的同龄人相比，他们不太确信婚姻的长久性（Cui & Fincham，2010）。进一步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儿童从父母的教训中学会了处理亲密关系的方法，那些童年记忆中家庭充满矛盾和冲突的人，其婚姻一般也困难重重，痛苦不堪（Riggio & Weiser，2008）。因此，随着离婚变得更为普遍，今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儿童受到离婚的伤害。

那么，为什么离婚率会上升？与我们祖辈的年代相比，可能的原因有：

● 我们渴望从婚姻中得到更多，对婚姻持有更高的期望标准；

● 上班的女性在经济上更为自由，有更多的机会接近有吸引力的替代伴侣，在工作和家庭之间面临的冲突日益严峻；

● 兴起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流动性使我们与阻遏离婚的社区规范联系更少，也更少受到它的影响；

● 新制定的法律使得离婚更为大众接受，离婚的程序也更简单；

● 随意的同居削弱了婚姻的承诺；

● 离婚家庭的孩子在他们长大后更可能离婚。

所有这些可能的影响因素只是与美国日益增长的离婚率相关，所以它们全部都可能是症状，而非造成离婚的社会动因。不过，可能的影响因素如此之多，这也很好地从另一方面说明了文化因素对亲密关系的重大影响。可以认为，文化氛围对持久婚姻的支持不如40或50年前有效。但即使发生如此巨变，当今结婚的美国夫妻至少有一半不会以离婚告终。（并非所有的未离婚的夫妻就幸福，但至少他们没有以离婚结束。）哪些个人和关系特征能预测个体最终的分手呢？我们接下来探讨。

离婚的征兆

不论文化背景如何，总有些婚姻很成功，有些婚姻则以失败告终。正如你所预期的，这些婚姻成功者和失败者之间的差别长久以来都是人际关系科学研究的兴趣所在。有人提出各种模型来详细解释离婚的某些根源，而值得注意的纵向研究现在跟踪某些婚姻已经超过25年了。在本节我们就来考察能识别某些离婚征兆的理论和研究结果。

障碍模型

乔治·莱文杰（George Levinger）是相互依赖理论的倡导者，他在其离婚的障碍模型中利用我在第6章描述过的一些概念来识别影响关系破裂的三种因素（Levinger，1976）。第一种因素是吸引力。莱文杰认为，亲密关系提供的奖赏（比如令人愉快的相伴、性满足、安全感和社会地位）能提升吸引力，而亲密关系付出的代价（如惹人生气的矛盾与投入亲密关系的时间和精力）则会减弱吸引力。第二种影响关系破裂的重要因素是个体拥有的替代选择。最明显的就是可获得的其他伴侣，但任何能替代现有关系的事物，比如独处或事业上的成功，都可能吸引个体离开现有的伴侣关系。最后，在亲密关系的周围存在着许多障碍，使得个体很难逃脱亲密关系；包括维持婚姻的法律和社会压力、宗教和道德约束、打赢离婚案子和抚养两家子女的经济负担。

莱文杰模型的重大贡献在于强调了这一事实：本想分手的不幸伴侣却因为离开的代价太大而往往仍然在一起。他还雄辩地提出离婚的许多障碍都是心理上的而非物质上的；苦恼的夫妻因为没有足够的金钱离婚，或许肯定还得维持婚姻，但他们还会因为离婚使他们（或者使其他人，尤其是子女）感到内疚和尴尬，所以可能仍旧在一起，即使他们有充分的经济资源离婚（Poortman & Seltzer，2007）。

的确，根据夫妻们的报告，存在很多阻遏他们离婚的重大代价（Previti & Amato，2003）。一项对结婚12年的夫妻调查表明，担心孩子受苦、失去孩子的威胁、宗教规范、对配偶的依赖、对经济困境的恐惧都是认知到的离婚重要障碍（Knoester & Booth，2000）。然而，在整个12年研究期间，一旦考虑其他危险因素诸如教育程度低和父母亲离异等，那些认知到的障碍只有两种（即对伴侣的依赖和宗教信念）实际上能区分夫妻是否会离婚。并且如果人们对婚姻真的不满足，甚至这两种障碍看起来也无关紧要：一旦他们想要走出婚姻，没有什么障碍能阻止他们（Knoester & Booth，2000）。

因此，人们通常能意识到想要离婚就必须克服的各种障碍，但一旦婚姻处在危机之中，这些障碍看来并不重要。莱文杰的模型有助于提醒我们离婚的障碍物会萦绕在我们的心头，但该模型可能没有完全认识到，一旦婚姻变得痛苦，这些障碍物是多么无效。

脆弱—应激—适应模型

本杰明·卡尼（Benjamin Karney）和托马斯·布拉德伯里（Thomas Bradbury）提出了不稳定婚姻的一般模型，强调了另三个导致离婚的因素（Karney & Bradbury，1995）。他们认为，某些人步入婚姻时就带有持续的脆弱（enduring vulnerability），这种脆弱增加了离婚的风险。这类脆弱（易受伤害性）可能包括个体成长家庭里的不幸经历、受教育程度低、适应不良的人格特质、拙劣的社交技能或者对婚姻起反作用的态度。这些特征并不会使离婚必然发生，但它们会严重影响伴侣所遭遇的环境，还会影响到人们应对紧张的适应过程。如果伴侣足够幸运，遭逢的困难较少且较轻，即使那些应对和沟通技能拙劣的人也可能幸福地白头偕老。

然而，几乎每一桩婚姻都必然会面临偶尔的压力事件，这需要伴侣彼此提供支持并适应新的环境。有些应激源（比如一段时期的失业或重病在身）只会发生在某些特定的婚姻上，但另一些应激源（比如怀孕、分娩和养育）则普遍存在。不断重复出现的小打击结合起来也会出人意料地令人紧张（Randall & Bodenmann，2009）。当出现压力事件时，伴侣必须应对和适应，但根据伴侣们的脆弱性，有些人比另一些人处理得更好。不能成功地应对压力事件会使得压力更严重，如果应对不力引起婚姻质量的下降，伴侣的应对能力或许会进一步受损（Neff & Karney, 2004）。最终，长年累月的不满就可能会引起婚姻不稳定和离婚。

请看图13.2，从顶端开始跟踪箭头路径。我们过去的经验和先天的特质使我们具备了亲密伴侣的优点和缺点，某些缺点也就是能破坏我们有效应对压力和变化的“脆弱性”（Stroud et al.，2010）。某些脆弱还使得我们的生活更加紧张——但不管我们是谁，压力总会发生。除了家里发生的间歇性冲突外，我们单独在职场和学校遭遇的任何挫折与困难都会导致压力溢出（stress spillover），把郁闷的情绪带回家，怒气冲冲地与无辜的伴侣互动（Repetti et al.，2009）。我们的应对技能和其他“适应过程”决定了压力增加还是被控减少。最终，每位伴侣成功适应的能力影响了他们婚姻的质量，同时婚姻质量反过来又影响伴侣的适应能力。

在脆弱—应激—适应模型中存在着反馈回路和交叉因素，而压力只要没有打垮我们，就会让我们变得更坚强。女性如果具有良好的沟通技能，在生命中遇到过适当的压力，就会更有韧性，成为妈妈（这种变化总是充满压力）也能更好地调适，而具有同样技能的女性如果没有应对过压力则可能适应不良（Broady & Neff，2010）。成功地应对困难能提高我们适应新挑战的能力。但归根结底，我们婚姻的质量取决于我们是谁（脆弱）、我们遭逢的环境（应激）和我们应对环境的方式（适应）三者的相互作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重要的因素还会彼此影响。离婚的根源可能要追溯到始于童年的不安全型依恋或者在充满冲突的家庭中习得的经验教训，但如果上天让我们的婚姻一帆风顺，或者我们与伴侣一起努力克服婚姻中的危机（或者可能只是选修了大学亲密关系的精品课程），离婚未必会发生。

图13.2　婚姻的脆弱—应激—适应模型

该模型假设伴侣步入婚姻时就带着自身的脆弱，这些脆弱与他们遭遇的压力和应对技能相互作用，从而决定了他们婚姻的幸福。

资料来源： Karney & Bradbury，1995.

亲密关系适应过程（PAIR）项目结果

数十年来，泰德·胡斯顿（Ted Huston）和他的同事追踪了168对在1981年结婚的夫妻（Caughlin & Huston，2006；Huston，2009）。该研究项目集中关注配偶们一起适应婚姻生活（或者适应不良）的方式，因此被称为亲密关系适应过程（Processes of Adaptation in Intimate Relationships，PAIR）的研究项目。这类纵向研究有着巨大的价值，但他们的结果有点沉重。的确，在PAIR项目中，仅仅13年之后，35%的夫妻就离了婚，另外20%的夫妻不幸福；只有45%的夫妻的婚姻可以说是幸福的，但即便是他们也并不如刚结婚时那般满足和恩爱。我应该提醒你，这些都是典型的研究结果。请翻到第6章198页图6.7：婚姻满意度通常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

为什么会这样？胡斯顿及其同事考察了婚姻失败的三种不同解释。其中一种解释——使人想起卡尼和布拉德伯里（Karney & Bradbury，1995）提到的持续的脆弱——认为那些注定不满足的夫妻比起那些婚姻最终成功的夫妻，在婚姻一开始就爱意不足，彼此矛盾重重。这一解释即持续的动力（enduring dynamics）模型，认为伴侣把求爱期间就浮现出的问题、矛盾及持续的脆弱带入了他们的婚姻之中；的确，伴侣一般在结婚之前甚至就意识到这些挫折和缺点（Jayson，2009）。根据这个模型，走向离婚的婚姻在一开始就比其他婚姻更脆弱。

相形之下，第二种解释被称为突现的危难（emergent distress）模型，它提出最终毁灭伴侣的问题行为始于结婚之后。随着时间推移，有些夫妻陷入婚后日益增加的冲突和否定的覆辙之中，而这些在婚姻开始时并不存在。因此，与持续的动力模型不同，突现的危难模型提出，在婚姻开始时，在成功和失败的婚姻之间并不存在可辨别的差异；摧毁某些婚姻的危机一般都是在婚后才出现的。

最后，第三种解释是幻灭（disillusionment）模型。这种观点认为伴侣们在婚姻开始时，常常对他们的亲密关系有着美好、浪漫的看法，这是不切实际的乐观。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伴侣们不再彼此努力维持可爱、迷人的形象时，现实就逐渐侵蚀了这些怡人的幻想。当人们认识到他们的伴侣关系并不像起初看来的那般美好，任何婚姻中存在的浪漫都会消退，从而会感到失落，但对于某些夫妻而言，“婚姻证书上的戳印几乎还没干，对婚姻和伴侣的怀疑和幻灭就开始出现了”（ Kayser & Rao，2006，p.206）。

这三个模型的观点都很有意义，因为它们都说明了改善婚姻、减少离婚风险的不同方法。根据持续的动力模型，困难重重的求爱引起了糟糕的婚姻，婚前干预能防止彼此有着矛盾情感的夫妻结婚，从而能避免随后出现的离婚事件。相比之下，突现的危难模型主张夫妻应当防范婚姻缓慢滑坡，出现痛苦不悦和消极否定，鼓励夫妻保持愉快、大度、关注和友善的干预措施能把离婚拒之门外。最后，幻灭模型提出对自己的爱人和关系的冷静而精确的知觉，能预防随后的失望，不抱幻想一样能防止离婚。

所有这些都是合理的解释，但胡斯顿及其同事发现三种解释中只有两种很好地符合了他们跟踪研究的婚姻结果。（我们且稍停片刻，你认为哪两种模型是胜出者？）首先，与持续的动力模型相一致，研究者断定与那些几年之后仍幸福的夫妻相比，不幸的夫妻在他们的婚姻一开始时就缺少爱意和温情，彼此对对方有着更多的矛盾情感和负面态度。那些注定苦恼的夫妻在一开始就缺乏慷慨和温柔，更加不确定和多变。因此，人们在订婚时就有的任何怀疑或困难，即使在他们结婚之后仍不会消失。相反，任何犹豫或矛盾都会完全带入他们的婚姻关系之中，因此他们在婚后的岁月仍会感到不太满意。

所以，持续的动力模型能预测婚姻将来的幸福程度。然而，对夫妻实际上是否会离婚最好的预测因素是幻灭模型。某些夫妻在婚姻的头一年，婚姻满意度的下降要比其他夫妻更急剧和显著，他们是最容易离婚的夫妻。这些夫妻并不像突现的危难模型所预期的那样必定变得暴躁或仇恨；相反，他们只是经历了彼此浪漫情感最强烈的变化。他们的爱意比其他夫妻的浪漫情感消退得更快。

此外，胡斯顿及其同事发现幻灭的突出特征是，那些注定要离婚的夫妻在婚姻刚开始时比大多数人更加充满深情。那些婚姻短暂的夫妻——在6年（或更短时间）里离婚的人——与婚姻成功的夫妻相比，在婚姻开始时通常具有较少的爱意和更多的矛盾情感。（于是，你能明白当幻灭降临时他们为什么相当快地离婚。）然而，那些经历较长时期——在7年或更多年的婚姻之后——却最终离婚的夫妻在他们的婚姻刚开始时显得特别深情款款和浪漫温馨。平均来看，他们比其他夫妻更加恩爱，因此当蜜月期开始之后关爱行为通常下降，将来还会进一步减少（这可能让他们比大部分夫妻更吃惊）。他们结束婚姻时彼此的感情并不比其他夫妻少，但他们体验了浪漫行为最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最急剧的下降），这些变化能预测较长时期之后的离婚。

总的来说，就当前阶段的PAIR项目看来，有两个结论看来是正确的。首先，浪漫爱情变化的大小和速度能最好地预测夫妻是否会离婚，其次，夫妻们带入婚姻的问题决定了离婚的快慢。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如Arriaga, 2001；Kurdek，2002），所以我们有把握断言夫妻体验到的满意水平和满意的时间变化是影响关系结果的重要因素。更重要的是，注定要离婚的夫妻并不总是变得暴躁和仇恨，但他们通常的确会失去他们曾经体验到的快乐（Gottman & Levenson，2000）。 [2]

婚姻早期岁月（EYM）项目结果

另一项著名的纵向研究是由泰瑞·奥布琪（Terri Orbuch）和约瑟夫·威若夫（Joseph Veroff）主持的婚姻早期岁月（Early Years of Marriage，EYM）项目，该项目从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市附近抽取了自1986年结婚的174对白人夫妻和199对黑人夫妻（Birditt et al.，2006）。EYM的研究者特别关注夫妻面临的社会条件对婚姻结果的影响。某些社会学上的变量非常重要。在2002年，该项目进行16年之后，46%的夫妻已经离异，但夫妻们的种族因素也造成巨大的差异：只有三分之一略多（36%）的白人夫妻离异，但超过一半（55%）的黑人夫妻解除了他们的婚姻关系。

为什么黑人夫妻更容易离异？原因很多。平均来看，黑人夫妻在婚前就已同居了很长的时间，更可能已经生育了小孩。他们的收入也更低，更可能来自破碎的家庭，所有这些因素都与个体离婚的风险有正相关（Wilcox & Marquardt，2010）。总的看来，EYM项目表明，正如其他研究一样（Wickrama et al.，2010），夫妻们确立亲密关系的社会背景对他们的婚姻结果有重大的影响。不管伴侣们是多么尊重和珍视婚姻，贫穷可能把任何夫妻都置于离婚的风险之中（Bryant et al.，2010）。

婚姻问题的个体知觉

目前为止我们考察的各种模型和研究证据都表明，有三大类因素影响婚姻的结果（Levinger & Levinger，2003）。文化规范和其他变量确定了婚姻发生的基础，是最广泛的影响因素。无过错离婚法和影响经济机会的歧视都是文化背景支持或损害婚姻的示例。

更特异化的因素是我们的个人背景，即家人和朋友的社交圈以及我们居住的邻里环境。比如，我前面提到过，与许多有趣的男同事一起工作的女性比那些居家不上班的女性更容易离婚（McKinnish，2007）。最后，关系背景是第三个影响因素，指伴侣们通过对彼此的知觉和互动缔造的亲密环境。这些个别特征使得我们总是以好心情或者悲观的戒备心理对伴侣做出反应，它们是弥漫于伴侣关系的特定气氛的基础。

表13.1　“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资料来源：Amato & Previti，2003.

我之所以要介绍这三种不同层面的分析，是因为当人们对他们的婚姻问题进行解释时，往往只关注其中一种。另一项由艾伦·布思（Alan Booth）等人进行的著名纵向研究，即生命进程中的婚姻不稳定（Marital Instability Over the Life Course）项目，自1980年至2000年，每隔几年就对1 087名美国人组成的随机样本进行电话访谈。当问及离婚者离异的原因时，提及次数最多的原因全都涉及婚姻关系的某些特征，如表13.1所示。女性比男性更多抱怨不贞、物质滥用 [3] 或者虐待行为，而男性比女性则更可能抱怨沟通不良或者宣称他们根本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平均而言，前妻的怨言要多于前夫，但男女两性的解释都极少认可他们亲密关系发生的文化或个人背景可能带来的影响。

尽管如此，那些更广泛的背景可能也很重要。配偶的收入越高，就越少认为虐待是他们离异的原因，而更多地提及个性的冲突。受访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经常抱怨与前配偶感情不和。因而，伴侣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教育和收入）有助于预测他们遭遇的婚姻问题。伴侣结婚的年龄也有影响：结婚时越年轻的人越有可能报告心生隔阂，存在酗酒和吸毒的问题。

伴侣们对婚姻不满时，常常会抱怨伴侣关系中的个别特点（Randall & Bodenmann，2009）。但更广泛的影响因素也很重要，我们下节会谈到。影响伴侣离异的各种因素不仅包括使他们或喜或忧的日常交往；而且周围的环境和文化也会损害或改善他们的婚姻（Bryant et al.，2010）。

特定的离婚信号

我已提及很多变量会使人们面临离婚的风险，稍后我会用一张大表格总结。然而在此之前，我要提醒读者诸君：一般趋势的结论有时会掩盖某些重要的限制性条件。没有一个概况性的结论适用于任何婚姻，某些预测信号可能适用于某些团体或婚姻的某些阶段，但却不适合其他情况。具体研究中的某个特定变量的突出影响，可能反映了与之形成对比的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离婚的某些典型相关因素（如低收入）可能在年轻人的婚龄较短的婚姻中很有影响力，但在已经经历了岁月考验的婚龄较长的婚姻中却未必有太大的影响（Booth et al.，1986）。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在最初经历了某些应激源的考验还能维持下去的婚姻，今后就不太容易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当几种危险信号一起出现时，可能比各自单独出现有更强的作用；比如，贫穷而且缺乏教育就比单独面对其一糟糕得多（Rauer et al.，2008）。在检视表13.2的时候请牢记这些细微差别，表中总结了现代研究发现的影响婚姻稳定性的重要预测信号。令人欣慰的是，大部分因素的影响效应数十年来并未有太大的改变（Amato，2010）。大部分因素对男同和女同在亲密关系中体验到的满意度和稳定性也有类似的影响（Gottman et al.，2003）。

表13.2　预测离婚的信号：有关文献的综合

分手

我用了不少篇幅来描述哪些人可能离婚，现在是该考察分手是如何发生的了。当伴侣们想要解散他们的亲密关系，又会怎样进行呢？首先要注意的就是，人们不会轻率地结束他们曾经承诺的亲密关系。比如，大多数离婚都有长期不满导致的诸多积怨，但伴侣也有彼此喜欢对方的地方；所以通常会发生矛盾的情感。还请回忆我在第6章讨论过的相互依赖理论，人们一般不会仅仅因为不满意就放弃他们的伴侣关系。虽然大多数人在离婚之前，都会有很漫长的痛苦和烦恼阶段，但人们只有到了最后，认为没有伴侣他们会过得更好时才会提起离婚（也就是说，只有当他们的CLalt 预示着离婚比他们现在经历的婚姻有着更好的结果时）。离婚的决定源于对得失的复杂计算，涉及（有时不确定的）替代选择的考虑。

那么，分手的决定做出之时，有多种选择。我们来考察当人们想要结束失败的伴侣关系时会做些什么。

与婚前伴侣的分手

如果你要结束和伴侣的恋爱关系，你将如何行动呢？你会直截了当地向伴侣透露这一消息，或者只是无视伴侣的即时信息，改变你在脸谱网上的关系状态，并开始避开他/她？当莱斯利·巴克斯特（Leslie Baxter）分析大学生对自己分手的解释时，她发现关系解体的不同轨迹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都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想要分手的人是否曾经把分手的意图向被甩的伴侣言明（Baxter，1984）！有些情况下，分手的努力是直接的，或者明确地说出来；然而，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使用间接的策略，企图不说出分手就结束关系。

巴克斯特（Baxter，1984）认为第二个重要区别是个体分手的努力是指向他人（设法保护伴侣的情感）还是指向自己（更自私地损害伴侣的情感）。比如，有时人们在宣布结束关系的意图时，会给予伴侣反应的机会以保存颜面；指向他人的直接分手策略虽会宣泄个体的不满，但彼此之间会进行详尽的讨论和协商，而不是强求结束关系。相反，伴侣直接但更自私时，他们有时只是宣布关系已结束，躲避与前伴侣的任何进一步的接触。

更间接但却非常自私的策略是故意做出不端行为，严重增加伴侣的负担，致使伴侣决定结束亲密关系。当人们宣称他们只是想“做朋友”时，他们还是很为对方着想的，但如果他们真的想彻底结束亲密关系时，这样做也是一种间接方法，只不过歪曲了他们分手的愿望。

显然，人们想结束亲密关系时会采取各种行动，直接和间接、指向他人和指向自己策略的差别也仅仅是巴克斯特观察到的两种区别（Baxter，1984）。其他区别包括：

● 个体的不满逐渐或突然发作。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时候某些关键事件突然改变了个体对自己关系的感受；而人们对亲密关系的不满更多是逐渐积累起来的。

● 结束亲密关系的个人或共同愿望。三分之二的时候只有伴侣一方想要结束关系。

● 个体退出亲密关系时的迅速或拖延特征。多数情况下，人们在成功退出关系前都要伪装好几次。

● 是否有修复关系的企图。大多数时间，不会有正式的努力来修复关系。

所有这些加在一起，结束婚前关系仅有一种最普遍的方式，它涉及逐渐积累的不满，使得伴侣一方一而再地努力解散关系，并且根本不会言明分手的意图，也不会进行任何改善或修复伴侣关系的尝试。但即使是这一最常见的模式，巴克斯特（Baxter，1984）称之为不懈的间接性（persevering indirectness），其出现的次数也只有三分之一，所以很多其他特殊发展的轨迹也很普遍。

尽管如此，人们一般还是同意伴侣结束亲密关系过程的典型方式，而不是那些特殊的策略（Battaglia et al.，1998）。对年轻人的调查发现，亲密关系的结束通常包括表13.3所列的几个常见步骤。当伴侣一方对亲密关系感到厌倦并开始注意其他人时，结束关系的过程通常就已经开始了。该伴侣变得冷漠，感情投入更少，这往往在最初会引起修复关系并恢复关系原貌的努力。然而，当伴侣双方共处的时间更少，并且缺乏兴趣时，分手的念头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接着又继续讨论关系，双方同意再次努力解决问题，但他们又注意到其他替代选择，伴侣变得更加退避。他们开始注意其他人，但是接着产生了重归旧好的短暂愿望，随后被内心呼唤放弃的深思熟虑所取代。他们在心理上已做好准备，然后分手。

离婚的步骤

离婚一般比与婚前伴侣分手更加复杂，但表13.3所列的典型事件序列中所表现出的矛盾情感和关系波动，同样也是离婚的特征。婚姻不可能一夜之间就结束。尽管个体结束婚前亲密关系的努力会持续数周，而结束婚姻的过程却可能耗上数年。一项研究发现在持续时间长达12年婚姻之中，不满意的夫妻通常要消耗婚姻的最后5年来考虑分手（Stewart et al.，1997）！

表13.3　亲密关系结束的典型脚本

资料来源：Battaglia et al.，1998.

在这样一段时间里，可能会发生许多特殊事件，但史蒂夫·达克（Steve Duck）认为在大部分的关系解体期间会出现五个基本阶段（Rollie & Duck，2006）。在最初的个人阶段里，伴侣一方变得不满意，经常感到沮丧和不悦。然后，接着是双人阶段，不幸福的伴侣表露出他/她的不满。接着或许会出现旷日弥久的协商、对峙或者尝试适应，这阶段常见的情感包括震惊、愤怒、伤害，有时还会出现解脱感。但是在亲密关系接近结束之际，社交阶段开始了。伴侣们公开宣扬他们的苦恼，向家人和朋友解释他们自己的遭遇，并寻求支持和理解。随着关系结束，善后阶段开始。哀痛减少，伴侣开始通过认知加工克服他们的失败，并丢弃过去的伴侣关系。重新修正、整理记忆，创造出可接受的关系历程故事（即“叙述”）。此阶段有可能发生合理化和对关系的重新评价。最后，在复兴阶段里，已离婚的“伴侣”作为单身重新进入社交生活，常常告诉别人他们的经验已经改变了他们，现在自己变得更加聪明睿智。

分手其实并不容易。

在这个基本框架内，人们解除他们伴侣关系的方式有可能影响他们今后对待彼此的感情。一般而言，伴侣如果没有机会识别和讨论不满的原因，则会对彼此持有不太积极的情感，在分手后也不太可能保持联系，而讨论了这些困难的伴侣则要好得多。此外，对于某些伴侣分手只是持续关系的另一种过渡（Dailey et al.，2009）。亲密关系结束时可能发生多种多样的结果。下面我们接着考察这些结果。

分手的后果

当人们回答在他们的生命中不同事件所带来的压力和变化时，配偶的死亡和离婚始终高居榜首（Miller & Rahe，1997）。浪漫伴侣关系的结束通常都是重大的事件——虽然离婚往往更为复杂，但非婚姻的浪漫爱情的结束也有深远的影响（Simon& Barrett，2010）。但是当伴侣分手时，是否真的意味着他们关系的结束？未必。

解体后的关系

大多数情况下，未婚的伴侣在决定分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彼此联系会越来越少。尽管他们坚信彼此曾经拥有的感情不可能一下子消失殆尽，认为他们将继续成为朋友，但他们彼此的忠诚最终会逐渐全部消退。爱情关系结束之后这种情形出现的几率是60%（Kellas et al.，2008）。然而，约有五分之一的伴侣（21%）在分手后的数月发现他们彼此变得更加忠诚了（与他们决定放弃爱情时相比）。只有极少数的伴侣在放弃亲密关系之后，重新点燃了他们的爱情，但有些伴侣的确调和了他们的某些差异，重新获得了信任，最终变成朋友（Dailey et al.，2009）。

另外，曾经的恋人在分手数月后，要么体验不到彼此关系的变化（通常是因为他们分得很彻底并且不再联系），要么他们会经历激烈的起伏变化，因为他们要努力弄明白伴侣在哪些方面适合自己的生活。后面这种混乱的模式发生的几率为12%（Kellas et al.，2008）。

这里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些不同的轨迹表明曾经的爱人一般会继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重要部分，至少一段时间里是如此。当爱情终成泡影，伴侣在数月后通常会发现彼此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持着关系，不论他们是否有意为之。然而，不管伴侣们的希望是什么，他们分手后遭遇的重要事件大多数都会阻碍他们之间的关系，损害他们对分手之后朋友关系的投入（Kellas et al.，2008）。他们结束亲密关系之后的交往或许会显得笨拙、不安，因为一方会嫉妒另一方新的爱情或者他们的性要求被断然拒绝。或者他们最后可能发现很容易避开彼此，屏蔽掉对方的电话或者搬走。当然，曾经的爱人有时的确能相处融洽，彼此提供必要的支持，在分手发生后寻求对方宽恕等，正如我注意到的，有些人分手后还维持着宝贵的友谊。在爱情关系结束后，男同和女同比异性恋者尤其有可能保持与前爱人的联系（Harkless & Fowers，2005）。但大多数情况下，分手发生时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在没有前伴侣的情况下，最终继续我们的生活。这种适应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克服消极情绪

当然，有些亲密关系非常有价值，具有很高的相互一致性和自我延伸的特征。 [4] 如果失去这样的伴侣关系就会格外令人痛苦。当我们失去了有奖赏价值、居于自我定义（self-definition）核心部分的亲密关系时，我们的自我概念（self-concept）也就不得不发生改变（Slotter et al.，2010），这是一种痛苦煎熬的过程。常常会发生强烈的消极情绪，但通常并不如我们想象得那般强烈，也不会永远持续。人们能痊愈。

通过一项有趣的体验式取样研究（Sbarra & Emery，2005），研究者能获得弗吉尼亚大学年轻人在结束有意义的爱情关系后（至少有4个月以上的感情），一个月内的日常情感体验报告。参与者随身携有蜂鸣器，每天提醒他们做情感记录。结果监测到四种情绪反应（见图13.3），它们表明，如你所预期的，分手是痛苦的。与另一组恋爱关系持续的学生相比，这些曾经的情人显得愤怒、痛苦，他们的勇气和力量（也就是“解脱”）正在削弱。两周后，随着他们对以前伴侣的浪漫爱情继续逐渐减弱，他们的愤怒减少、痛苦衰退，但他们的宽慰还较低。然而他们的适应在继续，再过两周之后，他们就并不比身边的同学更痛苦，他们的宽慰也在上升。这个过程持续一个月之后，他们显著地表现出更少的爱意，他们的勇气和力量正在恢复。

图13.3　对分手的适应

年轻人与恋人分手时，他们会感到痛苦和愤怒，但这些负面情绪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不强烈。分手一个月之后，他们更加疏离了过去的亲密关系并且重新振作。

资料来源：Sbarra & Emery，2005.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并不如分手的恋人想象得那般可怕。另一项研究每两周就询问年轻人，如果他们当前的恋爱关系结束他们预期的感觉会怎样——并随后开始跟踪那些亲密关系的确结束了的年轻人的实际反应（Eastwick et al.，2008）。在分手前，参与者正确地预测到失恋的苦恼随着时间消退的速度——他们知道时间会治愈他们的创伤——但他们却高估了分手起初的痛苦。这种错误很普遍。我们对自己情绪反应的预测常常是错误的（Wilson & Gilbert，2005）。不过，此例中的错误预测也给人带来了一些希望：虽然分手常常看来很可怕，但分手对我们的伤害通常没有我们想象得那般严重。

当然，有些分手相对而言更为糟糕。被人拒绝一般比拒绝别人更难忍受（Perilloux & Buss，2008），在当事人具有低自尊时尤其如此（Waller & MacDonald，2010）。此外，在分手的过程中对自己丢失的东西闷闷不乐、念念不忘，并且感觉非常糟糕的人都可能要经历艰难的时光；沉溺只会延续苦恼，而反省（找寻经历中的意义并得到学习）是与正面适应和恢复联系在一起的（Saffrey & Ehrenberg，2007）。但具有不安全依恋类型的人（担心被伴侣抛弃）尤其可能难以释怀。他们仍对以前的伴侣痴迷（在想到他/她与别人相恋时特别紧张不安），所以比其他人更悲伤，持续的时间也更长（Sbarra，2006）。（要忘掉前伴侣，他们应该开始浏览各种婚恋网站，看看那里都有什么人；如果焦虑的人着眼于新的婚恋对象，就能更容易地摆脱失败的亲密关系[Spielmann et al.，2009]。）具有安全依恋类型的人则能更好地应对分手。他们更少忧虑，所以不太可能保持愤怒的心境。他们也更可能接受关系结束的定局，所以他们的感情创伤开始愈合，能更快地从悲痛中恢复过来（Sbarra，2006）。

离婚不同于恋人分手

婚姻的结束一般更为复杂。要分割财产、抚养小孩、遵从法律程序，离婚会改变人的生活，有时变好但更多的情况是变差。

适应

我们从好的一面开始。当人们离开一段悲惨的婚姻，尤其是离开敌对、虐待的伴侣时，境况会变得更好（Amato & Hohmann-Marriott，2007）。婚姻忧悒并跌到谷底的配偶离婚后，对婚姻结束的感觉一般会更好，而不是更糟（Cohen et al.，2007）。如果婚姻孤独凄凉、无可救药，做出改变还是有好处的。

然而，整体来看，离婚是困难的跋涉过程，人们在离婚后的岁月里并不太顺利。图13.4描绘了一项著名研究的结果，即德国社会经济定组研究（German SocioEconomic Panel Study）。该研究对超过30 000名参与者经历的亲密关系结果进行了逾18年的监测（Lucas，2005）。在该项研究中，数百名参与者曾离婚或寡居，这两个事件都很可怕，使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大幅下降。这一点在图像中一目了然，但还有三个现象值得注意。首先，注定要离婚的人在离婚数年前就已经不太快乐；甚至迈入婚姻时就不太满足（Lucas，2005）。其次，离婚通常打断了婚姻满意度日益下降的模式，一旦他们离开苦恼的婚姻，生活开始变得更好。第三，数年之后，他们仍然不如他们当初恩爱时那般幸福，即在他们的婚姻开始走向衰退和崩溃之前的阶段。离婚通常是人们生命中的重大事件，虽然时间能疗伤，但并不能彻底治愈你的伤口。

图13.4　婚姻、离婚、寡居和生活满意度

这里描绘了德国成千上万人的婚姻、离婚或寡居结果。结婚的确让人们幸福了一段时间，但几年后他们就不如结婚前那般幸福了。寡居是可怕的，尽管进行了大量的心理康复，仍然有持续的负面结果。大多数离婚事件都给长期下降的幸福画上了句号——但几年之后，离婚的人仍然不如那些婚姻完整的人幸福。

资料来源：Lucas，2007.

（虽然图13.4所示的结果很清晰生动，我们还得承认丧偶之人所蒙受的毁灭性的丧亲之痛。这种损害的程度是局外人很难理解的。二十年后，寡妇或鳏夫仍旧会和他们失去的爱人在臆想中进行谈话，大约每月一次（Carnelley et al.，2006），正如你从图中所看到的，他们生活的满意度很长一段时间都在降低。在十年之后还会出现偶尔爆发的悲伤。所以丧偶就像失去自己的孩子，这种伤害是永远忘不掉的，宽厚、支持式的朋友会尊重这点。这种丧亲之痛是人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忘记的。）

回到离婚的问题。在25岁之后离婚的人士只有三分之二（68%）的人曾经再次结婚，但平均而言那些再婚者在4年之内就会冒险尝试二婚（Goodwin et al.，2010）。再婚常常是离异单身人士生活的转折点，与他们幸福的增加有关联（Blekesaune，2008）；的确，如果他们一直未再婚，离异未再婚的人在接下来的40年期间比再婚的同龄人死亡的可能性高出55%（Sbarra & Nietert，2009）。但无论他们是否再婚，离婚6年之后就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人报告他们的离婚是件好事（Hetherington，2003）。

所以，离婚的结果会发生变化。人们要耗费数年的时间来适应婚姻的结束，但大多数人都能逐渐重新振作。然而，有些人因离婚而深受打击，此后的岁月很容易感到人们充满苦恼和困难，以及他们关系阴影的折磨（Hetherington，2003）。几乎每个人都会发现离婚结束时压力却未了结；离婚改变了个体的社交圈子、经济状况以及个体的亲密生活。

社交圈子

在离婚的过程中，人们会向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寻求支持，他们与朋友相处的时间会增加，特别是在离婚的头一年（Hanson et al.，1998）。然而，当人们的婚姻结束时，通常会失去大约一半的社交圈子（比如某些朋友和大部分的姻亲），在许多情形下，前配偶从来没有结交足够的新朋友来替换他们失去的朋友（Terhell et al.，2004）。所以，人们在离婚后的数年里社交圈子一般变得更小。

此外，个体社交圈子里剩下的人员并非全部都是支持式的。约有50%的离婚者与他们疏远但却敌对或紧张的前配偶有着交往，还有一半的人报告有些亲戚不赞成他们分手（Stewart et al.，1997）。并非所有和离婚者亲近的人都会提供期待的支持。

经济资源

当女性离婚后，财务状况通常会恶化。全美调查发现离婚女性的家庭收入显著下降，降幅达到27%，并且这一现象会持续几十年（Sayer，2006）。部分原因是离婚后只有50%的前夫会支付他们本应支付的儿童抚养费，而且几乎有四分之一的人连监护费用也一起忽略。某些情况下，父亲可能太贫穷履行不了他们的义务，如果离婚的父亲收入高的话，他们就更可能提供监护费用。尽管如此，即使前夫经济条件宽裕，某些前妻仍然得不到分文，除非抚养费是自动地从父亲的工资单里扣除（Meyer，1999）。

离婚后男性的经济状况不太可能像女性一样下降。他们的家庭收入通常也会下降，但他们在婚后比女性更可能独自生活；离婚后女性通常可能要抚养子女。所以如果你计算离婚后配偶要养活的人头数，男性的个人平均所得在婚后的一年里上升了34%，而女性的收入下降了36%（Sayer，2006）。男性实际上拥有更多的金钱满足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而女性通常拥有的金钱则较少。平均而言，离婚后女性的生活标准降低了，而男性则提高了。

前配偶之间的关系

当夫妻有小孩时，离婚并不意味着他们彼此的联系就会结束（Braver et al.，2006）。孩子的父母通常会继续保持接触，虽然敌意、矛盾情感、恋旧或者悔恨可能都会严重影响他们离婚后的交往。从这些冲突的情感貌似可以得出四种类型的婚后关系（Ahrons，1994）：暴躁的仇敌、愤怒的同伴、合作的同事和完美的朋友。对于暴躁的仇敌和愤怒的同伴，伴侣彼此之间的敌意仍是他们离婚后关系的主要特征。尽管愤怒的同伴彼此存在公开的不尊重，但他们在共同养育离异的子女方面还是有合作的空间，但暴躁的仇敌则非常缺乏这种合作精神；他们的痛苦使得他们总是发生争执。合作的同事并不是好友关系，但他们彼此能礼貌而愉快地对待对方，在养育子女的任务上也能成功合作。最后，完美的朋友维持着“建立在彼此尊重基础之上的深情厚谊，并不会因为他们决定过各自的生活而受到侵蚀”（Ahrons，1994，p.116）。在美国中西部离异夫妻的样本中，在离婚一年之后，前配偶有一半有着友好的关系（38%的合作的同事，12%的完美的朋友），还有一半有着痛苦的关系（25%的愤怒的同伴，25%的暴躁的敌人）。

父母离异的孩子

你怎么看离异后的前配偶？他们是暴躁的仇敌、愤怒的同伴还是合作的同事？（他们看来不是完美的朋友！）

终于宣判了离婚裁定。涉及成千上万人的数十年的研究集中得到一个结论：与那些父母仍维持婚姻的人相比，父母离异的儿童在青少年期和成人早期幸福的水平都较低。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低下；体验到更多的消沉和焦虑，对生活满意度较低。他们的问题行为很多；吸食毒品、违犯法律、少年怀孕、学业不良等等。如前所述，他们成人后的亲密关系也更为脆弱；离婚家庭的子女比其他人更可能离异。这些影响一般不是很严重，但却是确凿无疑的。也就是说，父母离异的整体影响始终是负面的，但程度相对适中（Amato，2010）。

为什么父母离异的孩子景况不太好？我们刚才注意到的不良结果只是与父母离异存在相关，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可能很多。经历了离婚的配偶和家庭可能在几个重要方面与婚姻完整的配偶和家庭存在差异，许多因素都有影响作用。举例来说，父母离异的孩子可能继承了不稳定婚姻的某些高风险因素，所以并不能完全归罪于他们父母离异所带来的压力（D’Onofrio et al.，2007）。使得他们父母不合格的同一特质——可能是神经质或冲动性——或许在孩子一出生就传递给了他们，使得离婚在基因上代代相传，而不只是经验上的传递。不过，考虑到可能的复杂性，父母离异带来的各种压力通常也非常有影响力：失去父母，双亲应激、经济困境和家庭冲突（Lansford，2009）。

根据双亲丧失（parental loss）的观点，假定拥有父爱和母爱能让儿童获益（Barber，2000），不论何种理由（包括离婚），儿童在失去父亲或母亲后景况就可能不太好（Teachman，2002a）。的确，如果确实发生了离婚，当儿童仍能与双亲共处时，他们生活得更为顺利（Fabricius，2003），而双亲如果有一方远离他们时则表现得很糟糕（Braver et al.，2003）。

相形之下，双亲应激（parental stress）模型则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儿童接受到的养育质量而非数量，任何能干扰或削弱养育儿童的应激源（包括离婚）都会产生有害的影响。根据这种观点，儿童受影响的程度取决于有监护权的父母一方适应离婚的程度。与这个观点一致的是，父母离异的儿童常常在父母的婚姻挫折开始时，在学校就表现得更为糟糕，这要早于父母实际上分手的时间（Sun，2001）。当然，重大的应激源是经济困境（economic hardship），有时或许是离婚之后出现的贫困环境，而非仅仅离婚本身增加了儿童的负担。如果有监护权的父母有充分的资源很好地支持儿童，他们面临的任何困难都会减少（Sun & Li，2002）。（的确，你或许对父母离异的孩子往往要面临的这一不利结果深有体会：与父母维系婚姻的家庭相比，离异家庭为子女大学教育付出的金钱更少[Turley & Desmond，2011]。）

所有这些因素都有影响力，但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是双亲冲突（parental conflict）。父母之间尖酸刻薄的交往看来让他们的孩子难以承受，无论是否离婚，家庭冲突都是与儿童更高的焦虑（Riggio，2004）、更差的健康（Miller & Chen，2010）以及更多的问题行为（Musick & Meier，2010）联系在一起的。请看图13.5：如你所见，当儿童生活在很少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完整家庭时，他们最幸福，而当离婚发生在低冲突的家庭时他们的幸福低得多。但如果儿童生活在持续发生冲突的家庭之中，父母不离婚时他们的情况更糟糕；当离婚能结束愤怒、困难重重的家庭时，儿童的幸福几乎就没有一点下降（Amato，2003）。因此，痛苦的夫妻是否应该“为了孩子而在一起”这个问题看来取决于他们能否彼此以礼相待；当和平的婚姻破裂时儿童就会受到伤害，但如果家庭充满冲突，则离婚会让儿童的境况变得更好（Musick & Meier，2010）。

图13.5　父母不和、离婚和儿童的主观幸福感

图形比较了父母离婚的儿童和家庭完好的儿童的结果，并注意到家庭矛盾和冲突。当离婚发生在低冲突家庭时，儿童过得不顺，但当家庭存在很多矛盾而父母又不离婚时他们甚至更加糟糕。顾忌“为了孩子而在一起”的父母应该思考他们是否能为孩子提供平静安宁的家。

资料来源：Amato，2003.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如果儿童能够在离婚后维持与父母高质量的亲子关系，那么毫无疑问他们不太会受到离婚的影响。不管是由于什么原因，只要儿童能继续与父母及祖父母保持有意义、充满爱心的接触，那么离婚家庭的儿童通常要蒙受的更糟糕的后果在他们身上就会极大地消失（Henderson et al.，2009）。当父母一起合作变成体贴、尽心的有监护权的父母时，儿童的成长就能与他们及其他亲人保持更好的关系（Ahrons，2007）。其次，离婚家庭的儿童体验到的许多糟糕后果随着时间会逐渐减少（Sun & Li，2002）。人是有复原力的，如果能充分地爱护和支持儿童，他们就能康复（Harvey & Fine，2004）。离婚或再婚的父母记住下面这点可能有帮助：如果子女能享受到免于贫困的自由，得到关爱、可靠和持续的养育，免受父母冲突的戕害，他们就能幸福地成长。

请你思考

康妮和博比在高三的时候就结婚了，当时康妮已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小孩。他们没有太多的钱，而婴儿又需要人照看，所以两人都没有上大学。几年之后第二个孩子出生了，看起来两个孩子都不该出生。博比现在是长途汽车司机，一离家跑车就是好几天。康妮在百货商店担任收银员，现在她对婚姻感到越来越不满意。她总是觉得自己不应过这种捉襟见肘的生活，心中开始暗暗看不起博比。博比则较乐观、友好，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但他却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康妮开始认为他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这样，她非常受用连锁百货商店地区经理轻浮的奉承讨好。当博比在外跑车时，经理邀请她出来饮酒聚餐。她幻想如果自己和经理结婚，生活该是多么幸福美好。她决定和经理上床看看情况会怎样。

依你看，康妮应该怎样做？康妮和博比的未来会怎样？为什么？

[1] 虽然我描述了这些不同的模式，但请记住所有这些社会变化和离婚率的联系都是相关，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女性就业和离婚之间的联系，不一定就表示就业损害了女性对婚姻的忠诚。相反，如果在女性的婚姻中一开始就存在矛盾和冲突，她们就更可能寻找就业机会，所以婚姻不满导致女性寻找工作和女性工作致使婚姻不满都同样有可能发生（Rogers，1999）。请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保持开放的心态。

[2] 我们希望你花费片刻时间来思考这一模式是怎样对应人们的接近动机和回避动机的，见第6章191页。显然，某些婚姻失败不是因为夫妻反目或厌恶对方，而是因为他们不如结婚之初那样轻松愉快。

[3] substance use，指包括酒精、影响精神的药物和其他化学品如挥发性溶剂的滥用。——译者注

[4] 这两个概念我们分别在第1章3页和第6章195页介绍过。

第14章 亲密关系的维持和修复

这是最后一章，我们也快要完成本书的学习了。那么，也该盘点一下我们学过的内容。现在你知道多少在学习本书之前并不知道的内容？只有你自己确切知道，但这里列出一些可能的内容：

● 通常期望男性具有的行为风格——鼓励他们果断自信、自强自立而非温情脉脉、亲切体贴——并不能把他们训练成长期亲密关系中最理想的伴侣。

● 低自尊的人常常会小题大做或者知觉到根本不存在的排斥，从而破坏他们自己的亲密关系。

● 临近、熟识和方便能决定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到底能否开始。我们与许多人都可以建立美满的亲密关系，只不过我们遇不见他们而已。

● 长相很重要，如果你的外貌没有吸引力，很多人会忽视你，不想与你结识。

● 我们并不如我们认为的那般了解或理解自己的浪漫伴侣；甚至在成功的亲密关系之中也会持续存在很多错误认知。

● 当我们开始结识别人时，他们会努力给我们留下好印象，但一旦我们喜欢或爱上他们，他们就很少努力保持礼貌、端庄和愉悦。

● 在非言语沟通方面男性一般不如女性做得好，非言语沟通的缺陷与亲密关系的不满存在相关。

● 我们常常认识不到：当我们与伴侣谈话时，伴侣并没有接受到我们想要传递的信息。

● 坏的比好的更有力量，我们与伴侣偶尔刻薄或挑剔的交往比我们为他们做的千桩好事更有影响力。

● 长期来看，亲密关系需要付出的代价往往比我们预计得要大得多。

● 浪漫、激情之爱是我们选择结婚的主要的理由之一，但久而久之它一般会减少。

● 约有三分之一人的不能轻松舒适地对待相互依赖的亲密感；他们要么担心伴侣不够爱自己，要么在走得太亲近时感觉不自在。

● 男性一般比女性期望更多的性行为，挫折感常常由此而起。

● 或迟或早，我们的伴侣都可能以某种方式背叛我们，给我们造成伤害和痛苦。

●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 平均来看，婚姻并不如过去那样幸福，离婚现在更为普遍。

呀！这么长的清单。这些不幸的事实只是我们学习过的许多内容的一部分而已；其他影响因素，比如神经质和自恋等人格特质，或者嫉妒或孤独的心理状态，也都会使亲密关系受挫。

总而言之，这些事实可能描绘出一幅阴暗的画面，的确，现代婚姻格外低的成功率表明许多伴侣关系并不像人们期望的那般美好。另一方面，我们学过的内容里也有很多积极的事实，以下就是：

亲密关系很复杂，常常比我们期望的代价更大。但既然你阅读了本书，你就不应该像这位连环漫画中的人物那么悲观。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MS Reprints.

● 许多男性（约三分之一）也像女性惯常的那样温情脉脉、亲切体贴和敏感细腻。而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男性也可能通过学习，变得比现在更加热情、更加具有表达性。

● 幸福的爱人会宽容地理解伴侣并解释他们的行为，假定伴侣无辜，甚至把伴侣偶尔的不端行为视为善意和关爱。

● 大多数人会寻求与浪漫伴侣的相互依赖和亲密关系，并对此感到安心。

● 在幸福的亲密关系之中，如果激情减少，就会出现深厚、关爱的友谊，此类友谊丰富而热情，足以满足双方。

● 真正的宽恕对接受方和给予方都有益，在那些亲密、满意、最值得挽救的亲密关系中最容易得到。

● 或许最为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尽力去做，几乎所有人都能成为更体贴、更有魅力、更有奖赏价值的伴侣。在非言语沟通方面，如果给予男女两性同样的激励，男性就可以做得和女性一样好。如果我们花时间来检查我们的言语信息，就能减少或消除言语误解。只要我们处处留意就比麻痹大意能更加礼貌、较少自私、更加体贴、较少挑剔地对待我们的伴侣。

有许多理由使我们坚信，只要具备智慧和一起努力，我们就能和爱侣幸福到老。的确，我就坚决主张“知识就是力量”：更好地理解了亲密关系之后，人们就能充分地做好准备，防止某些问题并轻松地克服其他难题。最令人高兴的是，对伴侣关系有承诺的人会采取各种行动以保护和维持他们得到的满足感。而且，即使出现问题，很多难题也都能解决，很多伤口也都能愈合。在亲密关系遭遇挫折时，伴侣们常常能完全克服他们的困难，只要他们愿意。

作为总结的最后一章，我们要考察两个机制：伴侣如何持续他们的满意度，如何干预以恢复止步不前的亲密关系。尽管存在必须逾越的障碍，许多亲密关系不仅能坚持下来，还能美满幸福。

亲密关系的维持和提升

我曾在第6章（214~215页）介绍过，人们常常会采取各种行动保护和维持理想的亲密关系。来自两大学术阵营的研究者考察了关系维持机制（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mechanisms），即人们为维系他们的伴侣关系而采取的有策略的行动。支持卡里尔·鲁斯布特（Caryl Rusbult）投入模型 [1] 的社会心理学家已经识别出几种可以维持关系承诺的行为，而沟通学者则注意到其他能区分伴侣是否幸福的行为。我们来考察这两组发现。

保持忠诚

忠诚于伴侣关系的人与不太忠诚的伴侣相比，更加盼望亲密关系能持续，他们对亲密关系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也不同。他们认识自己、伴侣以及亲密关系的方式都有助于维系伴侣关系，其行为方式能避免或消除冲突，充实亲密关系。

认知维持机制

当人们忠诚于他们的亲密关系时，他们的看法在几个重要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首先，他们不再把自己视为单独的个体，而是视为包括自己及伴侣在内的更大整体的一部分。他们认识到伴侣的生活和自己的生活有着很大的重叠，他们更多使用复数称谓的代词，用我们、我们的取代我、我的（Agnew et al.，1998）。这一自我定义的变化称为认知上的相互依赖（cognitive interdependence），它可能使得下述维持机制更可能发生（Fitzsimons & Kay，2004）。

其次，忠诚的伴侣会以积极错觉（positive illusion）来看待彼此，彼此理想化并尽可能以最好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亲密关系（Conley et al., 2009；Luo et al.，2010）。认为伴侣的过失相对地无关紧要，关系的缺陷相对地无足轻重，伴侣的不端行为也视为无心之失或一时冲动而不放在心上（Neff & Karney，2003）。这些积极错觉有一特点很有趣，人们通常很清楚伴侣偶尔的讨厌或鲁莽之举，但会记错和为之辩解，从而能维持对伴侣积极的总体评价（Karney et al.，2001）。只要积极错觉不太离谱，这些玫瑰色的知觉就能让伴侣们偶尔的过失容易让人接受，从而有助于保护他们的幸福。

积极错觉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以说是第三种认知维持机制。忠诚的伴侣往往会认为他们的亲密关系比大部分人都要更好，他们越幸福，就会认为关系越出众（Reis et al.，2011）。这种感知到的优越感（perceived superiority）使得个体的伴侣关系看起来更加特殊（Buunk & Ybema，2003），它真的使亲密关系更可能持续下去（Rusbult et al.，2000）。

满足的伴侣也不太可能追求情人。只要我们的伴侣知道有吸引力的情敌存在，情敌就可能扰乱伴侣，吸引伴侣弃我们而去，但满足的伴侣会表现出对替代选择的无视（inattention to alternatives），这使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在替代关系中可能得到的好处，也相当不关心替代伴侣（Miller，2008）。对当前伴侣关系不特别忠诚的人，与那些对自己所得更为满足的人相比，会带着更多的好奇和热心密切注视他们可能的其他选择；比如在实验室程序下给他们机会，他们徘徊得时间更长，更仔细地查阅有吸引力的异性对象的照片（Miller，1997a）。未承诺的恋人会仔细寻找更好的伴侣，这就给他们当前的亲密关系带来危险：那些学期开始时就对其他选择留意的大学生，在学期结束时不太可能仍然与同一位浪漫伴侣保持恋爱关系（Miller & Simeon，2011）。相形之下，忠诚的情侣相对并不留心他们在其他的关系中会怎样——他们不太注意此类可能性——这有利于保护和维持他们当前的伴侣关系。

最后，如果忠诚的伴侣的确注意到对他们亲密关系构成威胁的情敌，他们对情敌的评价也不如其他人认为的那样称心如意。忠诚致使伴侣们蔑视那些能把他们从现存亲密关系吸引走的人（Lydon et al.，2003），这一贬低诱人的替代选择（derogation of tempting alternatives）的机制能让人们感到其他可能的伴侣并不如他们现在拥有的伴侣有吸引力。这一知觉偏差有趣的一面是，如果替代选择非常有诱惑力，因而对个体的亲密关系威胁最大，这种偏差就最强烈。比如，如果说俊美的异性是另一个遥远城市的职业模特，忠诚的伴侣就不会贬低这些人的照片，但如果说他们是本校的同学，忠诚的伴侣就会认为他们更没有吸引力（Simpson et al.，1990）。而且，有承诺的男性会认为替代伴侣在排卵期比非排卵期更没有吸引力，而单身男性则认为没有服用避孕药的女性在排卵期比非排卵期更有吸引力（Miller & Maner，2010）。幸福的情侣为保护他们的亲密关系，倾向于低估其他潜在对象的有利条件。

行为维持机制

如前所述，为维持亲密关系人们通常会在认知上微妙地改变对别人、亲密关系和他们自己的认识或判断。其他维持机制则涉及人们行为的改变。

举例来说，承诺的人常常愿意为亲密关系做出各种个人牺牲，比如为了促进伴侣或亲密关系的幸福，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克制自己的欲望（Impett & Gordon，2008）。这种牺牲的意愿（willingness to sacrifice）通常包括轻微的付出，比如看一场你不感兴趣的电影，因为伴侣想看。但它也涉及巨大的代价，即人们为了保持或改善他们的伴侣关系而付出巨大的代价。比如，如果你已经结婚，配偶为帮助你求学而不得不面对许多困难；但如果他/她忠诚于你们共同的未来，你的配偶是愿意付出这一代价的。

当伴侣的行为表明他们鼓励我们成为我们想要成为的人时，亲密关系也可能变得更加亲密。当伴侣鼓励我们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时——支持我们去学习技能，赞同我们接纳有前途的新角色和责任，提升我们的自我成长——我们的亲密关系和个人幸福都会得到提升（Overall et al.，2010a）。这种追求爱情伴侣的理想形象而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就是米开朗基罗现象（Michelangelo phenomenon），如此命名是为了纪念那位能从普通的石块创造出不朽艺术作品的著名雕塑家（Rusbult et al.，2009）。当伴侣关系刚建立时，人们很少能完成成长和改变，如果伴侣关注和回应他们的需要和愿望，帮助他们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人，他们就会对亲密关系更为忠诚（Finkel et al.，2010）。

忠诚的爱人还倾向于忍受伴侣的一些不严重的苛刻对待而不还击。这就是顺应（accommodation）现象，顺应指的是伴侣一方控制冲动，避免以类似方式对另一方的挑衅反应，相反，做出一种建设性的反应（Rusbult et al.，1998）。当人们平静而自信地宽容伴侣的不良情绪、无意义的批评、鲁莽轻率和其他烦人的行为时，顺应就出现了。它与自我折磨无关；相反，只要伴侣的冒犯只是偶尔或暂时的，顺应就提供了避免无谓冲突的有效方法，否则只会持续令人不悦的交往。当伴侣双方都倾向“保持冷静”而非“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时，他们一般会拥有幸福的亲密关系（Rusbult et al.，2001）。

然而，我要指出做到顺应需要努力。顺应要求我们忍住不说和控制脾气，因而涉及主动的自我控制——实际上，自我控制（self-control，即个体处理自己的冲动、控制自己的思绪、执着地追求既定目标并抑制不当行为的能力）一般有益于亲密关系。自我控制能让我们应对挑衅时避免大发脾气，所以高自控的人（如果有也）很少发生亲密伴侣暴力（Finkel et al.，2009）。宽恕要求我们不要心怀怨恨，故而自控也让人更可能宽恕（Jenkins et al.，2011）。自控也有助于我们抵制诱惑，故而能帮助我们抵抗有吸引力的替代伴侣的诱惑；如果人们已置身于亲密关系之中，他们认为自控力越强就越容易保持忠贞，实际上他们在新相识面前的确更少显得轻浮（Pronk et al.，2011）。

实际上，人们在自我控制的气质水平（即他们控制冲动的一般能力）上存在差异，如果你还算明智，就会找一位在必要时有足够坚忍和克制能力的伴侣。这是因为伴侣双方越能自控（也就是说，他们一起明智决策和正确行事的能力越大），其亲密关系通常更顺利、更满意（Vohs et al.，2011）。然而任何人在紧张、分心或疲劳时自控力都会减弱（Buck & Neff，2011），故而人们暂时筋疲力尽时，更少顺应，更少宽恕，更多受到替代伴侣的诱惑（Luchies et al.，2011a）。我们疲劳和重负时，状况往往最糟糕。而令人欣慰的是，感受到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能增强自控；心爱伴侣的接纳能增强我们的自控力，促使我们行动以保护自己的亲密关系（Blackhart et al.，2011）。 [2]

自我控制并不容易做到，但是另一种行为维持机制可能比较容易实行：玩乐（play）。当伴侣能一起参与新异的、具有挑战性的、令人兴奋和快乐的活动时，他们通常会感到满足（Strong & Aron，2006）。简而言之，伴侣能一起玩乐就能更长久地在一起。有研究者对这一简单事实进行了正式实验研究，伴侣们身体一侧的手腕和脚踝部位被捆在一起，然后要求他们在有障碍物的通道上爬行，同时他们要用头部推动一个薄膜塑料滚筒（Aron et al.，2000）。如果他们能快速地完成比赛就能获得奖品，这个游戏任务很是令人兴奋和痴迷。与那些进行更普通活动的人相比，这类活动的参与者在活动结束后感到他们的亲密关系得到了提升。的确，在现实的世界里，那些热衷于徒步旅行、骑车、跳舞或者参加音乐会、演讲和演出的人，比那些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的人，认为他们的婚姻质量更高（Strong & Aron，2006）。抽出时间进行富有创造性的玩乐有益于亲密关系。

最后，那些忠于伴侣关系的人在伴侣背叛之后更有可能宽恕对方（Guerrero & Bachman，2010）。宽恕能促进亲密关系和犯错伴侣的改过（宽恕亲密伴侣远比心怀怨恨更少压力），所以宽恕能促进亲密关系和宽恕者本人的健康发展（Bono et al.，2008）。

保持满足

人际沟通专家丹·卡纳里（Dan Canary）和劳拉·斯塔福德（Laura Stafford）识别出第二大类的关系维持活动，他们从数百篇研究报告（包括500篇大学生的学期论文）总结出人们维持亲密关系的一些容易控制的行为（Canary & Stafford，2001），见表14.1。正如你看到的，满足的伴侣力图培养积极性、保持礼貌和欢欣，坚持积极乐观；他们鼓励开放和自我表露，分享他们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并邀请他们的伴侣也这样做；他们彼此做出保证向对方宣告他们的爱恋、承诺和尊重；他们有共同的社交圈，有着共同的朋友并花时间与伴侣的家人相处；他们公平地分担任务，公平承担属于自己的家庭责任（Weigel，2008）。满足的伴侣还会避开某些话题，但他们又寻求为彼此提供支持，保持善意的幽默，花足够的时间一起相处，犯错时也会向对方道歉。

表14.1　卡纳里和斯塔福德的关系维持策略

资料来源：Stafford，2003.

类似的活动也可以用来维持亲密的友谊（Oswald et al.，2004），这一点我们应该不以为奇。如果你回头看看亲密关系的构成成分（请翻到第1章2页），你会明白卡纳里和斯塔福德识别出的大多数维持机制都能促进和鼓励朋友和爱人之间的亲密。维持策略涉及开放、个体爱恋的保证和承诺、可靠的支持以及许多共同的朋友和活动等等，这些策略都可能增强亲密关系的六个成分，即了解程度、关心程度、相互依赖性、相互一致性、信任度以及忠诚度。在亲密关系中，人们保持幸福的行动看来涉及创造和保持与伴侣的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

而且，这些不同的行动似乎有作用。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如表14.1所列活动的伴侣与那些不太努力维持伴侣关系的人相比，前者更加喜欢对方、更忠于他们的亲密关系（Stafford，2003）——当伴侣双方都这样行动时尤其如此（Oswald & Clark，2006）。不要因为表14.1所列的活动太多，看起来有点吓人而感到厌烦；其中的三项较之其他活动更重要，也容易记住。这一堆活动中，能最好地预测幸福婚姻的是积极性、保证和分担任务（Canary et al.，2002）。伴侣如果能做自己公平分担的家务，经常保持愉快的情绪，定期向伴侣表达爱意和尊重，就非常有可能保持幸福的婚姻。

然而，我们要提出一条警告：在情人节给伴侣做出的友善之举不可能在七夕节还能让他/她保持满意。卡纳里及其同事（Canary et al.，2002）发现这些维持机制的时间效果是短暂的：如果这些理想的活动停下来，满意度马上就会开始下降。这给我们明显的启示是，要维持幸福的亲密关系，我们不得不坚持到底。这里自我控制再次显得重要（Kammrath & Peetz，2011）；长期来看，我们要持续保持快乐、爱恋和公平。而那些不时对伴侣小气、苛刻和漠视的人请自负后果。

修复关系

保护和维系亲密关系的机制和保养汽车有着某些共同的特点。如果你精心地选购，做了一笔好买卖，尽职地进行持续细心的保养计划，定期地更换机油，添加润滑剂，并尽自己所能照看车辆，你就是个幸福的司机。不过，尽管你很努力，汽车迟早会出问题，这时就应当修理了而非仅仅保养调整车辆。如果修理很简单，你可能自己单独就能完成，但有些情况下你却需要专业人员的帮助。欣慰的是，亲密关系出现破裂时，就像修理汽车一样，是可以得到专业帮助的。

自我实践

有时我们能自己解决在亲密关系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对自己行为的知觉往往会受到自我服务偏差的影响，我们往往很难意识到自己对当下关系困境所起的推动作用。第三方的旁观者对我们关系的知觉往往比我们更冷静和公正。不过，如果你想自己修复亲密关系，可以获得大量的建议。电视节目、杂志、自助类图书和播客上充满了各种建议，它们可能有助于改善你的亲密关系。这类用户常常觉得这些建议有帮助作用；比如阅读自助类图书的人们通常觉得这类图书对他们有益（Ellis，1993）。

然而，大众媒体给出的通俗意见也常常存在问题。举例来说，那些随意给出各种意见的所谓专业人士，他们的背景就像他们的意见本身一样虚假；曾有个著名的作家自夸拥有“博士”学位，结果发现该作家既没有从官方认可的大学毕业，也没有在研究院所研究过相关的助人和行为科学。根据维基百科 [3] ，畅销书《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Gray，1992）的作者约翰·格雷（John Gray）是从哥伦比亚太平洋大学（Columbia Pacific University）获得的博士学位，大多数美国人都没听说过这所学校，因为后来该大学被加州政府关闭。畅销书《婚姻的呵护和保鲜》（The Proper Care and Feeding of Marriage，2007）的作者劳拉·施莱辛格（Laura Schlessinger）的博士学位是生理学而非心理学。此外，有些婚姻专家给出的咨询意见并不是建立在正确研究的基础之上；相反，他们根据自己的个人观点就发表高论，有时与客观事实并不一致。人们也经常在这些“奇谈怪论”上投入大笔的金钱，这些观点与关系科学是矛盾的（Donahue，2007）。

还有些情形，咨询专家暗示改善亲密关系非常简单、容易实现，因而使得人们对于自己独自解决关系问题的能力过于乐观。因为这类建议是面向普通大众的，并不是为个体所面对的特定情境而度身定做的。它们常常缺少相关的明确方向，即使给出的指导原则相当清楚，却没有客观的观察者能监控伴侣们遵循的情况或者对执行情况提供正确的反馈。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非专业的意见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它的流行性和它的准确性并无必然联系。回到第1章，我曾断言，人际关系学家非常不同意“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这一头脑简单的观点；既然你已阅读本书，你又是怎么想的？

还有一个例子。有本名为《关系法则：俘获白马王子屡试不爽的秘密》（The Rules: Time-Tested Secrets for Capturing the Heart of Mr.Right）的书曾一度居于“非小说”类畅销书的榜首。据这本书的作者（Fein & Schneider，1995）所说，《关系法则》描述了“如何在帅哥面前表现得体的简单方法，能帮助任何女性赢得梦中白马王子的心”（p.5）。如果读者遵循书中提供的建议，“他不仅会和你结婚，而且永远会为你疯狂！我们给你的承诺是‘从此以后一直幸福’”（p.6）。听起来很棒，不是吗？不幸的是，书中给出的关系法则是错误的。为了提升对异性的吸引力，该书建议读者保持冷漠和神秘，避免显得太急于确立新的亲密关系。作者承认，“简而言之，我们探讨的是欲擒故纵（故意装出难以接近的样子，以鼓励对方进一步追求）”（p.6）。但是玩弄欲擒故纵的策略并没有多大作用，人际关系科学对这一方法的了解已经有40多年了。女性人为地延缓亲密关系的发展进程，对男性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对男人有吸引力的理想女人是除了他之外对所有人都故作清高的女性（Walster et al.，1973）。特别地，《关系法则》教导女性避免一周看望男性的次数超过两次，在交往早期避免进行过多的自我表露，在分离后不要告诉男方自己在做什么，诸如此类的关系法则都与男性对新伴侣的忠诚负相关（Agnew & Gephart，2000）。总的来说，遵循《关系法则》的女性可能比其他的女性更难吸引和留住男性。这些都不是非常正确有用的建议。（的确，《关系法则》的作者之一在该书出版几年之后就被起诉离婚。）

当然，并非所有的流行建议都是错误的，有些还是非常可靠的。比如，有些自助类图书是由声誉卓著、受人景仰的科学家所著（比如Gottman，2011；Orbuch，2009）。从积极方面来看，这类书籍花费不多。自助类图书的读者能多次参照这些建议，按自己的速度学习这些材料。可靠的图书也适合那些对正式治疗感到非常尴尬的人。它们还能给读者一种积极的态度，鼓励合作，促使他们努力处理自己的问题。

诸如此类，我承认我很高兴看到你阅读本书。我并不打算把本书设计成自助类图书，但我希望本书收集的信息能对你有所帮助。我相信亲密关系的科学研究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希望我提供给你的材料能帮助你更专业地理解你自己的关系。我还敢打赌，你能把本书的诸多知识点应用到自己亲密关系之中，从而享受到更丰富、更有奖赏价值的伴侣关系。

预防性维持

保养你的汽车时，有时候在出现任何故障之前，把钱花在重要的维护上是很明智的。比如，几年之后你就应该更换汽车的正时皮带（timing belt）。它是汽油引擎里的部件，一旦断裂轻则让你进退两难，重则损毁你的引擎。更换正时皮带有点昂贵，当你的汽车引擎运行顺利时，很容易延迟更换。但预防性维持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类似地，已经订婚准备结婚的伴侣通常认为他们将会一帆风顺，没有必要为婚姻将给亲密关系带来的新阶段做准备。然而，一些预防性维持却可能很有价值。在问题发生之前，精细地调整伴侣的期望和沟通技能或许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婚前咨询的形式多种多样，范围广泛，从对神职人员如牧师、神父等的非正式探访到心理学家或婚姻与家庭治疗专家指导下的结构性训练（Halfor[2011]总结了这些咨询项目）。人们在家里也能得到基于计算机的指导（Braithwaite & Fincham，2009）。为了叙述简明，我只探讨PREP项目，它也是最有名的关系技能课程之一。

预防和关系提升项目（The Prevention and Relationship Enhancement Program，PREP）通常包括分为5次总共约12小时的训练（Markman et al.，1994）。会谈关注的话题现在对于本书的读者可能非常熟悉：

● 能改变伴侣观点和行为的承诺所具有的力量。鼓励伴侣以长期的眼光来看待他们一起努力创造的未来。

● 一起快乐生活的重要性。说服伴侣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一起重视玩乐。

● 关于性的坦诚沟通所带来的价值。建议伴侣清楚而坦诚地表达他们的性欲望，并不时地尝试新事物。

● 不恰当期望的后果。鼓励伴侣认识他们的期望，对自己的期望保持理性，并清楚地沟通他们的期望。

该研究的参与者还要学习说话者—听话者技术，我在本书第370~371页介绍过。

PREP项目有作用吗？一般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参加诸如PREP的婚前预防项目的普通人比79%的没有参加此项训练的人后来状况要更好，至少一段时间如此（Hawkins et al.，2008）。接受婚姻与关系培训的新婚夫妇比那些没有接受此类培训的夫妇，在结婚后的头3~4年感到更满足（Blanchard et al.，2009）。不过，这类培训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中产阶级白人，他们要求美好婚姻的动机非常强烈，不过训练的长期效果还不确定（Hawkins et al.，2008）。尽管如此，一些婚前预防性维持项目在头几年的确能让婚姻一帆风顺。

婚姻治疗

一旦婚姻出现了真正的问题，可能就需要更深入的干预。职业咨询师采用的治疗方法多种多样，有三种不同的治疗方法在大多数时间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都是有治疗作用的。我们将看到它们在以下几方面存在差异：（1）它们侧重问题行为、思维还是情感；（2）它们侧重婚姻问题源于个体的易受伤害性还是夫妻之间的交往；（3）它们强调婚姻苦恼的根源是已往的事件还是当前的困境（Baucom et al.，2006）。涉及伴侣双方的治疗最为普遍，但处于艰难关系中的人也能从个人治疗中获益，即使他们的伴侣拒绝与他们一起寻求帮助。

行为的方法

大部分时间，不幸福的夫妻不能和颜悦色地彼此相对，而经典的干预——夫妻行为治疗（behavioral couple therapy，BCT）鼓励他们成为更愉快和有价值的伴侣。BCT关注夫妻们当前的交往，并设法用更亲切和慷慨的行动取代任何负面和惩罚性的行为。BCT治疗师给夫妻们传授沟通技能以帮助他们表达关爱，冷静地处理冲突，并特别鼓励他们做对伴侣有益或取悦伴侣的事情。

BCT有各种方法引导夫妻们的理想行为。治疗师可能安排“爱情日”（Weiss et al.，1973），让伴侣一方故意去按另一方的要求来行动以表示关切和善意。或者夫妻达成一致意见，以他们各自理想的行为来回报伴侣的积极行为。在此类协议即等价交换的合约中，伴侣一方的行为改变直接与另一方的行为变化联系在一起（Jacobson & Margolin，1979）。比如，如果他在星期六清扫了浴室，她就同意每个周日洗衣服，而如果她在上周日洗了衣服，他就会打扫浴室。如果伴侣任何一方动摇，这种形式的合约就无法增加夫妻间积极的交流，所以还会采用诚信合约即平行协议，针对行为的变化给予特权奖励（Weiss et al.，1974）。在诚信合约中，他或许同意每周六清洗浴室，当他这样做了时就可以选择当晚的活动；她或许同意每周日都洗衣服，当她这样做了时，他就承担当晚为孩子洗澡并哄他们睡觉的全部责任。

说服伴侣们慷慨地行事对于BCT非常重要，但苦恼的夫妻在寻求治疗时彼此常会感到勉强与冷漠，这种态度BCT并不总能改变。因此，由BCT派生出的治疗注重伴侣们对他们关系及行为的认知和判断（Epstein & Baucom，2002）。除了鼓励理想的行为之外，夫妻认知—行为治疗（cognitive-behavioral couple therapy，CBCT）试图改变伴侣们思考和评价他们伴侣关系的各个方面。这种治疗强调夫妻们的选择性注意，即他们注意某些事情而忽略另一些事情的倾向性，设法给每位伴侣逐步灌输更合理的期望，更宽容的归因和更具有适应意义的关系信念。CBCT的参与者要学会跟踪和检测他们的想法，积极地思考任何负面行为的各种归因，识别并挑战不现实的信念，列出他们对亲密关系结果所持的各种支持和反对的理由。CBCT承认，人们常常会把他们在过去关系中习得的有问题的思维习惯带到他们现在的婚姻之中，但它仍然主要关注夫妻交往的当前模式；CBCT的核心观点是：不管适应不良的认知来自何方，如果夫妻能够公平、善意和理性地认识和评价彼此，他们就会感到更加满足。

最近从BCT派生出的疗法是夫妻行为整合治疗（integrative behavioral couple therapy，IBCT），这种方法既试图鼓励更理想的行为，又教导伴侣们宽容地接纳他们改变不了的不合（Christensen et al.，2010）。IBCT会传授沟通技能，也应用BCT的行为矫正技术，但它仍然假定即使伴侣双方的行为表现良好、令人满意，某些令人沮丧的矛盾仍会一直存在；因此，治疗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教会伴侣们对不可避免的烦心之事采取适应性的情绪反应。有3种技术可以促进个体对自己或伴侣缺点的接纳（Wheeler & Christensen，2002）。使用具有同理心的参与技术，夫妻们要学会不带任何责备或怨恨地表达他们的痛苦和弱点，否则会使得伴侣采取防卫姿势；这种技术的要点是通过帮助每位夫妻理解对方的感受而产生同理心。夫妻们还要学会用统一的超然态度来看待他们的问题，这种理智地看待问题的视角可以平息情绪，帮助夫妻们冷静而客观地理解交往中出现的问题。夫妻们要描述引起挫折感的事件，辨别该事件的触发源，同时要避免这类事件通常引起的负面情绪。最后，在宽容性建构中，当问题行为发生时，夫妻们要学会不再敏感，反应不再激烈；在治疗期间要排演和分析负面的交往模式，鼓励伴侣们真正放弃改变对方任何令自己讨厌的事情。IBCT的焦点是伴侣们当前的交往模式，不管其起源是什么，都力求改变伴侣们的交往行为以及个体对交往行为的情绪反应。

因此，这三种行为治疗方法都关注伴侣对待彼此的行动，但在附加成分上存在差别。BCT试图改变夫妻的行为，而CBCT试图改变他们的行为和认知，IBCT试图改变他们的行为和情绪（见表14.2）。每种方法都可能适用不同的夫妻，但重要的是，它们都有治疗作用（Baucom et al.，2006）。认真进行上述三种治疗的夫妻有60%~70%的人有效果，他们的不满和困扰在随后的几年里都显著地减少了（Christensen et al.，2010）。

情绪中心的治疗

表14.2　各种婚姻治疗的核心特征

资料来源：Baucom et al.，2006.

另一个最近才出现的新疗法，情绪中心的夫妻治疗（emotionally focused couple therapy，EFCT）起源于依恋理论（Johnson，2009）。在整本书中我们都看到，能与自己的伴侣形成安全依恋的人在亲密关系中更为满足和舒心，EFCT通过增进伴侣的依恋安全努力改善亲密关系。正如行为学的方法，EFCT试图重新建立夫妻交往的理想模式，但它关注的重点是伴侣们在试图满足依恋需要时体验到的情绪。EFCT认为人们需要情绪安全，并会向他们的配偶寻求情绪安全，但如果伴侣一方不能有效地得到保证和接纳，并且伴侣另一方以负面方式反应，沮丧和苦恼就应运而生。最普通的现象是，想要得到更多注意和关爱的伴侣却以一种看似挑剔和责备别人的方式来索求，伴侣另一方的反应当然是躲避得越远越好。伴侣双方都得不到安慰，也没有人幸福，并且这种可憎的索求和退避循环可能会不断加剧。

EFCT试图识别出这类情感沟通适应不良的循环，并代之以重新建构的交往，从而使伴侣们能感到安心、爱恋，彼此能安全地交往。EFCT包括三个阶段（Johnson，2004）。在第一个阶段，要识别出沟通中存在问题的冲突模式，鼓励夫妻们把自己视为团结在一起与共同敌人战斗的合作者；治疗师还帮助夫妻们探察没有得到满足的接纳和安全需要，正是它们激起了夫妻冲突。在第二个阶段，伴侣们开始建立有建设性的交往新模式，承认对方的需要并提供更多的保证和安慰。最后，在第三个阶段，伴侣们排演和加强他们对彼此的应答性，依靠新建立的安全感无畏地寻找解决老问题的新方法。整个过程包括9个步骤，见表14.3，一共包括10~12个治疗期。

EFCT治疗的重点是夫妻们当前的交往，但仍鼓励伴侣们思考各自的需要对共同关系结果的影响，所以EFCT要同时考察造成婚姻功能不良的个体和互动根源。对于较为苦恼的夫妻，EFCT非常有效，在治疗完成时70%的夫妻克服了他们的不满（Johnson，2004）。

表14.3　情绪中心的夫妻治疗的特定步骤

资料来源：Johnson，2004.

顿悟导向的治疗

最后一种治疗方法来自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传统，弗洛伊德认为人们常常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背负着过去关系中留下的无意识伤害和创伤，这会加重和玷污他们当前的伴侣关系（见专栏14.3）。有许多干预方法寻求提高伴侣们对这些问题“包袱”的洞察能力（如，Scharff & de Varela，2005），但这种方法的典型例子是斯奈德（Snyder，2002）的顿悟导向的夫妻治疗（insight-oriented couple therapy，IOCT）。IOCT比上述治疗方法更强调个体的易受伤害性（见表14.2）；它努力帮助人们理解他们在过去的关系中建立的个人习惯和臆断，怎样制造出他们与当前伴侣的麻烦。因此，它比其他治疗方法也要更全面地考察已往的事件；IOCT假定婚姻不满的起源通常在于夫妻们在以前的关系中遭逢的困难。

IOCT的主要工具是情感重构，通过这一过程夫妇能重新想象或重新经历过去的亲密关系，从而努力辨别已往伴侣冲突中的主要情感和应对风格（Snyder & Schneider，2002）。治疗师指导个体通过严密地检视他/她自己的关系历史，非常细心地注意任何人际伤害的模式。治疗师帮助个体理解过去的关系和他/她现在问题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来自情感性重构的顿悟有助于伴侣们对另一方的行为采取更仁慈的判断。夫妻任何一方都更加可能意识到他/她的易受伤害性，共同表达出的恐惧以及建立伴侣之间同理心的需要。治疗师也有可能把夫妻双方都描述成竭尽全力修复关系的典范，考虑到个人的历史，所以责备和刻薄之词也减少了。那么，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知识就是力量，夫妻们逐渐建构起新的、更有奖赏价值的交往模式，从而可以避免过去的陷阱。

所有这些通常需要15~20次治疗期。正如情绪中心的治疗和行为治疗方法，ICOT对大部分夫妻都有帮助，至少有一项研究（Snyder et al.，1991）表现出显著的维持效果，在四年之后夫妻们的适应比BCT更好。

婚姻治疗的共同特征

此外还有各种其他婚姻治疗方法（见Harway，2005），但我们重点关注的只有行为的方法（BCT），EFCT和IOCT，因为谨慎的研究表明他们适用于大多数夫妻（Baucom et al.，2006）。大部分严肃地参加上述三种治疗的人在此后的境况都变得更好，并且（据粗略的估算）约有三分之二的人不再对他们的婚姻不满（Snyder et al.，2006）。但谁也不能担保治疗的效果，治疗的成功可能取决于个体参与治疗的诚意、努力程度以及具体过程。但婚姻治疗有助于大部分的夫妻。如果你希望修复举步维艰的亲密关系，治疗是可行的。

那么，这些治疗方法哪一个适合你呢？多年以来，这个问题在职业治疗师之间引起了许多竞争和不时的争吵，但我们可以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答案：选择最吸引你的治疗和治疗师。这并非是无聊的建议。在你读到这最后几页时，你感到最有趣的治疗就很可能是适用于你的最好的治疗，这样说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尽管婚姻治疗的名称和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它们都有某些共同点，这可能就是它们都能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Wampold，2007）。每种治疗都对伴侣关系遭遇困难的原因提供了合理的解释，都为怎样克服这类困难提供了充满希望的新观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每种治疗都提供了改变这些苦恼交往模式的新方法，都促使夫妻们表现出更有效、更理想的行为。虽然每种治疗对这些目标的追求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但它们都注重培养夫妻们彼此间更有建设性的联系和更令人满足的交往模式。所以，这些不同的婚姻治疗方法都有着相同的核心成分，使得它们本质上更为相似。

其次，有鉴于此，你选择的治疗师可能和你选择的治疗方法一样重要。如果夫妻双方都尊重和信任他们的治疗师，治疗就更有可能成功（Summers & Barber，2003），所以你应该寻找一位看起来既可靠又令人信服的杰出治疗师。如果你认为某种治疗方法有道理，而治疗师又支持这种方法，那么这位治疗师与那些使用你不太信服的方法的治疗师相比显得更专业、更权威。

最后，吸引你的治疗方法更可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改变，这种乐观的态度非常有影响力（Snyder et al.，2006）。积极的期望使得治疗效果更加明显。与那些对治疗结果悲观的人相比，相信自己的努力肯定能带来疗效的夫妻会更认真地配合治疗，保持更高亢的精神状态，这都会增加治疗成功的几率。

同样，如果你和某些人一样认为“好姻缘天注定”和“伴侣无法改变”，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这些观点的危险性。在第4章我们曾讨论过诸如此类的起着反作用的关系信念，我希望你现在对这类信念缺点的认识应该更清楚。当婚姻出现问题时，持有这类信念的人不太可能寻求治疗，即使他们真的进行治疗，实行起来也往往心不在焉。结果是，他们的境况不太可能得到改善。所谓“牵马到河易，强马饮水难。”

的确，这句古老的俗语道出了所有婚姻治疗的最后一个共同点：人们都没有充分地利用婚姻治疗。大多数离婚的人根本就没有咨询过婚姻治疗师，极少数寻求治疗的人通常要等到他们的问题非常严重时才来寻求帮助（Doss et al.，2004）。男性尤其如此，不太可能像女性那样积极寻求婚姻治疗；他们对发生的婚姻问题反应迟钝，不太可能相信治疗的效果，在有必要治疗时更是迟疑不决（Doss et al.，2003）。考虑到婚姻治疗的有效性，这一点很遗憾。我希望，既然你已经知道在婚姻治疗上付出金钱会物有所值，如果需要你会毫不迟疑地联系治疗师。

通常治疗的时机也值得考虑。越早处理婚姻问题，就越容易解决。夫妻们的痛苦越深，就越难逆转（Snyder et al.，1993）。为什么还要坐失良机？考虑这样一种可能的结果：治疗并不总是能起作用，一旦治疗师理解了夫妻们的问题，治疗师也有可能劝告双方解除婚姻关系。但如果婚姻真到了这一步，许多令人迷茫的不确定性和痛苦都可以避免。另一方面，如果亲密关系有挽救的可能，治疗有帮助作用，那么越早得到治疗，伴侣遭逢的苦恼就越少，就越能重新恢复健康的伴侣关系。不管何种情况，亲密伴侣坐视他们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困难而不处理都会后患无穷。

结语

那么，整体来看，正如汽车一样，预防性维持能维系亲密关系以免破裂，出现问题时也能修复。这个类比很恰当（这也是用汽车来比喻亲密关系的原因），但必须指出这个类比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误导：不管你如何细心地呵护你的汽车，迟早会用坏而必须更换，但亲密关系却根本未必会如此。当然，有些人会经常更换他们的爱人，就如同更换汽车一样追求更新潮、更浮华的款式（Campbell & Foster，2002），但本书的大部分读者都希望他们最终能与某个特定的伴侣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能让他们一辈子都心满意足。

我们能做到这一点。我希望，在你学习完亲密关系的现代科学之后，你更能训练有素地创造、理解和管理成功、幸福、持久和有奖赏价值的亲密关系。我还希望，你能明智地选择伴侣，并且能细心周到地呵护和保养你的伴侣关系，从而建立并维持永远让你满足的亲密关系。毕竟，有些亲密关系非常成功。当研究者要求100对婚龄持续了45年的满意夫妻解释他们成功的原因时（Lauer et al.，1990），他们的回答是：

● 他们珍视婚姻，并认为婚姻是长期的承诺和忠诚；

● 幽默感非常有益于婚姻；

● 他们非常相似，在大部分事情上都能达成一致意见；

● 他们真正地喜欢自己的配偶，喜欢与配偶共度美好时光。

我们希望你的婚姻也能这样。

请你思考

当露西读到本书结尾部分时，她决定要与丈夫谈谈自己对他以及婚姻生活每况愈下的不满。他们订婚时丈夫可是体贴周到、魅力四射，但她最近觉得丈夫不再设法取悦自己，所以感到孤独和受伤。她认为自己不断地调整以顺应丈夫，但丈夫却很少做什么来取悦自己。丈夫从来不关心她每天过得怎样。这虽是小事，却令她烦忧，这种行为表明了丈夫的自我迷恋和缺乏关爱。然而，当露西建议一起去寻求婚姻治疗时，丈夫坚决地拒绝了。所以，她决定自己独自前往；她找到了美国婚姻和家庭治疗学会的网址：www.aamft.org，发现了一位治疗师，并约好了单独见面。

你认为露西和她丈夫的未来怎样？为什么？

[1] 需要时请参考第6章213页。

[2] 这里说明自控在亲密关系中的另一个好处：自控表明我们在乎。通过改变伴侣其实很少能改善我们的亲密关系（这样做只能惹恼他们），当我们改变我们自己时，我们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当伴侣意识到我们在努力表现得更好时（比如，试图更清晰地沟通，更理性地管理冲突等）往往会感到高兴，而如果我们成功地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控制，他们会更为满意（Hira & Overall，2011）。如果伴侣双方都这样做，请想想带来的好处。

[3] Wikipedia，一部基于互联网、内容开放的全球多语言百科全书，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百科全书。其网址为http://www.wikipedia.org——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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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亲密关系》是“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一员，自出版以来就深受读者的喜爱。本书是根据2012年出版的Intimate Relationships第6版翻译而成。与老版本相比，新版本的体系更全面完整，论述更严密精练，涉及的亲密关系领域更为丰富多样。它密切地关注了时代进步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探讨了很多新现象和新问题，同时增补了大量最新的参考文献（713篇）。

第6版较之第5版有许多变化，作者现在只有罗兰·米勒教授一个人，但新版本的更新反而更加细致和严谨了。首先，更正了第5版的一些错误，如第120页的图4.4，最下面的两个方框位置放错，第6版已经换过来了。英文第5版还有一些笔误，第6版亦已更正。有些观点被后来的研究结果推翻了，作者都及时进行了更新，还增删了一些专栏、图表和段落，使得全书更加连贯通顺。另外第5版有些术语的翻译前后不一致，在新版都统一了。比如self-serving bias，统译为“自我服务偏差”；principle of lesser interest，统译为“较小利益原则”；empathy统译为“同理心”。此外，许多热心读者给我来信，指出了第5版中的一些错别字，新版都进行了更正。所谓“好书都是读者造成的”，此言不虚也。

我自2014年2月担纲《亲密关系》的翻译工作以来，几个月的笔耕不辍，终于修成正果。翻译期间始终不敢忘记新曲线刘力老总“信、达、雅”的嘱托，对每个句子、片语和单词都斟酌寻味，未尝懈怠。在第5章曾出现“blirtatiousness”这个单词，我翻了朗文又翻牛津，再翻Webster英英词典，在网上查了百度词典和金山词典都没有查到，最后利用谷歌搜索才知道这个单词出自一篇研究报告，原来这是心理学家自己造的词！再看另一个本书的核心词汇：commitment，这个词至少有2个释义是与亲密关系密切相关的：（1）the trait of sincere and steadfast fixity of purpose，指人们为达成目标而表现出的坚持和执着的心理特质，偏重状态，故应译为“忠诚”；（2）the act of binding yourself (intellectually or emotionally) to a course of action，指人们在道义和情感上对某项活动的投入或许诺，偏重动作，故应译为“投入”或“承诺”。所以，这个词的翻译根据上下文，仔细甄别其所指，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译法。此外，对心理学专业名字的翻译，经典教材已经有规范名称的从经典教材；经典教材里未出现的，则根据百度搜索选择使用最普遍的名称，百度里搜索不到的，则从港台的翻译。实在找不到准确译称的，则询问师长同学。译者理解不了或者有困惑的地方，我给作者罗兰·米勒教授写了许多封电子邮件请教，米勒教授都在第一时间给我解答。

一本好书的问世，离不开无数人的努力。正是每个人点点滴滴、认真细致的努力，本书才得以如期出版。感谢英文丛书的主编津巴多教授，没有大师的统筹这套丛书不可能诞生；感谢此书第一版的4位作者，为我们带来这么一部严谨的关系著作；感谢作者米勒教授为新版所做的细致而繁琐的修订工作；感谢本套《社会心理学精品译丛》的主编彭凯平的指导与帮助，同时审阅了本书；感谢第3版的三位译者，他们为我提供了范本和参考，设定了较高的翻译标准；感谢2010年那个孜孜不倦翻译本书第5版的我；感谢张敏参与新版的翻译与编辑工作；感谢麦格劳-希尔公司范颖和王维对我翻译工作的支持；感谢装帧、排版设计人员陶建胜、孙东婷和冯跃的付出，他们是幕后英雄；感谢……

《亲密关系》是关于友谊和爱情的严谨学术著作，读者群基本为大学生和人际关系的研究者。但本书写作风格简明易懂，并结合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所以也适合所有对爱情和友谊感兴趣的朋友。其对亲密关系的严谨论述和科学结论，与我们在电视节目、报章杂志等大众媒体所获取的或许并不一样。看看下列数据，本书的写作风格一露无遗：

《亲密关系》的内容结构

注意：文献数、主题数和人名数分别是根据英文原版附录的参考文献、主题索引和人名索引统计的，中文版从略。

我希望本书的读者能以认真严谨的态度学习本书，而不要象阅读小说那样一目十行、浮光掠影。这本书值得我们像中学学习数理化一样好好钻研，本书也是美国许多大学人际关系课程的标准教材。由于本书体系庞大，涵盖的专业术语和关键概念非常多，因篇幅有限所以对很多关键术语往往一笔带过，即使你是心理学专业的学生也未必全部了解这些主题。所以你要善于利用专业工具进一步了解这些关键术语和概念，比如心理学词典、各种网络搜索引擎。例如书中提到“曝光效应”、“柯立芝效应”和“社会情绪选择理论”，利用百度百科词条，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了解这些概念，从而充分透彻地理解它们。最后，在学习本书的过程中要注意运用，除了结合你自己亲密关系的实践来理解各种理论、模型和研究结果之外，书中列举的量表多达17个，这些量表是测量我们人际特点的科学工具，希望你能善加利用。此外，每一章最后的“请你思考”为你提供了经典的案例，希望你能利用相应章节的知识，好好思考这些案例，最好能写篇小论文阐述你的看法。

可以说自从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爱”的追求。但正如丛书的主编彭凯平教授所言，“心理学家在过去30年关于情感和关系的研究中所收集的数据和进行的科学论证，可能已经超越了我们中国两千年来在关系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和判断。”所以翻开《亲密关系》你不仅会对自己过去的观念感到大吃一惊，而且对爱情关系的科学理解也必将使你获益终生。

如果你是老版本的拥趸，新版本的《亲密关系》定会让你爱不释手；如果你还没有阅读过关于爱情方面的科学著作，《亲密关系》定会让你获益匪浅；如果你正在追求心上人，《亲密关系》会让你了解人际吸引的奥秘和爱情的魔力；如果你正步入婚姻的殿堂，《亲密关系》会让你们的婚姻生活更美满和持久；当然如果你的亲密关系出现问题，《亲密关系》所揭示的真知和教导的方法能使你顺利地走出困境；只要你不是离群索居的现代鲁滨逊，翻开《亲密关系》就必然开卷有益。

《亲密关系》不仅适合对爱情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而且更加适合进行社会心理研究的专家学者。希望你能顺利通读《亲密关系》，不至于因为译者的水平而无法理解原著的立论和精髓，否则译者真要愧对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可以给译者来信：prefrontal@sina.com.cn，我们一起讨论。